宁珍志：以内心的艺术气节向春天问好

宫白云

以内心的艺术气节向春天问好
　　
　　宁珍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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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一六年七八月间俄罗斯的彼得格勒，阿赫玛托娃把茨维塔耶娃写给自己的赞美组诗的手抄件，第一时间放在随身携带的手包里，直到碎为纸屑。利基雅娠柯夫斯卡娅一九五八年从茨维塔耶娃的回忆录《冥间的晚上》读到这个细节，曾当面向阿赫玛托娃求证，阿赫玛托娃雍容得很，即刻答道：“既没有手包也没有纸屑。”作为当年目击者之一的曼德尔施塔姆，其时早已迅疾传递了这朵诗人沙龙的生活花絮。曼德尔施塔姆不会撒谎，不会以此来“诋毁”他心目中敬仰且崇拜已久的诗歌女神。
　　其实，自恋、虚荣，渴望称誉，为了一时的尊严或者所谓高贵偶尔在记忆中掺杂一点谎言，是诗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元素，是诗人内心真实的一部分，是人的完整性生动性的情感模式，并不影响诗人的高质量创作和总体人格，或者还能转化为催生一首好诗亮相于世的上行动力。同理，能够成为经典、优秀的诗歌佳作，也绝非是一马平川的径直表达，必须具有经纬度、坐标系，有平地耸起高山的奇崛，有冷静集聚热烈的爆发，有小溪汇成大河的持久，有瞬间醍醐灌顶的顿悟，有触目痛彻骨髓的深刻，有联想不能自拔的陷入……
　　虽然诗不是答案，不是最后的证明，不是生活的唯一出处；虽然诗是一段心灵史话，是一遍情感经历，是一次精神飞跃。
　　停顿。我们的思绪很快回到春天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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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咏志在《扬子江》一期刊发《诗四首》，是这位步入中年以后诗人的最新思索，着重在人与物之间建立起有机关联，厘清现实生存的多方精神空间。“夜里的柳树”与白天的柳树不一样，如同人的多面性，如同命运的不可捉摸性，生活的假面可窥一斑。《青苹果》在对比中形成了人与人之间某种契合关系的微妙与技巧，心理活动的下意识被诗人立马定格，比喻与暗示发挥出了应有的表现力度。《我梦见的老虎》是社会异化多元的可能性的立体画面，惯性与常态被打破，世界才会耳目一新。《深夜》里有顾城的影子，既是对以往的追索，又是对当下的预报。高咏志近作几乎把内心扩展为全天候的三百六十度，善于从普通的事象中透视出生命的另类面容，注重细节，强化“陌生”，以一种现场发生的视角介入人的内心生活，通篇洋溢出清醒、睿智、精悍、不拘一格的艺术气节，为前行的春天送上柳笛的清新和鸽哨的悠远。
　　柳沄在《扬子江》二期刊发《柳沄的诗》，在《这里》《石拱桥》《杨树林里的花楸树》三首诗中，诗人油然建立起四组哲学关系，即善与恶、生与死、短暂与长久、个别与一般，令读者从生活的表象中参悟到理性凝练提取的精神之光。因为意象取自现实生活的通常人态物语，所以感性的亲近感和接受感恰如水乳交融心领神会。人都有伤口的裂痕，或大或小，或新或旧，柳沄是在用清澈、宽容、洗练的笔触在悄然中弥合这种因多种原因而可能扩大的伤口，并站在历史与民族的高度，给予人性的注释和呈现。柳沄对诗歌词语智能的理解和驾驭，对诗歌内在节奏的领悟和掌控，对诗歌精神内涵的坚守和发掘，是一步一个脚印的扎实践行，的确有着自己的独特发挥和贡献。柳沄的诗，让春天的盛开不都是肤浅的颜色。
