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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国真,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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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4-28 00:00 来自手机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汪国真先生去世了,消息来得很突然——我 是在昨天下午和风入春的一群朋友们徒步的 时候,偶然了解到的。斯人已逝,原本无需 我辈多言什么,但晚上回来上微博,才发现 关于他的争论又铺天盖地了,甚至一度刷了 我的屏。想一想,虽然我辈“人微言轻”, 但关于汪国真,总还是有些可说的。

第一个问题,就是汪国真算不算“诗人”? 汪国真的诗算不算“诗”?
关于这个问题,舆论争议颇多。据《新京 报》的报道来看,汪的诗发行量绝对可以达 到一定水准,但在“主流诗歌圈”中,汪国 真的诗歌不被人认可,也是众人皆知。欧阳 江河甚至将汪国真的诗称为“假诗”,认为 这种诗是对人的毒害。而其他的诗评家也一 般认为汪的诗作仅仅对于中小学生还有点意 义。
以我看来,这种争议大可不必。一篇文章, 究竟算是什么文体,本身并无边界,也无定 论。本学期我给学生讲鲁迅小说,我就直接 把收入《呐喊》中的《社戏》、《兔和 猫》、《鸭的喜剧》算成了散文,和《朝花 夕拾》放到了一起讲;“五四”时期,胡适 也写了一首诗,名曰《蝴蝶》,其辞曰: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 一个忽飞还。”按照现今的评价标准,这种 东西只好算作顺口溜,怎么好算作“诗”? 可是毫无疑问,上述这些文字,到目前为止 还是被绝大多数人当成小说或诗歌来讲解 ——因此,汪国真的诗,也是一样。我们把 它作为诗歌来进行讨论,大约也是不错的。
不过,承认汪国真写的是“诗”,并不意味 着汪国真的“诗”写得就好。
有些人难免又要发那种老调子——什么“You can you up”啦,什么“我看了曾经感动过” 啦,什么“人家很牛逼你就是嫉妒”啦,但 这些不成其为理由。汪国真的诗好不好,只 要和他同时代的人比较一下就不难发现。汪 国真的火,火在1990年,在此之前的八十年 代末,诗坛上活跃的大腕,是海子、顾城、 韩东这些人。这些人的诗歌和汪国真的诗歌 比起来究竟谁高谁低,我想绝大多数人的心 中还是有杆秤的——正如现在你可以对《诛 仙》加以好评,但如果把它和《封神榜》放 到一起,谁好谁坏大家还是了解的。
我们说汪国真的诗不好,也恰恰就是不好在 这。汪国真火起来的时间很微妙,这个时间 是1990年,这一年,八十年代的诗歌潮已经 进入尾声,那些曾经一度在“朦胧诗”时代 火起来的人,不是在前一年就卧轨自杀,要 么就是在接下来的那个夏天去国离乡,剩下 的,如舒婷等人,也都纷纷搁了笔,闭了 嘴。同样也就是那两年,余秋雨也火了起 来,路遥也火了起来。这是偶然吗?未必。
即便抛开时代背景,抛开那些“大诗人”, 汪国真的诗,其问题也显而易见,正如许多 人所诟病的那样,汪国真的诗歌中“匠气” 十足——与其说是一种承担,不如说是一种 堆砌。与其说是一种希望,不如说是一种说 教。而这种语言虽然看上去明白晓畅,清新 自然,但稍一咀嚼就露了马脚。比如那首著 名的《感谢》:“让我怎样感谢你/当我走向 你的时候/我原想收获一缕春风/你却给了我 整个春天”,这样的诗句其意义也就只能停 留在表面。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汪国真的诗 歌固然很“励志”,但那种“励志”往往是 流于“心灵鸡汤”的励志。譬如《热爱生 命》:“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 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诚然,“励志”的 感觉是有的,但“选择远方”之后怎么样 呢?联想到1924年鲁迅那篇著名的《娜拉走 后怎样》,我们就不难发现,梦醒了,实际 上还是无路可走,汪国真是否知道这个呢? 当是知道的,可是他还要写,那么这种诗 歌,就只能算是对人的一种麻醉。至于后来 的,所谓“要输就输给追求/要嫁就嫁给幸 福”,那更是无病呻吟的典型,而且细细想 来也都是空话,既然已经“输给追求”,那 还怎么“嫁给幸福”?难道汪诗人眼中的 “幸福”就是那种“一亩地,三头牛,老婆 孩子热炕头”的“幸福”?
