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救赎美学到现实关怀——河北诗人李南、东篱双人评
桫椤
在网络媒体助推之下，诗歌风潮乱象频生以至遭受众多非议的时候，首届河北诗人奖揭晓似乎还了诗歌和诗人一个公道，而东篱和李南的获奖毫无悬念，更让写诗者和读诗者看到诗歌不是可以投机取巧的技术，恪恭守志和勤勉努力才是最好的成功经验。黑泽明曾经说过，没有比作品更能说明作者了，设立河北诗人奖，在给予获奖者以肯定的同时，也令全省诗歌界循到一条可以在某种方面能够遵循的路径，直抵诗歌写作的本质。我们看到，从东篱和李南构成的“双子星座”透射出的诗歌之光一直未曾黯淡，反而是在理性封锁的铁幕背后喷射出沉静而宽容的救赎美学和赏心悦目的现实关怀。笔者无意将两位获奖者的作品进行对比性评价，但是他们的作品所表现的不同向度给读者提供了抵达理想和心灵的不同方式，可以让我们通过诗歌的文本之美一寻究竟。
诗歌是关于矛盾的学问，这或许是一个荒诞的命题。但现代性所纵容的“存在即合理”的社会构成形式带来的危害之一，就是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对立日渐加剧。经济帝国主义无孔不入，被利益之火炙烤的人类放弃了善良、爱、宽容和温暖，取而代之的是在货币模型下统一雕琢的面孔，像《让子弹飞》中头戴麻将面具的劫匪，所不同的只是“九筒”还是“五筒”。人，在启蒙时代获得自由之后，重新进入心灵蒙昧时代，精神荒漠席卷每个村庄，人在物质主义和欲望主义的泥潭中沉沦堕落。面对心灵的受难，李南在获奖答谢词中说：“我无法想像一个诗人能对肮脏的世界保持长久的沉默，面对受难者的泪水转过身去。”言外之意诗人将持诗歌直面肮脏和苦难。正是基于对责任的认知和担当，李南以诗歌的方式寻找形而上的生活特质，深入灵魂深处型构着精神世界里的诺亚方舟，其救赎意识果断而崇高。很难用有限的词语理性地表述生活的终极意义和价值，但李南的诗作传达着两股可以体现意义和价值的震撼力量，即乡愁与宗教。虽然严格意义上来讲，乡愁是人类普遍意义上的宗教，二者归于同一种指涉。李南在《故乡》中解说自己对乡愁的理解，第一段说：“我常常羡慕他们，用手指指/遥远的方向/说，那是故乡”，他人的故乡是轻盈的，是随意而在的，而自己的故乡呢？第二段她说：“我没有故乡，梦中一马平川/绕过一棵棵树/独自来到蓝色大海的另一端”，自己的故乡在现实中是缺失的，她只能出现在梦中，梦中的树和海成为故乡的具体意象，其实她在用一种遮蔽的方式，用这些具体说出故乡沉重的虚妄。随后她给自己的乡愁重新定义：“哦，青山作证/我也有沉重的乡愁/当世界沉沉睡去，我的故乡/在说也说不出的地方”诗人的乡愁弥散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是因为在她看来，精神与心灵时刻在流浪，哪里才是它们的家？因此乡愁不是轻盈的和随意的，沉重才是乡愁应有的分量。斯普雷特纳克说：“我们现代人在宇宙中处于一种无家可归的地位。”显然李南的诗化哲学也不是偶然的，她在另一首诗中写漂泊感：“这儿是外省，这儿是故乡/这儿既没有世亲也找不到仇敌//帝王的墓——阳光下的小土墩儿/空气颤抖——誓死要把异乡人的野性驯服/唉，假如非要我给它一个名称/这儿，是最终埋葬我的地方”（《这儿是外省，这儿是他乡》）在此，她给自己命名的“异乡人”标签安放完毕。