　　王鸣久在《诗刊》二月号上半月刊发《苍耳垂风》组诗四首，再次让我们置身于磅礴浩瀚的氛围之内，领略诗人的火热情怀和至善至美的博大境界。《幸亏雪是白的》的生命对比，让皑皑白雪成为时代的唯一背景和舞台，所有存在的表演，自然会露出“庐山真面目”。雪是社会正义、道德、良心、尊严的物化，“幸亏雪是白的”，否则世界会沦为何等惨状？诗人言外之意令人不寒而栗。《万物环绕》也是一种对比，以自然界的“静”来衬托世界的喧嚣人心的叵测欲望的蠢蠢欲动，试图回到婴儿之初重新打量认知周边，从“性本善”再度开始。《水书无痕》则是一篇山水文字，景物成为生命律动存活的对应体，诗人竭力在缩小人与自然愈演愈烈的矛盾，思慕并塑造物我同生息、天人合一脉的精神世界。在《老土老宅》中，与其说老杏树、老水井认识我，莫如说我认识老杏树、老水井更为贴切准确。肉体在老土老宅滞留，精神却在别处，难以还乡，现代人生生不息的疼痛感跃然纸上。王鸣久的诗，向来以黄钟大吕的气魄高扬理想主义大旗，乘李白之风，造洛夫之势，在古典与现代的平衡中不改初衷，形成自己。王鸣久的诗，是春天里的一声声响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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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其他艺术形式相比，诗歌创作几乎更没有规律可循，和“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一样，每首诗的出现应该都代表着诗人的新角度新高度，抑或是表现方式的新构成。诗歌的“新”甚至比太阳的“新”还要新。一旦有谁说找到了诗歌创作的某种规律性的东西，那么我会说他一定是身陷停滞不前或是周而复始的“圆圈”创作活动之中——假如这也算创作的话。每个人、每首诗的创作不尽相同，只有不同点才有艺术点，哪怕于诗的构思与最后的完成阶段。
　　一九七三年托马斯礠朗斯特罗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过一段话，相信不是他一个人的经验。“有些诗作是在很短时间内完成的，几乎好像是下意识地写下来的；也有些诗作是在长时间的并且颇费周折的过程中写下来的；还有些诗作从来没完成而只是小题大作的尝试；但也很难知道人们说的写作到底是什么，因为写作可以在一个人的内心里一直进行着，并不需要落实在纸上才算。”
　　我省诗人创作，包含在大师所言说的形态之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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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白云在《诗选刊》三期刊发的七首诗，不仅是她个人的高端性作品，而且还能代表本季度我省诗歌创作的新水准。我曾对宫白云诗歌有过评述，也许是聚焦她的理性精神而忽略了她的感性状态，进而对她“语言的实践与冒险”表达估计不足。这七首诗让我刮目相看，“仿佛是在用尖刺刺着麻木的神经让感觉苏醒，把一切人性的东西：爱、恨、悲、欢、生、死、痛苦、欲望与希望等复苏，真正地深入自身或进入本质……”诗人舍弃圆滑选择陡峭，舍弃平面选择棱角，让语言直抵心灵而不丢失真实和“诗意”，富有弹性的语言结构拓出诗歌表现的另方天地。像《茗香会》里的“敞开的门，一半遮着旧时的他/一半遮着旧时的你”，像《小吉同学》里的“小吉握着我的手/仿佛树枝握着白雪”，像《盲点》里的“睫毛错误地变白”，像《光》里的“世界太黑，我看不到你”，像《无限意》里的“有些不朽，只适合语言/有些纪念，只适合自己”，像《嗨，亲爱的》里的“镜子与人各安天命”，像《挪威的森林》里的“贫瘠的土壤不会滋生猛虎和豹子”……如此透明、灵动、质感而歧义的句子，在春天里与我相遇，久违了！谢谢了！
　　李轻松在《文学港》一期、《诗歌月刊》三期、《星星》三期刊发组诗《自传》《疑似梵高》《收割者》二十三首，而这三组诗竟然没有一首重复，凸显诗人的谨严和对刊物、编辑的尊重。《自传》有童年视角和自然重心，有青春躁动和内心焦灼，童真、幻想、疑虑、悲悯、痛苦交织叠加，诗人凭藉往事记忆蔓延为内心的河流，让生命的现象与本质携手而行，构建着一座自己精神成长的私家花园。《疑似梵高》带有鲜明的寓言和童话味道，狐狸、魔鬼、梵高、患者同台竞技，荒诞与遐想交会，现实与梦呓杂糅，对时下世风人性的混淆、倾轧、无序和纷乱不仅仅是绝妙的讽刺，更是鞭辟入里的批判。《收割者》在人称“你我他（她）”的不断转换中进行着锋线博弈，外延的其实是几类人，几类人的现实生态——内心的景象与精神的恐惧感。诗人在这组诗中加强了议论，她在为这类人命名画像，为这个特定时代留下“人”的生存标本。李轻松的诗，正在从她的青春系列、山河系列、故土系列走出来，进行着目前的社会系列、人物系列创作，这是她创作的深化与改变，春天毕竟能唤醒一些还在沉睡的精神与物质。
