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伦佑：白色写作与闲适
节选自周伦佑《红色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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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诗刚刚经历了一个白色写作时期，铺天盖地的弱智者以前所未有的广泛，写下许多过目即忘的文字：缺乏血性的苍白、创造力丧失的平庸、故作优雅的表面文章。从存在的中心和四处溃散，没有中心的溃散。飘忽无根的词语相互拥挤着，作清谈状、作隐士状、作嬉皮状、作痞子状……一味地琐碎，一味地平淡，一味地闲情。有意避开大师及其作品，对力度与深刻的惧怕或不敢问津。以白萝卜冒充象牙，借以逃避真实和虚构的险境。在轻音乐的弱奏中，一代人委蛇的分行排列，用有限的词语互相模仿、自我模仿、集体模仿、反复模仿，一个劲地贫乏与重复，使琐屑与平庸成为一个时期新诗写作的普遍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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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是表面的印象，在嘈杂的丝竹中我们发现其主导的音调是“闲适”——一种以逃避作为原因的恬静，不怨不怒的“中庸”与“雅正”，符合儒家诗教的全部要求：思无邪，温柔敦厚。世代相袭的文化传统，从血液里钝化了诗人的感觉，道家的“清静无为”又使仅有的一点浓度变得更淡。或者旭日临窗的悠闲心情，或者东篱南山的闲逸之境，以最小的作为参照（与参照者的自我本质相对应），用竹子扫一些月光，对着桌面上的一点灰尘出神，把墙壁上的一点墨迹缩小或放大，如此等等。真心诚意的渺小。在清浅的自娱中写些无关痛痒的文字，一种旁观的、古今皆宜的闲情诗歌。
如此巨大的倾斜反差出一个确定不移的事实：在一个充满暴力与对抗的时代中，一群诗人弱力人格的无力表现，以逃避作为宗旨的白色声音，近乎女儿态的温柔。这便是我对于白色写作的第一个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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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并不代表当代诗歌的全部。
在普遍的贫乏无力中，少数强健意志的诗人仍以充沛的生命拓垦着艺术，使当代诗歌保有鲜明的例外；还有一批青年诗评家在白色写作泛滥时理论上拨乱反正的声音，或者坚持绝不妥协的批评立场，或者力图从理论上把白色写作引导入更严肃的方向，都同时做出了极具贡献的努力。虽然如此，普遍的无力仍是不可改变的事实。
一代人的飘忽除内在人格的羸弱外，更主要还是精神上自我弱化的结果。作为东方审美意识的精神传人，本能地倾向于逍遥与闲情，面对世界的暴力结构，故作田园的兰花或菊花，一种优美的逃遁。由此产生出逃避的艺术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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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适”是一种典型的中国情调，它首先让我想到古代文人一边品着香茗，一边赏玩风月的优雅情景，当然，基础是丰裕的地租收入和银两，还有不可或缺的装饰物：一把扇子。另一方面，“闲适”不仅是中国传统文人的生活理想，也是他们的艺术理想。儒道互补的士大夫精神，其道家思想的内化便体现为一种闲适的人生态度，外化即为闲适的艺术趣味。逃避社会，逃避现实的重大矛盾，在与自然的协调中镇静身心和诗文。这种基调成为中国古典诗歌隐而不断的一大线索，不经意中很轻易地便俘获了后世的弱力诗人和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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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适”按其本义指“清闲安逸”②，推演开来也指心平气和或与自然和谐相安的一种心境；或无烦恼、无欲念，心境安详平静的一种人生状态；也有类似于“无聊”、“淡然”、“懒散”、“无所事事”的意思。总之是一种标准绅化的、无忧无虑的生命意识（即使有点忧虑，也不过是一点悲秋伤春的闲愁），具有“有闲阶级”这个词组中“有闲”这两个字所包含的全部经济和文化的含义。甚至与“闲适”相关的那些词汇，如“悠闲”、“闲散”、“闲雅”或“闲情逸致”等等，也都会使人联想到“有闲者”无所事事的那种无聊心境。他们写诗或做什么，不过是他们打发时光的一种“玩法”而已，不管怎样故作严肃，总要从态度中流露出一种“玩”的意味。在近代文学家中，林语堂便是这种以闲适笔调表达“玩世”哲学的典型代表。
以“反传统”别出心裁的中国新诗，最后返回到了它最传统的艺术精神上去，这难道不是对中国现代诗的极大讽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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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在这里指出的是：作为“朦胧诗”之后的一种诗歌现象，白色写作是以对现实的自觉脱离（更大程度上是对人的自觉脱离）为代价而获得意义的。批评家们在正确指出这点的同时又附带认为，这种脱离对诗歌的多样化做出了贡献。这同样是一个误会。如同文学史上所有的诗歌传统主义者一样，白色写作关注的并不是真正重要的诗歌艺术的形式变构，而是内容的无害！从“朦胧诗”（特别是北岛早期诗歌中）抽去尖锐的怀疑精神和批判意识，磨平一切锋芒，导向一种圆熟与甜腻的分行，无伤大雅的闲情。他们确实没有做更多的事来巩固现代诗歌艺术和发展现代诗歌艺术。而被他们抽去的则是中国现代诗带灵魂性的素质！
