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十五岚 于 2015-2-9 08:29 编辑
文/十五岚
歌德说：“艺术所能企及的最高境界。艺术可以向人类最崇高的努力相抗衡的境界。”。
古今中外的作家们都在试图按照自己对世界的认知，进行不同风格的创造，以此，吸引着美学家们的眼球。而作家的人格精神是不是构成创作的主要因素？
比如唐朝的大诗人李白，我们认定他是诗人，符合他诗人的身份，首先源于他的文字。因为，我们在读他的诗歌的同时，找到了白帝城，月光，桃花潭等美好的景物。并从他的文字中，我们了解到他是一个游山玩水的人，喜欢以文会友。纵观他的作品后，我们才认定他的抒写风格是豪放型的，并以自己实际的心性与经历在进行创作，然后让文字和我们相遇，我们才有资格理论他。
所以，“文如其人”相对于作者和其作品而言，这种说法还是比较贴切。
清人叶燮说：“诗是心声，不可违背心而出，亦不能违心而出。功名之士，决不能为泉石淡泊之音；轻浮之子，必不能为孰庞大雅之响。”。如果李白生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那么他一定担当得起胸襟开阔，光明磊落的“我诗写我心”的行为风格，定然不负“诗人是皇冠上的明珠”这一美誉的称颂。
问题是风格是不是人格精神，人格精神上升到文学理念上，到底重不重要？它所构建和倡导的文学作品与其产生的意义、宗旨，能不能有益地相结合。使读者在阅读时得到信服，从中拥有自己的分辨能力，审美能力和批判能力。
《文学概论》一书中，明确提出文学具备的四个要素：作品、作家、宇宙（自然，生活）、读者。这四要素在进行一些列的活动中，是必须相关联的：生活——作家——作品——读者。当生活在作家的面前展现时，作家不由得就拿起笔，写出作品，而作品最后要到哪里去，最后到了读者那里。读者是什么？读者是肩负起的审美者与批判者。他有这个权利，因为作家写出来的作品是在向他传送（灌输）关于自然、生活中的美与丑。
其实，这个环节比作品诞生还重要，它直接关系到引导和启示的作用。这就像学校的课本，我们拿到什么样的教材便要学习什么样的为人处事。
由此，不由得让人想起了我们小时候，大人们常常教育我们：“别跟坏的学坏去！”；学校的老师也要求我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而“坏”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具体到文学上是不是一个人或一个事件上的那个“丑”呢？因为，在面对自然与生活时，我们有时候是无能为力的，唯一能做好的就是选择真理。而真理在的地方，那地方一定是美好的。
美好的东西，在我们的眼里多吗？很多！大到天空的繁星，河流里的浪花；小到眼前的一只鸟，一杯茶，一本书。我们通过这些自然美好的景致，获得内心的安宁。但是，当这种被内心认定美好的事物被意外打破，失去原来的美，怎么办？我们总不能跟着去撕烂书本，摔坏杯子，赶走小鸟吧。因为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这就好比一面镜子，它破了，有人说好难看，又有人说那是残缺的美。具体到文学那块呢（比如骂人事件、评奖的丑闻等）？，当真相还原出来后，我们只能以自己的良知去做评估，以自己的批判意识去建立批判。
对于作品而言，批判是为了亮明观点，起到甄别警示作用；对于作者而言，批判是在促使其进步，趋于更完美。
席勒的《美学书简》里有一段阐述：“人们生活在现实世界中，受到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束缚，往往得不到自由，总想用剩余的精力，去创造一个自由的天地，这就是游戏。”。文学不能成为游戏，作家更不是游戏的机器。如果是游戏的机器，就不会有韩寒，安妮宝贝，莫言了。而他们正是抱着对文学敬畏的心灵进入写作的，这种精神获得了大家的认可。并认定这种精神领地，就是文学的实际殿堂。反之，就像上帝说的那样，撒旦有魔鬼的头脑，那就让他去地狱里吧！
人间有的是正义之声。
因为，人不能没有人格精神，文学也是！
201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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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2-8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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