灵魂意义上的乡愁是精神体验的最高层次，李南的诗歌是在现实与心灵的矛盾对立中寻找救赎的契机。她的故乡不是具体的，是泛化的，泛化的并非是消散的，它代表着一种地理上的广博和心理上的深邃，在灵魂中的渗透性以及体验上的深厚与纯真。她的许多诗作围绕着乡愁这一具体而又抽象的意象展开，通过对心灵故乡的怀念与阐释实现自己灵魂的救赎，我们在她的诗歌意蕴中感受到向上的和向外的蓬勃性张力。很难说她的出生地与她的精神世界没有关系，自青海来冀，代替圣洁雪山的是所谓发达地区遍地的垃圾山，矛盾显而易见。诗人无法回到故乡，也无法接受这肮脏的世界，心灵的流放在所难免。她的目光越过高山，在细小中寻找那种可以让自己寄托内心的柔软。“我在大地上活着，轻如羽毛/思想、话语和爱怨/不过是小小村庄的炊烟”（《小小炊烟》），“有时我会迷惘地抬起头来/把目光投向最高的树梢——在那儿，三两只白鹭惊悚着飞过”（《幸福生活》）。看似温和而忧郁的乡愁，在心灵流浪者的心中，甚至充满着血腥与暴力，李南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将自由当作乡愁的一部分，做着现实价值的反对者，她不是孤独的，但她却拥有着别人没有的勇气。她的价值在于，她感受到了我们共同的祖国和人民在华丽的意识形态下悲苦的灵魂，并能够给予表达。“你游历过黄河和长江。/你知道时间与地理的战役。//——唐古拉山：//只有天空胆敢放肆地蓝/只有卓玛才能唱出祖传的歌词”（《唐古拉山》），“这就是我的祖国：/迷信和战争走过它的每一寸肌肤/这就是我的人民：/在风中，他们名若琴弦”（《我去过许多地方……》），“俄罗斯广阔无垠的大地上/你跌跌绊绊/倒下又爬起/我也一样，像牲口那样/在晨光里/倔强地仰起头来。”（《为什么相逢——读阿赫玛托娃》）。当她将自己与人民融为一体后，她用另外一首诗完成自己救赎美学的建构：“我看到玫瑰/淡淡香气中飘散出的忧伤/像血，从骨头向外涌。/我听到歌声/红色音符里传来阵阵痉挛/像毒药，迷上了这城市//有时我难以确认美的涵义/事件总是抢先发生，在我们定义之前”（《美学定义》），诗人将“美学”这样的词直接用于诗中，意在告诉读者，有时揭露和表达就是拯救，审美可以变成实在的救赎。
当她在乡愁与难以言说的暗指凝结成的丛林中穿越时，她的诗作表现出了另外的一径，即向现实世界实施善与真的关怀，妄图以此抵消现实与理想的矛盾，这种充满宗教意味的救赎美学成为她在诗学空间里的新实践。宗教一度被我们当作思想的麻醉剂，理性的可怕由此可见一斑。现在我们或许更能看到，恰恰是宗教给心灵提供了某种避难所，或许也正是宗教才能够让道德的实践有“法”可依。大卫·雷·格里芬说：“如果要有一个健全的和可以维系的社会，则公共生活必须反映宗教价值。”李南未必从意识上清楚这些带有后现代色彩的观点，但是她的很多诗作充满宗教氛围，使这些诗作超越生活的表象和任何鼓吹暴力倾向的意识形态，信仰的神圣性得到再现。在物欲横流、人为形役的后工业时代，宗教不失为拯救人类灵魂的最佳方式之一。李南深信万物有灵，在一切自然之物中发现生命的尊严，并以此展开自我反省、审视和忏悔，“在广阔的世界上，我想/万物是一致的。/禽兽、树林、沉寂的旷野/要呼吸，要变化/在悄悄之中……/星宿有它的缄默，岩石有自己的悲伤/要倾诉、要流泪/还要披上时空的风霜”（《在广阔的世界上》）；“是因为我每天吃神赐的米和蔬菜/却不如一棵香蜂草更有用”，“羞愧啊!面对古老黑暗的国土/我本该像杜鹃一样啼血……//再有一年，我就活过了曼得尔施塔牧/却没有获得那蓬勃的力量!”