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大爆炸：灾难、话语和诗歌

李明利

天津大爆炸：灾难、话语和诗歌

       据搜狐文化2015-09-08 最初，几乎是第一时间，在微信朋友圈看到了有人转发的爆炸小视频。一开始只看见规模不算太恐怖的烟火，然后是第二声巨响，大爆炸，火光冲天，浓烟滚滚，蘑菇云升腾。的确震撼人心。据中国地震台网信息速递称，第二次爆炸相当于21吨TNT炸药的威力，或接近50枚战斧式巡航导弹的能量。再后来，《南都》引述业内人士观点，称中国地震台网的算法实为低估，从爆炸冲击力量判断，至少有1000吨TNT当量，破坏力相当于4级地震。这真是罕见的特大爆炸。
　　一夜之间，天津置于全球目光之下。
　　国家救援加码，核生化应急救援部队进场。各种信息纷至沓来。自然，各种感动也随之而生。这几年经历的灾难太多了，就像人们所熟悉的那样，再一次，微博、微信等自媒体上蜡烛点燃，红心纷抛，双手合掌……各种表情、语言几乎以刷屏的形式为天津祈福，大爱无疆，一时遍及国中。间或也来点创意，诸如“最帅逆行”之类，一语一图瞬间风行。真是太熟悉了，但也有点麻木了，似乎缺少点什么。是的，麻木了，总觉得缺了点什么。真相？真相在哪？这是人祸，不是天灾。更多的人渐渐警觉了。人们担心的是，仿佛有一只无形之手，或者说某种巨大的惯性力量，一不留神，又要将这次救灾从真相问责模式顺溜划拉进感动中国模式。这模式曾经屡试不爽。根据以往的经验，结果又将是真相阙如、问责无着？灾难因此成了廉价抒情、煽情乃至滥情的巨型舞台，表演者既属国家调控，亦有民间自发者。江湖和庙堂联袂、互动、共谋。大难中当然需要大爱，前提是请出示真相。正如有人所提到的，没有真相的爱是虚伪的。这正是爱与真相的辩证关系，有关爱的伦理，有关爱的道德。
　　“天津大爆炸之后，我们是不是可以重新思考一些汉语的问题？比如爆炸？比如生命财产？比如我爸爸就是你爸爸？”
　　搜狐文化独家邀请诗人马策对话诗人杨黎，因此，就有了如下关于灾难、话语和诗歌的访谈。因各种原因多有删节，以下为部分对话实录：

　　数字是为了纪念还是忘记　　
       马策：第一个问题，你最初获知天津大爆炸的信息是什么时候？从何种渠道？什么感受？
　　杨黎:现在离2015年8月12日23点33分，已经过了很长很长的一些时间。在这些时间里，爆炸的巨响越来越遥远，那爆炸产生的浓烟也越来越淡，而一些失联的人，正被国家权威机构一点一点证明为已经死去。一些房子（据说）被回购，一些和这个爆炸有关的人被抓起来。现在北京天空很明亮，天津也很明亮，所以我相信如果再过些时间，爆炸将是一张照片。
　　无论是什么量级的数字，它们都是由许多鲜活的生命而来：只是我们不再记得它们里面的内容，当我们撤开这些数字，无论是“诗意的”和“失忆的”，是不是都会一点一点浮现出来？那个时候，我们发现数字是为了我们的纪念，数字更是为了我们的忘记。词语决定了事实。我和你一样，所有关于天津爆炸的消息都是从互联网上来的。我现在所知道的一切都来自互联网，语言事实与现实事实马上就要成为同一个事实。现在我告诉你，我是通过互联网看见了爆炸的图像，也是通过互联网听见了爆炸的声音。
　　马策：让我们快速切入一个有关语言的议题。不妨先来一个假定：所有的事件、事实其实都是通过语言呈现的，或者说只有语言有能力还原事件、事实。比如9•11，我们主要是通过当年的电视传播也就是电视语言获知的，假如没有传播，这个全球重大事件对全球大多数人来说就几乎等于没有发生，尽管事件实体明摆在纽约的零点地面。这实际上是一种媒介语言重构的媒介景观。这种表述成立吗？按照你一贯的观点（比如：语言即世界，没有语言说不出的东西），结合你的观察，你会如何谈论作为语言事实的“8•12天津大爆炸”？你的观点出自于对诗歌的领悟，在此可以挪用为解释一般社会现象吗？
　　杨黎：我最近经常无语。语言即世界已经不是我的观点，它其实在以前也不纯粹是我个人的语言观。语言观大过世界观。所以，语言即世界是一个缺失主谓语的错误表述，语言说出了这个世界。没有语言说不出的东西，表明我们拥有的一切、我们感知的一切、我们的过去还是未来，都明确为语言说出。