这么一分析,脊背不由得发凉——因为看了 这种“励志”,其结果恐怕并不是“嫁给幸 福”,而是“嫁给平庸”。

而汪国真成功的秘诀,也正在此。
“平庸”对于许多人来说,恐怕是一个不好 的字眼——在中国人的话语逻辑中,做“人 上人”一直是许多人的梦想。然而,事实上 “平庸”又是很多人都绕不开的话题,因为 这片土地上,本来也不适合成长所谓的“天 才”。在我们的社会里,能被认同的“天 才”,往往是那种情商比较高的,善于包装 自己的;而不是那些孤独的勇者,那些敢于 挑战既有规则的猛士。因此,庸众总要抱团 取暖,愈抱团,就愈觉得自己不平庸,也就 愈失去了上升的动力,反过来这就成了嘲讽 天才的资本——因为“你和我们不一样”。
这么说或许有些苛刻,但事实本来就是如 此,《伤仲永》这类的故事能够流传千年, 恰恰就是这种“平庸”的铁证,人们看了方 仲永的例子,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妥,反而心 中会有一种窃喜:“看哪!所谓‘天才’, 最后不也是‘泯然众人矣’了吗?”换而言 之,实际上也就觉得自己和“天才”差不 多,心中一下子就平衡了起来。
这种想法本来是很可怕的——然而,真正的 “天才”们又往往忽略了这一点。几乎不会 有哪个“天才”会傻到和这种庸众去争论一 下“天才就是天才,庸众就是庸众”的。如 果真有人这么去做,那多半也是太“不通世 故”了。所以面对这种言论,“天才”们往 往是一笑而过:“以我的身份,你还不配与 我对话”。于是慢慢地,大众和“天才”之 间的鸿沟就越隔越大——乃至于“天才”最 终玩起了“精英自己的游戏”,而大众则一 如既往地嘲讽“天才”。
就在此时,汪国真这类人的作用就凸显了出 来——前文已述,汪国真和海子、顾城等人 比起来,当然算不得什么“天才”,其作品 就是明证。但汪国真这类人的聪明之处在于 他知道“大众”需要的是什么——“大众” 所需要的,不就是让自己看上去不“平庸” 吗?现在真正的“天才”不屑于和他们玩, 真正的“专家”不稀罕和他们玩,很好,那 我就来和他们玩。
更有意思的是,汪国真所面对的受众,也不 是一般的受众。近几年,许多关于“八十年 代”的回忆录纷纷出版,在那些回忆录里, “八十年代”是一个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时 代。那个时候的贫富差距还没有如现在这样 凸显,普通人通过自修和自我提升来获得成 功的机会也远比现在大得多。社会对于文化 也异常尊重,据说那时候电视上收视率最高 的节目有时不是电视剧,而是纪录片和美学 讲座。普通的工人农民手里拿着个小本子, 随手摘抄几句名人名言借以自勉的情形也时 常有之。仅就我的经历来看,家里就保存着 几本这样的小本子——都是父母那时候记下 的。我的父母都是工人,据他们说,他们的 同事那时候也大抵如此。
汪国真面对的受众,恰恰就是这样的人—— 他们比起完全的“庸众”来说,有着自我提 升的理想。但比起真正的能够提升的人而 言,又缺乏理解的基础。何况,那一代人是 在建国之后就已经既定的审美标准下成长起 来的,在那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审美 标准下,人们逐渐形成了这样的共识:
(1)好的作品,一定是读得懂的,读不懂 的,就是艰深晦涩的“资产阶级文学”。
(2)好的作品,一定是积极向上的,如果是 消沉的,就是“反动”的或“颓废”的。
(3)好的作品,一定是有趣的,真实的,如 果是超现实的,就是“瞎编乱造”的。
实际上,这两条评价标准现在也还存在。我 们看许多人在看电视剧、看电影、读小说的 时候,仍然以“剧中人物是好人还是坏人” 作为价值评判标准;仍然喜欢看大团圆的结 局,不喜欢看悲剧;仍然是以“看得懂”为 界限,以“演得真实”为衡量体系,凡是超 现实的或荒诞的,就被认为是“胡编乱造” 和“故弄玄虚”甚或是“没意思”——这些 就说明,在必要的启蒙之前,大众还很难接 受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外的评价标准 (甚至如今的中学教材里也还如此,一些老 教师甚至对教材里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 作品完全不讲)。那么,按照这一标准来 看,汪国真的成功就更不是偶然了——毕竟 他的诗,已经浅显到不能再浅显,积极到不 能再积极(当然除了口号诗之外)。这种作 品恰恰可以满足那些既有提升欲,又无必要 素质的人的需求。
换而言之,汪国真或许不是最懂诗的,但他 的的确确是最懂受众心理和文学市场的。在 这方面,余秋雨、路遥、汪国真才是三大顶 尖高手中的高手,而其他的那些人都“弱爆 了”。
这也不能怪谁,毕竟,市井百姓每天所接触 的,都是牛二这个级别的,他们就管牛二叫 大侠。至于杨志这样级别的,哪有时间去和 他们搅和呢!

