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如：网络场域中的新世纪诗歌动向观察

林畅野

被毒舌撬开的暗道

                                                   ——网络场域中的新世纪诗歌动向观察





[摘要] 互联网的出现及其所孕育和催生的网络诗歌话语革命引发了新世纪之初汉语诗歌写作态势与格局的变化，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一个现象是民间诗歌话语活力的高涨和低贱化诗歌写作趋势的加强。这一动向在网络诗歌流派“下半身”、“垃圾派”和“低诗歌”的写作观念和实践上表现明显。低贱化写作在相当程度上复苏了20世纪汉语诗歌中的“低诗歌”传统，同时也成为观察新世纪时代精神与艺术法则的一个缩微标本。

[关键词] 新世纪；网络诗歌；低贱化写作



当世纪之交多数中国人都沉湎于千年春梦的时候，原本早已淡出了公众视野的当代诗歌也开始发生某种脱胎换骨的变化。然而，新世纪之初的汉语诗歌写作非但没有从时代的精神讹诈中提取到自我拯救和自我超升的力量，相反，它转而挑战传统美学禁忌，作恶多端，诅咒成癖，消费垃圾并生产垃圾，从而使得自身逐渐变成了一种用诗歌来作贱诗歌的、自掘祖坟似的“反诗歌”写作，因而也不妨称之为诗歌史终结以后的“后诗歌”写作。

这一切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状况的恶化和诗歌评价标准的紊乱有关，更与互联网的出现和它所孕育、所催生的网络诗歌话语革命浪潮有关。网络的出现，启动了诗歌写作基于话语平权模式上的话语解禁和想象力解禁的进程，置换了新世纪诗歌的写作语境，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它带来了民间诗歌话语活力的高涨和低贱化写作趋势的强化。而且，人们还看到，新世纪网络诗歌的话语革命在其最初阶段总是带有相当程度的诗学报复性质，它旨在通过一种釜底抽薪式的“反诗歌”行动来终结一切形式的诗歌“做派”，进而为开辟一个“无禁区、无原则、无秩序、无终极”的新型的平民诗歌场域铺平道路。

来自诗歌写作现场的事实表明，网络的出现已经为新世纪诗歌开辟出了一个别具诱惑力和无限创生可能的活动空间。有资料显示，自1999年国内第一家中文诗歌网站“界限”创办以来，各种专业性的中文诗歌网站、论坛、专栏（包括个人“博客”）开始雨后春笋般地被创建起来，迄今为止，其数量已远远超过1000家[①]。在网络诗歌空间中，诗歌论坛因为开放、便捷、直观等特点而获得了超常规的发展，成为网络诗歌的第一现场。不过，热闹归热闹，风骚归风骚，真正能够重置写作资源、引领时代创新诗潮的，却是那些敢于冒险实验、不断突破写作禁区的风格型论坛，它们主要包括诗江湖、北京评论、低诗歌、垃圾运动、反饰时代、民间说唱、病态主义等。这些论坛所发表的诗歌作品——从题材到主题，从诗意到意象，从话语主体立场到话语方式，一开始就表现出抢眼的低贱化特征。一时间，中国诗人们竟集群性地“引体向下”，挟持着一种叫“诗歌”的东西肆意崇低、纵欲、犯贱、恶搞、渎神……就现有的情形看，这种滥觞于网络的低贱化写作似乎还只是一个开端，其大有席卷整个诗坛并陷诗歌本质主义于万劫不复之势。

不少人注意到了新世纪汉语诗歌的最新走向。对于在网络诗坛形成的低贱化写作浪潮，批评家张嘉谚将之命名为“中国低诗潮”，并认为，作为“中国低诗潮”推动力量的“低诗歌运动”，当是预期中的中华文化复兴背景下的当代话语革命的第一阶段。“中国低诗潮”应运而生，在其所推动的新世纪诗歌话语革命的狂潮中，有三个诗歌流派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领潮作用，他们分别是“下本身”、“垃圾派”和“低诗歌”。



