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背后的金钱交易

枣林放牛

美国外交杂志：诺贝尔文学奖背后的金钱交易


美国重要刊物《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近日刊出文章：“诺奖背后有利益问题吧？”（Was
there a conflict of interest behind the Nobel literature
prize?）该文对本次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中的唯一中国文学评委马悦然的操守提出质疑，称这位唯一懂中文的终身评委马悦然可能跟获奖人莫言有利益交换，从中牟取巨大利益。


【马悦然通过获得莫言获奖作品的专属翻译权套取巨额版税】
该文引述瑞典电视SVT的报道说，马悦然曾经跟斯德哥尔摩的出版社签约，必须用他对莫言获奖的译本从而获取丰厚版税报酬。
对此指责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彼得.英格伦和马悦然都予以否认。但彼得英格伦的回应证实：接受马悦然的莫言译本的瑞典出版社主编说，他们支付该书译文的稿酬极其丰厚，实际完全让马悦然自己报价（to
name his own
price）。而一般出版社接受一个译稿，都不会让译者自行报价。莫言获诺奖后，销书量自然大大增加，所以马悦然的译本将能获取巨大利润。


马悦然在回应时强调，他并不是在诺奖公布前跟出版社签约，而是莫言获奖之后。但瑞典媒体说，这种说法没有说服力，“前后”并没有实质性区别。因为对莫言获奖，马悦然作为评委之一，早就知道了答案，所以他才能提前翻译莫言的作品。按“利益回避原则”，诺奖的评委不应翻译获奖者的作品，因为这有个获奖作品销量多、译本获利的问题，等于跟“获奖者”建立有利益关系。


而且，如果某位瑞典文学院士是候选作家作品的译者，按理说就不应该再参加有这个作家入围的最后“评选”。因为这里面已有“利益”问题，等于在评选自己译稿的未来销路和版税收入了。


【马悦然此前已经这么干过】
其实早在此前旅法作家高行健获奖时，就有人对马悦然提出这种质疑，因高行健主要作品的瑞典文版，都是马悦然翻译的。马悦然当年接受采访时说，“差不多高行健所有的短篇小说，两个长篇小说，18个戏剧中的14部，都是我翻成的瑞典文。”马悦然曾经很自豪地说，“可以说我没有翻译高行健的作品，他就不会得奖了。”


马悦然翻译了高行健的作品，然后全力推动他获“诺奖”，那马悦然的译本在瑞典就成了“垄断版”，或至少是当时的唯一版，当然就会给马悦然带来巨大的版税等经济利益。


而且高行健的小说《灵山》还没出中文版时，马悦然就把它译成瑞典文，也就是说，在没有任何中国评论家（更别说读者）看到和评价这部作品前，马悦然就自己认定它是一部可获诺奖的作品。


马悦然通过推动高行健获奖，他的译本获利多少，外界不知道。但从高行健获奖前后他的小说《灵山》在台湾的销量就可得知。高行健在纽约演讲时说，《灵山》“出版头两年只卖了152本”；获奖后才大为热卖。在高获奖后，马悦然要高行健把原来出版他瑞典文译本的公司换掉，改为马悦然好友开设的出版社，这点也被媒体指出涉嫌为他自己谋利益。


美国《洛杉矶时报》当时曾经对此严词批评，该报在高获奖两周后发表威廉斯（Carol J.
Williams）的批评文章痛斥“马悦然是个无耻的追逐个人利益者，他成功地将一位默默无闻的中国作家推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宝座。他的行为已使这个文学国度的圣堂被玷污。”当时连德国文化部长诺曼（Michael
Naumann）都出来说，马悦然的这个举动“重创了诺奖的声誉”。
（《洛杉矶时报》这篇报道的网址：http://articles.latimes.com/2000/nov/01/news/mn-45189）


所以，在这次马悦然被媒体揭出跟莫言获奖有“利益冲突”之前，在高行健获奖问题上，早就有更严重的“冲突”。


【马悦然坦承此次授奖有政治层面的考虑】
但是，对这次瑞典电视台的披露，马悦然非常恼火。他在回应中怒骂电视台编辑是“白痴”；并说好不容易把诺奖发给一个中国政府能接受的作家，瑞典电视台还这样报道，“中国政府发言人发怒的话，又会发声明说西方文化中的反华因素为诋毁中国作家的成就而不惜手段。”马悦然把问题直接扯到政治和国家上，明显试图转移媒体关注他和获奖者之间利益关系的视线。


