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口语派诗歌的流氓面容——缅怀九十年代之诗歌
“结结巴巴”的先锋诗歌
1、伊沙的文化口吃
另一种针对主流文学的挑衅行动，九十年代初期开始在北方出现，与南方民间口语派系形成了南北呼应的态势。这就是伊沙、徐江、侯马和沈浩波等人构成的所谓“北师大帮”或“新世代”，他们是八十年代“口语派”的精神延续。这些“大学才子”利用与媒体的亲昵关系，不仅挑战国家主义，而且挑战“知识分子”及其所有威权主义的话语势力。伊沙自已声称：我使汉语在风寒排列的形式中勃起，抬起了他的龟头。我为汉诗贡献了一种无赖气质并使之充满了庄严感。”这段自白，直接把“庄严的无赖气质”作为美学旗帜。诗人于坚则认为，“相对于流行中国诗歌的道德式写作，伊沙的写作像这个厚颜无耻的时代一样，可以说是一种无耻的写作。”它揭示了伊沙走红中国诗坛的秘密。在一个流氓化的年代，伊沙的诗歌像招魂的风幡，为无数落魄的诗歌青年指引了写作的方向。
口吃叙事
结结巴巴我的嘴/二二二等残废/咬不住我狂狂狂奔的思维/还有我有腿 你们四处流淌的口水/散着霉味/我我我的肺/多么劳累 我要突突突围/你们莫莫莫名其妙/的节奏/急待突围 我我我的/我的机枪点点点射般/的语言/充满快慰 /结结巴巴我的命/我的命里没有鬼/你们瞧瞧我/一脸无所畏
这首写于1991年的诗是批评家最热衷引用的例证，用以表明伊沙的“文化失语”症候。但这实际上只是“文化口吃”的一种表征。伊沙并未“失语”，而是变得“结结巴巴”起来。在经历了1989年的政治电击之后，这种言说的“口吃”一度成为普遍的文化景观。伊沙蓄意戏仿了这种症候，企图利用这种“结巴叙事”来颠覆诗歌传统。但随后不久，伊沙就露出了本来面目——他的口齿变得伶俐起来，而且充满了流氓的无耻口吻——
我们俩都剃了光头／顶着太阳横穿大街／像两盏高瓦数的街灯／通足了电──亮啦／你说：更像是两个鸡巴／你是指剥了皮的龟头／你是把世界当作女人看的／就算它真是个娘们儿／这头母猪也不是你我／二人所能操得动的
这是典型的伊沙式的“反诗歌”言说。比起其它人的粗鄙化写作，伊沙的阳具写作已经推进到了“龟头”的程度。这个器官的细部频繁闪现在诗歌的现场，和“操”这个动词（又作感叹词）一起，成为一种刻意设定的文化标记，不仅要表达“无赖”和“无耻”的姿态，而且还要藉此激怒“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国家主义卫士，用夸张的“色语”向“严肃的事物”发出话语挑衅。“头颅”与“阳具”的同义化是一个预兆，数年之后，沈浩波另立门户，创立了“下半身”派，将这种“龟头叙事”演绎成了诗学的基本原则。
放弃神话和“形而上幻觉”，放弃抒情和象征，“放弃对意义和所指的价值追问”，放弃书面汉语和殖民化汉语，回到质朴的民间俚语和种族的乡音，回到人的赤裸裸的“本原”，回到那些被传统诗歌所规避的丑恶境遇的叙事，这就是伊沙的摇滚式写作的基本原则。他在这个摇滚精神的框架里炮制“城市民谣”，寻求肮脏的青春叙事、击鼓式的语词暴力、短促的重金属节奏、以及话语解构游戏的快感，如此等等。一个评论者宣称，“伊沙的诗歌获得了与摇滚乐同步的革命性”。这场“革命”的结果就是“诗歌摇滚”在大学校园里的复兴。诗歌再度回到了平民中间，变得粗鄙而又亲切，仿佛是一些日常起居的粗茶淡饭。