说汪国真是“牛二”这个级别的,或许有些 言过其实。但理还是那个道理,正如毛泽东 所说的,对于舆论阵地,“我们不去占领, 别人就会去占领”。而在文学的评价体系 中,当然也是如此,余秋雨、路遥、汪国真 等人“占领”得算是早了一点,此后几十年 中,还会有韩寒、郭敬明等徒子徒孙紧随其 后。大众的文化市场上,从来不缺乏长袖善 舞的“能人”——纵然高手们都知道,只要 撕掉那层飘飘的水袖,留下的就是脓疮,但 大抵谁也不愿去那样拉低自己的身价罢了。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迎来了九十年 代,迎来了新世纪。从1990年到2015年,二 十五年弹指一挥间,但是一代人却已经悄然 成长起来。这些人里有的仍然试图接近“天 才”,但许多却已经变成了大众的一部分 ——而真正的“天才”,却仍然还在玩着自 己的游戏。
所以,我们就能够看见这样的情形,一面是 各种学术会议,学术研讨层出不穷,一面是 普通民众跳脚大骂“砖家”;一面是各种文 学奖、文学大赛风生水起,一面是网络小说 和穿越剧、宫斗剧、婆媳剧继续占据荧屏; 换而言之,民众从未走近“天才”,而“天 才”却在一如既往地远离大众。其间的鸿 沟,只好靠刚从象牙塔里走出来的语文教师 们维系——可这维系还要受到教材、教参、 高考成绩和教育局的干扰,最后仍旧是一塌 糊涂。
“天才”们有时或也寂寥——为什么我们如 此努力,大众们却还在远离我们?
答案很简单,因为大众和天才之间,缺乏一 个沟通的渠道,也没有沟通的接口。类似 Windows和Android,两个系统各玩各的,却 没有谁出来开发一个“91助手”或“豌豆 荚”这类的软件。
后来终于有人尝试着这么做了。2003 年,CCTV-10的一群人创办了一个叫《百家讲 坛》的节目,初期也是请了很多牛人,比如 欧阳自远、李银河等人,但大多是自说自 话。后来终于转向了“讲历史”,也照例是 请来大学教师,但是却不讲历史观,只是讲 故事,再加上于丹一类人物继续搞“心灵鸡 汤”这一套,于是到如今终于又变成了“历 史评书大集合”。而真正的学界人物,对此 则表示“不感冒”。我就曾经看过无数的言 论,说这种东西“不入流”啦,自己“不屑 参与”啦云云。
然后呢?然后就还是自说自话,然后就是眼 睁睁看着唯一可能的启蒙继续断线,然后就 是看着韩寒、郭敬明等人继续掌控话语权, 看着余秋雨的书一版再版,看着汪国真的诗 流行,看着刘心武讲《红楼梦》。可是自己 不去说,不去写,不去讲,不去普及。然后 就看着大学里的大一新生对这些奉若圭臬, 自己叹一口气,再花大量的时间扭转回来。
在这一点,我倒很佩服钱理群先生和易中天 先生,钱理群以退休之身,到中学讲鲁迅, 观点如何不论,收效如何倒不敢说,但最起 码是可以让一部分人有了接近鲁迅的愿望。 易中天虽然被很多人骂作是“学术超男”, 但其《品三国》的最后几讲中传达的历史 观,总还是值得称道的。其《破门而入》一 书,对于初出茅庐的学生来说,也算是一本 不错的启蒙读物。实际上,我总是想,如果 能多几位这样的人物,那么我们的文化精英 和普罗大众之间,就会有更多的桥梁——毕 竟,他们是把最新的成果,介绍给大众来 看。
这样做一开始难免阵痛,别人难免不理解。 但我想,要想让民族有所提升,知识分子先 放下架子,当是必要的。看起来可能是做无 用功,但慢慢地,效果就会好很多。譬如今 年我给学生讲鲁迅,就破天荒地把鲁迅的 《野草》全书投到PPT上,用两周的时间讲完 了,虽然效果如何尚不好说,但最起码,是 做到了用自己的观点引导学生读鲁迅。否则 如果干巴巴地讲讲艺术特色,学生无异于鸭 子听雷,那结果究竟能如何?我不敢说。这 几周讲杂文,也当如此,而效果也是显著 的,最起码,学生有了读的欲望,甚至有学 生读出自己的感受,我想这就是要达到的目 的。
倘若能如此,那么,才有真正的希望,而不 是让他人占据了纪念碑的塔尖罢。

当然,在此之中,仍会有反复——
譬如路遥。
实际上,如果说余秋雨、汪国真和路遥这三 大“顶尖高手”,最有杀伤性和蒙蔽性的, 并不是前两位,而是后一个。曾几何时,连 我也是个抱着《平凡的世界》手不释卷的无 知青年,也曾经钦佩着那种如孙少平一样, 能够有那样“平凡而不平凡”的经历的人。
可惜,一切都是假象——《平凡的世界》, 无非就是路遥《人生》的“扩展包”。作者 不过是给巧珍换个名字,给高加林拆成了兄 弟两人,给黄亚萍换了个结局罢了。再往前 看?《平凡的世界》无非是柳青《创业史》 的“改革开放版”。其文本不过是为了证明 改革开放的合理性罢了。正如作者到最后给 孙少平安排的不过是“工农结合”的老路, 因为以路遥的能力,还安排不到什么新路。
