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烛：诗人普希金为何敢于公开反对沙皇暴政？

肖振中

洪烛：诗人普希金为何敢于公开反对沙皇暴政？

位于彼得堡市南35公里处的皇村，原为俄国历代沙皇的行宫。但它真正地出名，却是因为一位诗人。这位诗人长期统治着另一个俄罗斯——一个诗歌的帝国，因而他的形象也就理所当然地比所有的沙皇都要高大且清晰。他的预言果然也不曾落空:“我的名字将传遍整个伟大的俄罗斯，它现存的一切语言，都会讲着我的名字，我所以永远能为人民敬爱，是因为我曾用诗歌，唤起人们的善良的感情。”直到现在，也没有谁敢于忘却他的名字——普希金。十九世纪时，沙皇政府在皇村设立了贵族子弟学校，普希金是该校第一期学生——但后来也成为最著名的一个反叛者。他十九岁时写诗致自己在皇村中学读书时相识的好友恰达耶夫：“同志，相信吧:迷人的幸福的星辰，就要上升，射出光芒，俄罗斯要从睡梦中苏醒，在专制暴政的废墟上，将会写上我们姓名的字样!”这首以手抄本形式流行的诗篇，在十二月党人中起过鼓舞作用。


普希金反对沙皇的暴政，但对孕育了自己少年时代的皇村还是很有感情的，一生中写过许多跟皇村有关的诗篇。写于1814年的《皇村回忆》，本是诗人在皇村中学由初级班转入高级班考试的命题作文，十五岁的普希金面对众多前来旁听的贵宾(包括大诗人杰尔查文)，令举座皆惊。这有点类似于中国唐朝的少年天才王勃写《滕王阁序》时的情景。皇村，属于普希金的“滕王阁”。在这首一两百行的长诗里，普希金一开始就描绘了皇村的实景：“在远处，一排雄伟的宫殿静静地倚着一列圆拱，直伸到白云上。岂不是在这里，世间的神自在逍遥?这岂非俄国的敏诺娃的庙堂?这可不是北国的安乐乡，那景色美丽的皇村花园?”而相隔五年之后写的《皇村》，更体现出诗人的成熟：“优美感情和昔日欢乐的守护，林野的歌者久已熟悉的精灵——记忆啊，请在我的眼前描绘出那迷人的地方，我曾以整个心灵在那儿生活过……在那儿，我的青年和童年交融，在那儿，被自然和幻想爱抚着，我体验到了诗情，欢笑和平静。”他还自喻为“缪斯的无名友人”，要向皇村的美丽树林奉献出平静的歌唱和恬适的悠闲。


我虽然从未身临其境地去过皇村，但皇村对于我，一点也不陌生埃我能想像出那宽阔、泥泞的村路——因为那上面留有普希金的足迹。我甚至明确无误地知晓皇村花园(今已改作普希金公园)的一隅，至今仍屹立有索克洛夫根据拉封登寓言《送牛奶的女郎和瓦罐》的主题塑造的雕像。谁告诉我的?还是普希金。他写过《皇村的雕像》：“少女掉落了水罐，罐子在峭壁上打碎，她悲哀地坐下来，拿着无用的碎片。奇怪!那清水从碎罐里总流个不完，而少女对着永远的水流，永远地伤悲。”我相信，普希金的灵魂会一直陪伴着那已变成石头的送奶女郎，像流水一样低吟浅唱——这本身就是对她最大的安慰。皇村是普希金的精神摇篮，也随之而进入了人类的诗歌史。在普希金的一生中，有两个地名是难以磨灭的，一个是皇村(他诗歌的起点)，另一个则是波尔金诺——他通过脍炙人口的“波尔金诺之秋”达到了创作的高峰。正因为如此，我觉得皇村象征着普希金的春天。