然而，尽管伊沙本人及其阐释者反复宣称他的“城市民谣”抛弃了对意义和所指的价值追问”，但于坚却坚持认为，“在伊沙的非道德化写作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对既定价值系统的怀疑和否定，而不是他对语言的攻击。他是一个更倾向于说什么而不在乎如何说的作者，他的作品不是在能指的向度而是在所指的向度上展开的。……他的许多诗都有一种现代箴言的特征。”于坚的这种判断或许是正确的。伊沙的诗歌不是意识形态的终结，恰恰相反，它是意识形态的一种新的开端，在对话语革命的渴望的背后，隐藏着对威权主义的焦虑、骇怕和敌意。所有的价值颠覆和丑学的兴盛都起源于这种意识形态对抗。他像受惊的小狗一样对着黑夜狂吠，并且要从这种吠叫的回声中获得权力的快感。
2、民族图腾和小便叙事
列车正经过黄河／我正在厕所小便／我深知这不该／我应该坐在窗前／或站在车门旁边／左手叉腰／右手做眉檐／眺望像伟人／至少像个诗人／想点河上的事情／或历史的陈帐／那时人们都在眺望／我在厕所里／时间很长／现在这时间属于我／我等了一天一夜／只一泡尿功夫／黄河已经流远
在这场充满戏拟和反讽的小便叙事里，民族图腾和国家主义象征“黄河”，成了一个被预谋颠覆的母题。在“眺望”与“如厕”、“尿”与“黄河”、“一泡尿时间”与“历史”之间，产生了古怪的互文效应，也就是彼此成了对方的反讽性隐喻。它们像一些变形了的镜像，互相仇视地映射着对方。而“尿”是其间的核心隐喻，一切隐喻之上的隐喻，它企图同化“黄河”，遮蔽它的公共意义，并把自身的臊气强加给它。这是一次机智而粗暴的语词游戏，言说者利用几个最简单的反讽句式，虚拟地挫败了一个历时数千年的庞大价值体系。这样的小便叙事犹如爆发于话语场域中的微型政变，并在诗歌界产生了连锁反应，仿佛是一场天崩地裂的革命，但鉴于诗歌已经萎缩为小型亚文化，诗人的激进言说，最终只能在青年诗歌沙龙内激起微小的气旋。它甚至无法从大学校园里获得必要的回响。
“下半身”的造反宣言
1、“下半身”审判“上半身”
尽管如此，诗歌口语的叛逆叫喊依然在文学空间的深处悸动，并且变得日益嚣张与乖戾。2000年春天，一本名叫“下半身”的诗歌民刊在北京诞生，把八十年代的莽汉主义和九十年代的伊沙美学推进到极端的地步。在该刊的宣言“下半身写作及反对上半身”一文中，北师大才子沈浩波宣称，“我们年轻得还没有来得及去受更多的压迫，我们就已经觉醒了。”文章以粗暴的而急促的语调，大声宣布了中国古典诗学和西方现代诗学的“虚妄”和“腐烂”，以及“诗意”、“修辞学”、“技术”、“知识”、“思想”、“抒情”、“大师”、“经典”“承担”、“使命”等一切属于“上半身”理念的死亡。沈浩波说，“让这些上半身的东西统统见鬼去吧，他们简直像肉忽忽的青虫一样令人腻烦。”
与此同时，沈浩波在文中鼓吹下半身写作，即“一种坚决的形而下状态”，它“呈现的将是一种带有原始的、野蛮的本质力量的生命状态”。沈浩波否定了韩东的“诗到语言为止”的论断，认为它是一个八十年代的命题。而在九十年代，“语言的时代结束了，身体觉醒的时代开始了”。沈套用韩东的句式宣称，“诗歌从肉体开始，到肉体为止。”因为“只有肉体本身，只有下半身，才能给予诗歌乃至所有艺术以第一次的推动。”文章最后以无耻的口吻宣布：“我们亮出了自己的下半身，男的亮出了自己的把柄，女的亮出了自己的漏洞。我们都这样了，我们还怕什么？”
2、下半身万岁，万岁，万万岁！