（《羞愧》）。而在另一些诗作中，李南则展开充满宗教意境的审美，令读者置身于曼妙而神秘的神圣空间，“这些美妙的遐想/常让我在人群中停住脚步/看一看缭乱的世事/想一想/闪光的夜晚”（《我爱黯淡的生活》）；“他们唱着不连贯的歌谣，秋天的风/把歌声，一波一波送来/使人们听到了天堂的赞美诗”，“哦，他们当中也一定有神的孩子/在美丽的山峰之间，在欢乐之间/悄悄地穿行//不，他们一定都是神的孩子/是上天赐给平民的珍宝/又是我们苍茫的心中，久久的疼”（《疼》）；“有时我会迷惘地抬起头来/把目光投向最高的树梢——/在那儿，三两只白鹭惊悚飞过”（《幸福生活》），我们有理由相信，她笔下的星光、歌谣都凝注着某种不可言说的神圣，而这种神圣正是可以救赎人类心灵的所在。基于对宗教救赎美学下的心灵关怀，李南一方面对精神禁锢的暴力表达着强烈的不满，另一方面则对贫穷者、弱小者和孤独者表现出极大的宽容和悲悯：“这些人和我在山脚下相遇——/他们全都是我的同类：这些信主的、信佛的，和什么也不信的”（《一群人》）。谈到李南诗作中的宗教救赎意识，不得不再次重新返回到她的“故乡——乡愁”情结。李南的乡愁凝结在遥远的高原，更凝结在浓郁的宗教氛围里，由此造成的漂泊感无法排遣。所以在李南的诗歌中，来自灵魂深处的对心灵的宗教般的救赎代表着她对理想生活的向往，她在自我的国度里建构着救赎美学的新范式，使得“乡愁——宗教”的链接更加牢固。
李南的诗作空灵、幽远，带有超越生活本身的特质，即便是强烈反叛现实意识的作品，也从生活的形而上处着眼，站在高处俯瞰生活，而不是深入生活内部挖掘经验本身。作为获奖者的另一位诗人东篱，则潜入生活的深处解释生活。在东篱的眼中，生活本身是一种网状结构，它的经纬是生活本身固有的理性规律，任何生活的片段都是这个网状结构的某种构成部分。因此我们从东篱的诗中会读出更多与生活相关联的东西。他更加重视对日常生活经验的利用和审读，在他的诗中生活本质与自我意识缠绕在一起，生活现象以自我意识为酶被梳理、翻转、剥离、拆解并被归纳，犹如吊在网上的猎物被狩猎者观察。故此，东篱的诗观说：“诗最终要和生活发生肉体关系，纠葛甚或对抗，切入并竭力揭示生活背面的东西，因而我崇尚在场、发现、思想、力量及气象，并希望一切都是朴素自然的呈现。”朴素自然是他诗歌所追求的重要目标。
在东篱的诗中有强烈的在场感和对生活本质所做的孜孜探求，他顺势而下的书写常常走进他所言的“生活的背面”，他所看到的表象和他的理想完全不同，诗歌在他的笔下成为生活表象与自我意识的矛盾结合体，这种矛盾所迸发出的思想和力量成为他精神世界里的无边咏叹，也是他静对人生的无边况味，这似乎是他独有的对现实施以关怀的方式。“秋尽了，大地运载完黄金，开始承受腐烂/我在屋子里，将熙熙攘攘之辈尽收眼底，口不能言”，由景而叙当时之事，及至结尾赋予是景是事的意义：“我容身之地空旷，而思念遥远/我微不足道的思念空旷，而秋天遥远”（《午后小睡醒来，独坐怀人》）；目睹春华将尽，从那些自然之物的繁华中看出沉重的结局：“松土里的女郎花，让风挽着，在奔跑/向阳坡的蛇舅母，让水拥着，在奔跑/光裕中的神头椿,抱着团儿，在奔跑”，景物被叙述成鲜活的场景，随之而来的则是死一般的沉寂：“雨天公路上的幼蛙，跳着死亡之舞/而车轮与车轮间的剩余，即将享受/暮年之惑”（《春逝》）；一幅静物画背后掩藏的是从内到外的膨胀感：“她端坐于前，安详，心无旁骛/她无疑是细腻的，因而有着太多的不忍”，与此相对的则是“身体内巨大的静，持续弥漫着（统治）/所有的粗糙和狂暴，因迟迟按兵不动/而秩序井然”（《静物》）。