1831年10月19日，普希金回到母校参加了“皇村中学的周年庆祝”，发现已有六位同学因为战争、疾病抑或忧郁而死去。面对六张失去了主人的坐椅，他惆怅万端:“仿佛该轮到我了。”其实这时候普希金也只有三十二岁。这种灰色的预感并不能算来得太早。仅仅在六年之后，普希金在皇村的席位也将永久地空缺下去——只有风栖息在上面。但对于皇村而言，普希金的缺席恰恰证明了他永远的存在。


普希金的出现，使他之前的所有俄罗斯诗人都黯然失色了——包括他所尊敬的杰尔查文、茹科夫斯基和巴杜式科夫。“普希金被公认为俄国第一个艺术的诗人，他给俄国带来了作为艺术的诗，等你读着他的独创风格的诗时，你就不得不相信，而且完全忘了在普希金以前俄国还有诗的这一回事。”如果别林斯基的这段评述不算夸张的话，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认为：“皇村不仅构成普希金创作的起跑线，而且也为俄国诗歌提供了新的起点——俄罗斯的诗神被普希金惊醒了，迈着少年迅疾的步伐，从皇村的街道上跑过，这就是俄罗斯文学中的‘皇村’——一个具有经典意味，又富于活力的概念。一块圣地。”因为普希金的缘故，皇村成为后世的所有俄罗斯诗人的故乡——或曰精神家园。


普希金是俄罗斯的男神，具有女神形象的则是阿赫玛托娃。只不过她比普希金迟到了近百年。大约在1900年，尚是周岁婴儿的阿赫玛托娃，就被退伍的父亲从敖德萨带到了北方的皇村，并且在那儿住到了十六岁：“我早年的回忆都与皇村有关:苍翠碧绿而又未经人工布置的花园、保姆携我玩耍的牧尝毛色斑驳的小马跑来跑去的跑马尝旧的火车站以及其他，这一切后来都写入《皇村礼赞》。”她曾就读于皇村女子学校。她有条件觉得自己离普希金很近。


阿赫玛托娃的这种“普希金情结”，被布罗茨基表达过:“戈连科家族并非皇亲国戚。但这家人还是住在皇村中，而皇村是沙皇一家夏季的居所，这一地理位置也许对那位父亲有所影响。对于他十七岁的女儿来说，这个地方则具有另一种意义。皇村是皇村中学的所在地，一个世纪前，在皇村中学的校园里，无意中绽开了年轻的普希金。”在阿赫玛托娃眼中，皇村并不是属于沙皇的，而是属于普希金的——是诗神的领地。她并不羡慕什么皇亲国戚，却宁愿做普希金的邻居。没有什么地方能像皇村那样，使人以为普希金仍然活着——并且丝毫不敢加以怀疑。她珍惜自己与一位前辈诗人的心灵感应。正是在那段难忘的生活之后，她开始研究普希金的生平与创作，撰写了《普希金与涅瓦河之滨》、《普希金在1828年》、《亚历山德林娜(普希金妻子的妹妹)》等一系列文章，结为《普希金之死》一书。


阿赫玛托娃晚年时曾回忆十月革命以后的皇村:“皇村，那时改称‘以乌里茨基同志为名的儿童城’，几乎家家户户饲养山羊；不知为什么把这些山羊都叫做塔马拉。二十年代的皇村，令人无法想像。所有木栅栏都当柴火烧了。无盖的水道漏口上摆着生了锈的床，这些床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病房里搬出来的。大街小巷杂草丛生，各种颜色的公鸡走来走去，叫个不停……施腾博克·费莫尔伯爵的楼房，不久前还富丽堂皇，如今它的正门上挂着一块醒目的大招牌：牲畜配种站。但是，希罗卡亚街每到秋天，橡树的芬芳仍然是浓浓的——这些橡树是我童年的见证人，教堂十字架上的乌鸦呱呱的叫声仍然像我上学经过教堂小花园时所听见的声音，公园里的雕像仍然是一十年代的样子。有时，我也能从衣服褴褛的可怕的人影上，认出皇村的居民。货栈封闭了。‘尽是石头圆规和石头的弦琴’,我一生总觉得这是普希金指皇村而说的。”普希金若再次出现在这里，肯定也会迷路的。虽然十月革命后，皇村更名为普希金城。皇村已不是那个皇村了——正如整个俄罗斯都已改变了。


