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大畜
2016年,纸质诗刊、诗歌网站、微信诗歌等保持一派繁荣景象,本文以当年春季纸刊上的诗歌为例,对2016年发表的诗作谈谈感想。要先说明的是,纸刊可分为不同类型,限于阅读范围,本文特指有正式刊号的诗刊及有诗歌栏目的正式期刊(不包括内刊或民刊)。大畜选取2016年春季出版的近百种纸刊,阅读了成千上万首诗歌,形成一个总体印象:纸刊发表的诗歌并不意味着是好诗歌。事实上,每个诗歌编辑(包括民刊、网刊、微信号的诗歌编辑)都清楚,编辑个人的水平、审美趣味,来稿诗人的名气,以及关系稿等都会影响诗作的发表。这使每期纸刊都有质量一般的作品,但不能作全盘的否定,即使以好诗标准阅读纸刊,仍可从中获得“披沙拣金”的喜悦。
一
从2016年春季纸刊发表的诗歌来看:在主题上,诗歌延续传统文化思想,关注民生,启迪民智,也有个人化写作,抒发自我兴致,感悟生命;在诗艺上,有力求创新之作,技巧多样,短制或长诗,形式丰富。下文选择一二稍作分析。
中国传统文化以儒释道为主,而禅与诗有无法割断之缘,诗人总是有意或无意地写出现代禅诗。例如,洛夫的《灰的重量》,对于“不经意落在我的衣帽上”的灰尘,不说它重,也不说它轻,只是把它掸掉,以豁达的心态去面对人生,有“本来无一物”和“时时勤拂拭”的影子。伊沙的《崆峒山小记》,浅白如话,写“我”与崆峒山有相遇之缘,上山或下山,这都是生命遇见美的过程,如同“随缘而惜缘”、“不问结果,只在乎过程”,具有禅者任运随缘的心态。沙白的《乐山大佛》,先从大处着眼写乐山大佛的位置和环境,巧妙地将江河、涛声等与佛文化融合为一体,营造佛禅的气氛;后以具体细节的呈现,典故的化用,将禅理蕴含其中。刘年的《西溪村的黄昏》,把目光投向黄昏的村庄,随着视线的转移,出现胭脂花、上岸的七只白鹅、各自回家的老人、卑怯地微笑的胡三宝,还有青山含着夕阳。“他们都是大地上的神”,景、物、人在动与静的组合中,形成一幅和谐的图画。康雪的《回家》,写一次“回家”对乡村的见闻,而作为参照的工业都市隐藏在背后,几乎只字未提,突出了乡村的宁静、清新、悠闲、绿意与生机。诗以景物结束,物与人、物与物之间既互不相干,又共同构成圆融的画面,透出清朗的韵味。于邦《 太阳没去过更远的地方》,写太阳视众生为平等,对万物不分高低贵贱地普照,诠释了“阳光普照”的仁爱精神与慈悲心怀。
习主席《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指出,“任何一个时代的经典文艺作品,都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和精神的写照,都具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和特征。任何一个时代的文艺,只有同国家和民族紧紧维系、休戚与共,才能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反映时代是文艺工作者的使命。”同理,有担当的诗歌也应当反映时代现象。何晓坤《我们头顶的天空》,开篇的意象纯净,意境高远清逸,而下文急转入令人失望的污垢场景,有鲜明的反差,最后对篇首的煮雪想法进行彻底否定。诗歌以个人煮雪的经历,表达对环境污染问题的深思。李成《动物开始发言》,从反面着笔,借动物之口对人类进行反思,引经据典,化用寓言、故事、俗语等与动物有关的内容,反衬人类的盲目、私欲、矛盾、虚伪、小聪明、易忘、迟钝、矫情等劣根性或不足。其诗句一反传统的固定语意,以强大的气势敲击人类的神经,引人警醒。刘大毛的《什么也没发生》,以现实的某些负面现象为依托,以冷静的、口语化的、看似拖沓的叙述,虚设极端化的场景,表现生命不受珍重、作恶不被惩罚、冷漠而荒诞的社会,对社会自私、冷漠的现象进行反思与批判,更是对有正能量社会的呼唤。炭马《在一个粗鄙的时代》,通过工业社会的“美容术”、城市建设的污染、快节奏机械化的生活方式、不断受破坏的生态环境等,诠释粗鄙时代的方方面面。当然,这个时代也有文明美好的一面,而诗人指出“粗鄙”的一面,让读者认清现实的处境,仍是希望生活变得更好。
