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以启蒙者自居”过吗？

笑牵云手

                                                                                        鲁迅先生“以启蒙者自居”过吗？


        近日读《近百年名家旧体诗词及其流变研究》（刘梦芙著，学苑出版社2013年11月第一版，上、下两册）一书，在上册“现当代名家诗词分论”这一章的第二节“学衡派”学人之诗中，有这样一段与鲁迅相关的论述：“由于《学衡》坚持从学理立言的中正立场，不同意全盘抹煞儒家文化，批评新文化运动的偏颇，鲁迅、胡适等以启蒙者自居的人士便不能容忍。鲁迅发表《估<学衡>》一文，挑了个别文章一些字句的毛病，说‘夫所谓《学衡》者，据我看来，实不过聚在‘聚宝之门’左近的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虽然自称为‘衡’，而本身的称星尚未钉好，更何论于他所衡的轻重的是非’这种讥刺，看似从学术上‘打假’，其实是避开对方大量文章的说理，找点漏洞刺一枪后全盘否定，经不住反驳；何况鲁迅的学问未必比“学衡派”诸多学者高明”（见该书上册137页）
《学衡》杂志以及“学衡派”与鲁迅、胡适之间的文字过结，文史家们会各自有所评论。刘梦芙先生在其上述这段评论里，使读者存在一个疑问：鲁迅先生在他留给世界的言论、文章里，“以启蒙者自居”过吗？至少，在我阅读过的鲁迅先生的著述里，找不到这种感觉。现在的读者或者鲁迅那个时代的读者，在接触、走近鲁著的过程中，会自然而然感受到鲁迅文、著所特有的魅力，其中包括富涵启蒙特色的成份！这种启蒙性色彩的东西，是鲁迅这位中华民族的少有的文化战士文化英雄对民族、时代的一种贡献！这种贡献，时间愈长愈显其可贵！这应该是一种客观事实吧？在鲁迅先生所处的那个年代，新、旧文化之间还没有像今天这样获得一个相对理解、包容的大环境，冲突、争辩时有展开，今天看来也是文化发展、进步过程中的正常表现。鲁迅、胡适等前辈先生们在关涉《学衡》以及“学衡派”的文字里，在今人看来或可有某种程度的偏激色彩，不是“四平八稳”，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评价鲁迅先生以及其他批评者就是在“以启蒙者自居”啊！
“何况鲁迅的学问未必比‘学衡派’诸多学者高明”这句话，尤其显得轻率，这样的话出现在以“学术性”为旗的书里，实在令人遗憾。我们先不说“学衡派诸多学者”的“学问”是否与鲁迅先生存在可比性？“学问”的“高明”与否很难找到一个简单的评判标尺，只就“文化战士”“文化英雄”这一点说，鲁迅先生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几乎所有“知识分子”都无法与鲁迅先生比肩！多少年过去了，“鲁迅之后再无鲁迅”这样的现实，对于任何一位中国的所谓“知识分子”，是应该惭愧呢还是应该骄傲呢？！不是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吗，今天的研究者回头评论前人，如何评价，是评论者的自由，但是评价得客观、高明与否，就和评论者站立的角度、选择的基座相关了。在“重新评价”成为一种文化时髦的今天，“端平一碗水”固然难，但是它理应成为学者、著述者的基本学术追求。尤其是在评论大的文化史事文化人物时，更应如此！中国的鲁迅太稀少！“扬”他人时莫“抑”鲁迅先生！这一点点“准则”，在中国任何一位学者那里，应该都不过份吧！

看山望水

诚然，鲁迅之所以为鲁迅，在其清醒和敏察，更赖其硬骨头，不是梦里说梦般蒙蔽和软骨症的文人所能比的。中国之所以罕见鲁迅式学人，文化人，也反正先生鹤立鸡群般的卓越。
鲁迅之于时代如鲲鹏过境，今天看来仍令人仰视。何也？现当下（新时期）环境比之三十年代那会儿的文化自由和精进更不如，人群也更势利庸俗，真能“立言”者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