但不管马悦然怎么“愤怒回应”，他始终没有否定瑞典媒体披露的事实——在莫言获奖后，他立即就把自己早已备好的译本送到出版社，而且出版公司不得不按照他自己的开价来支付巨额的版税。


【马悦然通过莫言获奖，可推销自己的中文小说】
美籍台湾媒体人caochangqing称马悦然还有其他经济好处：马悦然和莫言涉嫌“利益交换”的另一个例子，瑞典和西方的媒体都不大知道，就是马悦然的中文小说集《我的金鱼会唱莫扎特》是请莫言写的序。而莫言在为马的书写序百天之后，就拿到了诺奖。
在这次瑞典电视报道马悦然的莫言译本利益冲突问题时，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英格伦证实，马悦然“深入地参与了”（highly
involved）给莫言评奖的讨论。


莫言给马悦然的书作序，马悦然随后“深入参与”讨论莫言获奖，然后拿事先译好的莫言作品跟出版社签丰厚版税。这不是把诺奖变成一场赤裸裸的商业交换了吗？
马悦然本来是主攻《公羊传》和《左传》的中国古文专家，现在忽然会写中文小说了。而且几年前他还出版过一本中文的《俳句一百首》。瑞典的古汉语专家，既成了中文诗人，又成了中文小说家。难道马悦然是天才吗？从网上查到，他的这本微型小说集，是和比他小43岁的娶自台湾的太太陈文芬合写的，一共106篇（马悦然说他写了60篇）。


据网上的内容介绍得知，该书约五万字。这个字数实在令人瞠目。106篇小说才五万字，那等于平均每篇才五百字，马悦然太有才了，五百字可以写出小说来。我写评论，500字都难以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所以多年前辞掉了台湾《自由时报》上的一个叫做铿锵集的专栏，因为要求600字，很难写，除非胡乱写。


小说不管多么“微型”，总得有人物和起码一个情节吧。五百字？看来马悦然完全可以跟43天写46万字（小说《生死疲劳》）的天才莫言比谁更有文字“大跃进”的能力了。


马悦然可能早就担心被人指出“利益冲突”，所以该小说集没有署他们夫妇的真名，而是用的“南坡居士
台湾小妖”。作者无名、又微型到如此地步的“小说集”在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肯定不会有多大的销路。但是，由中国作协副主席、当红作家莫言作序，效果就不一样了。莫言的“背书”当然会给马悦然带来销售和版税等商业利益；反过来，马悦然推动莫言获诺奖，利益就更大了，除了奖金，更有其他无形的利益。莫言的“序”看来是全世界最赚钱的文字。


所以有评论说，在中国大陆，“会做事的”不如“会来事的”。在这方面，莫言更是不必言说，就心领神会。包括跟一直推荐他得诺奖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也关系拉到大江去中国时，专程去看望莫言的姑姑。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舒乙曾写过：“有一次大江健三郎到中国现代文学馆参观，我发现作陪竟然就是莫言。”莫言还用小说通信的方式，歌颂这位日本恩人（据网上文章，《蛙》中有四封跟日本作家的通信，那个作家就是大江）。



  现在莫言获奖了，马悦然夫妇的这本小说集又要在台湾推出。这次他们署上了真名实姓（马悦然
陈文芬）。在台湾“博客来”等多家网络书店上，目前都可看到这本书的预购广告，说是10月25日推出。而且特别用“莫言作序”来做广告。这不是明摆着，要借莫言得诺奖的“东风”赚一把自己的名誉和利益吗？这不是清清楚楚地在违背诺奖委员会严格的“评委不可有任何利益因素”的规定吗？当然，像这种利益交换在中国不仅比比皆是，而是常态。但在西方，则难以想象。马悦然和获奖人在中文世界共同牟利的做法，显然诺奖委员会完全不知情，否则瑞典媒体会闹翻天！




对这本平均每篇不到五百字的小说集，莫言在“序”中是这样歌颂的：“这两个人的小说，看似简单，但背后隐藏着历史变迁、两岸三地、巴山蜀水、乡音梵号、三坟五典。那些丰富的背景和潜台词，全靠读者去想象。犹如竹林边飘摇的酒旗，犹如深巷里飘散出的酒香，犹如探出墙头的花枝，向人们昭示着里边的风景。”这比马悦然的瑞典文学院给莫言的颁奖词还“壮观”，真是知恩图报呵。