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平凡的世界》在艺术 水平上也是乏善可陈。今年这部书拍成电视 剧,许多观众看到“孙少平梦见外星人”一 段,还以为是“看错了台”。殊不知这正是 路遥在八十年代末受当时民间盛行的UFO思潮 影响而写下的媚俗文本罢了。纵观整部书, 我们不难看出,路遥试图在这本书里融合伤 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的一切可能的 创作因素,试图图解现实政治的合理性。所 谓“个人奋斗”和“平凡中的不平凡”,不 过是个安慰剂而已。因此路遥才大量使用机 械降神的手法,甚至于让田晓霞死去——因 为以路遥的观念,还不至于“僭越”到使孙 少平和田晓霞能在一起的程度。
因此,《平凡的世界》,也不过是让人安于 现状罢了。正是由于此,它得到了主流的垂 青,也得到了无数庸众的肯定。其中蕴含的 道德宗法意识,以及“才子落难,佳人相 伴”的老调,更是让之得到了大众的垂青。
事实就是这样,由于文本的阅读量太少,所 以看到稍微新一点的东西,就奉之为经典。 一旦看了“经典”,或一旦读了被“主流” 认可的“经典”,就仿佛自己也成了“经 典”,自身的存在又一次得到了确证。由此 我们才不止一次看见“路遥超越巴尔扎 克”、“汪国真超越泰戈尔”的评价——好 在目前还没谁说余秋雨能超越鲁迅和周作人 的,倒是有人说韩寒是“当代鲁迅”,而他 自己却似乎也颇乐于接受。
为此,我想,在必要的教育之外,还应当要 有一点点阅读的推动。这推动,不是要靠所 谓的“必读书单”,也不是找几本主流所推 荐的“阅读指南”就能解决的。而是领着 读,带着读,这样或许才有收获。
而这,还是我们应当做的——而不是等待。
结语
鲁迅在《三闲集》里曾有篇文章,名曰“革 命咖啡店”:
“遥想洋楼高耸,前临阔街,门口是晶光闪 灼的玻璃招牌,楼上是“我们今日文艺界上 的名人”,或则高谈,或则沉思,面前是一 大杯热气蒸腾的无产阶级咖啡,远处是许许 多多“龌龊的农工大众”,他们喝着,想 着,谈着,指导着,获得着,那是,倒也实 在是“理想的乐园”。何况既喝咖啡,又领 “教益”呢?”
是的——如果真的想让大众走近文学,走近 作品,那就还是要从这“革命咖啡店”里走 出来。这也是我们所期待的。
否则,就要难免被遗弃,被误解,甚至被改 写——且看看当下有多少人(甚至不乏名 人)用满怀激情的语调朗读海子的《面朝大 海,春暖花开》?有多少教参讲到这首诗, 说这诗饱含了诗人对社会的祝愿,对国家的 热爱,对人民的情感?
只是他们本不知道,这诗几乎是海子的绝 笔,是他生命中最后的维度。两个月后,他 就“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在山海关的那 段铁轨上弃世。
不知海子倘若泉下有知,会不会后悔于他太 关注自身,而少了与大众的交流?或许不 会,但还是寂寞?
斯人已逝,也不必再多言什么,还是以这段 多余的话,结了这文章罢。临末,我想,还 是但愿这世上少有汪国真,少有路遥和余秋 雨——
但却能多一些有着他们的敏锐度和为大众所 接受的实干家们。
四月二十七日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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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楼主| 发表于 2015-4-28 00:02 来自手机 | 只看该作者
悼念汪国真的精神误区:青春追忆症与群善表演
  按照当今人类寿命的平均值,今年59岁的诗坛流行歌手汪国真罹患肝癌谢世,属于英年早逝。我原本以为,汪国真的离世,应该警醒大部分中国人:癌症这个幽灵,无处不在的徘徊在水污染、空气污染的中国大陆上。然而,大部分追悼文对癌细胞在中国人身体内的猖獗视而不见,却对汪国真的诗歌进行了超常赞誉。这令人始料未及。有的追悼文甚至将汪国真誉为一代诗歌“大师”。“大师”一词,虽然近几年由于媒体的胡乱炒作,在中国语境里迅速贬值,但贬值到馈赠给一个诗歌美学几近零度的诗人,还是不免令人大吃一惊。