　　我的语言观不是出自我对诗歌的领悟。相反，是我的语言观帮助我建立了我的诗歌，我的诗歌的写作和我对诗歌的理解。基于这样的语言观，我完全认为，它可以解释所有的“社会现象”，自然也可以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
　　世界与语言的关系是说出与被说出的关系。而根据这个观点，物质与信息就是语言说出的具体形态里具体的两面。——它们互为里外和正反，却又从不单独出现；它们从不单独出现，却又永不融为一体；它们永不融为一体，却又永远相互依存——这也许是语言的时间局限，也许是语言的空间阴谋。
　　不是物质构成世界的基础，而是事物构成世界的全部。作为单一的物质，不能成为世界的一点。同理，作为单一的事实，也不可能成为世界的一滴。物质不灭，信息也不灭，它们一旦被说出，就永远在语言中，就是永恒的语言事件。信息、物质在这个世界里，它们一旦被说出（发生），就绝不会自我消失。
　　信息有大有小、有多有少、有快有慢、甚至有真有假，但信息没有传播概念之外的存在和不存在。
　　相对信息而言，我更关心信息的传播。因为信息这个东西归上帝主管，我和我的同类基本无力计算清楚。我们能够计算清楚、或者可以计算清楚的，仅仅是信息传播手段，以及这个手段带来的道德判断。从信息传播而言，信息的速度成了第一性。信息传播的快慢，确定了信息的真实度，并且主动地规避了信息的谣言迷失。传播的速度与信息本身无关，它只在强调传播的方式。我们常常说这是一个信息的时代，这是我们表述的缺陷，如果要消除这样的缺陷，我们应该这样说，这是一个传播手段更加迅猛的时代。比如9-11，我们在震惊之余，首先通过现代传播方式在第一时间寻求到了准确的地点、人物，这是所有信息的必然条件。8-12也是如此。现代信息传播的快捷多样，迅速为我们提供了天津大爆炸事件的真实性。这个真实性，就是用来消除信息随机不确定性的东西。
　　天津大爆炸之后，我自己对于信息的传播有了新的认识。首先从信息手段上来说，我们会发现从9-11到8-12，短短14年里，世界的信息手段又一次出现了飞跃。它首先是个体化，然后是无组织化。新的通讯工具，一瞬间将爆炸现场搬到了每个人的眼前。你所描述的“媒介景观”简直以2001年9月所难以想象的形态出现。它甚至让我相信手段就是本质，技术问题说到底也就是形而上的问题。就说谣言吧。当信息在缓慢传播中，我们需要的是强调信息的真实性，而当它进入快速传播后，我们已经不把真实作为信息的重要价值。

　　中国语言体系中的皇权化、国学化和民族自大化
　　马策：我对你那条微信相当感兴趣：“天津大爆炸之后，我们是不是可以重新思考一些汉语的问题？比如爆炸？比如生命财产？比如我爸爸就是你爸爸？”在你列出的三个词语或短语后，我再加一个“化工产品”和“消防”。你是如何思考这些“汉语问题”的？通过词源学还是语言习惯性的社会运用层面思考？它们在语义上暴露了什么？又遮蔽了什么？在此刻天津灾难语境中，你如何厘定这些语义？
　　杨黎：这的确是一个我们需要好好反思的问题，我们的词语和我们错误的世界观渊源深厚（错误的意思就是指对自由的限制，对生命的人为伤害：不管这个限制与伤害有什么理由）。要知道，是语言说出了这个世界，语言当然也就有说错的地方。或者是说出者本身的犹豫，构成倾听者理解角度的不同，重新厘定这些词语，并且从语言观上厘定，必是一项迫切的工作。思考的意义不是呈现思考最终的果实，思考的意义在于呈现思考的过程。
　　比如8-12天津港大爆炸。
　　官方与民间的言说其实是一样的。关于8-12大爆炸，我最早在视频里听见的也是“起火了”的惊呼。即使几分钟之后，巨大的爆炸也没有改变所有人惊呼的主体词汇。这是我们的传统词汇、也可以说是我们的汉语表达对于已经发生的具体事件的理解能力。最早的官方说法是天津港特大火灾，后来才在特大火灾下，加上爆炸、危险品和化工用品等词汇作为补充。到现在，关于天津特爆炸事件，官方统一的说法为“天津港特大火灾爆炸事故”。但是，这样反复斟酌的词语组合，却深刻的反应了我们汉语描述的虚伪。