当然，马悦然希望通过莫言译本多得一些稿酬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他的经济情况实在不太好。他妻子陈文芬去年底接受上海《外滩画报》记者采访时说：“他大学退休金是每月19000瑞典克朗，一直不变，再交税57%，然后房租就占去了7600，几乎就没有什么剩下了。”（算下来每月只剩570克朗）而高行健和莫言等获奖，马悦然的译本能多卖出一些，那他的收入就不会“没有什么剩下了”。只是这种“利益关系”被媒体披露出来之后，他作为知识人的体面等，可能也没有什么剩下了。

枣林放牛

原文地址！http://blog.qq.com/qzone/622002641/135157228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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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林放牛

关于立即查缴《灵山》、《一个人的圣经》等非法出版物的通知
　　新出联［2000〕4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局，“扫黄”“打非”办公室：
　　小说《灵山》、《一个人的圣经》系法籍华人作者高行健的作品，两种书均未获中国图书进口许可，国内各出版社及期刊也未出版、发表上述小说。但是，近期在一些地方出版物市场发现了非法出版的《灵山》、《一个人的圣经》等书。现将非法出版物特征提供如下。
　　目前发现非法出版物《灵山》版本主要有两种：一种假冒敦煌文艺出版社名义出版，书号ISBN7—5396—1723—3／I.1805，版权页标“2000年12月一版一次印刷”，定价28.80元；另一种假冒香港地区书号出版，书号ISBN962—993—273—3，署利通图书有限公司发行，开达印刷制作公司承印，定价70.00元。市场上发现的《一个人的圣经》系假冒敦煌文艺出版社名义出版。
　　请你们接此通知后，立即对出版物市场进行认真检查，一经发现上述图书，立即查缴，并追根究底，查明发货线索、销售渠道、策划人、委印人、承印人等情况。同时继续按照(2000)新出密电字10号《关于防止小说＜灵山＞非法入境及流入出版物市场的通知》要求，进一步协调海关、公安、工商等有关部门严防上述图书非法入境及在境内非法翻印、销售。有关查处情况要及时向新闻出版署、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报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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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行健获奖 北京崔卫平关于高行健获奖给朋友的信-崔卫平 | 学者社区-中评网
所属专题：高行健     发布时间：2012/10/16 11:23:58