　　宋晓杰在《人民文学》二期刊发组诗《私人信件》九首，在《星星》三期刊发组诗《慢板》五首，是诗人近期丰收的又一批成果。看似漫不经心的几幅现实生活素描，实则是几种生命形态在特定环境的灵魂演变过程。《私人信件》所表述的，是平实幕后的深刻，它们矛盾着，又同一着；它们失落着，又拥有着……无论是对人物、场景的落笔，还是对静物、现象的着墨，诗人都冠以一气呵成的情绪衔接，并不时让“我”插入情境，来增添诗的主观表现的艺术职能。而《慢板》所渗透出来的理性光泽更是把女性诗歌创作带进了一个新的层面，有着或针尖或麦芒的锋利，有着或铁器或石板的坚硬……语句顺势而下，就像与人倾谈；思想喷薄而出，就像太阳当头。宋晓杰诗的特点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是她已从一事一物一景的小角度跳将开来，绝不局限从这个小角度阐释哲理，而是能够把握全局，写场面，写群体，写大事件，写抽象的概念，并注意到了心灵感应的融洽度与精神观照的饱满度。二是她诗歌意义的非直观性，即组合性，她尽量避免每首诗的单一主题，充分营造每首诗的情感曲线，最大限度地扇形辐射，呈多义，朝人或事物丰富性复杂性的原点厉兵秣马，在播种口语的同时播种精确、豁达。
　　王妍丁在《中国诗歌》二期刊发《王妍丁的诗》八首，终于让我们在疲于奔命的灵与肉的匆忙中感受了些许宁静与安康，就像是节假日去了一趟沈北的七星湿地公园。心灵悸动的瞬间变化景致被诗人捕捉，并以一种柔肠温情给我们赖以生存的世界镀上了暖色的纯净。诗人的内心像是由幸福和憧憬的染色体合成的海洋，词语意象一旦经过这里，都会沾满鲜活生动的水分，滋润并感化着读者的神经系统。《你若来，我便等》的痴情，《如果你爱这个世界》的悲悯，《我相信世间还有一个你》的坚定……在爱与被爱的旋律中，诗人袒露真诚、祥和、美好，过滤着人世间的悲苦愁伤疼痛，以向阳的一面感怀镜像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人性。王妍丁的最大意义在于：诗既然能波涛汹涌，当然也能含情脉脉。此时的窗外，春雨潇潇。
　　林雪在《中国作家》一期刊发组诗《说出那更早的》八首，地域和心灵接壤而生发的意绪情境让词语们有了更多信念、怜悯和敬畏的担当，诗人的穿越能力空前，艺术化的现实便分外地惊魂掠魄，彰显出生命的负重感与向心力。林雪在《中国诗人》二期刊发的组诗《地远天高》十首，附有诗人自己的随笔《在一首诗中安顿了自己》和芦苇岸、李秀文的《在伟大的空白处精研事物的本质》《诗含画意画满诗情》两篇精当评论，它们为读者更为到位的品鉴肯定有引领作用。于当下阅读，是接受富丽的春光普照。
　　微雨含烟在《芒种》一期刊发组诗《镜中》六首（《诗选刊》三期转载），在《诗选刊》一期刊发组诗《或许会有第二日》八首，在《延河》一期下半月版刊发组诗《如影随形》七首，在《诗林》二期刊发组诗《休憩之所》八首，在《山东文学》三期上半月版刊发组诗《如影随形》另外的新七首……如此众多的发表量，微雨含烟的诗挤窄了春天，又扩大了春天，我们便在春天的韵致里聆听诗人的心声。微雨含烟的创作充满了“双面性”，写亲情、写景物、写自己的“近距离”，往往“从个别到一般”，进而抽象出人与事的生命本质；写情绪、写状态、写自己的“意识流”，又往往“从一般到个别”，把概念、陌生的精神流向具象化。更多的时刻，微雨含烟的诗是“无表情创作”，诗人把道德情绪思想主旨隐藏得很深，词语意象的“中性化”程度非常高，心游万仞，四通八达，每个角度都有辟入的可能，这与世界范围内的诗歌发展有同步性。