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之死——作为完成者、澄清者、质疑者
----从陈超之死再论诗人之死
2014年是一个令人悲愤的年份。令人悲伤的原因是众所周知的——非正常事件和非正常死亡在量与质的方面都急剧上升，真的到了令人扼腕、无以复加的程度！
而在诗人圈和诗歌界里，则为似乎忽然多起来的诗人之死感到巨大的震动和不安，俨然忘记了世俗世界里那些更怵目惊心的暴恐暴死事件。为什么诗人之死才能或更能引起诗人们的关注呢？这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惺惺相惜，这只能说明诗人的自我疏离和自我崇高情结是普遍性的。诗人对于世俗世界的成见和世俗世界对于诗人的偏见一样，是由来已久的，根深蒂固的。不能说双方是敌对的，但确实是非友好的，乃至是伪善的！这应该归咎于诗人所爱的世界和世俗所争的世界在本质上的不同和冲突——诗人的世界经常超越和凌驾于世俗世界之上，而不是相反。因为诗人既然要食人间烟火，就必得在世俗世界里讨生活，而诗人在世俗世界里安身立命之前和之后，却拥有更大的抱负或者说野心——他们要参与凡夫俗子所不理解或不屑于为之的更广阔的世界，即诗人的内宇宙和诗歌的外宇宙建设。
无论安身立命还是著书立说，诗人都离不开既有和现有的生存秩序。生存秩序是既有的世俗体制和现有的政治体制所媾和的产物。而诗人不仅是自由的崇拜者，且几乎都想成为精神王国的缔造者，乃至宇宙秩序的策划者和执行者——尽管他们注定只能在自己的诗歌神话里才能偶尔有望实现其万一。从这里我们就不难想象为什么这些年诗人之死又多起来，特别是最近的著名诗歌评论家和诗人陈超的死更证明了我的思考的合理性，其实是陈超的死更加深了我在这方面的思考——
诗人不是世界秩序的立法者，他只是一个心灵的立法者。但诗人也许都想成为世界秩序的创造者，也是世界秩序的破坏者、颠覆者（当然，一般情况下只能在他的诗里）！他不愿服从权威，因为他自己就想做权威。他以为自己是权威，但他知道还有更大的权威。这个权威首先存在于世俗世界里，即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但在已经拥有充分（？）话语权的那些文化精英那里，他们深知在这个宇宙还存在更高的权威，这个权威不是上帝，而是真理！当他们觉得自己的工作（创作）不能胜任这个权威的信任时，他就会自己引咎辞职——也即是自弃！
我觉得这样来看待陈超之死是比较有说服力的。陈超、昌耀、海子——有如死神的三驾马车，从不是远方的远方的地平线上急驰而过，让早已不相信远方的我更加前路茫茫。从上个世纪到现在几乎每隔十年中国诗坛都有一颗璀璨的巨星陨落，把这个苍茫的世界映衬得更加苍茫，而我则更加迷茫——多少重量级的人物都主动提前离开这个恶俗的世界，而我这个草野散人却还继续苟延残喘，是不是一个更荒唐的存在？
其实诗人之死无非是两个重要原因：作为一个质疑者，对文化本质和秩序的不解和抗议；作为完成者，对自我完善的适时的确立和确认；作为澄清者，与某些人乃至整个人类划清界限。无论如何，诗人之死都是一种立场和姿态。对于世俗世界，诗人之死也许永远是无效的，甚至是值得嘲弄的。但诗人之死的确已经给既有的文化结构带来了某些触动。诗人之死的最大的效应非海子莫属。海子不但影响了这几十年的诗风，甚至影响到对诗人的评价，特别是自我评价。海子之后之所以有那么多人步其后尘，不可否认是这些人在内心里有与海子相似的文化心理，并以此作自我评价。更多的人从海子那里获得了某种启示，尽管这种启示往往是负面的、自戕式的。
诗人之死也许可能自我拔高或被他人和社会拔高死者的精神纬度，却不可能提升整个文化阶层的精神纬度，更不可能提升一个民族的精神纬度。有目共睹的是，海子之后，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都在下降，甚至整个中国知识阶层都在堕落。我在此不想再举例证明了，大家心知肚明。
也许陈超之死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主要是作为一个澄清者而离去的，当然他同时是一个出色的完成者。但他同时也应该是一个低调的质疑者，最后他只能以自暴自弃来表示抗议……