一



“下本身”，顾名思义，是指人的下体、下半部分。受思维惯性的诱导，人们很容易由这个词定向联想到生殖器和性事。当然，对“下半身”诗人而言，专注于性和性体验表达，本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尹丽川这样叙述爱情：“你说今晚，让我呆在里面／多么舒服。它就该呆在你里面／它就是你的…／你叹口气说完，打起了呼噜／我整夜失眠。它在我体内／它不是我的。我多了个东西／我感到我多了个东西／我想到我多了个东西／只有这个东西…／我在清晨／叹了口气。你抽出你的东西／你拿走我多余的东西…／你不再回来。我的完整／被多余破坏。少了一件东西…／我的肉体，空出一块荒／尽管这不是我的东西／它也不再是你的东西／尽管你继续使用着它…／带着我的气味和温度…／孤零零地垂着，你又有什么办法…／你煞费苦心地安置／比如一个名叫妻子的洞／比如若干名叫小姐的洞／还有你的手指，以及未来情妇的嘴唇…／那也没什么用了…对你／它终归成了一件多余的事物…／失眠的夜，我已偷走它的体积／却没能留住它的重量。此后／我空空荡荡，直到老去”（《爱情故事》）。毋庸置疑，“性”正是“下半身”诗歌最能吸引公众眼球的地方。对此，沈浩波并不隐讳，他宣称：“我们亮出了自己的下半身，男的亮出了自己的把柄，女的亮出了自己的漏洞”[②]。有意思的是，作为诗歌流派的“下半身”，它的命名却十分偶然——据说是在一群同仁冥思苦想之时由朵渔“脱口而出”。2000年7月，民刊《下半身》在北京创刊，2001年1月，《下半身》出版了第2期。从早期的沈浩波、尹丽川、朵渔、李红旗、巫昂、马非、南人、盛兴、李师江、轩辕轼轲、颜峻等，到后来的魏风华、口猪、春树、金轲、而戈、李东泽、紧张上房、王有尾、心地荒凉、大腿等，“下半身”写作经历了一个扩张演化的过程，其班底逐渐从北京师范大学扩展到整个民间诗坛。随着2000年“诗江湖”网站、论坛的开通，“下半身”写作更是如日中天。目前，它已成为网络诗坛人气最旺、衍生性最强的论坛型诗歌流派之一。

诚然，“性器”和“性事”在“下半身”诗人那里具有基本的身份标识意义，但如果因此断定“下半身”写作的宗旨仅仅只是局限在“性趣”娱乐上面，那就大错特错了。在它的发起者沈浩波们看来，“强调下半身写作的意义，首先意味着对于诗歌写作中上半身因素的清除”，为此，诗人就应当“义无反顾地在文化的背面呆着，永远当一个反面角色”。换句话说，一个自觉的“下半身”写作者，他的文本总是或多或少地隐含着某种文化反抗功能。如果明白这个道理，那么，对于诸如“在刑场上／我要求法警／对着我的下体开枪／因为／那是我的大脑”（大腿《对着我的下体开枪》）之类的诗句，人们就不至于轻易怀疑它的反讽意向。同样，如果考虑到中国文学中“性话语”长期遭禁的历史事实，同时也考虑到“性是人的一种具有政治内涵的状况”[③]，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下半身”写作中最具争议性的那些范型文本，客观上都可以转化为颠覆话语禁忌和宏大叙事的有力武器。当然，除此之外，“下半身”写作也致力于自身美学品质的塑造，这种美学品质被沈浩波解释为“贴肉的”、“在场的”身体写作，它“真实、具体、可把握、有意思、野蛮、性感、无遮拦”，里面包含了三种“趋向性的东西”：一是“形而下”，“下半身的‘下’就落在‘形而下’的‘下’上”；二是“在场”，“就是你写作的时候‘身体’在不在场，你的诗是不是有‘身体’的”；三是语言本身也有一个非常直接和清晰的“下半身”状态[④]。概括起来说，“下半身”写作的美学风貌大致可以归结为肉感叙事和口语叙事。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下半身”诗人都倾向于将身体肢解成身心分离、各部分独立行事的欲望零部件，其落实到写作实际中的最终结果往往给人以某种轻薄或淫乐的印象。也就是说，有相当一部分“下半身”诗歌已经降低到了“黄段子”和“色情诗”的水准。这一现象恰好印证了詹姆逊的担忧，即：性或肉身固然可以作为抵制宏大叙事的符号，但当其被毫无节制地运用于快感叙事的时候，则很容易沦落为休闲商品。正是出于对“下半身”写作“帮闲”作用和自鸣得意的享乐主义的警惕，一些不无偏激的诗人才发起了更为彻底的“垃圾派”写作运动。