　　这里面涉及两个关键的词语，一个是完成式的，一个是未完成。而且，一个是明确性的，一个是不明确性的。这两个关键词，因为性质的差异，其实不可以构成对等关系，也不应该成为关系组合。
　　这两个词就是火灾和爆炸。
　　不管我们汉语在以往的描述中，关于火灾我们使用过几种语汇形态，但是火灾本身却已经是一个完成式的、有明确倾向的词语。它其实与火本身已经有性质上的区别，不再是单纯描述的物质运动现象。它准确的指出了因为火这一（自然）现象，因为这一现象失控后所产生的结果，它甚至更多的是对结果的表述。当然，无论是火，还是灾，以及最后的火灾，它们在词源系统里，都是属于汉语的。而且，在古汉语里，其实灾就是指火的结果。
　　爆炸无法单纯产生危机呼唤。爆炸不是一个汉语词汇，它是外语的中文翻译。在我们传统的语言群体里，我们没有关于爆炸的基本语素。虽然作为现代化学的主体，作为一种极端的化学反应，传统汉语世界却对之有着天然的隔离。当看见天津港大火升腾时，我们的语言体系居然没有对爆炸的直接反应，没有因为这一反应产生的警惕。我们只有对爆炸的结果惊讶，这就是我们词汇里的起火了。我甚至认为，即使我们的消防系统，它的机制和它的内部训练，都对爆炸甚至爆炸本身意外陌生。
　　我认为，语言描述的科学性，对于现实事件的发展有着必然的规律。而我们的官方描述，就是最后描述，当我们认识到爆炸的性质时，我们依然在描述中存在着重大的语言缺陷。火灾爆炸事故，即使把火灾说得前所未有的厉害，这样的描述，火灾与爆炸的关系还是错误的关系。
　　这错误全部源于我们语言体系的皇权化、国学化和民族自大化。非常历史的错误，也非常现实的错误。天津港特大火灾爆炸事故的描述是错误的描述。是爆炸引发了火灾，但不是火灾引发了死亡。对于当下的消防能力，这样的火灾怎样可以造成这样巨大的死亡呢？是爆炸直接造成了死亡和灾害，而不是火灾造成的。这个爆炸造成的巨大后果，就是爆炸的必然性。所谓火灾，或者漫天的大火，其实是一种结果的表层演绎，相当于光是火的外部演绎一样。我希望我们的语言表达的准确，不是把爆炸比喻化。
　　我还是固执的相信，当我们愿意言说火灾而不愿意言说爆炸，那是政府政治的理解力的汉语外化，更是政治政府的掌控力的汉语语病。把灾难往小处说，把成绩往大处说，说明我们的汉语体系缺少语言基本的事实。我们有的是模棱两可的逻辑，以及为这个逻辑服务的修辞。

　　“视死如归”是一种语言残暴
　　马策：思维有惯性，语言有定式。语言也有它的伦理，《周易》说“修辞立其诚”，简单理解就是要求人正心诚意说真话。有必要继续谈论语言重构事实的问题。当一个大事件尤其是灾难性事件发生了，一个特殊的语境也就诞生了，这时（不要忘了这是个互联网时代），大体上来说，我们最少可以看出四种语言火力交叉：传统国家主义导向的宣传话语，相对而言秉持新闻专业精神的媒体对事实真相的报道，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公义话语，倾向于国家宣传的普通民众情感语言。前后两者有重叠，中间两者有交集。两两交叉，火力攒射。话语的紧张与艰难一目了然。看上去，事件通过话语的棱镜，折射出斑斓光谱，但话语博弈的胜负差不多也一目了然。语言还原事件实体，逼近真相，何其艰难；而现实扭曲为记忆、历史，则易如反掌。这是我们时代语言的败坏？它的深层原因究竟在哪里？依你看，截止目前，“8•12天津大爆炸”呈现出怎样一种话语模式，或者说语言权力模式？
　　杨黎：根据我的语言观，这个世界没有我们指责的那种“谣言”。表达不存在的事与物，其实是我们的压根做不到的语言妄想。戈培尔著名的“谎言说上一千遍就是真理”，这句话其实仅仅是说话语性质在反复运动中的具体改变。它非常符合语言事实，符合言说必须的“真实存在”。首先，它有一个我们明白的谎言，这是语言的一个具体形态。其次，它还必须有一个我们认识的真理，这是语言的另一个具体形态。只有有了这样两个具体形态之后，才有我们关于这两个形态的语言集合。具体分析天津爆炸事件，炸死人了是事件内容的必然事实。即使没有这样的必然事实，也应该有死人、炸死人等同样的必然事实的必然前提。这个必然的语言现实成立后，才有关于天津爆炸事件死人的具体言说。