诚然，作为微雨含烟笔下的词语们，可能会多少有点想法：一是过于匆忙急促补位，二是常常收敛自己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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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鹰之在《绿风》一期的《影子》三首，贺颖在《诗刊》一期下半月《美好的汉字之内》两首，玉上烟在《海燕》二期的《玉上烟诗四首》，胡世远在《岁月》二期的《赤脚走往事》组诗，娜仁琪琪格、侯明辉、李晓泉在《绿风》二期的《流水、音乐或风起》《诗行里的幸福天堂》《窗外的树都在歌唱》等诗，韩春燕、星汉在《鸭绿江》三期的组诗《在矢车菊蓝色的光芒里》《为自己做一把椅子》，张昌军、王文军、李皓、任萍、万一波在《中国诗人》二期的《痉挛，也许是脚印》《孤独与喧嚣》《百感交集》《一场大雪的内涵与外延》《父母之河》等组诗，都是春天此起彼伏的歌声。
　　《诗选刊》二期推出“中国女诗人”专号，黑眼睛、李见心、倩儿宝贝入选；《诗歌月刊》三期推出“女诗人作品”专号，玉上烟、宫白云、宋晓杰、李轻松、苏兰朵、娜仁琪琪格、黑眼睛、李见心入选；《诗潮》一期开辟“辽西诗人小辑”，高咏志、李见心、菁菁、韩春燕、雷子、离原、王文军、杨庆华等都献出自己的上乘之作，辽西的春天来之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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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茨维塔耶娃说过，“任何一个诗人在本质上都是一个流亡者、异乡人，因为诗人总是要用自己最熟悉的词干一些最陌生的活儿。”因此怎样调遣使用词语肯定对诗创作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巴西世界杯让体育竞赛的狂热与激情又有了新的观赏点，无论怎样约束和控制自己，进攻的队员还是屡屡“越位”不止，这当然有违足球比赛规则。但是，需要倡导诗歌写作过程词语们的勇敢“越位”，超越本位赢新位，拓展一义成多义，名词动词化，虚词实有化，冷却白热化，外在內蓄化（也是“四化”），暗示、转喻、复指的空间任意放大，思想的翅膀才能自由驰骋。否则，以此熟悉表现彼熟悉，个人词语的占有量毕竟有限，况且有着“各就各位”的心理惯性，即使三百六十度往复翻转，也只能是无限循环，新不了意，出不了境，耸不起精神大潮，就很难成为“诗”。一首好诗，真的就是词语的“意外”表现，“节外生枝”，或许才是诗歌艺术对词语的执著要求。
　　不久前在华东师范大学的讲堂上，李泽厚先生与师生们交流座谈，是名副其实的深入浅出。先生的一句话让我感触颇深，他说哲学不仅要构建精神体系，也要回到生活中去。我以为这同样适用于诗歌创作，因为诗歌创作很长一段时间脱离着生活，纸上谈诗的日子继续复继续，如果让日子检验，诗如同纸而毫无生命印迹，尽管如此的“长短句”也有代表人物的影响力，而且很有遮蔽性。但是，它们绝不是中国诗歌的发展方向，感性永远是东方民族衡量诗歌优劣的重要标准。按我的理解，生活应该包括日常生活、心理生活、审美生活三个方面，而生活贡献的不仅是活水资质材料，还有难以穷尽的爱，这与诗人的创作动机不谋而合。诗可以怨，可以恨；诗可以悲，可以愤，然而怨恨的终点一定是爱，悲愤的终点一定是爱。诗人表现怨恨表现悲愤，也一定是为了更好地爱，为了更多地爱……
　　我的目光在诗人作品的字里行间穿梭徘徊流连不已。忽然之间，文字们倾巢而出，纷纷赤橙黄绿青蓝紫，摇身一变，成为朵朵鲜妍美丽的花环，涌向时间深处，装点人类精神历史……这个春天，该有多好！
　　2014年6月25日于沈阳北陵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e467030102uw4k.html

西沈

任何一个诗人在本质上都是一个流亡者、异乡人，因为诗人总是要用自己最熟悉的词干一些最陌生的活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