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牧之歌 于 2015-11-13 15:55 编辑
诗在形而下的那份自为与自在
——读牧之歌诗集《杨钢蛋之裤子拉链忘记拉了》
文/兰善清
诗人牧之歌新近出版了他大多写于2015年的作品,诗风特异,引起了读者的热议。没想到作者居然敢用这样一种风格来抒发他对当下世道人生的面面观,我很佩服。“裤子拉链忘记拉了”,“自由思想/偶尔挖鼻孔,”“背着城管/杨钢蛋贴了一宿野广告......”这是入诗的素材么?这是调侃诗还是开拓诗的新路径?杂文、新寓言、杂文与寓言混血的新时代随笔等文体都不大涉足的内容和生活现象,居然被神圣、神秘、制作语言秘籍的文坛蒙面女郎——诗歌所待见,真出乎许多人之所料。作者牧之歌也许日常绕行在芸芸众生的房前屋后,深悟了诗的当下应该就是一种民众的涎水,她应该就在形而下扫描,让世人知道丑陋就是丑陋的墓志铭,无聊就是无聊的通行证,所以,才洒脱的从形而上走到形而下,且每况愈下,把雅世遮掩的地方撩开,从百味杂陈中嗅到诗意,将人们掩面不看、羞于出口的俗文明的一面刻意摊开,以醒人耳目。诸如“我解开皮带/像是偷情”、“杨钢蛋穿个白背心/胸前是毛重/背后是50斤/腰上写着国营面粉厂/屁股上印着尿素/”等等,如同写喜剧一样,把无价值的东西撕毁给人看,从而感知到小说、影视文学、喜剧小品所未有的意趣。也许你猛一见到这样的诗本能的拒绝,甚至感到天要塌了,地要陷了,人伦要崩溃了。其实没有这么可怕,走在形而下的诗人,他一个基本所指还是想把正经人或伪正经人们那些高妙深思掩藏的世态,像《皇帝新妆》里那个小男孩,把所见的实话说出来而已。国人,新时期的国人,不可忽视的有他新的隐丑,柏杨笔下的丑陋国人没有在新世纪里蜕掉劣根性,且还在与时俱进,诗有必要来刮骨疗毒。
诗承担起揭露国民性的任务,这在诗坛上是一种角色探索。尽管诗的这种作用本来具有,如讽喻诗在历史上就不少见,但大多是在纪实的风格下对现实的反人性现象敲打一下而已,也就是孔子说的“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不把诗写成火药桶。牧之歌则没有古人那么一种含蓄和克制,他径直将诗写成了随机的生活用语,把诗的君子角色转换成了丑角的角色,敢向严肃的社会常态开玩笑,有几分的泼辣,几分的率性,几分的口无遮拦。这样的诗是一种旋风,旋起了形形色色,让人看到了万花筒中的况味;这样的诗接地气,诗行布局在百人百姓的匆匆行色上,这使他有几分的另类,也有几分的别致和狂放。在当下,以这种反诗的形式写诗,非常具有挑战性,他挑战了一本正经写诗的人们,也挑战了读诗者的接受极限。诗评家牛殿庆说到现今诗潮流时指出了这么一种现象:“当前有些诗歌回避历史、社会,甚至回避人类本身,他们反英雄,反崇高,反平民化,努力把自己独立和孤独在心灵深处,他们意欲以强烈的生命本体建构新的文学范式,向着心灵黑洞的深处一路狂奔,最终消解在自娱自乐的精神自慰中。”比起牛殿庆指责的这种现象,牧之歌的诗要大众化、实用化得多,至少诗人不自作高深,把诗写得怪怪的,他有自己的视角,发现了生活的焦点就立马作为诗的落脚点,三笔两笔便成就一幅有趣的漫画图景。
牧之歌是个智性不低的诗人,他一出手即塑造了一个阿Q式的典型形象“杨钢蛋儿”,把新时期里各类人物的驳杂品相典型化为这样一个具有相当代表性的众生相,高高低低的人或多或少的都能从中看到自身的影子,这是很有才气的。有些人写一辈子诗不一定能写成这么一个人物,顶多留下几句经典语言而已,可牧之歌似乎并未刻意去塑造这么个形象,也未费什么力气就把这个生活气息浓浓的人物写成了,写成了一个符号,写成了非常顺口且不可忘怀的标志性人物,只要你一接触,他就会时刻晃荡在你的思维中,出现在你的眼前,恰似一个无所不在的品牌性商标,挥之不去。“问我要手纸/他说烟盒也行。”(《病人杨钢蛋儿》)这是杨钢蛋儿的形而下的一面,不讲究,有点农民性。“杨钢蛋去上面办事/头发吹了/西装穿了/忘了换掉解放鞋......”(《安装杀毒软件》)这同样是杨钢蛋儿的农民性的表现,但是是新时期农民性的表现,他正在走向城市化,只是还有一双脚没完成,还拖在农业社会里。“一夜暴富/邂逅艳遇/或雾霾一样/突如其来/杨钢蛋儿/忽然不知道姓甚名谁......”(《杨钢蛋儿痴呆了》)农民本色的杨钢蛋儿进入了小康社会,经济变好了,精神生活上也有了新运气,他对这样的好光景有些猝手不及,有些迷茫。“杨钢蛋从幕后走向前台/手上的粪/地沟油/石灰/三聚氰胺/他用皂角洗了十遍......”(《我的诗集印在手纸上》)走进城市生活的杨钢蛋接触到城市的财富,而这些财富都是极其低下的劳动换来的,原来他们挣钱并不容易,他们在城市并未根本改变命运,也许挣来了钱失去了健康。诗人让杨钢蛋闪现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生活细节里,让他有种种的人生境遇,让一个新时期的农民悉数展开骨子里的卑微。毛泽东曾说:“重要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何尝不需要教育农民?所谓的教育农民就是要让农民懂得现代城市文明,从谋生的低端走向时代的高端,把自身的素养提高到城市化所需要的层面,为今后再度回归乡村、立足于诗意的乡村做好准备。诗人敏锐的感受到这些社会走向,用一个“杨钢蛋”的标签作了注脚。