　　所谓谣言，如果我们承认谣言，就是死人数据的具体表述。但这样的具体表述，它的管辖责任恰好不在言说区域内。无论出于什么目的，关于天津爆炸死了1个人和天津爆炸死了1000个人，都是同样的一件语言事实。天下没有永恒的秘密。秘密是信息的修辞，谣言的潜藏语义，精确计算（寻找真相）就是从这里开始。
　　信息永不消灭。它只要产生了，就会被知道。所不同的仅仅是多少、大小和先后？而主宰这些信息因素的是语言的内在虚构和技术能力，它是语言事件里的另一个语言现实。要厘定这样的语言现实，其实远比澄清谣言更为艰难。特别是我们的汉语，我们所有的问题，比如在数理上的颠三倒四、在政治上的指鹿为马、在道德上的模棱两可、在情感上的矫揉造作，其实都属于汉语自己的逻辑缺失，只是它还乐在其中。
　　语言在英雄主义的世界观里，如果不伪装起来，那就只能死无葬身。消防“救火”是一项科学的工作，而不是“亡命天涯’，更不是“堵枪眼”。当大火熊熊燃烧的危难时刻，消防要做的就是控制火势。我对消防“救火”的理解，就是成功的控制火势，最直接的就是灭火，而得以解救被大火围困、被大火正在吞噬的生命。在已有的汉语词汇中，即使对于对消防“救火”的描述，也不在消防之中。比如我给你说两条。一条是关于消防一词的词源讨论，我们的词典主要告诉我的是这个来自日本的现代词汇，其实早在我们古汉语里就有了，所以它自然没有解释这个当代人类生活中重要词语的现代意义。也就是这样，当我们面对现代灾难的时候，我们的防范能力基本上为零。第二条更滑稽，甚至完全歪曲了消防救火目的意义，更暴露了英雄主义一开始就怎样惨不忍睹。这条近似笑话的故事，讲述春秋战国时有一个国王，他为了考验老百姓肯不肯为他卖命，曾下令将宫室点燃，自己坐在一旁观察有没有老百姓前来救火。但是，据说他等了半天，也无一人前往。在这种情况下，国王只得下了一道命令，曰：“救火而死的，可以与杀敌而死的得到同样的奖赏。”
　　在天津爆炸事件里，仿佛也流传着这样一个感动的故事。一个消防战士（记住了，是战士），在他接到火警命令、奔扑火灾现场的路上，用微信（已经多么现代了）和他的好哥们互发的一段对话。其中一句“如果我回不来，我爸就是你爸”感动了艰难的8-12。只是我不知道这个故事是咋个流传出来的，我甚至也不知道这个消防战士最后回来没有？ 在我深表关心的同时，我对这个感动更深表愤怒：没有谁有资格看见一个生命去送死而不阻止？更没有谁有权力鼓励一个生命、或者收买一个生命去送死？不管他有多么崇高的理由，以及为这样的理由建立的多么强大的理想？当然，更重要的还在后面，当我们看见这样轻视生命的“视死如归”时，我们难道没有意识到我们语言的残暴吗？
　　我们真的应该从我们的语言（言说）入手，改变我们已经悠悠五千年（据说）的种种谬误。包括“修辞立其诚”，也包括“祸从口出”。
　　在西方修辞成为一门学问，而在汉语里修辞最终还是一门技艺。无论是一门学问还是一门技艺，修辞本身是我所必须反对的语言集合。修辞不是为了语言在表达的中实现清楚数据，而是为了表达的冲动：冲动以表达为目的，语言以表达为载体。修辞是为了吸引他人对表达者表达的关注，以及对表达者表达的信服。即使针对亚里士多德而言，修辞也是一门关于言说的学问。一个严重缺失逻辑精神的汉语，缺失以逻辑为主体的数学、物理学、化学等科学的“诗歌国家”，其修辞的直觉能力却能完美的解释这一源于语言内部的秘密警察。

　　我们有了关于言说的选择 而不是苦难的选择
　　马策：下面来谈一下灾难与诗歌。记得在9•11时期，美国民众借助诗歌疗伤，奥登的长诗《1939年9月1日》中的诗句“死亡那不便提及的气味/冒犯这九月的夜晚”广为传颂。1939年9月1日，一个灾难的时刻，德国闪电突袭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首诗大量使用了反讽的语言策略，以突出文明溃败的绝望，目的是导向人类之爱的情感。布罗茨基曾用数万字的篇幅对这首做过细读，称奥登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心灵”，也是他的世纪的“批评者”。