亲爱的朋友：

　　处于这么一个遥远的地位，我更关心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在何种程度上，一个国家的人民不被自己的政府所尊重，因而他们也不被其他民族的人民所尊重？一个国家的政府长期拒绝和遮蔽自己人民的声音，因而这些人的声音也不几乎不被其他民族的人民所听见，也逐渐被认为是不值得考虑和无关紧要的？在这个意义上，谈论这次诺奖的结果，在我看来，是一次了解和认识我们自身境况的机会。毕竟是一位中文作者以他的中文写作的作品而得到评估，因此不能说和我们这些仍然使用这种语言的人们毫无关系。现在继续谈论这件事，已经不是?quot;诺贝尔人"（及"文学正义"的事业）有关，也不和我们过去及今天看待诺奖的心态有关。 这次评奖也许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我们看，中文读者几乎完全被排除在外！汉语界对高行健这两部小说的反应（当然是没有什么反应）不能构成对它们做出评价的依据。当然，大陆方面的原因从表面上很好解释：因为被"封锁"啊。某种限制当然是存在的，并一时改变不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大陆的人们就不是可能的读者，对这些可能的读者其可能的反应可以不加考虑，完全置之脑后，没有留下任何可能的余地。从技术上说至少是这样：在大陆读者仍然缺席的情况下，在不存在大陆读者这个维度的情况下，做出这个颁奖的决定，至少显得太仓促和缺少慎重。
　　很显然，高行健的小说大量涉及大陆前几十年的社会历史现实，如何对它们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大陆读者应该有不可忽视的发言权。捷克小说家伊凡·克里玛在谈到她"逃亡"巴黎的同胞、同行米兰·昆德兰时说过一句话：昆德拉在作品中所描写的当时捷克的社会现实，是任何一个在布拉格住上一段时间的外国记者都能够得到的认识，即是比较肤浅的印象。在很大程度上，高行健小说中的许多描写和从中得出的一些颇有哲理色彩的议论，从我们这里身处其中的一些人看来，也没有超出克里玛对于昆德拉的这个评价。当然这是今天我们读到高行健的作品之后得出的看法。而如今拥有这个看法，与我们在有关国内国际的无数问题上拥有自己的看法一样，是完全无效（这里用得上"无效"这个词）。这里，我们又一次被推向完全无能的境地。
　　实际上，大陆读者的情况要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据我所知，至少在一个有限的范围之内，那些在海外的诗人作家仍然被大陆的读者所阅读，比如北岛、杨炼、虹影。我们也曾通过某些渠道读到高尔泰的陆续发表的小说《家园》。高尔泰的这个东西广受欢迎，在我手上，就传了好几个人。这样民间的流传不是任何一个权威的召唤，而是高尔泰作品本身的魅力。
　　包括大陆以外的中文读者，对高行健小说的反应也是寥寥无几。李欧梵先生在他和陈建华、王晓明的对话中谈到在课堂上讲过高的戏剧，而没有讲过他的小说，可见高行健的小说在汉语界的位置之一斑。而这样的情况也同样被忽略了。我不知是否能说，在某种意义上，对大陆以外中文读者（人们）的理解和重视程度，是和对大陆读者（人们）是否被重视和理解联系在一起的。
　　而所有这些被忽视的"可能的读者"是什么样的人？"这些从来没有露过面的人他们究竟是怎么一回事?quot;一个法国的文学家或者一个德国的普通人都可能会这样想（如果他们偶然想起过这个问题的话。）在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中，这些人具有什么样的思想感情？具有什么样的判断力？包括政治上、美学上和文学上的判断力。
　　在一片"逃亡"及"逃亡大胜利"的呼声中，这些没有逃亡的人们是怎么生活的？他们怎么不逃亡？他们是"合作了吗"？是在什么意义和什么程度上与自己的政府"合作"的？这样做会带来什么样的精神上和心灵上损害和痛苦？又会带来哪些自我的安慰或欺骗？至少因为如此，他们和他们的政府一样是不可信任的吧？
　　当然，也许有个别例外。那么有人是坚持的。谁是坚持的？他们又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坚持的？这些人以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让人们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有效"还是"无效"？在何种意义上，才能评价这种坚持的意义？或许就没有什么意义 ？在那样一种总体环境中生活了许多年，这些人的头脑和精神难免同样受到损害，他们能够存活下来，这就说明他们肯定是在某些方面是"合作"的。
抑或压根就不存在诸如此类这样的问题！最有可能的是，中国现在已经完全和世界接轨？！根本不存在一两个"别有用心"的人不断提出的人的权利及言论自由问题？！（这敢情最好，否则令大批善良的人们良心不宁。）
　　所有这些看起来颇为缠绕复杂的问题，在我们这个现实中仅仅是十分初级的。我们面临的现实要比这些更为复杂和缠绕若干倍，它们是许多"从外面"谈论中国的人们难以想象的。的确，这种情况很像那个著名的表述：外面的人看不出来，里面的人说不出来。一个手头的例子是，我说过要写一篇文章谈谈对高行健作品的不足，就得到一些朋友当面劝阻，认为这样做客观效果是站到了某一方面。从大局考虑，有人劝我还是"不要这样做了吧。"
　　总之，如果一个政府需要进一步论证自己的合法性，需要进一步就自身的正当性做出说明，其公民的合法身份和各种正当性都有进一步澄清和论证的必要。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公民们的政治和文化身份都变会得暧昧不清乃至和混乱不堪，不仅是别人，他们自己也难以指认，难以做出恰如其分的说明。
