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马启代 于 2014-10-20 01:19 编辑
在第五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暨
“印象武隆”诗歌采风活动上的发言
（ 2014年10月14日）
马启代
地 点：专题论坛第一会场（仙女山华邦宾馆悠乐厅）
主持人：张新泉 吕周聚
评议人：毛 翰 张德明 黄永健
记录人：王 娟 刘芳华
在 座：傅 予（台）、台 客（台）、廖佳敏（台）、曾 心（泰）、陈仲义、 梁志宏、蒋登科、林 爽（新西兰）、孙德安（文莱）、项兆斌、师运山、刘 剑、白 杰等
听了11位教授的报告，有些很受启发。我会前没有提交“论文”，因为我不会也不愿写那样的文章。刚才主持人说还有一点时间，我就讲几点自己的感受和看法。由于每人限时10分钟，我就长话短说快点说。
我自己写诗，也写评，但与教授们研究诗歌是养家糊口的职业不同——我知道在当前的时代写诗、写诗评都是无法填饱肚子的，更不要说活得有尊严，所以我的感悟可能与各位的思考不是很一样。
第一点，我先说说自己对“诗人”的理解。这个题目很大，可以写博士论文，但我只讲一点——那就是“担当”的问题，因为大家刚才一直围绕诗歌的技术和理论问题在谈，未涉及到“人“的问题，而我们这个会场的专题是新诗的“二次革命”与“三大重建”，这是吕进先生倡导并践行多年的研究方向，我觉得“精神重建”的问题是个首要的、根本的问题。一个没有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诗人不会是一个优秀的诗人，写的再多、发表的再多、得到的吹捧再厉害、得到的奖再大，也上不得境界。昨天晚上我看了一位著名诗评家的文章，围绕诗歌与政治的问题绕来绕去几千字、遮遮掩掩还是在打太极，总想在四平八稳中找到智慧，其实，政治与诗歌的关系来源于生存与诗歌的关系，有什么不敢说？我为这样的文章感到害羞。没有风骨，既不想投降，也不敢说真话，这是精神矮化的表现，我不否认有知识分子的精神苦闷在里面，如果连苦闷都没有了，那就更可怕。这次会议材料里有一本老诗人任钧先生的书，是他女儿为纪念他编辑出版的，不知大家看没看，我浏览了一下，没有精读，但他有句话说的很好，他说：“真实而伟大的诗篇，往往产生在受难的人、受难的时代、受难的社会”，我崇敬这样的人，这样的诗人。诗人当然是知识分子，我说的知识分子当然不是知道分子。我近年来一直倡导“为良心写作”，还算有些影响。各位诗友可以去百度我那篇小文，就叫《为良心写作》，其中倡导的宗教情怀是在呼唤大爱，与刚才白杰先生在关于诗歌的“世俗化”论述中提到的“非宗教”不是一个角度，并不存在冲突。宗教情怀是对世俗的超越、对低俗的抵制、对灵魂的提升。说到底，特别是我们处在自己这样一个时代和社会，我们还在呼唤大诗和大诗人，但我们在象牙塔里、在纸上、在技术范畴里能诞生出我们的大诗和大诗人吗？刚才有人说了，如今诗人的帽子太容易戴了，著名都不值钱啦，这是社会价值混乱、精神迷茫的表现。而我们需要好诗和好诗人，这是毋庸置疑的。中国社会往往矫枉过正，在绝大多数人都选择“聪明”和“利益”的行为方式时，诗人应当反其道而行之。因此，首先是诗人要不要担当，我看这是必须的。作为不能脱离时代和社会的人，都要有所担当，诗人更不能例外。其次就是担当什么？我看并不是一个具体的问题，尽管它必然与具体的问题想关联。在诗人这里首先是一种立场和态度，体现出你对社会和时代的理解，张扬出你自己的人格高度和精神高度。自然，诗的担当和诗人的担当是两码事，这个问题我也写过文章，尽管它们往往无法分开。例如历史上和现实中都不乏直接参与社会公共事件的诗人，无论战争，还是维权。做一个真正的人和做一个真正的诗人并不矛盾，他们一定是统一的，所谓人格和诗格应当是统一的。此外，作为一个汉语诗人，的确应当对母语有深刻的体验和贡献。如今写诗的人，不知多少人了解“造字六法”和“诗之六义”，或者学过但忘了其精髓。所以我们阅读诗时，往往感受不到那源自传统深层的血脉精神。当然，这和当前倡导的复兴传统文化不是一个意思，在所有的高调倡导面前，我们都要清醒，防止鲜花里面的迷魂剂和毒素。我说这一点是说诗人文化担当的问题，这是社会责任之外的文化责任。担当就是责任，我们的写作为什么有源源不断、永不枯竭、发自我们生命和灵魂深处的蓬勃的、震撼世界的动力，一句话，写作不是技术，或不仅仅是技术，我们作为人群中之诗人，有我们与生俱来、与生命同在的责任。