二



“垃圾派”诞生于2003年3月15日。这一天，诗人皮旦借“老头子”之名，在稍早就已运行的《北京评论》诗歌论坛上明确提出了“垃圾派”的概念。出入于该论坛的“垃圾派”诗人，其构成极为复杂，可谓三教九流、泥沙俱下，“垃圾派”的成长也因此显得起伏不定，离合无常。例如，2004年6月，部分“垃圾派”诗人曾一度宣布退出“垃圾派”，新辟“垃圾运动”。尽管如此，从总体上看，“垃圾派”却能够紧随网络的扩张而不断分蘖、壮大，一大批诗坛怪杰如皮旦、徐乡愁、管党生、余毒、小月亮、力比多、蓝蝴蝶紫丁香、丁目、典裘沽酒、凡斯、管上等也得以脱颖而出。

“垃圾”这个词，很吊诡，悖谬中隐含着诡辩的成分。除非它被用来形容末流诗人的平庸伪劣之作，或是末流诗人拿他来替自己的平庸伪劣之作做开解，否则，人们很难将它和诗歌连在一起。果真属于这种情形，倒不值得计较。但是，如果说新世纪已经有人将“垃圾写作”视为诗歌写作的本义，那就不再是耸人听闻，而是骇人听闻了。徐乡愁说：“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一个垃圾场，你想掩盖是掩盖不了的。我们就是要大搞诗坛的‘脏’、‘乱’、‘差’，我们就是要把丑陋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我们就是要把你身上的屎尿屁（包括我自己的）抠出来挤出来暴一暴光”[⑤]。皮旦甚至宣称垃圾派是一种哲学，是一种人生观，是一种人生态度。必须承认，汹涌而来的“垃圾派”因为有着系统的强悍的诗学主张和超常的策划水平而在当代诗坛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力量——尽管在某些人看来，这种力量俨然已经构成对诗歌“贞洁的定义”的羞辱。

似乎存心要和一切追求美好和神圣“诗意”的崇高性诗歌写作对着干，“垃圾派”诗人专事于一种“崇低性”的诗歌写作。“崇低”是“垃圾派”诗歌写作的核心宗旨，它具体体现为“向下、非灵、非肉、离合、反常、无体、无用、粗糙、放浪、方死、方生”等一系列写作原则。就实践的层面来看，“垃圾派”“崇低”写作中的“低”，自然首先指向垃圾世界。在“垃圾派”诗人的眼中，“世界就是一座巨大的垃圾场，人就是一个个精密的造粪机”[⑥]。垃圾既然无处不在，那么，在某种意义上，它便可以被视为存在的隐性本质。同时，诗人之所以为垃圾正名，“歌唱”垃圾，还因为垃圾本身有着黄金般的价值：“屎是米的尸体／尿是水的尸体／屁是屎和尿的气体／我们每年都要制造出／／屎90公斤／尿2500泡／屁半个立方／另有眼屎鼻屎耳屎若干／／庄稼一支花／全靠粪当家／别人都用鲜花献给祖国／我奉献屎”（徐乡愁《屎的奉献》）。在这里，诗人为我们还原了人的垃圾本相，暗示出人的垃圾性由人的身体性所决定这个道理。实际上，屎尿屁不过是垃圾的醒目样本，在屎尿屁之外，这个世界更是充斥着其他形形色色的垃圾，包括生活垃圾、建筑垃圾、政治垃圾、精神垃圾、艺术垃圾等物质垃圾和社会垃圾。相应地，诗人们也都能创造性地运用各种垃圾写作手段来呈示世界的垃圾状态，诸如粗诗写作、非诗写作、贱民写作、灌水写作、垃圾行为主义等种种写作试验，极大地丰富了“垃圾派”诗歌的艺术表现形式。

