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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徐芳诗集《上海：带蓝色光的土地》
城市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阶段。农村文明是一种较低的文明层次，当农村文明发展到较高的文明程度必然向城市文明过渡。农村文明是原始资本和资源集累下的文明呈现，而城市文明则是带有隐性掠夺和创造性的文明。纵现现代诗史，农村文明与城市文明的冲突由来已久。“城市与农村，已成为人类文明发展史里两个互为联系又不可替代的隐喻活体”（作者语）。
诗人徐芳的诗集《上海：带蓝色光的土地》就是一部书写都市文明的诗歌集，在徐芳的诗行里，有都市的风景，有城市的沦桑，有诗人对城市生活的所感所想与所悟，高楼与弄堂、晨晖与玉兰、火车与渡船……都一一成为徐芳笔下城市文明的隐喻活体。通过细读徐芳的诗歌作品，我深感，她的诗歌中深深隐藏着传统与现代、喧嚣与宁静、自然与第二自然的二元矛盾对立，但诗人又巧妙的将这些矛盾化解成为一组组对立的统一体。
传统与现代在对立统一中融解共生
英国诗人托马斯·艾略特曾指出：任何一个二十五岁以上，还想继续做诗的人，历史感对于他，简直是不可或缺的。我以为艾略特所指的“历史感”就是一种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和继承。而诗人徐芳也认为，“对于历史感直观、最便捷的理解是，将那些已经沉睡多年的历史文化唤醒，并用当代意识的理性之光去烛照它，使它反射出奇妙的诡丽的色彩。”
特别是在当下，“文学书写的内容从以精神性追求为主转向以物质性满足为主，文学的目的从以追求心灵提升为主转向以张扬欲望为主，文学人物从理性主体、德性主体转变为欲望主体。”“人们日益关注自己的钱包和自身的肉体，而对神圣美的东西不再信任，那种虔诚之心和美好情怀为狂妄之心和低俗之性取代。”当下消费主义、私利主义盛行，“人们沉溺于折中主义与符码混合的繁杂风格”（评论家刘小平语）。而诗人徐芳却站在历史的现代，不为现代的“繁杂”所迷惑，她把文学的根深深根植于传统文化的血脉之中，然而，她的视野和触角又远远超出了传统文化的范畴，她以诗人独特的眼光和敏锐的视角，在无限的“诗意空间”，经营着自己独特风格的诗句，她以现代意识扎根于传统文化之中，以传统文化提升现代文明的精神内核，并使传统文化与现代意识在对立统一中融解共生。
“那淡色与深色的花瓣
重重叠叠……
它占据了黄金的宫殿
与岁月拥有同等的影子
金色的阴影里的金色之夜
神秘的魏黄与洛紫
在充满古典的光彩里
为我们绽放……
当我们生活在过去之中
时间便享有已死灭火焰”。
在《唐朝牡丹》一诗中，诗人以现代人的视角审视唐朝的牡丹，浓郁的现代气息扑面而来，飘荡着古朴古香，“金色”原本就有古典的色彩和气息，在这里，诗人不仅有意突出了牡丹的高贵、典雅之处，还给读者呈现了一种历史的厚重与纵深感，这是诗人有意识将历史的辉煌移情于现代的当下，使历史与当下有机融合起来，当我们回望那一段段曾经灿烂的历史，“时间便享有已死灭的火焰”。
再如《是真是假――读一首古诗心旌摇荡》一诗：
“我选择了我发现你
捧着墨，捧着砚
或者还有千年前的
一块听你诵诗的顽石
是真是假……
是千年前还是千年后
我是石或者石才是我
不管一切如何显示
都将触及一种存在
不是真，就是幻”。
千年前，你是一块“顽石”，千年后，我发现了你，“捧着墨，捧着砚”。千年前与千年后形成一种时间上的反差，观照着现实与历史一脉相承，使意象达到了某种契合，“我是石或者石才是我”，“都将触及一种存在”，诗人在千年历史的纵深中寻找到了一种“根”，我想，这就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根。
站在喧嚣的都市追求风眼中的宁静
诗人徐芳说：“回到风眼中的宁静，对我来说，意味着回到一种瓦雷里所说的纯诗的境界，回到城市。”诗人徐芳生活、工作在大都市――上海，我以为，她又不完全属于整个城市。她是一个纯粹的诗人――一个精神上的城市人。她拒绝城市的喧嚣和嘈杂，但她却无法拒绝喧嚣和嘈杂之下掩盖的诗情。城市是她生活的家园，更是她精神的家园，离开城市，她的诗就失去源头和方向，我想，这就是她对诗歌的动情与执著之处。
诗集《上海：带蓝色光的土地》是诗人徐芳对上海这个“带蓝色光的土地”的所见、所思、所感与所想，“城市自有城市的峥嵘，城市的万千气象又莫不折射城市人的心灵与心态；尽管它和古典时代有着许多人之为人的相通之处，却也有了更多的、城市所赋予的相异之处。我为那些相异之处的发现而欣喜不已。”（诗人徐芳语）徐芳以一个诗人独特的眼光，在“一条河的浮游物”掩盖之下，寻找出“那些相异之处”，并吟唱成诗。
在诗集《上海：带蓝色光的土地》中，诗人注重从生活中获取写作灵感，从灵感中升华写作主题，她对人们生活中最常见的物什，如枫树叶子、白玉兰、黄浦江之夜、堵车、城市冬景、万家灯火……等，都能够如数家珍，并能游刃有余的把握，别出心裁的运用。我想，这不仅反映出了诗人高超的诗歌写作技巧，也突出诗人“追求风眼中的宁静”的诗学倾向。