作为一个诗人,汪国真极不合格。汪国真所有诗歌的水准,徘徊在顺口溜、励志歌、校园黑板报之间。对中国诗歌史熟悉的人,只要读一读五、六十年代发表在报纸上的的群众诗歌,便会发觉,汪国真诗歌不是改革开放的新事物,而是社会主义传统美学的一部分。社会主义传统的诗歌美学,一直以无产阶级式浅显直白的语言为基准,铿锵宏大式口号为准则,朗朗上口式押韵为诗意。不熟悉社会主义诗歌美学的人,只要找来四九后郭沫若先生流传甚广的口语诗、歌德诗、领袖诗,便会明晓尺度,了然于胸。
谈论汪国真的诗歌美学,其实毫无意义。汪诗的最高成就,也就是流行歌词的高度。但这样一位诗人,为何在中国大众哪里引起如此之高的关注度?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是汪国真诗歌的崛起期与辉煌期。文化批评家朱大可曾言:“海子的死去为汪国真的诞生开辟了血的道路。”一代人短暂的文艺复兴之梦,随着海子之死夭折在铁轨上(隐喻着未来的道路),诗坛流行歌手就此涂脂抹粉的靓丽登场。肤浅直白的汪国真诗歌,是时代急切呼唤的遮羞布。时代需要这样的诗人与诗歌,遮蔽它无法令人直面的丑陋创伤。汪国真诗歌,不但是无法直面现实、直面历史、直面创伤的社会迫切需要的心灵鸡汤,还是一碗抛洒给大众的喝了即忘的孟婆汤,它给予人们一切都很美好、很向上、很励志的新闻联播一样的虚假的幸福幻象。
在悼念汪国真的人中,七零后成为一个颇为显眼的群体。他们认为汪国真的诗歌里镶嵌着他们早已消逝了的青春,汪诗影响了他们整整一代人。甚至有媒体人说,汪国真属于七零后,如同郭敬明属于八零后。七零后这种对汪国真的符号认同(影响了整整一代人),是一种媚俗的迂回式精神认同。最近几年,大众文化发春一般的罹患了青春悼念症,诸如赵薇的电影《致青春》、李玉的电影《万物生长》等等。这症状如同青春期痤疮一样令人难堪。明明是个丑陋的红胞,里面有脓,却要通过追忆来美化:因为那个脓包是我脸上的脓包,我的青春期的脓包,于是那个脓包因了记忆的回光返照而无端的美艳不可方物起来。
这种群体式追忆,不但媚俗至令人发麻,还遮蔽了青春期的多样性与真实性。我也是七零后,我在那个时候也读过汪国真的诗歌,为何我对汪国真就没有进行追忆的精神动能?我有几个七零后诗人朋友,亦无法对汪国真进行此类认同。为何汪国真没有对我们造成影响?难道我们与他们不是一代人?在我看来,并非汪国真影响了七零后追悼者,而是因这些人渐到中年,面对自我青春的消逝、名人的猝死以及媒体早已教会的常规式善良,三种交错的潜意识,促使他们迂回的对汪国真进行了符号认同:汪国真诗歌成了他们青春期街头泡女孩一起购买的小冰棒,汪国真诗歌铭刻着他们的青春时光。我只想说一句,七零后,追忆逝水年华也不要追忆的这么酸,好吗?
甚至有诗人因汪国真在大众哪里有着广大的群众基础,因而大赞汪国真的影响力。谈论一个诗人,不谈他的诗是否对诗歌构成一种侮辱,是否是一种语言学的债务,是否对他人的青春期语言审美造成一种毒害与亏欠,反而大谈他的影响力,真是一大奇观。在我看来,这是中国式成功学三唯主义之一的唯名论(另外两唯是唯权论、唯钱论):无论好坏,出名就好。若只谈影响力,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恐怕就是曾经的伟大领袖:世界人民,众所周知。甚至于今日还有民众怀念爱护,不容指摘。
在娱乐至死的年代,真理已死。没有任何哲学、文学、诗歌能够影响一代人。这也是现代性带给人类的一大副产品。卡夫卡、迪金森、本雅明等人,之所以在生前无法获得名声,便是因他们走的太快,看的太远,远远的超过了他们所在的时代。而商业社会偏偏是个大众化、闹剧化、表演化、戏子化的社会。当同时代的人迎着镜头欢舞、嬉戏、狂奔,讨好大众的时候,他们却背离镜头而去,且越离越远。远离镜头反而使得他们成为先知,使得他们洞悉了存在的阴暗面,更使得他们聆听到关于人与未来世界的消息。这些先知们,生前默默无闻,死后却被大众认同。活着时他们有什么影响力?他们所有的影响力,皆来自知识界,皆是后来知识分子们在文本里不停的推荐、阐释、引用,才强迫性获得大众的认同。
面对疯狂的追悼场面,文化批评家朱大可言:“鸡汤诗人的谢世引发的超常赞美,说明文化贫瘠时代的中国人,对鸡汤的记忆、嗜好与依赖,已经到了令人心痛的程度。”是的,这种对鸡汤的嗜好与依赖,是文化赤贫、审美扭曲的后果。当然,媚俗在这动人的追悼场面亦挥舞着它无处不在的魔术棒。我们完全可以想象的到,在下一次一位社会名人亡故的新闻面前,这样的追悼场面亦会再度除夕夜的烟花般集中爆发。自然有一群人会对号入座的说,他(或她)影响了他们整整一代人。要知道,大家饮用鸡汤这么多年,面对他人的死亡,再表演一下间歇式鸡汤综合症,完全正常。在我看来,人们哀悼汪国真英年早逝,没有任何问题,这是正常的哀悼现象。但对其诗歌过度拔高,则是天长日久的嗜饮鸡汤的恶劣后果。古语云: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中国的文化现状是,名人已死,我们大家一起表演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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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凳