单就写作题材而论，“垃圾派”诗人在开辟当代诗歌写作资源方面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因为有了他们探险性的工作，一个长期被“美文学”传统所屏蔽的混合着腐恶气息和蠢蠢欲动的哀嚎的世界，才得以重见天日。这个世界就是垃圾世界。也许,你要说，这样的世界是边缘的、幽暗的、丑陋的、破碎的、卑贱的，你甚至也可以说它是微不足道的、可耻的，然而，你却不可以说它不存在。不言而喻，“垃圾派”诗歌证实了垃圾世界的存在，它突破禁区，将人们强行带到“虚拟乌托邦”的背面，让习惯了美色的目光穿越地下暗道而看到地狱，看到那里的白痴、癫子、恶棍、骚货、吸毒者、同性恋、人渣、赌徒、泼皮、酒鬼、傻逼、露阴癖、嫖客、妓女、贱人、受虐狂、神经病、夜游神等。无论如何，一群从来就不登大雅之堂的“垃圾人物”，如今却做起了诗歌中的主人，而且，“垃圾派”诗人们显然还没打算要与他们的主人划清界限。这在诗歌史上算是开了先例。更令人费解的是，以一种似非而是的同情心将“垃圾人物”塑造成当代诗歌话语的主体形象，同样早已成为了“垃圾派”诗歌的一种写作目标。

凡此种种，都不再是“下半身”写作所能同日而语的了——原则性的区别在于，和“下半身”写作相比，“垃圾派”诗歌非但不刺激身体的欲望和快感，相反，它竭尽所能地引发读者的身体不适以及精神上的恶心感。

然而，诗人说了，“就是要让你们不舒服”（凡斯），诗人又说，“越烂越好”（皮旦），仿佛诗歌一旦写到让读者叫好的份上，诗人们反而会觉得很失败、很没有面子。但话说回来，“垃圾派”写作的全部用心又岂止是一句“恶心人”所能概括得了的？事实上，让读者感到不舒服，最可能只是“垃圾派”写作的一个前提或效果。和“下半身”写作一样，“垃圾写作”自有“垃圾写作”的意义，这种意义决不可能被读者的口水所淹没、所抵消。关于这一点，倒是台湾“诗魔”洛夫看得清楚，他直截了当地指出，“垃圾派”是一种反抗[⑦]。当然，反抗的方式不一而足，即便在“垃圾派”内部，也存在着激进和温和之分。从典裘沽酒的“垃圾左派”到皮旦的“垃圾保守主义”，人们不难看出“垃圾派”构造的复杂性及其所经历过的一些微妙演化。初期的“垃圾派”，嗜恶成癖，不计后果。到后来，“垃圾派”的灵魂人物皮旦对“垃圾派”前期写作中的挑衅作风进行了策略性的修正，他本人则试图将一种雄心勃勃的意识形态针对性提炼为“反理念、反现状、反方向”的诗学见识。至于皮旦能否借助于“垃圾的修饰”而维持得住先锋诗歌的火种，则不得而知了。老实说，他自己都没有多少成算，即如闪烁其辞的《小纸人》所言：“他要喊一些什么／哦，舌头也没有了！小纸人一时不知道／怎样才能清楚地表达他此刻的心情”。

在这种背景下，在划痕经过的地方，“低诗歌”写作如火山爆发，喷涌而出。



三



2004年3月，“低诗歌”论坛创办；2005年3月，《低诗歌运动》出版；2005年11月，“低诗歌”网站运行；2008年5月，“低诗歌”集中出版了《低诗歌代表诗人诗选》、《低诗歌批判》和《2007低诗歌年鉴》等纸质作品。在早期，“低诗歌”的发起者是龙俊、花枪和张嘉谚，其他同仁包括丁目、一空、斯如、典裘沽酒、赵造、蓝蝴蝶紫丁香、先疯流氓、猩猩他表弟、乌鸟鸟、江海雕龙、底里、无聊人、梅花驿等。这一批“低诗歌”诗人贡献出了一大批出类拔萃的新颖文本，而这些文本所透露出来的批判锋芒和诗学抱负已足以令人惊悚。在此，我打算用三个同音词“低”、“底”、“敌”，对“低诗歌”所内含的三种写作倾向及其写作精神进行初步的论析。