还有一些诗歌关注和反映民生疾苦,字里行间具有悲苦的诗味。例如,张二棍的《穿墙术》,写没钱的阻隔是一堵墙,隔断了小孩治疗的机会,诗人调动想象使场景陌生化,并赋予一定的思想和灵魂,呈现了小孩的痛楚。黑枣的《镰刀》,有对“遥远的东山村”的记忆和经验,平缓的句式充满生活的质感和锐利,体现底层农民的不卑不亢,镰刀也象征着某种值得追求的精神。李玉明的《稻花香处》,对稻谷的观察细致入微,从其情状展开合理构想,融情入景,使稻谷有了情思。稻谷对泥土有恋情,对饥寒心怀悲悯,并甘于奉献自身,一粒稻谷是一个世界。田斌的《鬼节,或传承》,以平实的语言叙述祭祀这一独特的题材,赋予阅读一定的神秘感、陌生感,祭祀行为原是十分自然的活动,但在城市里却成了另类,遭遇了尴尬。那么,现代人如何“传承”传统,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令人寻思。窗户《陌生的雨》,语言冷静、睿智,审视了雨和自己,对雨这一意象有独特的表达,“作为流浪汉/它是我可以拥有的一切”,雨启发了我,“新生了我”,慰藉了我。子晨《母亲,我在陌生的城市病入膏肓》,以“病入膏肓”的主体来写,有了精神错觉,有了夸张的色彩,使一些诗句逸出理性的表述,写出了瘦弱、敏感而对城市生活有逃避情绪的游子形象。
当然,还有一些诗歌无关时代社会主题,只是诗人的兴之所至、随感而发,却写出了生活的点滴诗意。冷吟的《一滴水可以有多大》,把一滴水比拟为野马,又喻为“晶莹的蹄子”、“眼睛”、“家”,不断置换中形成含混、丰富的诗意。诗人“寓大于小”,诗句富有张力,又赋予一滴水情感,当平凡的一滴水追求爱情,渺小中有精神的伟大。蒋兴刚的《时光书》,写“燕去巢空”的落寞景象,以细微的观察,宾语、状语后置等诗歌处理技巧,形成鲜明的意象和内在情感节奏,静穆而淡远。李浔的《和草在一起》,写与草在一起,是对远离尘世状态的一次虚拟,感受到自然的和谐与闲适,是对超越俗事烦恼的神往。大卫的《济源:黄河三峡乘船有感》,以口语化的叙述呈现场景。诗人辅以冷静和克制的情感,自然的句式和节奏,读来并不觉得无聊,而结尾“鸟飞着飞着就消失了”,有感而发“人活在世间/亦大抵如此”,由物及人,看似闲淡的结尾,却有深刻的感悟,令人回味。邵永刚的《一瞥》,以所见之景孤鹤亭,借其“孤”生发遗世独立方面的感慨,又以所闻之远钟,借其“声”生发久远不变方面的思考。一瞥中有所见闻,有所心得,画面感较强,尤其后一节写钟声,简约而有余韵。唐果的《夜深人静时》,赋予“一只凳子”魔幻色彩,可谓想象神奇,通过“凳子”的一系列行为,赋予一定的象征,在隐晦中寓复杂诗意。阿华的《海边:暮色降临》,不乏独特的发现,如海浪“抓住的全是碎片” ,贝壳“微小但暗藏着力量”,能给读者新鲜的感受;而泥沙俱下的大海,终将吞噬一切,写出大海的气势,有对生命的深刻感悟。
新诗为人诟病之一,是写诗的门槛低,创作缺乏难度。许多诗人努力超越平庸,写出新意。安琪的《忆泰山》不是单纯的景物诗,其意也不在于消解泰山的崇高、壮美,而是借泰山表达对诗歌思考。它不拘于颂泰山的习惯性做法,采取独特的视角,又暗含着对当下浮躁旅游的省思,诗意丰蕴,是一次成功的诗歌创作实践。姚风的《诗歌》以诗化的形式来思考诗歌。诗人先用警句的句式开篇,欲扬先抑;再用一个具体的场景来表现诗歌“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诗中有诗,结构极巧妙,让读者感受诗歌的意蕴和魅力。整首诗简约节制,止于所当止,有言尽而意无穷的效果。陈小三的《八月十七日月亮独立》,偏离了人们常写并几乎被写烂的中秋月,而选择不为人注意的八月十七日的月亮,视角独特。诗人轻而易举地“拆除”了月亮繁重的文化意蕴,以此重新认识月亮,并赋予个人的情思。罗凯《碗里的江河》,是以缩小客体的方式写国家,国家凝缩成一只碗。在此前提下,诗人着重表现辽阔国土的陌生化效果,凸显了诗人的处理技巧。
网络时代,“短平快”的短诗、微诗盛行,甚至出现某些不成诗的“截句”,然而也不乏潜下心来的诗人,精心构思,创作出长篇。唐毅的《十九张机(组诗)》,这首诗分十九节,每节两段,每段四行,形式讲究,而设置情境,走入历史,或写景或写人,以精练、雅致的诗句,将波澜壮阔、悲喜交集的历史以洗去烟火的纯净画面展示出来,不染纤尘,情感节制内敛,弥漫浓郁的文化气息,而首尾呼应,显得构思巧妙。陈群洲的《寻找河流》,是寻找记忆的河流,对比一条河流消失前后的情境,充满对河流的歌颂、热爱,以及对河流消失的悲叹、追问、反思,句式抽象词与意象物相融,回环咏叹,境界开阔,气势连贯,情感流露而不失深沉,撼人心魄。