 楼主| 发表于 2015-4-28 00:03 来自手机 | 只看该作者
(转自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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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板
发表于 2015-4-28 00:13 | 只看该作者
但汪国真这类人的聪明之处在于 他知道“大众”需要的是什么——“——

这种赤裸裸的污蔑也亏楼主说得出来,足见人品低下。

底下对路遥的污蔑,怀着一颗真诚心为农民立传的路遥居然成了和余秋雨一样的货色

开口的时候用用大脑,摸摸良心,如果还没被狗吃了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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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发表于 2015-4-28 07:08 | 只看该作者
早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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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楼主| 发表于 2015-4-28 13:59 来自手机 | 只看该作者
汪国真的伪艺术与真成功
博宝艺术网 作者:苏宏丰
汪国真
  我在大学的最后一年, 汪国真开始走红,当时弄诗的弟兄们哭笑不得:这样的顺口溜、大白话,自娱自乐也罢,非要与北岛们并肩,我们身边还有不少 汪国真呢。遇见一位名诗人,把这些告诉他,请他发出声音,他说:这是很可笑,不过人家也没有伤害我,谁理他呢。
  后来央视举办首届主持人大赛,汪诗人参与竞争,万众瞩目,结果汪迷们大失所望,诗集销量下跌。汪国真从此渐渐模糊起来。但他还是钟情文艺,学习书画、音乐,虽技不上道,也缺少精神,却借着诗人的名气,日渐红火。近些年,他从前的拥泵渐成气候,或掌权,或拥财富,而他自己也能与时俱进,做到有经纪人的地步了。
  在九十年代初,“市场经济“这个词还未深入人心,我和同道们正是单纯的孩子,没把出版社当商人看。今天,当汪国真戴着出版商授予的桂冠——“中国诗歌最后一个辉煌的诗人”——正式重出江湖,我不会大惊小怪。我只能慨叹市场的魔力,连一个数十年与优秀作家打交道的大出版社,也能理直气壮地贩卖辉煌。
  书店的人告诉我,汪诗卖得还可以,与当年不能比, 新一代更迷恋网络小说之类。但通俗作品永远有市场,今日的传播手段也非当年能比,这些年汪诗和汪氏书画、音乐作品仍有可观的热爱者,包括这新一代。这些浅薄的作品,在五光十色的现代文化快餐中,仍能闪出耀眼的光芒。
  汪氏作品里究竟有什么吸引众人?是刻板的幻想与游戏般的自我慰籍,对现实无知或不敢正视现实的弱者最需要这些,有些境遇不错的精神贫乏者也需要,大家就如吸鸦片,麻醉一下自己,遇到现实难题还得另想办法。听说有人真的受到汪诗的激励,最终获得“成功”,如果他还奉汪诗人为精神导师,我想还需要补课,他可能正是汪氏作品的受害者。
  有朋友说,汪国真的诗浅显,但里面有有豁达、洒脱和善良,可比陶渊明。汪诗人也自比唐诗宋词,更强调已将
  普希金、迪金森、李商隐和 李清照诸家融会贯通。而
  我读到的是“做”和“假”,因为作者有非同寻常的认真和自信,我相信这是一种“真诚的做、真诚的假”,这话汪国真这一类诗人是不会懂的。
  “做”和“假”,贯穿汪氏诗歌的里里外外。在结构上,汪诗无非是将作文句子打成分行,如:“
  感情上的事情
  常常
  说不明白”,或者是几句顺口溜,然后