不是更轻盈的蝴蝶，而是从蝴蝶变成标本。这是我关于白色写作的补充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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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看看外国的情况。
白色写作者说不说我们都明白其中的隐情：他们不仅有值得夸耀的古代根系，而且一般还有横向移置的基因——那便是被他们生吞活剥的一些外国作家的风格及文体。
从古典主义到意象派诗歌（包括受意象派理论影响的海明威小说），主张一种简洁、克制的、自我限制的文体，反对隐喻和过分修饰；到了加缪，这种文体已达到相当高度的自觉，在不动声色的描写中展开一种直接的张力③。这并没有错。它的主要收获构成现代文学的重要部分，使世界透明而深入。 我们从庞德的《诗章》、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加缪的《局外人》，一直到现当代的许多经典作品中，发现某种使这些作品之所以成为伟大和不朽的共同品质，由各人的风格所构成，但在这些风格与文体之上，无法被模仿和剥离的灵魂性的东西。
白色写作者在用力模仿这些作家的风格和文体时，恰恰是这种灵魂性的伟大本质没有（也不可能）被模仿去，所以他们的模仿最终只能是皮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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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被白色写作者模仿得最多的还是以罗布·格里叶为首的法国新小说（目前这种模仿已从新小说“发展”到了“新新小说”——“原样派”）。为了不至于鱼目混珠，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混淆和误会，还是让我们听听这些被他们的后驱之手模糊了面目的始作俑者是怎样说的吧：
——怀疑的精灵已来到这个世界，我们已进入怀疑的时代（萨洛特）
——拒绝一切关于先验秩序的观念（罗布·格里叶）
——使无可名状的真实变得可以理解，比真实还真的真实（西蒙）
——文学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改变着我们关于世界的叙述，因而可以说文学改变着世界（布托尔）④
挖地三尺，我们也没能从这个源头上找到有关逃避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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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现代写作的一种实验，这一倾向的作家从来没有标榜过回避或退出，而是更深的存在和投入。从变革艺术的统一步伐到标新立异的自以为是，从他们的言行中我们找不出半点可以证明某种逃避的材料，相反，我们倒是在读了他们的作品之后，更真实地洞悉了人类的险恶处境，并决心为改变这种善状况做出一点努力。因为任何一个作家都知道，只要他在用语言写作，他就无法置身于现实世界之外：或者妥协，或者对抗；有时连沉默都显示着一种立场。真正与现实胶离接触的某种“第二类语言”根本是不存在的。除非你掷笔并彻底放弃写作。因此，作家所能做的只能是：在语言中坚守艺术信仰，在形式中担负起对自由的责任。写作从来不是旁观的。
这些严肃的精神还是被它们的模仿者遮蔽了，他们得到一片羽毛而忘记了天空，这既不能使他们变成鹰隼，也决不会使他们因此高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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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口语化”及重视“日常生活经验”问题。
六十年代以后，师承卡洛斯·威廉斯的美国新一代诗人反对艾略特的“非个性化”，主张直接抒写个人生活经验；反对艾略特诗风的贵族化语言，主张口语，这些都对白色写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但是，最使白色写作者欢欣鼓舞的还是“拒绝深度”，这使他们勿须用力便消解了有关“浅薄”、“平庸”的指责。殊不知他们所捍卫的是他们根本不了解的东西：对现代主义传统的反叛。而在中国，连非严格意义上的现代主义都还没有完全形成和确立，哪里来什么“现代主义传统”？至于“深度”，更是天方夜谭。刚从工具角色中脱身出来的现代诗，连艺术的起码前提：非意识形态立场和纯粹意识都还没有完全获得，并且，现代诗自始至终都在为其基本的生存条件——创作自由及出版自由的缺乏而危机着，哪里有什么可供背离的“深度”可言！说穿了，这不过是白色写作的一种策略：接过“拒绝深度”的口号， 以使自己的平庸显得合理而且必要，乃至于平添几分神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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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所谓“后现代”的自我标榜，一种打肿脸充胖子的把戏，又一种外部攀附的努力，仍然无助于改变白色写作的平庸性质。