这无疑是中国文坛迄今为止最极端的流氓主义宣言，尽管它在陈述“下半身”的意义方面显得过于粗略，但它的生殖器写作立场和狂妄的毛语表述方式，却产生了令人震撼的力量。这是毛语的威力，犹如一份诗学大字报，张贴在所有诗人的大门上，令他们辗转反侧，寝食难安。
诗歌流氓的午夜暴动，对“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两种势力都构成了威胁。此后，“下半身”与它的精神前辈——八十年代的第三代诗人（莽汉主义和非非主义等）以及伊沙的“新世代”们开始分道扬镳，退缩为诗坛上一个最孤寂的山头。但“下半身”喊出的生殖器万岁的口号，却对中国的时尚写作产生了痉挛式的电击。才华横溢的“下半身”挂牌女诗人尹丽川如是说——
什么是爱情？什么是革命？／爱情是一条革不完的命／革命是一次爱到死的情！／爱呀爱呀爱呀爱／名呀命呀命呀名！／爱情是湿的，革命是干的／一湿你就干，一干它就干。／革呀革呀哥呀坐／坐呀坐呀做呀哥／把酒杯坐穿！把爱情做干！
这首打油诗与其说是美国黑人说唱（Rap）的翻版，不如说是胡适式的五四白话，洋溢着一个青春期女流氓的先锋激情。她的“色语”独白利用“干”和“湿”的暧昧语义，对“革命”和“爱情”进行戏拟和戏谑性反讽。其间，“干”是汉语中最富有暴力与性力色彩的语词，也是毛语体系中最有活力的部分，尹丽川对这个具有男权特征的毛式语词展开了话语调戏，其间使用了各种被沈浩波鄙视的修辞学手法（双关、谐音、歧义、对偶、反复等），赋予它做爱般的短促节奏，构筑起一个布满肉欲气息的性交空间。尹丽川夺回了这个被官方长期征用的语词，使之重新焕发出流氓主义的夺目光辉。
与尹丽川的意识形态化的写作相比，沈浩波的下半身诗歌更像是一个被刻意压扁了的平面。由于拒绝隐喻和一切诗意、修辞、技术、知识、思想和抒情，封杀了自己的各种可能性空间，他的诗歌道路变得日益狭小。他模拟一个公交车流氓的口吻写下的《一把好乳》，记载了对母女俩的乳房的猜想和意淫，代表了下半身诗歌渐渐走向无聊化的态势。流氓化写作正在失去了意识形态反叛的活力，成为一堆没有灵魂的“色语”杂碎——
她一上车／我就盯住她了／胸脯高耸／屁股隆起／真是让人／垂涎欲滴／我盯住她的胸／死死盯住／那鼓胀的胸啊／我要能把它看穿就好了／她终于被我看得／不自在了／将身边的小女儿／一把抱到胸前／正好挡住我的视线／嗨，我说女人／你别以为这样／我就会收回目光／我仍然死死盯着／这回盯住的／是她女儿／那张俏俏的小脸／嗨，我说女人／别看你的女儿现在一脸天真无邪／长大之后／肯定也是／一把好乳
这种诗歌意淫并没有带来美学的紧张、道德的喧哗、以及日常经验的灵悟，甚至没有带来健康情欲的骚动，相反，它只是一些猥琐心迹的表白，回旋在流氓的前庭与后院，像一阵短促而放荡的笑声。尽管才华出众的沈浩波宣称，他本人正“在通往最牛B的道路上一路狂奔”，但他所释放的诗歌臭气并未熏死国家主义，却成为后者嘲笑流氓诗的一个充分理由。
在我看来，尽管“下半身”的宣言具有摇撼身体的先锋魅力，但就其写作实践而言，却出现了大量破碎的实验品。它的生殖器大游行并未弘扬出原始的生命力，却由于过度张扬而断送了由“非非”、“莽汉”、“他们”等诗派开创、并由伊沙等人推进的诗歌革命的前程。在其写作的初始阶段，流氓主义的龟头美学还是针对国家主义伦理和国家主义话语的激越反叛，而以后却被误读的媒体日益引向肉欲絮语，转换为一些令人狐疑的叛逆演出。唯有小资和愤青们在大声鼓掌，为“文学春药”发出热烈的欢呼。因为这正是肉身主义时代所盛行的时尚精神。