牧之歌的语言风格更趋于散文化,这并非他不会提炼语言,不知道诗的语言技巧,他是十分熟稔诗的操作技法的,之所以散文化,是着意在零散和散淡中寻求别样的诗意。比方前面提到的那首《新衣》:“杨钢蛋穿个白背心/胸前是毛重/背后是50斤/腰上写着国营面粉厂/屁股上印着尿素......”这样平白散化的语言像诗么?表面上看得不像,但内在的由滑稽而产生的诗趣却使诗意洋溢。由此想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流行的一段顺口溜:“大干部小干部,一人一条尼龙裤,前面是日本,后面是尿素。”这个民间流传的段子反应了那时期人们生活的贫乏,干部们的特殊化方才是“一人一条尼龙裤”,这尼龙裤还是从日本进口的尿素用完之后的袋子、国家特供给干部们做成的,于今看来的寒酸确是那时的高档奢侈。这里诗人写的杨钢蛋穿的这件背心也是这类生活的再版。但是这个再版却有机趣,有诗的讽喻,而七十年代那个顺口溜却只有幽默和风趣,没有诗意,尽管他押韵上口。新时期诗的追求日趋外在的散淡,内在的意蕴,像一封家书这样的流行歌词和雪村那首《东北人》,都是貌似没有诗材的平淡寡味的说大白话,但他唱出了一种自在和生活的原生态。
牧之歌立足于本土作诗,不在意人们会不会说他“土”、“山寨”,矮化他的诗,乡土味是他刻意追求的原色,适量的土气为诗人赢得了泥土的芳菲。在《童谣》中他用了“派派”这个词,这是老郧阳方言,“派派”大致是指人们穿的新衣裳或飘亮衣裳,其实还不止这些。这个方言很能表达孩子们渴望新衣的心态,如果换成其他任何一种语言都没有这个词更能达意。在《困难是蛋球》中专门用了方言“蛋球”,它的基本义是不咋的、不屑一顾、没什么大不了的等等,用这类词时,说话者多半带有一种满不在乎的样子,“蛋球”、“蛋球二百年”、“蛋球样”等诸如此类的话,当地人称之为“带把子”,也就是说话不干不净,不文明。但是,这类话在有些语境中无他词可代,只有用它才能造出诗句的生气来,比如该诗的结尾:“预备齐/跟我喊/困难是蛋球/”如果把“困难是蛋球”换成困难没啥了不起,味道就彻底丢了。在《杨寡子死了》中,诗人特意用了“寡子”这个方言代替哑巴,鄂西北人多半喜欢称哑巴为“寡子”,这是祖辈传下来的一种语言,要换成哑巴大家倒觉得不随乡俗,有点装官腔。土语是一种有机肥,放进诗里诗就茁壮;方言是一丛青竹,在诗的窗前摇曳生凉。
牧之歌不只会调侃诗句,一味呈现奇的一面,他也常常创作很正的诗行,在整个诗集中奇正相宜,不断调整读者口味。比如他的一首《关于我写诗的流水账》,从标题看,他显然是要表达一种奇的意趣,但写着写着就十分的严正起来:“只恨日子太重/悟空背着五行山/终逃不脱如来手掌/只恨距离太远/走近人心走一生/山高水长一柞长/只恨字太轻/轻如鸿毛/不够淡酒四五两......”这些句子都沉甸甸的,很有生活的份量,诗人在这里正正经经在倾诉,袒露了他本真的诗人心肠。还有他的《巳月酉时的香》也是这类正诗:“燃一炷香/听见蝉/触摸到了禅/”“烈酒醉了雨巷/邂逅了伞/”在香烛的缭绕中,诗人的悟性顿开,从蝉声到禅性,从具象到抽象,从可视到可感,诗有了游仙的才情。“烈酒”醉了人,人又醉了雨巷,雨巷相逢了油纸伞,油纸伞带来了丁香一样的姑娘,此时节,烈酒要比徐志摩笔下的雨水奔放,她纵情恣意,没有悠长悠长的寂寥和忧伤,只有丁香一样的芬芳,诗人在此非常开怀,仗酒使性,因而,他的雨巷更有几分酒后的倜傥。
“当我开始真正的爱自己/我不再牺牲自己的自由时间/不再去勾画什么宏伟的明天/今天我只管有趣和快乐的事儿/做自己所爱/让心欢喜的事/用我的方式/以我的韵律/”(《当我开始爱自己》卓别林)这是喜剧大师卓别林的一首清新小诗,我想用这诗来说牧之歌的诗创作,《杨钢蛋之裤子拉链忘拉了》就是这么一部爱自己的诗作,他以杨钢蛋这样的俗世形象表达了自己之所爱,用我的方式,以我的韵律,只要有趣,只要快乐,只要让心欢喜,我就写下去,我写故我在,我写即我爱。当然这种自爱不是偏执,不是自得其乐的珍惜自己那片羽毛,诗人自有其时代的品位,如他所说:“我只想写一些普通人正在过着的俗生活,用诗歌的方式传递当下正能量中高雅的精髓。”(《关于俗与雅》牧之歌)
2015年10月26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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