如同我在上一小节中谈到的，“后现代”成为一个新近的艺术概念，其基本动因是出于对现代主义传统的背离和反叛。在专注于形式实验的同时，它更敏感地切入人类及个人的生存核心，从对人类生存现状的关注中产生出它的社会抗议主题；从残酷的世纪性暴力及持续不断的损失中产生出它的绝望主题；第三个与生存相关的主题是歌颂与和解。如果说白色写作真从“后现代”艺术中得到了一点什么，那和前面提到的所有模仿行为一样：他们以其一贯的谨慎，小心翼翼地避开“后现代”诗歌的严肃主体（社会抗议和绝望主题），有选择的认同与他们弱力人格相适应的和解主题。这只使得圆熟、甜腻的闲情写作多了一点略带洋腔的和平与歌咏的成分，而并没有使白色写作成为哪怕是模仿意义上的中国“后现代”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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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还没有感到厌倦吗？意志的羸弱，活力的丧失，语感的迟钝。那么多人共同玩一个球，直接从空中落到你手上，再传出去。重复的语言和动作。写作成为最简单的工艺——一种整齐划一的后驱模仿行为。
从小说对小说的模仿诗对诗的模仿一直模仿下去发展到——诗对小说的模仿诗对新闻的模仿，模仿的普及和深入人心！比葫芦更忠实的瓢。比罗布·格里叶更唯物的翻版：
题材（物化、写物）
手法（纯客观表面细节描写）
语调（平缓的叙事）
甚至整个段落的语感相似，字词的确定化使用（没有第二种联想的单义），线性结构加两行反复出现的复句，单调乏味的同义反复，毫无神秘感的假神秘主义；尽可能多的黑色白色以及琐碎的语言细节，一切能够分行排列的东西皆可以成为“诗”和“诗人”！
如同中国人的幽默感总要慢半拍一样，对这种写作劣迹的揭露也稍嫌晚了一些，致使这类近似于抄袭的模仿行为以先锋的面目招摇过市，败坏了现代诗的声誉。还应指出的是，一段时间以来，某些热心的批评家分不清后驱与独创，把一些拙劣的模仿之作视为新奇而给以肯定，导致更多的模仿写作泛滥。
现在是中止这种行为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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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开白色写作的后驱模仿不说，被他们误读或假借的对象本身正构成文学的革命性成果。主题的严肃性，从文体到形式都倾向于一种难度：写作的实验性和阅读的创造性。而不是如白色写作所标榜并实际提倡的那种平庸化的流行诗风。指出这一点只是要说明：真正伟大的作品是无法被模仿的；而模仿者不管怎样试图借凤凰的羽毛装饰自己，其本来的平庸品质仍使他们自己缺乏某种自信。其结果便是：一方面后驱模仿者总是想把其先驱永久地打入黑暗中，以独享其“首创”的专利；而自觉的模仿又往往在不自觉中把其模仿对象从晦暗的背景带入前景，无法躲避的朗照终于把模仿者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一场骗局于是被揭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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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不在先驱，问题出在中国诗人身上。
总是浮躁，总是平庸，总是闲适，总是急功近利，总是不甘寂寞的风吹草动，整整一代人的杂乱无章！没有创造的大智大慧，只有模仿他人的小才能；没有大破坏大建设的勇气，只有追名逐利的小聪明。比记忆更深的朽木毒化着种族的血液，很温驯的蚂蚁啮咬着一代人的灵魂。在历史悠久的衰退中，脆薄的影子一层层堆积起来，形成一种庞大的弱化机制，瓦解着日渐稀少的创造激情。不管是出自本土的还是从域外移置来的，任何新锐的东西，连同其最初的冲动——一切不能消化的粗野和怀疑精神，只要经过中国诗人的肠胃，便失去了它们本来的面貌，而蜕变成一种四平八稳的东西——建立在中庸、圆滑、明哲保身的卑微人格之上的闲适，一种自我把玩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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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便初步勾勒出了白色写作的基本面貌。
一种逃避与和解的艺术。在理论和实践的各个方面皆体现了我们这个古老文明在丧失其原初的创造力之后，仅存的一点矜持和自我回忆的努力。作为种族精神弱化的投影，诗人的弱力人格构成它的内在条件；而逃避则是最根本的动机。在形式上表现为模仿（写作方法）与闲适（美学追求），缺乏活力的中庸与雅正。在对现代艺术的打磨与圆润中，把实验性变成惰性，把尖锐性变成中性，钝化先锋艺术的全部锋芒，而与世界的暴力结构妥协。这便是白色写作已经做和正在做的；充满意图的弱化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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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7-22 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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