　　每当灾难时刻，另一首来自约翰•多恩的诗歌《丧钟为谁而鸣》也常为人们引用。这首诗不长，不妨全录于下：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可以自全。
　　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片，
　　整体的一部分。
　　如果海水冲掉一块，
　　欧洲就减小，
　　如同一个海岬失掉一角，
　　如同你的朋友或者你自己的领地失掉一块：
　　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损失，
　　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员，
　　因此，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
　　它就为你而鸣。
　　多恩是17世纪英国玄学派诗人，更是圣公会主教。他的诗立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自我勉励及向上帝祈祷的意味明显。
　　我的问题是，作为诗人，你怎样理解诗歌与灾难的关系？是否存在一种可以称之为灾难美学的东西？
　　杨黎：诗歌从开始到现在，至少已经完成了它自身发展的三个阶段。首先是它的创世的阶段，实际上就是修辞的建立。在这样的阶段，诗歌所做的事情是帮助语言完成对世界的命名。而接下来是诗歌的第二阶段，我认为在这个阶段，那是诗歌的普世阶段，诗歌所表达的所有诉求是对修辞不断的修正与完善，并借以寻找到语言中的人道主义精神。最后——我说的仅仅是当下的最后，另一个终极的最后我永远不敢断言——诗歌进入了超世阶段，而在这样的阶段，诗歌全部的努力，就是超越大限、抵达绝对自由。从创世、普世到超世，诗歌经历了自身的逻辑发展，认识到语言是自由最大的局限而作出了对诗歌而言近似自弑的绝决。拯救还是逍遥，诗歌再次引领语言（这是必须的，是诗歌的价值与意义），把修辞这个语言中的大老虎关进“废话”的笼子里。
　　诗歌经历了自己的三个阶段，但是诗歌并没有割裂这三个阶段。也不可能割裂这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由于创世阶段的宗教意趣、普世阶段的人道精神，依然有着深厚的阅读基础和广泛的美学认可。单就人数而言，也远远多于超世阶段的诗歌。这从另一个方面证明，超世阶段提供的诗歌的自由意志，在漫长的语言控制中，还是那么弱小。对于诗歌而言，它的弱小也许就是世界的希望。我必须再次强调，是语言说出了这个世界，但是它觉得它就是世界的上帝。而诗歌不服气，诗歌要解救这个世界。比如死亡也是语言说出的现实事实，但却是自由意志最大的局限。只是我们面对这样的局限，我们不是改变它，而是改变自己。
　　面对灾难人们需要的诗歌肯定就是、也只能是前面两个阶段的诗歌。宗教意趣和人道精神，说到底，不就是帮助人类面对苦难的最可以的方式？至少是在遗忘出现之前。根据这样的理由，你所列举的奥登与多恩，他们的诗歌也好像是这样两类诗歌的代表。不过另一个问题出现了，这样的诗歌它的实际功能究竟又是什么呢？
　　5-12之后，其实我也写了诗。不过我写的不是创世之诗，也不是普世之诗。我当时认为，这些诗不解震区灾民之危，更不能帮助灾民从苦难中走出来。我写的是对我自己的一个安慰，对某种境况的愤怒，总体上还是在写作中寻求对自己的超越。我写的那首《地震》，我愿意认为它是牢骚和批判。
　　这是一个众志成城的好时代啊
　　万众一心，可我有点孤独。
　　由于言辞材料的局限性，它的言说必须遵循意义的具体走向，构成了我们在苦难的言说有了关于言说的选择而不是苦难的选择。所有的苦难都是同一种苦难，所有关于苦难的言说，难道它也是同一种言说吗？我承认，我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