他们像一群影子一样无声无息地存在。在实际生活中，他们对自己所处社会和所处境遇的发言权几乎等于零！这次顺便地，在遥远的国度人们的眼中，他们对于描写自己所处生活的文学作品的发言权也无疑等于零！说句实话，这次诺奖的结果，颁发给一个不被他的祖国读者阅读的中文作者作品，极大地伤害了许多中文读者的感情。这是我在朋友的圈子中不断听到的一句话。
　　不仅是中文读者收到了无视和冷落，受到同样不公正对待的还有中文本身。在谈论高的获奖这件事时，翻译的问题一再被人们提到。在网上读到不久前在香港台北国际书展展前记者会后，马悦然教?quot;用流利的中文表示，......由于外国人很少懂中文，若中国作家的作品不译成外文，没有太多人能够欣赏。因此翻译者的水平很重要......"，他还举了老舍的《骆驼祥子》受到不公正翻译的后果。这肯定是说出了某个实情。很显然，若是想把中文作品变为非中文读者所能阅读的东西，翻译的作用怎么估计都不过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当感谢所有热心介绍中文作品的所有专家、学者。
　　但问题很简单，任何一部作品都不是为等着被翻成他国语言才写出来的，一个还在用母语写作的作家首先是和自己的母语打交道。这与他住在什么地方关系不大，一个作家居住在什么地方写作完全是偶然的。
　　在深邃复杂的母语环境中，在此前存在的各种文本--传统和现代的小说文本及民间传奇、其他文本如电影和戏剧文本、政治文本、宗教文本、历史文本、教育文本、各类译文文本甚至媒体文本等等--之间产生复杂的对照和关联，做出种种公开的和隐蔽的对话、变换、交叉和交流；穿梭于无数的外部限制之中，并通过作者严格的内在制约，最终产生出一个新的奇异变幻的灵动空间。这其中有着太多的奥妙和可能拥有的活力，它们都是在母语的综合性背景上才凸现出来的，换句话说，是母语提供了一部新作是否拥有生命力和开放性的最终根据。单靠译文对某部作品作出评价，脱离了其原来血肉相联的语言背景，那么，在这部作品作为译文受到关注的同时，这部作品所属的母语所具有的权威性便被置之不顾；产生这个母语环境的流动的生活便遭到了冷落和遗忘。
　　还有那些属于语言修辞学、写作技术上的全部问题！什么叫用词的"增之一分嫌多、减之一分嫌少"？这"一分"和那"一分"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如何让一个词出现在合适的光线之中？赋予它什么样的色彩、什么样公开的和隐蔽的含义？它和它周围的其他一些词又是处于什么样的搭配之中？句子和句子之间是如何衔接、转折和过渡的？一个句子怎么起头、如何无中生有地冒出来，仿佛像是从深渊中开放的花朵一样，既自然又石破天惊？在一个单元之中，几个连续的、相近的意思如何把它们翻来覆去、运用句头、句尾的巧妙装置最终表达得完全不重复，以便造成不断行进的幻觉等等，这些都是一个母语运用者独具的心思和秘密的技巧，而最能够配合这样一位作者的是使用同一种语言的人们。在这个意义上，中文读者不仅对高行健作品中所描绘的社会历史现实比较有发言权，并且作为母语读者，对于高行健作品的语言艺术的评价也更为拥有权威。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红楼梦》的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的差别，在同一个英文译者的笔下，恐怕是体现不出来的。
　　从网上读到署名曹长青的关于高行健的文章（出现的是繁体字，是一位台湾人吗？），他对《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做了深入细致的阅读，他阅读文学和大陆生活都很敏锐，他所指出的那些问题我都有同感。比如他引出高的这样一段："党一旦決定發動一場鬥爭，沒有一個單位不鬥得個你死我活，誰都怕給清理了。""再譬如學習，不是字典裡說的掌握知識或學會某種技能，不，這專指肅清不符合党當時規定的思想......'五七幹校'決非古今中外通常的學校，報名也好不報名也好，指定誰便非去不可，還不可以退學......"154頁曹先生指出其中的问题是"给外国人介绍背景材料的文字"，从修辞学的角度，我还要加上一句：这样的文字实在是不够"自律"，一点也不讲究！一点写作上的难度都没有!一个职业作家怎么会允许自己写下这样的句子？一位更年轻的朋友听了我念了书中的几句，说："怎么像是翻译过来的文字？而且是翻得最不好的那一种！"
　　从文本的自律、中文写作的自觉这样的角度来看高行健，对不起，我就要对这位"千僖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为不敬了。我是较早在大陆拥有《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这两本书的人，到昨天还没有写出一个字象样的评论，其原因我现在可以更为清晰地表达成这样：对付高行健的作品，并不是一个严肃的批评家的工作，而是一个出版社的编辑就能轻松完成的事情。试想，假如碰上一个比较年轻一些的编辑（35岁吧，也已有十年从业经验），这个人不知道高行健八十年代及后来去法国以后的戏剧工作，也不知道他是一名"逃亡"巴黎、发表"去国声明"的那位先生，当然也不会知道他原来出身于艺术世家、会画画、弹钢琴等等；总之，是一位无名的作者把他自己的小说邮寄到了国内某出版社的编辑部，那么，等待着他的最为可能的就是这样一封退稿信。其中的文字也许简单、粗暴了一些，但对于看不出什么潜力来的无名作者，一般的编辑可能就是这么做的，这样的粗粗一瞥更能看出高行健小说的某些实情。（见附录）