  模仿流行歌词的格式,堆出一个个积木,因为缺乏内在的粘合,毫无诗的节奏和韵味, 朱大可称之为“诗歌麻将”,精辟之极。其初期惯用宏大、抽象的词汇,如“成功”、“攀缘”、“崎岖”、“索取”、“航程”“耕耘”、“旗帜”、“屹立”和“风雨兼程”等,以泛政治用语来书写青春、人生,以后“情素”、“踯躅”、“婆娑”这类用词渐多,以此拼出几种现代青年的情绪感受,断不是血肉里生出的真情实感。
  那些意象大多停留在“向上的路”、“红叶”、“月亮”、“雪花”、“风帆”、“海洋”、“鱼”、“鸟”、“山岭”和“青草”之上,用这些写他的人生大主题,似乎是幼儿园的孩子失掉烂漫之态非要做青春梦,早熟的可怕;至于“
  让心海掠过飓风
  ”、“
前程如朝霞般绚烂
  ”、“
  成功如灯火般辉煌”这种庸俗比喻,早成为六、七十年代人的尴尬回忆,如果今天还有人这样写作文,也算后继有人。
  同样的青春表白,在席慕蓉那里是自然的浅——“
  在长长的一生里为什么
  欢乐总是乍现就凋落
  走得最急的
  都是最美的时光”——对人生初期境遇的反思,关于活着的意义的静想,以自我
  叩
  问的方式表达出来,喻、拟简练,节奏如小溪般蜿蜒而下,这种浅有味道,可以接受。
  汪国真无意沉思,故作潇洒——“
  假如你不够快乐
  也不要把眉头深锁
  人生本来短暂
  为什么
  还要栽培苦涩”
  ,或者在格言里做空洞的升华——“
  欢乐是人生的驿站
  痛苦是生命的航程
  ”——这不是真实的青春之声,更象
  入团宣誓,
  似乎是带着功利任务远行的临别赠言,用情绪替代思考,故做豪迈状,以激发荷尔蒙驱赶恐惧,这让我想起水池里自以为将跳龙门的小鲤鱼。
  我还想到那些为青春放歌的诗人:李白、雪莱、徐志摩、顾城……他们那些生自心底的璀璨诗行,就不要比了,写“只 顾风雨兼程”的人愿意比,尽管继续,诗歌在他那里,不过是码字游戏。当然,他后来的文字(包括散文),生硬的成分有所减少,还是不离游戏态度,拿矫情当风情。
  他和同道们还没有发现“诗”——那种隐藏的
  “人类隐秘经验”,而“文本的独特性”更无从谈起。这两个特征,是唐晓渡对诗歌本质的概括,今日中国少有接近这种境界者,许多诗歌爱好者虽相距很远,但明白这个道理,汪国真这一类写手不会,他们相信艺术作品只靠大众投票,为了大众可以“真诚”迎合。
  这样钻研汪氏作品,难免受到传染,我也东施效颦,“创作”一首汪氏诗歌:“如果不幸落在贫瘠的土地
  我不能开出高贵、美丽的花朵
  我情愿做一株 仙人掌
  在沙漠里迎风而立”汪国真以为自己的心灵博大丰富,能快速开出多种绚烂的花朵,其实他连仙人掌也没有收获。若内心平庸,学习任何艺术门类,操持哪种表达工具,都不会有象样的作品。看汪氏的书画作品,听他为古今诗歌的谱曲,和读那些诗的感受极其相似,如果说有什么不同,便是那些歌曲的配器和演唱有些功力,就如一幅不佳的书画被交给装裱高手,之后也只能远观。
  这些被精心包装的汪氏作品继续畅销,在今年重掀 高潮,这情形和当年大不同。那时的出版社不擅长主动炒作,易受编者喜好与读者呼声的影响,汪国真自己也是被动出名,喜出望外,在文坛与大众交流的空白期开始大红大紫,他不需多想,与出版社顺势而为就是了。面对公众他还有些羞涩,这更博得大家对他的好印象,“斯文”——是常见的评价。记得九十年代初,《大学生》杂志上连续刊登若干学生诗人的争论,多数在批他,一位喻他的作品为“橡皮人的佯哭假笑”,印象颇深。汪诗人不惧这些,在走入低谷后,他潜心其他艺术门类,一步步又走出来。
  不少地方权贵向他发出邀请,以他参加活动为荣,有国学类学校授予博士生导师的头衔,他的题字被刻到显赫的位置,个人音乐会先后举办,其多种作品也被收入课本,这次的诗集出版算是重登峰顶的标志。他不好积极炒作,但从不拒绝市场的要求。在权贵与大众有意无意的合谋中,汪国真迎来第二次艺术市场青春,获得“著名诗人、 书画家、音乐家”的称谓,他真的成功了。这些是市场的自由,汪国真的自由,任何人无权干涉。我们需要关注的,是汪国真的态度和影响。
  他对不被文学界接受一直耿耿于怀,长期忍气吞声,两年前的态度明显有变:“
  人民说你是诗人你就是诗人,不被人民承认你就什么都不是。”后来又发肺腑之言,可谓底气十足:“
  如果按照那些评论家认为好的方式去写诗,那么汪国真还能脱颖而出吗?汪国真的诗还能发行几千万吗?现在诗歌被边缘化,用我的话说是自作自受
  。”
  他讽刺“诗坛上的那些诗”“近似‘跳大神’”他强调:“从专家、学者的层面来说,我的诗和散文同样也得到肯定,2000、2003年入选进中学语文课本,被认为兼备思想性和艺术性。作品入选课本,这事非常 严肃,不是某一两个人的喜好能决定的。我不在乎有没有被划入主流诗坛,如果读者不买账,那划进去了又有什么意义,无所谓了。”