我之所以对这些诗人之死如此了然，是因为我自己也有相似的文化心理和心灵体验。诸位也许会认为我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是一个非常狷狂的人物，要这样看我也罢。毋庸讳言，这些年我一直存在浓郁的自弃情结。也毋庸讳言我的自弃情结还有弱者无奈、畏惧生存的因素，但这种无奈和畏惧并不是因为生存手段的艰辛和生活方式的尴尬，而更多的是因为我的生存价值观和生存价值本身为世俗所排斥和诟病的情状。这也是一种个人文化心理与社会文化心理的冲突。这些纠葛最后都上升为对现有文化秩序的厌恶和对抗。但我更想成为一个自我完成者，而不是一个自我澄清者。尽管我早已不齿于与人类为伍，对年轻时长期与那些根本不懂世界观为何物的俗恶之辈厮混而虚度年华追悔莫及，我更为自己曾经犯过的那些过错痛心疾首。我不想做一个自我澄清者，也做不了这个自我澄清者。清者自清，浊者自浊。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吧。我只想作为一个基本完成者离开这个世界。我要完成的有世俗的责任，也有自己自负的精神使命。当然一个人不可能无限期地去承担的，因为只要活着，你就会有责任感和荣辱感，还会不断地产生新的心愿，还会有新的灵感，这样活到两百岁一千岁，也会有干不完的事情和事业，那何时是了呢？所以我这些年总是很崇拜海子这样的诗人，适时完成，适可而止。放弃那些不属于我们的，也放弃那些属于我们的！尽管海子也有点恋恋不舍：“得到的尚未得到，该丧失的早已丧失”！而我永远是未完成状态，活在别人的世界里！当我意识到自己是诗人时，更加不敢生存了。但我更不敢戛然而止，我怕有负我的家人，我更怕辜负我自己！
我眼前的这个世界无赖和癞皮狗都越来越多，他们不是拼命地掠夺社会资源，就是无耻地享用社会资源。当然，更多的人只能是经济动物，拼命地劳动，拼命地挣钱，为的无非是两个目的：一是为了自己后半辈子的享用，二是为了自己的子孙后代的享用，而且要比别人享用得更好更久。似乎人人都想官二代、富二代，似乎人人都想做秦始皇，却忘记了那句常言：“儿孙自有儿孙福”，“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更没有人相信那句古话：“君子之福，五世而斩”！人不可永远赖在这地球上，也没有永远不换的江山！
只有作为文化精英或文化斗士的诗人最了解生命的意义何在。他们更看重的是自我精神的塑造和救赎。在某种角度来看，甚至可以说他们是自私的。他们往往只看重自我精神的建构和完成，而不屑于做他人的乃至人类的精神导师。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极少数中的几个，自己本身是弱者。说到这里自然离不开诗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困境问题。诗人多半缺少物质生活的能力，如果他们没有适当的脑力劳动方面的职业，有时他们甚至连基本的生存能力也没有。这里不是指他们缺少谋生的头脑，而是缺少沟通的能力。——我暂时没有找到更多的实例，就当是一种自我批评。
生存话语权和文化话语权都不是诗人之死的主要因素，生存价值观和文化价值观方面的歧见才是诗人之死的根本原因。话语权困境下的诗人之死让人有一种无奈感和被胁迫感，而文化价值观冲突下的诗人之死则显出诗人的主动和英雄色彩。可以说这二者是区别诗人之死“质地”的分水岭——妄议死人有鞭尸之嫌，这种提法更有一种揭棺验尸的嫌疑？正好当下诗人们喜欢炒作诗人之死，那么再炒几遍又如何？
屈原之死可以说是生存话语权方面的问题，但又不是他个人的话语权的问题，而是国家和民族何去何从的问题。我甚至认为屈原之死算不上“诗人之死”。只有两千年后的王国维才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个文化殉道者。几十年后的海子、胡河清等都是文化之死。而老舍不是。因为他也已主动或被动地融合进时代的“洪流”当中，只是这洪流再加上疾风暴雨，让他再也看不见前途和光明了。朱缃的死是面临个体生存与民族生存双重困境的问题，闻一多的死则是个体生命升华为集体生命的极端例子。顾城则是另一种极端，不可效仿的极端。极端的例子还有阿橹，更是匪夷所思的。昌耀的死主要是因为身患恶疾，与其被命运玩弄，不如尽早自我了结。徐迟的死怕主要是家庭的问题。……这样列数下来，看来只有今年的卧夫和陈超可以算得上文化之死。但他们都算不上是真正的殉道者。卧夫可以说是一个完美的自我完成者和终结者，完美的自我终结者比较少见，著名的是台湾的三毛。陈超之死也许应该放到更高的层次去理解，并不是因为他选择的是从十六层的高楼自暴而死。而那个90后诗人之死则更让人悲痛……