值得庆幸的是，沈浩波的近期作品，放弃了狭隘的“下半身主义”，转向更广阔的国家主义批判领域，并在那个空间里获得革命性书写的全新契机。这种个人转型事件，不仅令才华横溢的诗人获得反叛的正确支点，也照亮了口语派诗歌群落的黯淡前景。
“盘峰论战”：茶壶里的风暴
1、口语还是书语，这是一个问题
流氓主义大肆挑战诗歌主流，没有引发严厉的镇压，反而导致了八十年代诗歌精英的反感。一场诗学战争已经变得无可避免。1999年在北京郊区盘峰宾馆举行的诗歌研讨会上，以民间口语为话语标识的“口语派”诗人，与从事“知识分子写作”的“书语派”精英之间，爆发了一场有关话语权力角逐和美学立场的激烈战争。这就是所谓的“盘峰论战”。双方大义凛然，言词犀利，甚至演化为肢体的暴力。论战在会后长期延续，双方都组织了大量批评文本，这些在数量上过度生产的文本（正式和非正式的文集、选集）使先锋话语的空间顿时拥挤起来，但它们却在文学界乃至学术界遭到了忽略与漠视。它们的唯一读者只能是先锋诗人自身。整理这些剩余文本已经成为文史学家的一种负担。尽管如此，这场“茶杯风暴”的一些文本还是令诗歌美学的某些重大问题得到必要的探究。
在“盘峰会议”上，“口语派”诗人率先发难，痛斥“知识分子”蓄意夸大诗歌的知识背景，拔高诗歌的形而上意义，令其脱离原生生活状态和当下经验，成为对诗歌译作与西方经验的复制，导致欧化语汇、句式、思维对本土汉语的大肆入侵，并最终把诗歌推入所谓的“后殖民状态”。这场论战从会上一直打到会后，成为1999年到2000年间诗歌界的主要话题。批评家谢有顺对“知识份子写作”做出了如下“清理”性的断语：“一方面，是许多诗人把诗歌变成了只是和玄学，无法卒读；另一方面，诗歌被其内部的腐朽秩序所窒息。”这里的“秩序”无非就是话语权力的另一种称谓。谢有顺的文章无疑激怒了“书语派”，引发了来自后者的更加激烈的反击。
“书语派”质疑了“民间性”的高度可疑。诗人张曙光宣称，“除了《诗经》和‘汉魏乐府’等少数作品外，好诗大都不是由民间产生的。”张文进而指责“口语派”是“依附于民间立场这个庞然大物来欺世盗名。”另一位诗人西渡则抨击对方的“口语崇拜”，“是对语言最大的不尊重，因为它把诗歌写作降低为一次性的消费行为。”西渡认为，“唐诗、宋词之所以伟大，恰恰因为它们是尝试和日常经验的疏离和超越。”诗人臧棣也反唇相讥说，谢有顺的批评硬将知识份子写作说成是“渴望于西方接轨”，是“一个浅薄的流言，其目的是为一种文学的反感推波助澜，以便用一种粗糙的本土化立场来裁决新诗与西方诗歌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2、群雄逐鹿话语权力场
耐人寻味的是，那些被“口语派”指斥为“知识分子”的“书语派”诗人和批评家，大都是民间自由主义者，他们与国家主义的关系似乎并不比前者更加亲密（个别人除外）。但他们却不幸沦为威权的替代物，成为民间诗人的仇敌。在我看来，导致这种对抗的深层原因在诗歌美学之外，也就是在于话语权力的捍卫和颠覆，它使盘峰论战的变得异常复杂。在口语派看来，由于八十年代以来的长期经营，“书语派”已经掌控了诗歌的大部分资源（国际诗歌节名额、国际诗歌奖金、被翻译称英语并在西方刊物上发表的机遇、西方汉学家的认可、以及中国的权威杂志和权威出版社的认可，等等），加之诗学趣味和个人恩怨的关系，部分“书语派”诗人主持编选的“诗集”与“诗歌年鉴”“排斥”了“口语派”诗人，这种话语权力的“垄断”结成历史恩怨，在十余年的岁月中沉积下来，等待着复仇的时刻。“盘峰会议”不过是一种契机，它为冲突的双方提供了话语演出的舞台。