首先是“低”。“低诗歌”的“低”，最主要的意思还是指诗人的话语立场和精神向度。从事“低诗歌”写作的诗人，不一定全都来自社会的草根阶层，但他们似乎都乐于“降低”身份，多选择平民、卑微者、“人下人”的视角来观察世界，表现社会底层边缘人物的世俗欲求和精神处境。因为这个原因，一系列底层的、低俗的“问题人物”遂得以成为“低诗歌”的话语主体形象，如一空笔下的“流浪者”、花枪笔下的“海南病人”等。大致说来，“低诗歌”写作主要关注两类“低端人物”：一类是社会地位低下、物质生活相对窘迫、自我权益保障能力相对有限的社会弱势群体，一类是精神境界趋于粗鄙和下作的“自甘堕落者”。从写作的实际看，后一类人物如丁目诗中的贱人、受虐狂等占有较大的比重，一些诗人更主张“狗眼看人低”，以至于其诗作中的主体形象“低”到了猪、狗、老鼠等动物这一层次。与此相联系，“低诗歌”奉行一种“低性”的写作精神，倡导写作的“崇低”而反对一切“崇高”的、伪饰的、“装逼”的写作。这种“低性”精神其实就是求“真”精神。所谓人之初，性本“真”，诗人以真为第一律令，他揭发世间真相，揭露个体生命本真的、赤裸裸的、具体的存在状态，揭示“大时代小诗人”的种种俗念凡心和真性情、真体验。对于“低诗歌”的“低”，龙俊解释为“形而下”，花枪则有“性而下”的说法，他们都主张诗歌应该毫无保留地呈现“人”的元状态：包括低贱、低劣、卑微、卑鄙、虚伪、虚假等等在内的人的一切思想行为。总而言之，在“低诗人”那里，“低”即意味着“真”，“真”也同时意味着“低”，二者间蕴含着一种互为因果、互为条件的包孕关系。

其次是“底”。“底”是底线和极端的意思。“低诗歌”写作追求“引体向下”、掘地三尺，而一旦“低”到了极限，就会穿透地表垃圾层面而直达地底或地狱，最后变成某种毫无忌惮的“抄底”、“探底”和“洗底”行为。对“低诗人”而言，坚持写作的“到底”原则，并非是为了确立写作的“底线”，而是为了抽掉写作的“底线”，以换取写作去畏、解放和自由创造的心境。为此，诗人们首先在突破题材禁区方面做出了尝试，如丁目的畜生系列、典裘沽酒的奸尸系列、蓝蝴蝶紫丁香的酷刑系列、底里的**系列等，也都是深入题材禁区、刺探“邪恶诗意”的触目惊心的例子。“低诗人”的闯关对象，一般集中在传统抒情诗避而不入的秽物、性、暴力和政治等几大敏感领域及其交叉地带，经过一阵滥采滥伐式的“开垦”，其中的题材禁忌转瞬间便化为了乌有。然而，事情还远远没有完，让读者感到更加惶恐不安的，还在于“低诗人”处理此类题材时所表现出来的极端破坏性姿态，以及“低诗歌”文本所表现出来的挑战人类普适价值和底线伦理的精神趋向。这看起来算是放弃了“底线”，或者说，“低诗歌”的“底”已经“底”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它向人们摊开了一张绝望而又解脱的“底牌”——诗歌什么都不是！如果说宇宙间真地存在着一种“反物质”的话，那么也可以说，“低诗歌”绝对就是一种“反诗歌”。

第三是“敌”。“敌”有敌人、敌对、对抗等几个意思，用“敌”来概括“低诗歌”写作的话语功能，既简洁又贴切。一些“低诗人”如典裘沽酒、赵造、无聊人、蓝蝴蝶紫丁香、穿越平凡等，对于现实和历史之中无以名状的强暴力量始终抱有敏锐的“敌意”，其作品也相应地显示出鲜明的权力话语对抗色彩——一种被张嘉谚称为“诗性正治”的写作风格。而多数的“低诗歌”写作者如龙俊、斯如、江海雕龙、乌鸟鸟、猩猩他表弟、梅花驿等，则主要通过对一切貌似崇高神圣之物进行嘲讽、戏弄、恶搞、亵渎、作贱、解构等各种下三烂手段，来达成某种或隐或显的意识形态批判功能。“低诗歌”的“低”，决定了“敌”这一功能，决定了它作为一切宏大叙事的颠覆者的角色。另一方面，无论诗人们的主观意图如何，“低诗歌”文本在客观上都足够产生一种惶惑不安的阅读和传播效果：或搅混世人头脑中那个贞洁的诗歌传统，或倒错审美文化的消费胃口和等级。因此，可以从更广阔的范围着眼，将“低诗歌”的“敌”，视为抗生当代意识形态总体话语秩序的一种反制因素。