　　在前面提到的那个三人对话中，李欧梵先生还说到高行健在欧洲有很大影响，高行健是用法文写作。这引起了我的深深的兴趣。我不妨来想象一下欧洲人、尤其是法国人怎么接受高行健的？他们欢迎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高行健？
　　当然他们需要一个中国人，一个曾经具有特异的国籍身份和仍然拥有特异的文化身份的人，这个人身上的特殊背景和蕴含能够满足他们对于异域风情和恰到好处的政治异议的向往，甚至他的苦难?quot;弱点"(高在台湾的讲演中讲到"弱点")，也正好满足这些人自启蒙运动以来的某种"宽容"和多元精神，甚至包括某种悲悯情怀："来吧，让我们拥抱这个曾经和无数沉默的影子们一起生活、他本人也像影子一样的人！"
　　但同时，这个人身上的"异质"目前不应对他们构成任何危险和具有威胁性。那么这个人应该是"归化"和"归顺"的，应该是被他们的文化所"教化"的。他不仅这样做了，同时如果公开表明他的"归化"、"教化"的立场则更好！当然高行健做到了所有这些。他毅?quot;去国"，并不再和大陆的中文世界发生任何关系，便证明了这一点。在这次台湾的讲演中，当他说："民族性的认同我认为是虚假的问题"时，无疑更加确凿地证明了他是一个成功的"归化者"。这也许让一些法国人和其他欧洲人听上去非常顺耳，感到非常放心，也许不经意中还生出几分他们民族的或欧洲的自豪感。（对他们当中的个别人来说，是否还有个人的成就感呢？）但是天哪，一个作家--语言艺术的运用者，一个本应深谙民族语言所有那些微妙和美丽方面的人，怎么可以如此轻率地谈论"民族性的认同的虚假"？在我们的耳朵听来，出自一个作家说出这样的话，几乎接近对于中文的诅咒了。
　　正像汉娜·阿伦特（1906--1975）曾经分析过的那位犹太妇女Rahel Varnhagen，她竭尽全力把自己"归化"，以便使得所处社会能够接纳她，但她最终是不成功的，在别人的眼中她仍然是个犹太人！她介于犹太"贱民"和"暴发户"之间，到头来也没有被那个社会所接纳，这给她带来了深深的烦恼、苦闷和孤独，尽管她自己并不明白它们来自何方！她在别人眼中仍然是个"异类"，这与犹太人总体处境密切相连，否认个人"身为犹太人"这个事实是愚蠢的。
　　目前在我眼中的高行健正是这样一位人，他拼命试图"归化"，试图忘掉他命中注定分派给他的"身为中国人"的那个角色，也让别人忘掉他的这个身份，从表面上看，他也做得比许多人成功。但至少从他的作品的行文中所体现出来的，他仍然是那个中国人。他口口声声的"个人"及"个人自由"，在我们听来，一方面说明他本人远远没有从过去时代的恶梦中走出来，属于仍然比较僵化的那种中国人，仍然没有完成从"整体的人"向"个人的人"的转化，从中看出的仅仅是最是不自由高行健，最是不个人高行健；而另一方面，"个人"又是他进入西方社会的入场卷，是要求得到承认的托福卷答题（欧洲的"托福"）。一个人要求得到承认的冲动可以理解，但更深的问题在于作为边缘的"异类"是怎么产生的！被当作"异国风光""异国情调"的责任当然不在于高行健甚至西方人！难道不是他越是强调个人，或如何以"个人"的身份得到承认，他身后拖着这个社会历史的阴影变越浓重、越显突出？（而作为个人的法国人或瑞典人、其他什么人对中国人所做的，最多也就是帮这些"个人"一把。这样说，千万别以为我指望任何西方人，我只相信国际歌里唱的"一切全靠我们自己"。说到这里，不免还要添加一句，即使是不好的生活，也是我们自己的生活！）
　　老实说，这次读高行健的小说包括他的领奖演说，又令我要说每每见过从国外回来的老朋友之后经常说的一句话：我们这些仍然留在国内的人，能够随着自己身边环境的流动而流动，随着脚下奔腾不息的生活道路的改变而改变和调整自己，在国外的一些人怎么从思维方式到语言表达还是老一套！他们在人格心灵和话语模式上成为我们80年代的活化石。与之相比，我们这里的领导和御用文人在处世姿态和话语技巧上都比他们变化要大得多。（最后两句话是我的朋友郝建加上去的，我也舍不得删。）
　　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法国人对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没有表现出如同这次对待高行健同样的热情和兴趣？他们两人同样逃往巴黎、同样能用法语写作、同样有着特殊的政治背景。我的理解是"时代不同了！"在某种意义上，高行健所代表的象征意义和昆德拉差不多，都是声称个人自由至上（尽管昆德拉的小说及其中议论部分的水平比高行健高明多了），但是昆德拉的那个年代冷战还没有结束，东西方阵营的对立、意识形态的对立仍然相当严重；还要加上的一个心理学的原因是，人们对于某些话题（比如人的权利、自由民主等）的耐心还没有完全失去。其实哈维尔当年就曾指出过这个问题。他在谈到和来自西方的和平斗士打交道时："我们每次将人的权利引进关于和平的讨论，指出情况的复杂性和表明不一致的态度，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我们被认为是无可救药的，那些人根本不想听声援之外的话?quot;显然这些人对哈维尔关心的问题听厌了，感到腻歪了，他们对此"发烦"了。又是十多年过去了，世界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些当年就快被听厌了的问题现在越发使人们感到沉闷和难以提起胃口。他们在心理上完全不想接受！不想接受也不想承认世界上居然还存在这样一个高行健所不要的国家！想象自己处在一个祥和的、单是由不同文化组成的、莺歌燕舞的大同世界多好！于是高行健适时地被推到了前台！开玩笑，这就相当于哈维尔坐牢的时候给昆德拉颁发这么一个奖！
　　好，亲爱的朋友，一口气说得够多的了，就此打住。保重。
崔卫平