在他看来，任何宁静的事物只不过是表象，隐含着的巨大暗流才是生活的本质，“而当你试图走近那个歌者/你发觉歌声却消逝了/如果此时夜晚突然来临/如果此时有人来敲门/你希望是一下/两下/还是更多”（《你也许比那个歌者更寂寞》）。在生活的本质之上，是东篱的理想：“有时候，感觉自己/就是一只蜣螂虫/多年来，推着一个/被称做理想的粪球/一直，往前滚/泥土啊腐水啊草末啊/粪球，越滚越大/远远超出我的承受/如果我不选择逃离/终有成为齑粉之日”，因为现实的复杂性赋予了他的理想太过沉重，以至于他有了逃离之感，“逃离”在诗中是一个关键的词语，逃离什么？是现实？可分明他在说理想之重；逃离理想？却分明是那些复杂的现实令他倍感压力，人生就在理想和现实的交织中真实地进行着本质的提炼。
东篱的诗歌文本所关注到的微小的生活细节常常被其意义所掩盖，他拨开繁芜的生活表象直抵现实和内心的本质。本质就是“背面”吗？东篱没有交代，显然也不完全是。但是我们从诗行中看到，他诗中有欣赏，也有批判，但二者常常实施着某种功能的互换，这进一步说明，他以诗人敏感而博达的胸怀对现实给予温暖的关怀。诗人无力改变世界，但是可以以诗的方式欣赏世界，以目光与心灵关怀世界，试图给世界包裹一层温暖的外壳。“倦鸟的幸运，在于迷途/在于前方终有一座空旷的宫殿，收容它/承载一切而无言的是大地/包容众多却始终微笑的是湖水”（《落日》），此时把鸟比做人，就是诗人自己的画像，与之相对的则是我的人生态度：“要是现在，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活着/是的，活着，然后承受一切。’”（《清明与父亲对饮》）；“它是潮乎的、温热的、润滑的/此时，我愿意将整座小镇/都看做是阳光的孩子”（《小镇阳光》），纵然那座小镇上“三轮车夫如虫豸一般，在短暂的小憩后/开始猫腰往前拱”；“那么长的雨线，颤悠悠的，珠玉叮当/我真怕突然断了/我屏住呼吸，把手无限伸长/如果有可能，我希望今夜的所有珠玉/都落入我手心而不为外人所知”（《夜读》），这只不过是在一场雨后夜读时的感受；“让我的火柴盒，温暖一下/它带着凉意的手/我还要认真打扫昨夜的垃圾/然后经过广场。看见银行门前的台阶上/蜷缩着三两个乞丐（像风吹过的芦苇）/旁边是一盆盆摇曳的小黄菊”（《九月》），他怀揣着温暖与洁净世界的愿望。面对生活，面对现场，面对本质，诗人的“自我”又在哪里？“我宁愿站在高大的抗震纪念碑下/被它灰色的影子/紧紧覆盖”（《抗震纪念碑》），“我的身体举着我的脑袋/骨头举着肉”（《抗震纪念碑的手高高地举着》），“我要赤身在春风中奔跑/如果这还不够真诚，我就脱掉皮肉/让白花花的骨头，继续在春风中/干净地奔跑”（《接近春天的方式》），“我怀疑，是我的灵魂作怪/肉体在叙事，灵魂却在抒情/交通有了短暂的休克/之后，便是死水微澜”（《桃花盛开》），“由此，我有理由相信/我在一天天地活着/我在一天天地死去”（《一天天》），他就是用这种震撼的方式抵达内心，抵达生活的本质，即便是他的“江湖”，也在内心柔软之处展开“我没有书生夺命剑/只有一卷线装爱情书/在恩怨难了的江湖/我不博功名/只爱我眉眼纤细、红豆小嘴的佳人”（《江湖》）。诗人的思想似乎是捉摸不定的，但在看透生活本质之后，他的理想主义在现实的背面绽开想象的花朵，朴素、真实而具体，不虚假，不做作，在琐碎之中呈现光滑的质感。