“宏大的波涛滔滔滚滚
驶向东方
也驶向南方
在两条河交汇的地方
我这才知道谁在左右张望――
黄昏是宁静的”。
站在喧嚣的都市中，诗人始终追求风眼中的宁静－－在她看来，这就瓦雷里所说的“纯诗的境界”。正如诗人自己所说：“至少对我来说，我将孜孜追求灵魂的早晨轻风和向晚暮色，即使退一步说，我现在若是仍然处于一种文化晕眩的飓风之中，我也将追求风眼中的宁静”。这是何等的心胸志向与精神气度，我想，一个诗人唯有如此，他（她）才无愧于诗人称号，才无愧于这个诗歌时代。
从第二自然中寻找自然的原始张力
诗人徐芳在诗集《上海：带蓝色光的土地》的附录《诗人状态》一文中指出，普里什文以为，动物、季节和人具有同样生命本质的同一类现象，唯一相异的是，普里什文所考察的是置于非人工化的、第一自然的背景之下的，而我将考察的动物的生命是置放于充分人工化的、城市化的第二自然之中的。徐芳所指的第二自然就是现代条件下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之物。
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所指“自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具有规律性、长久性和客观性的一种“自然之道”。而经过人工化改造的第二自然――可以说是一种超越自然界的自然状态之上的物化――－我以为，这里的指涉不仅有人工化的物化过程，更在于城市经过自然物化后的现状。这与人工改造、城市化以及现代文明是遥相呼应的。诗人徐芳以诗人的敏感与率真，通过灵魂的捕捉，以灵敏的笔触深入物化、经过人工改造、具有较高层次性的第二自然，以朴素的语言、灵动的诗风和各具特色的表现手法，既显现了现代文明的博大精神，又突出了第一自然的原始的内在张力，达到了生命的超越和人与物相依相偕的境界。
“看彼岸刺破云的塔与楼
沿着三十年代的感觉路线
出发……
一条江从城市之外
又回到城市之内
今夕何年？”
“刺破”一词以拟人化的手法，形象、生动、逼真。而“三十年代的感觉”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对于“我”，这似乎是远古的“自然”。而“城市之内”已经很现代了，“刺破云的塔与楼”是物化、人工的结果，更代表着一种更高层次、现代的文明。这里的以前与现代、“城市之外”与“城市之内”原本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但诗人运用一个“回”字，妙笔回春，将反差缩小、弥合，及至形成一种统一。
再如《夏日之街》一诗：
“在绿荫下，一个女孩
用花环编织夏日的美丽帐篷
一条小巷摇摇晃晃地挤开广场
冲向海滩……
那亮光充盈的无限空间
沉寂依然：
墙边的那个老人、行道
竹杖与木椅……”
这节诗非常优美，读后使人联想翩翩，一幅美妙的场景飘然而至，诗中诗人巧妙的进行了场景转换，以拟人化的“挤开”一词，灵动若仙，亦真亦幻。我以为，这节诗一方面流露出了诗人对自然界和人的本然状态的崇尚，如绿荫下的女孩、美丽帐篷、墙边的那个老人……这些都是自然的。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诗人对现代文明的反思与忧虑，“挤开”一词，灵光一现，是现代文明人工化的“点眼”之作。但我感到，这节诗最深刻之处，在于诗人突出人与自然的契合，一个女孩、一条小巷、墙边的老人……在“无限空间”共融共生。
总之，无论从哪个角度来品读和分析徐芳的诗集《上海：带蓝色光的土地》，我都认为，这部诗集都可以列入“好诗”行列。诗集释放诗人的诗情是坦率的，也是有节制的。诗人不滥情，在有限的节制中释放着无限的情感。更重要的是，“徐芳的诗保留了新诗潮最珍贵的本质”、“对理想的追求以及先锋的精神”。“她终究是属于伟大的八十年代”。（诗人谢冕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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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2-8 1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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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2-8 1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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