皇村接待过多少诗人蔼—更不用说它影响的了。1916年，应征入伍的叶赛宁就住在皇村，并且曾经读诗给来此避暑的皇后听。皇后听完朗诵后评价:诗很美，但是太忧郁了。叶赛宁回答:整个俄罗斯就是这样。他拒绝写诗歌颂沙皇。“诗人与沙皇”的主题，终于由普希金身上延续到叶赛宁身上。后来又在曼德尔施塔姆等人身上重演。布罗茨基曾谈论曼德尔施塔姆的创作轨迹:“到本世纪二十年代末，罗马的主题渐渐超过了希腊的主题和圣经的主题，这主要是因为，这位诗人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了‘诗人与帝国’的原型窘境。而且，除了当时俄国局势中纯政治的因素外，使曼德尔施塔姆产生这一态度的，还有他本人对其作品与当代文学中其余作品之关系的估计。”民族的道德和精神堕落信令使人想到罗马帝国。


二十年代，曼德尔施塔姆多次居住在皇村。他对皇村的几位所谓的名士（如果日杰斯特文斯、戈列里巴赫）利用普希金的名字进行的投机活动，感到很愤慨。他尊敬普希金，却厌恶任何一种普希金主义。他这样比喻普希金:“黑色担架上抬着昨日的太阳”。几乎所有俄罗斯诗人，心目中都有着皇村的影子——哪怕置身于千里之外。曼德尔施塔姆则是极为特殊的一位。难怪曾经在皇村与曼德尔施塔姆毗邻而居的阿赫玛托娃要说:不存在《曼德尔施塔姆在皇村》这一主题，也不应该存在——这不是他的养料。那么他真正的养料是什么?答案是：曼德尔施塔姆根本没有师承。不仅如此，他还是惟一有勇气批评普希金的诗人——称其诗风是“希腊式的苍白”。


作为皇村的客人(或者说普希金的客人)，阿赫玛托娃是伟大的——最完善地继承了普希金的衣钵，曼德尔施塔姆，同样是伟大的——因为他还在皇村的街道上迈出更为关键性的一步：渴望摆脱或超越已成为雕像、纪念碑、口号的普希金。这并不见得会给普希金带来耻辱，这恰恰是普希金的光荣——或者说，是普希金光荣的传统。俄罗斯诗歌的起跑线需要不断地刷新，甚至普希金也不应该成为美学的极限。曼德尔施塔姆拒绝承认偶像，他也就不会为了成为新的偶像而写作——这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像普希金拥有波尔金诺一样，曼德尔施塔姆在沃罗涅曰流放时期完成了创作的顶峰。他在“沃罗涅曰诗篇”中有这样的一首：“偶像在大山里无所事事，眈于关切、无边、守护的安宁，他裂开自己的大嘴发出微笑，他以骨骼思考，以额头感觉，竭力要回忆自己人的形象。”是的，该到了让偶像无所事事的时候，让偶像恢复人的随和与人的尊严的时候。


安·陀·西尼亚夫斯基在《和普希金一起散步》中写道：“对普希金产生重大影响的是一尊尊皇村学校的雕像，他是伴着这些雕像长大，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还把它们看成是自己的真正的养育者……使他迷上雕像的是灵魂的相通和慰想上的契合，想抓住飞逝的瞬间，同时将它重铸成无与伦比的永恒的姿势，雕像是普希金精神存在的形式之一。”他也不知不觉地成为雕像群中的最后一座。但曼德尔施塔姆则出现在另一个时代，一个雕像纷纷下岗或失业的时代，他别无选择——只好采取了背离普希金而去的姿态。因为他实在不愿绕着被废黯的偶像转圈——在他眼中这无异于误入迷津。他开拓了一条远离普希金的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