与李南相似，乡愁也是东篱诗中的重要元素。李南的乡愁立足在一个纵横辽阔的地域，东篱的乡愁则经历了从“油葫芦泊”这个具体所指到“唐山”这个模糊的所在的历程，在这两个地名之间构筑了属于他自己的诗歌地理版图。青年批评家霍俊明这样评价东篱：“当‘油葫芦泊’在诗人的情感过滤、知性整合以及更为宽远的地缘文化上不断在诗歌中加重和反复叠加、呈现的时候，诗人对事物和存在的命名和发现能力就被凸显出来，而‘油葫芦泊’和江非的‘平墩湖’、雷平阳的‘云南’一样已经成为中国诗歌地理版图上的地标性的象征和不断生发、创设的文学场域和诗学空间。”油葫芦泊这个毫无知名度的地名在东篱的乡愁中充当着血缘的代名词，是他生命中父性与母性的结合体。当“油葫芦泊”在诗中出现时，大多数时候父亲与母亲将同时出现：“允许我先拒绝一些什么/允许我把你具体到家乡的/一座山，一条河，一片森林，一寸土地/具体到我的油葫芦泊和父母亲”（《祖国》），“多年后，我会将我的肉身/还给父母/不过此前，我要将多余的偏见/还给教科书/将可耻的贪欲，还给这个/卑鄙的时代/那时，油葫芦泊将昔日重来”（《减法》）。油葫芦泊是诗人生命出发的原点，更是他乡愁的起点，他即由此迈动步履和思想远行，油葫芦泊就是联接身体与乡愁的脐带。从油葫芦泊出发，他重新寻到了“唐山”这个乡愁骏马的训练场。唐山因为一场巨大的地震灾难而成为一座特殊的城市，被灾难夺去生命的人民在地下发出灵魂的呻吟，使得唐山的一切都饱含着难以名状的沉重；与那些地震遗址相对应的，是新唐山凤凰涅槃般的崛起。东篱诗歌中的唐山就在四周高楼林立的地震遗址上建构，组诗《一座城市的碑影》用来对亡魂做追念，《南湖写意》用以给唐山的今天摆陈横切面，《活在唐山》则表达唐山人的重与轻、怕与爱。而对这种变化，他似乎更倾向于对前者的深爱，先是怀疑自己身在唐山是否还有对出发之地和精神原乡的怀念，“我的体内有万千河流日夜喧响/但是否真有一条名还乡”，进而他感受到了某种迷惘：“而今，我身在故乡，却不知故乡为何物”（《唐山风物》），这种迷惘代表着他由喧嚣到寂静、由外在到内心、由轻盈到沉重的回归路径。从油葫芦泊到唐山，从血缘到人民，从出发到回归，东篱的诗走过了一条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由窄到宽，由小我到博爱的路子。他没有将诗当作自我的呓语，他的自我意识、乡愁情结、理想主义始终与日常经验和生活本质相联系，他从细小的切入处入手，通过文本无限制的意义发挥突入重大的现实在场，以诗歌的方式干预心灵，纯洁精神，重构理想。
诗歌是小众的艺术，所以诗人的写作永远会有一种逼仄感。一个好的诗人，就是要在逼仄中找出敞亮来。李南和东篱的诗作一个着眼于远超现实的心灵救赎，一个着眼于对生活当下的经验审美，在两个不同的方向上实践着诗歌的价值。当现代性的铁锤砸向社会的一切，生活和思想被标准化为流水线上的工业产品时，我们有理由相信，李南和东篱们的写作将更加变得有意义。
2012-3-28-保定
（桫椤，1972年生，文学评论作品散见于《文艺报》、《长篇小说选刊》、《大家》、《南方文坛》、《创作评谭》、《诗选刊》、《文学与人生》、《网络文学评论》等。河北省作协特约研究员。）
来源：诗生活
|
发表于 2012-10-7 15:31
收藏
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