在此基础上，我才想谈谈诗，这是我讲的第二点。大家说了，诗是人类最古老的艺术形式。那么，延续、发展这门艺术就是我们命中注定的事。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就是在研讨这个问题。各位致力于构建新诗体、寻找新标准，其实我们的旧体诗和新诗不但对应着古汉语和现代汉语两套不同的语言系统，而且分别承担着农业社会人类经验和现代社会人类经验的任务，虽然根据台湾学者张汉良的研究这两套语言并无本质的质素差异，但因敞开的语言系统无法不融合新的心灵体验和异质质素的进入，所以不从汉语言根性特点上去认识、清理和吸纳基于拼音文字诗学规范对“音形意”兼备的诗性语言规范的影响，是无法认清汉语的优势从而激活这一古老语言新活力的，也就无法构建我们新的诗学理论。前几年，我写过一篇文章，叫《汉诗三论：意、气、象》，认为“意、气、象”是汉语诗歌——包括古典诗歌和汉语新诗，最重要的三个相通、甚至相同的问题。今天结合刚才大家讲的和我自己的最新思考简单地汇报一下。刚才师运山先生讲到了诗的本质是“诗味”，他是结合昨天开幕式上陈仲义先生对诗那种生物科学一样的、对诗的肌质构成所作的解剖而下的结论。陈仲义先生是有深度的诗歌理论家，叶延滨先生说读他的理论犹如读物理或化学专著，其独到之见、思维的缜密少有人匹敌。他着意于自己的“形式美学”，从内、外两个部分，从诗质、诗语、诗形三个方面来分析诗意的构成，又从意象、意脉、意涵来梳理诗意的纵深脉络，我认为先生有着自己独特的思维习惯和逻辑惯性，其理论能给不同层面的诗人以启发，但没有较长写作经验的人很难探其堂奥。我认为。陈仲义先生所说的“形式美学”，更切近于我对“象”的理解。另外，他们的话让我想起了佛教中对事物“本性”的解释，例如佛门“四食”说，对我就有开悟之功。所谓“四食”，“分段食”就是指人类和一切靠不断获取养分才能生存下去的物种；“触食”就是一接触就饱了的种类，例如像我们常说的祭祀贡品，其本性可能早已被鬼神“吃”去，以往我们认为的“心到神知，供养供养还是人吃”看来是有误区的；“思食”就是想想就吃饱了，那是什么呢？可能是“仙”了；至于“识食”，那就属于更高级别的存在了，我甚至无法用语言去描述。这些话，有我个人的理解，或许是不完全符合佛教经典的 ，但却是我悟道之路上的个人所得，相信大慈大悲的佛祖不会怪罪。由此，我有了对“诗”之本性的进一步追问。原来我认为，诗的本性在于“诗意”，我们所有的写作都是在逼近它而不可能完全写出它、写尽它，在最伟大的诗人那里也不可能；我们所有的评论只是对它外形的述说，犹如对人的服饰的臧否，而理论也不过是在研究这衣服的尺寸成色等。殊不知，“诗意”是由“诗性”决定的，“诗性”才是诗的本性所在，这也是我们写下的真正的诗篇可以流传的原因，因为人类一代代不断有人走近它，感受到它的存在，从而得以沟通。我与食指先生曾在他家中探讨过诗之“滋味”的问题，食指先生有篇文字专门谈“滋味”，与今天师运山先生讲到的“诗味”比较接近，而我要说的是，“品味”是对“诗性”、“诗意”的品评，到达“诗性”的品鉴，才能品出真滋味。另外，刚才刘剑先生“格律”不同于“节奏”的见解很有意义，他说出了自闻一多“三美”说以来人们的一个误区，这个误区在一些倡导新诗格律化的诗人身上比较严重地存在着。我想接着他的话题说“节奏”，也就是说我之“气”的诗学主张。能认识到“气”这一层次并用于实践的，华万里、陈先发等少数几位诗人有所涉及，庄伟杰、黑骆驼有过论述，但与我的理解不相同。我写过一篇《“气”论》的诗学随笔，主要的意思就是认为现代新诗，即我称之为的“新汉诗”，不是靠格律，不是靠韵律，也不能简单地命名为“节奏”，而是要用“气”来决定一首诗的分行排列形式，“气”是一首诗诞生的最初也是最后的决定因素。我们古典哲学中有“气”论一派，我这里讲的是新诗学，或叫“新汉诗”学。好诗、庸作为什么我们一接触就会心知肚明、有自己内在的判断，关键是那浓缩在诗句中的“气”息、“气”场扑心而来——它涵括着“意”而成“象”，这几乎等他与陈仲义先生的“形式美学”了。是的，对于本性自由的新汉诗，也许我们无法列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正如大卫说的“好诗是好诗的标准”一样，我们内心是有标准的，只是无法用俗常的文字表现出来。我们一味从形式上争论的结果只能是无结果，不把目光投向那些指向生命和灵魂的、趋向本质诗性的写作的所谓研究创新都是抛离开诗之“原点”的自娱自乐。
最后要说的是，我们的诗学研究一定要有超越于本身研究课题的视野，要注重吸收新的研究成果。前年春节前在天津曾与罗振亚先生探讨过这个问题。当时我说，我正在读一本关于《孔子诗论》的研究专著，“孔子诗论”不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从《论语》上摘出的那些，而是新发掘出的竹简，原存香港，现存上海博物馆，十几年了，研究专著已有十几部，北京一些教授历时八年刚出版的诗歌通史依据的却还是古典诗学老理论，“孔子诗论”以“主情”说颠覆着我们以往的定论，但至今我没有看到哪位教授用来梳理诗学理论，显而易见，这对认识我们的传统文化包括诗学传统意义重大，对新汉诗理论的构建无疑也是必不可缺的。在此再说一遍，希望引起各位先生的重视。
时间到了，就说这些，请批评！ |
发表于 2014-10-20 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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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0-20 09:30
发表于 2014-10-20 20: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