事实上，这是一场被夸大了分歧的形而上战争，论战双方都属于“民间”，但他们却以美学的名义分裂成了誓不两立的敌人。这与其说是一种文学民粹主义与诗歌世界主义的对抗，不如说是民间诗人内部的政治骚乱，一场没有找对方向的流氓主义抗战，它原初的目标是国家主义，而最终却演变成了一场悲惨的自相残杀，并把气象衰微的先锋诗歌推入了更加困顿的境地。耐人寻味的是，“盘峰论战”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先锋诗坛的进一步分裂。从“口语派”中派生出了诸如“下半身”这样的激进派别，而从“书语派”中则闪现了几个与体制“妥协”的身影。
3、知识份子作为替罪羔羊
“盘峰论战”显示了流氓诗人对“知识分子”的强烈敌意。“口语派”诗人把“有知识”的诗人都当作了自身的敌人。这开启了民粹流氓对学院知识分子的仇恨之门。此后，小说家和剧作家王朔也在北京大肆嘲弄起了“知识分子”，称他们不过是一群“知道分子”，或是一些知识话语的单调容器，掌握着一些过时和毫无用处的废弃话语，并且像虫子一样居住在那些用旧知识编织起来的学院茧套里。王朔对传统知识分子的嘲笑赢得了许多民粹主义“愤青”的高声喝彩。
在九十年代后期至二十一世纪初，由于流氓主义的大肆攻击，“知识分子”在极端民粹主义者那里成了一个贬义词，与虚伪、迂腐、乏味、平庸、玄学、故作深奥、脱离生存现实和艺术经验、泛道德主义、与国家主义勾结等负面价值语词密切相关。2000－2002年间，在各种文学聚会上，人们互相讽刺对方是“知识分子”，这一度成为某种话语时尚。流氓对知识分子的这种深切敌意，可以追溯到“文化革命”期间所发生的打倒知识分子的狂潮。那场由极权主义和民间流氓主义共同操作的运动，对数千万中国知识分子作了致命的一击。耐人寻味的是，在中国的意识形态体系中，知识分子始终是各种话语势力的攻击标靶。六十年代，国家主义把知识份子当作“思想改造”的主要对象，而在九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却成了国家主义的可鄙的替罪羔羊。文学流氓就这样与知识分子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
然而，对这场价值战争的加以深究后就会发现，这与其说是流氓于知识份子之间的不和，不如说是流氓知识份子和正统知识份子之间的冲突。它首先发生在话语的层面，随后扩展到精神信念和日常生活方式等个广阔的领域。在流氓化的伟大时代，知识份子的内部分裂势不可挡。（缅怀九十年代系列全文完，摘自《流氓的盛宴》，新星出版社） 来源： 文化先锋 作者： 朱大可 |
发表于 2015-9-18 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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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9-19 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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