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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相机和微笑的苦行僧
——浅读刘年短诗《游大昭寺》
熊焱在其《诗人是心灵孤独的苦行僧》一文中说：“一个优秀的诗人，必然是一个真正孤独的人。”
他认为：“真正的孤独是一种能力，并非每个人都能够拥有这种能力。真正的孤独绝不是装出来的忧郁，也不是被俗世的羁绊而陷入的苦闷，更不是失去希冀的绝望与彷徨，而是在寂寞中不会沉沦，在痛苦中不会自弃。”
刘年的这首《游大昭寺》，最初是我偶尔在朱零的新浪博客中读到的，只有不长不短的六行，抒写得是“一个沉默的诗人”和“一个敲鼓唱经的喇嘛”在拉萨大昭寺里相遇时，被特定环境所触发的独特感悟。
《游大昭寺》这首诗，可以说是熊焱所说的“真正的孤独是一种流在血液里、融进骨髓中的气质和精神”这句话最好的注脚；也可以说是刘年所说的“逃避和反抗，是我诗歌一生的主题”这句话最合适的佐证。
这首诗的第一节只有两行：“一个敲鼓唱经的喇嘛和一个沉默的诗人相遇了／大殿上，酥油灯的光芒逐渐强烈，栅栏逐渐消失”。
大殿里逐渐强烈的“酥油灯的光芒”，似乎应该指的就是面对人生、社会与时代的诸多悲欢，诗人内心深处逐渐泛透出的独特的觉知和悟醒；而“栅栏”，似乎应该指的就是出世与入世之间的那道隔墙。
那么，在拉萨大昭寺的的大殿上，诗人悟醒到了什么呢？为什么横亘在喇嘛和诗人之间的那道栅栏消失了呢？
这首诗同样只有两行的第二节，就明确地揭示了这种独特的觉知和悟醒，与那道横亘在喇嘛身份与诗人身份之间的那道栅栏逐渐消失的原因：“懂了吗？喇嘛歌颂着的就是诗人诅咒过的人间／懂了吗？那些诗歌串起来，挂在风中，就是经幡”。
原来，“诗人诅咒过的人间”，就是“喇嘛歌颂着的”一切；而诗人们所抒写的“那些诗歌串起来，挂在风中，就是经幡”。原来，游了一趟拉萨的大昭寺，诗人刘年觉得：“没有人注意，留在殿里是一个身着袈裟的诗人／走上大巴的，是一个带着相机和微笑的苦行僧”。原来，在诗人刘年的眼里，那些身着袈裟一直坚持歌颂着的喇嘛，也许其实就是身着袈裟的诗人；而他，那个走上大巴，带着相机和微笑的诗人，也许其实就是一位且行且歌的苦行僧。原来，横亘在所有世俗身份之间的那些貌似“栅栏”的隔墙，都是人为的，都是虚幻并虚设的。
这让我想起了典出《庄子·齐物论》的那个著名的“庄周梦蝶”的故事。
不是吗？庄周化为蝴蝶，从人生的喧嚣之境走向了貌似彻悟的逍遥之境；而喇嘛化为诗人，诗人化为苦行僧，不也是同样的哲思之旅吗？
不过，正如清人涨潮在其被后人称为“一副供燥热的现代人服用的清凉散”的《幽梦影》一书中所言：“庄周梦为蝴蝶，庄周之幸也；蝴蝶梦为庄周，蝴蝶之不幸也。”同样，刘年觉着自己恍若苦行僧，也许是刘年之幸也；而刘年觉着那些喇嘛恍若诗人，则也许是那些喇嘛之不幸。
刘年觉着那个走上大巴，带着相机和微笑的诗人就是苦行僧，是刘年他自己所渴望的境界，所渴望的选择，所渴望的归宿，或者说是诗人刘年自己所觉知和悟醒的生命的本相。也许刘年觉着，如果某个生命是真正地觉知和悟醒着的，那么，无论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世俗身份，都应该持韧而坚定、闲适并恬淡、通彻而旷远。
但是，与庄周梦蝶只不过是庄子借所编撰的故事所提出的一个哲学论点一样，诗人化为苦行僧，喇嘛化为诗人，诗人和喇嘛身份难辨的境界，也只不过是诗人刘年借其诗句抒写自己内心深处的行走苦痛所建构的文字园林而已。
其实，“喇嘛歌颂着的就是诗人诅咒过的人间”，只不过诗人刘年的一厢情愿而已。让喇嘛化为诗人，只不过诗人刘年的另一种贪、嗔或痴罢了。喇嘛的追求是摆脱轮回的苦痛，诗人们所追求的是真善美的重建；喇嘛们歌颂着的似乎应该是生命本相的大觉和大知，诗人们所吁请的似乎应该是意义伦理的纯净与真挚。虽然一个真正的喇嘛和一个真正的诗人身上有许多共通的地方，但这种共通，也仅仅只局限于那种持韧的精神方面。喇嘛所持韧的似乎应该是生命最后真正的自由，而诗人所持韧的似乎应该是人生最终真正的意义；可生命最后真正的自由是摆脱轮回之苦，而人生最终真正的意义似乎应该是持韧地活着、正大慷慨地死亡或者有意识地去涅槃重生。