  出自中文系的他评价自己的诗作:符合古今中外广泛流传诗歌的共同点——通俗易懂,能引起读者共鸣,经得起品味,常读常新,其写作符合诗歌创作的规律
  。
  对自己的音乐悟性,他也自视极高,称用
  一个礼拜的时间看完作曲方面的书,然后开始创作实践,因为自己的诗歌“本就有韵律节奏,因此产生旋律对我来说不是很难的事情
  。”今天,有几百首他的古今诗词歌曲在各地流传。
  他这样总结自己:“我的朋友说我总是能很快到达一个境界,比如写诗,写成了一个现象,也写到了课本里;写书法,居然写成了国礼;作曲,作品被收入中国音乐学院的教材。我相信性格决定命运,顺其自然,从容面对。有人说我的诗不好,我就要证明,我不仅诗写得好,在其他领域我也是可以的。”
  朋友说他有出版欲、不甘寂寞、不甘人后,的确,他对于出版(包括明信片)、题字(包括刻石)、参加剪彩、座谈和演说应接不暇,其幸福感溢于言表。
  和他相近的艺术爱好者也被带动起来,日渐活跃。他以名诗人、艺术家的口气劝进后生:“
  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要真正用心,要真诚地写诗。而诗歌的边缘化,其实是诗人自己把自己边缘化了
  。”
  这些言论是汪氏作品的最好注脚,足以证明其作品的档次和作者的品位。汪国真是有些小才,且多才多艺,可他对自己的才情、作品和地位的认知毫无进步,在市场热浪的袭击下,他晕旋不止,愈加糊涂。他不比余 秋雨的才气和心机,但比后者想得开、活得轻松,因为作品更易赢得大众市场。近来有一些糊涂学者、诗人开始乱弹,要“重评”汪国真的文学历史地位,探究汪诗的“人本意义”,这些东西不似恶搞,表明汪国真在文化界也有一定的市场。
  智者大多以沉默相对,听到那些尖锐的批判,汪国真没有安心做他的“皓月一轮”,以占有读者、市场的行动和誓言来“复仇”,坚决站到大众文化产业的第一线,俨如一个小巨人。他终于从一个
  稚嫩的诗歌爱好者、斯文的知识分子,变成一个多才的艺人和傲慢的文化商人。他彻底放弃谦逊和反思,经常总结自己的非凡成就,受领各种桂冠,接受飞来的定单,加工诗歌、书画、音乐“艺术品”,态度仍那么真诚
  。或许他从未改变?
  会有人问我:汪国真既没有违法犯罪,也不是公众道德的敌人,用自己的作品温暖、鼓励他人,带来一片和谐,也为自己换得美好生活,好处都道不尽,还要数落人家,你是何动机?别人的自由与成功,本不关我的事,对生活中的汪国真,我也颇有好感,说这些难听话,是要提示汪国真某些言行带来的坏处,提醒诸位警惕汪国真这类文化名人热的泛滥。
  他的言行,使我看到一个不再斯文的狂傲的“诗人和艺术家”:他把大众的快餐消费视为“人民”认可,他以商业的成功来鄙视、挖苦困顿的诗人和艺术家,他任由自己的伪艺术品被当作范本影响下一代、被拿去代表 伟大的中国文化,他用自己在市场上的成绩告诉大家:鄙薄、媚俗可以取胜!这就是艺术的魅力!这就是人生的成功!
  汪国真式作品的畅行与汪国真式成功的被崇拜,会继续败坏大众本就不高的审美趣味,更多的人将远离艺术,文化快餐消费如恋物癖一样被视为理所当然;更多的年轻人会把汪氏作品当作对生命意义探询、对人与外部世界关照的路径,走入歧途,至少延长告别歧途的时间;而当下人们回避现实与痛苦、厌烦理性思考、无原则向市场妥协的恶习会继续受到鼓励。
  一个人想在心智上获得进益,必须接触比自己深刻的东西,拒绝高贵的作品不会获得精神自由,体味真正的幸福。走进汪国真这类作品,有人会得到暂时的安慰与鼓舞,但将失去汲取真养分的机会,长期服用汪氏营养液,会加速自己的弱智化倾向,无异于慢性中毒。希望更多的人特别是少男少女,早日告别汪国真和他的同道,去发现真实的精神世界。
  汪国真认为自己的作品至今不衰,畅行无阻,说明作品有生命力,这是偷换概念,作品的生命力取决于作品自身的内核,不是来自商业市场和掌握话语权者的推介,
  作品在市场上的辉煌与作品的辉煌是两回事,在没文化的时代,在缺少公正的空间,乌鸦被当作夜莺早已不是新闻。连汪国真也承认自己是个幸运儿,他早年的那句诗,今天读来别有新意,可当作献给市场的赞礼:
  “让我怎样感谢你
  当我走向你的时候
  我原想收获一缕春风
  你却给了我整个春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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