枣林放牛

附录：
高行健同志：
　　您好！大作《灵山》已拜读。这是一部颇费心力的作品，虽然从文字上看，您还十分年轻稚嫩。您对文学的执着投入，让我们这些从事文学图书出版的同志感到欣慰。
但是，作品的毛病不少，大致说来，有这样几项：
　　一、小说的主题模糊，内容陈旧，表达手法也较为滞后，均停留在八十年代初期。
　　二、书中议论太多。写小说就应该写故事、写人物，过多的议论会妨碍读者的正常阅读。我个人认为，这些议论也比较陈词滥调。进一步说，如果把议论当作作品的主要框架，就更站不住脚了。当然，如果哲学议论能够写得象米兰·昆德拉那样具有深度并编织在全书的有机结构中，还是能吸引读者的。这样说对您不一定不公平，您也许没有读过这位捷克作家的作品。
　　三、作品的语言较为粗糙，病句较多，米饭里掺沙子，读来令人头疼。建议以后多读中外世界名著，以提高自己的文字修养。
　　四、大作中的性描写比较多，这与当前国内的文艺政策不符。既然说到这里，也顺便说一句，大作中的性描写段落看去太似粗暴的、农民式的性幻想，这与您在作品中力图营造的知识分子气息大相悖离，建议您在修改时加以考虑。
　　作品中还有一些细节问题，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总之，我们认为大作尚未达到出版水平，现随信挂号寄回，请您查收。
　　　　　　　　　　　　　　　　　　　　　　　　　　　　　　　此致
　　　　　　　　　敬礼！
　　　　　　　　　　　　　　　　　　　　　　　　　编辑：
　　　　　　　　　　　　　　　　　　　　　　　　　xx编辑部（公章）
　　　　　　　　　　　　　　　　　　　　　　　　　　　　　　　　　　　　　　　1990年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