“河流”还是“生命之水”,作为“传统文化”的隐喻,寻找河流也是一次文化寻根,可解读出更丰富的意蕴。孔令剑《循环的太阳》,以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将与太阳相关的景象,化为优美的诗句,又将无关联之物巧妙地联系起来,表现出太阳的各种情状和美感。诗人借太阳永恒不变的循环表达了有意味的哲思。何波《停电的夜晚》,从一次突然停电铺展开来,由最初的手足无措,到欣赏夜色,再到沉浸美好的夜晚时光,没电的夜晚别有一番风味,心情峰回路转,感触细腻,展现了不同寻常的体验,诗句将夜晚“陌生化”时有感染力。扎西尼玛的《远山。或近况》,写远山或近况,看似散漫之作,但暗藏线索,以春夏秋冬四季为主线构思全诗,技法纯熟,节奏控制得当,诗意自然传达而不失隽永。
二
在阅读2016年春季纸刊发表的这些诗歌后,大畜想从诗歌评论者、研究者较少采用的传播视角再谈几点感受。
首先,年份划分法是十分机械的方法。诗歌界有使用年份划分的习惯,如“八〇后”、“九〇后”,年度诗选,年度十大诗歌事件,年度诗歌总结等。这从表面上看是合理的,如上述诗歌发表在2016年的期刊上,理应成为2016年的诗界收获;但是,且不说刊物出版的时滞问题,如2015年投稿的作品到2016年才刊发,还有些诗歌其实是数年前写就的,有的已在网络上传播多年了。诗歌在互联网、移动互动网上传播已构成数字出版,见诸纸刊不是判断作品发表的唯一标准。如果仅凭2016年纸刊上有发表,就以此作为本年度的成果,入选所谓的年度诗选,未免有些牵强。因此,诗歌编选者、研究者已面临着更加复杂的诗歌生态,对于年份划分法应该保持警惕和谨慎。本文不仅以年份划分,还细分到季度,但时间仅仅作为节点,不将2016年的诗歌与其他年份的诗歌作比较,未将所发表诗歌的特征落实到“时间轴”上,没有赋予时间更多的内涵。
其次,诗人的版权意识有待提高。自由是诗人的天性,没人能够限制诗人的表达。在新诗草创期,诗人就通过创办各种刊物发表诗作;在特殊的年代,诗人又通过手抄本或地下刊物传播诗歌;现在,各种诗歌民刊层出不穷,成为出版界最独特的一道风景。从法律上而言,各种没有刊号或备案号的诗歌民刊又可定性为“非法刊物”,只不过在言论较为宽松的时代,以及诗人思想意识的自律,民刊的存在似乎得到默许。诗人的诗作在不同的民刊上发表,并不算稀奇事,倒是成为诗歌有影响力、诗人有艺术水平的表征。然而,版权保护意识正越来越受到重视,诗人在民刊上的做法并不能复制到正式刊物上。大畜在阅读中却发现,同一首诗歌发表在不同期刊的有好几例,某位颇有名气的诗人,甚至将同一首诗发表在六七家刊物。这很容易引起谁有作品的版权、网络传播权等版权纠纷。以往,诗人及诗歌研究者较看重诗歌作品表达的内容和艺术水准,对于诗歌作品的知识产权问题较少注意。从现实来看,诗人的版权意识有待提高,已超出诗人抄袭、剽窃等传统问题。
最后,纸刊存在着独特的优势。在媒体融合时代,纸刊与网刊不再是界线分明的,网刊可印成纸质的,纸刊也可以发布到网络,但纸刊有其独特的优势。其一,纸刊拥有民刊、博客、微信上发表所不具备的传播优势。也许有人认为,纸刊没有网络传播的迅速和广泛,在杂志上发表作品还不如直接传到论坛、博客、微信上;但纸刊的诗作也会传播到网络,而且纸刊内容被大型数据库收录,诗歌丢失的可能性极小,安全系数更高。其二,纸刊拥有民刊、博客、微信上发表所不具备的衍生优势。有刊号的纸刊具有“正式”“正规”的属性,从而具有一定的权威性;纸刊固有的权威性使之成为诗歌研究者的首选对象;纸刊还可作为各种精选本的基础,如大畜从纸刊中编选出《春来发几枝——2016年春季诗选》,某种程度上做到“精益求精”,实现内容的“提纯”。总之,在互联网传播技术不断发展的当下,数字出版成为趋势,而纸刊渐呈颓势,但纸刊仍有其独特的优势。不管是为了证实自己,还是为更好地传播诗作,诗人都应该重视纸刊这一传统媒体,让诗歌见刊,充分发挥诗歌纸刊的作用。当然,诗歌纸刊如何提高编辑质量、出版纸质精品,关乎纸刊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无需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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