至此，我们分析了新世纪之初汉语诗歌写作的三个指标性流派：下半身、垃圾派和低诗歌。我们置身于晕眩之中，随癫狂的诗人一起，坠落到黑夜的深处，在开放的伤口上触摸到了当代诗歌的边界：低贱化写作。联系到世纪中国的精神状况，我还实在想不出当下诗歌除了低贱化之外，还能有什么别的解决办法？同时，我也找不到足够的理由一口咬定这些诗人就是传说中那群专为魔鬼工作的伥凶。恰恰相反，我要说，作为“我们最秘密和最严重的危机和世界末日的最高编码”，当代诗歌有权对各种低贱进行处理、释放和掏空——它书写低贱，它本身也是低贱之物，它是我们这个时代众多低贱之物中的一个缩微标本。透过这个标本，我们闻所未闻地见识到了形形色色屡遭查禁的所谓二手写作资源，见识到了低贱化写作在当代诗歌话语革命浪潮中究竟能够承担起什么样的“重任”。在这方面，一项差强人意的成果是，当新世纪的诗歌叙述者身份及其氛围再也无法确定和坚持时，低贱化写作便毫不犹豫地终结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叙事话语方式，这是因为，受现实之限，“当呐喊式主题倾向于与主体性界线，即我称之为卑贱的白炽状态相吻合时，这个呐喊式主题就是恐怖的痛苦所导致的呐喊主题。换句话说，恐怖痛苦的呐喊主题是叙述再现内部这种卑贱状态的最好证明。如果还想更加靠近卑贱的周围，那么就再也找不到叙事与主题，而只有句法和词法的改写——诗歌的强烈感，接着是沉默”[⑧]。这是否意味着，诗歌的呐喊正在取代诗歌的叙事，甚至它连呐喊都算不上，而是五脏六腑都翻转出来的一种呕吐和诅咒？有鉴于此，我是否应该发明一种“咒歌”的概念，并且是否应该考虑将低贱化写作视为“述歌时代”向“咒歌时代”的一种探望，抑或是一种超度、一种踏空了的跳跃呢？

老实说，我不知道。我所知道的新世纪之初汉语诗歌的贱舌头、毒舌头，也许真地什么都不是了，它们不过如法国小说家塞利纳在《长夜行》中所战战兢兢说出来的那种事实，只是一堆“悬着的腐烂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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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相关资料可参阅桑克《互联网时代的中文诗歌》，《诗探索》2001年第1-2辑；张德明《网络诗歌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欧阳友权《网络文学论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李霞评论专栏中“汉诗观止”（http://www.poemlife.com/Reviewer ... asp?vAuthorId=lixia）。等等。

[②] 参见沈浩波《下半身写作及反对上半身》，载《2000中国新诗年鉴》，杨克主编，广州出版社2001年版，第547页。

[③]〔美〕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7页。

[④] 参见沈浩波《下半身写作及反对上半身》和《沈浩波、尹丽川访问》，载《现场》（第2卷），吴文光主编，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20～241页。

[⑤] 徐乡愁《徐乡愁垃圾语录》，http://hk.netsh.com/eden/bbs/6411/html/tree_2497186.html。

[⑥] 徐乡愁《徐乡愁垃圾语录》，http://hk.netsh.com/eden/bbs/6411/html/tree_2497186.html。

[⑦] http://hk.netsh.com/eden/bbs/6411/html/tree_6552475.html。2005年11月，笔者在参加“新世纪华文诗歌国际研讨会暨第三届中国现代诗年会”期间，曾和洛夫先生谈及当下诗歌，洛夫先生表达过相似的看法。

[⑧]〔法〕朱莉娅·克里斯蒂瓦《恐怖的权力》，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