让一个喇嘛化为诗人是不幸的，一如让一只蝴蝶幻化为庄周同样是不幸的一样。一个人选择做喇嘛，本身就意味着人生的不幸和活着的无奈；一个人选择做诗人，同样也意味着人世的喧嚣和社会的芜杂。庄周幻化为蝴蝶，意味着从禁锢到自由；而蝴蝶幻化为庄周，则意味着从自由到禁锢。蝴蝶们也许并没有这么多人世生活的伦理规制，而庄周们，显然不能真正地超越这些人世最基本的规制。虽然诗人也许和喇嘛一样，都是在探寻并昭示生命的归宿，但是，谁都不可能真正地在人世超脱，作为认识主体的人，的确在很多时候其实并不能确切地区分真实和虚幻。
笛卡尔曾在其《第一哲学沉思集》中如是说：“直到现在，凡是我当作最真实、最可靠而接受过来的东西，我都是从感官或通过感官得来的。不过，我有时觉得这些感官是骗人的。”
诗人们和喇嘛们也许都是这个世界的另类。面对这个世界的喧嚣、繁芜、沉浮和盛衰，诗人们和喇嘛们一样，都在用经卷或诗句昭示世人们不屈从和不恐惧于活着的痛苦并相信未来。但是，活着的痛苦和无奈一直是真实的，并不是他们所说的虚幻。
不过，我们还是应该从心底深处感谢那些真正的僧侣和诗人，虽然他们一直在用善意的谎言在欺骗着我们；但是，正是他们，在日夜忍受着自己清醒的内心巨大的苦痛同时，也在日夜养护着我们这些普通人渐行渐羸弱的灵魂或精神。
吕进说：“如今诗坛缺乏正常的艺术秩序，谁都可以出诗集，网络上更是铺天盖地随意发表，评论界也非常不规范。如此，我们的诗歌难以走向新的高度。”他号召中国新诗在重建诗体和传播方式的同时，更要重建诗歌精神，他觉得，在中国新诗近百年的历史发展中，一直存在着忽视诗歌精神建设的怪相。
什么是诗歌精神？我觉得苏小玲在其《当诗人还做着臣民》一文中说的特别好：“在当代中国的变革真正选择了告别革命后，本性传统的文人大概既无法承担历史重任，也无法摆脱自己走向虚无的悲剧。因此，包括我们在内的未来几代人，都面临着被启蒙或自我启蒙的自觉与自律要求。”她同时还说：“除了儒家理想、革命斗志、英雄情结、浪漫主义等等这些可以被充分调动的内生精神资源外，我们的确匮乏更直接的、驾驭自如的外在理性力量。”
诗歌精神也许正是她所说的：拒绝狭隘，拒绝孤僻，拒绝狂妄、自大、自恋和自私，拒绝人格分裂，拒绝犬儒成性和尊严丧失。
苏小玲还说：“当诗人还做着臣民，当知识分子还是儒生，当读书人还在对权力顶礼膜拜，这两千年多历史，十三多亿人群，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有时即便不靠诗人的想象力，也足以叫人不寒而栗！”
诗人的确不能是臣民，不能是儒生，更不能是僧侣或苦行僧。读着刘年的这首被朱零连连叫好的现代版的庄周梦蝶——《游大昭寺》，我的内心不禁顿生了诸多悲哀。
“庄周梦蝶”中流露出的似乎主要是对人生真实性的怀疑，而刘年《游大昭寺》中流露出的，虽然有珍视、持韧、执着的痕迹，但同样也流露出对诗人世途身份的怀疑。这种怀疑很是要命，与其说那是一种超然的觉知和悟醒，还不如说是一种被迫的认同和独立精神的萎缩。
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还没等别人拿起精神的阉刀，诗人们倒是自己把自己先行阉割了。不知道刘年的这首《游大昭寺》，是意味着一代诗人的觉醒，还是意味着一代诗人的没落；是意味着一个时代诗歌精神的重建，还是意味着一个时代诗歌精神的摧毁；是意味着对一个时代文化荒芜的反抗，还是意味着对一个时代强大威逼的逃避或妥协。
想起没有被六世达赖喇嘛的世俗身份所阉割的“情歌王子”仓央嘉措，我突然觉得，这，实在太可怕了。
祝福孤独并沉默寡言的刘年，祝福刘年的清贫和高傲，祝福刘年对滚滚红尘的熟视无睹，祝福这位带着相机和微笑云游世途的苦行僧，也祝福刘年别样的反抗和逃避，祝福《人民文学》，祝福新诗，祝福中国！
2013、5、14
◆附：
◎游大昭寺
文／刘年
一个敲鼓唱经的喇嘛和一个沉默的诗人相遇了
大殿上，酥油灯的光芒逐渐强烈，栅栏逐渐消失
懂了吗？喇嘛歌颂着的就是诗人诅咒过的人间
懂了吗？那些诗歌串起来，挂在风中，就是经幡
没有人注意，留在殿里是一个身着袈裟的诗人
走上大巴的，是一个带着相机和微笑的苦行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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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2-26 0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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