我的自弃情结主要在于生存话语权问题，而不是文化话语权方面的问题。在过去那些自弃的诗人里，几乎都不存在基本的话语权方面的问题。那么他们为什么还会“半途而废”呢？其实这个词就用错了。他们是适可而止。他们以为自己够完美了，或只能这样了，所以是时候了，上路吧。如此而已。在诗人那里不存在“看破红尘”的问题，除了比较迟钝的后觉者，几乎大多数的诗人都是可以在本质上了解这个社会的，甚至有些诗人对社会的趋势有预感和预言。所以永远不要轻看诗人，枉断诗人之死也是愚蠢的。只有凡夫俗子才会惋惜和留恋尘世的高官厚禄、钟鸣鼎食。诗人才懂得适可而止，而不是知足常乐！
有所意味的是，陈超离开这个世界的日子选择的是今年十月的最后一天。其时香港占中者依旧持续骚乱，而在中东，对极端主义分子的讨伐并无实质性的战果，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因为关闭清真寺引发新一轮武装冲突。这些在说明什么？人类的劣根性？人之初性本恶？人的权力欲越来越疯狂？人可以以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名义为所欲为？
在这个话语权成为热词的社会，我们为什么没有话语权？我们需要多大的话语权？世界秩序早就安排好了，庸常者休想改变现状。世界多极化尚未形成，但世界早已没有中心。爱国主义永远是时尚，可怕的是以民族主义代替爱国主义，以爱国主义代替理想主义。两极分化愈演愈烈，人人都想登上高人一等的那一极。总是有人想重新主宰世界和瓜分世界。
没有人相信世界在本质上是从来没有改变过的。这个世界总是大象有序小象无序。正义从来不是普遍性的存在，正义也从来不是不可战胜的力量，但必须保证一定的正义（至少在字面上和口头上，不过有时也必须在实质上），这个世界才能维持更久。邪不压正是历史事实，恶人当道也是历史事实，而且恶势力往往更擅长左右历史。在中国，恶势力已经变得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广泛，也更“明智”了——他们个个都学会披着羊皮，甚至乔装成牧羊人，却改变不了吃人的本性，而且更残忍、更贪婪！但他们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更明白一个道理：羊毛出在羊身上！所以羊得先养着，有时还要装着非常关心照顾后者的样子，装着是一个大家庭的样子，还美其名曰“和谐社会”，直到突然有人发现大量的羊毛被人偷走了，才发现这个大家庭出了大问题。于是又出来几个超人想扭转乾坤，不知道他们能坚持多久？他们的后继者还会继承他们的衣钵吗？！
这个时代缺少的不是铁腕无情的超人，不是缺少力挽狂澜的巨人，而是缺少真正能引领人类走向光明的精神领袖。一个品格优秀的导师本来是可以垂范和影响他的子弟和门徒的，甚至可以成为他们的思想先锋。而他却主动放弃了这个责任或使命，这是不是一种失责？好人总是那么脆弱，而坏人永远那样蛮横。好人总是自绝其路，而那些不好不坏者则总是左右逢源。所以这个世界永远是恶人当道小人得势！诗人与世无争，更便宜了那些夤缘者和权势者。我想这次香港学联的那些学子就是因为缺少真正的良师益友，缺少对正义的信仰而不是所谓的民主自由的话语权才如此疯狂的！他们被坏人利用了！他们自己也找不到北了！我们的知识精英们在失责啊。再看看现在的知识分子们都干了些什么！惊闻厦大博导诱奸事件和海南性侵事件不只是令人发指，不只是说明我们的民族劣根性、封建腐朽的生存理念和生产关系依旧根深蒂固，不只是说明私欲和奴性已经膨胀到不可收拾和无所不在的地步！我不由记起七八年前看过的一部红色电视剧《星火》。在该剧里，编剧借用一个上世纪二十年代主人公的忠告：这个社会最可怕的不是官僚阶层的腐败，而是知识分子的堕落！它会导致我们的社会从中心从根本上腐败啊！因为知识分子原本应该是一个民族的脊梁和灵魂啊！而现在知识分子阶层腐败和堕落的案例早已不是个案，而是时时刻刻在中国大地的某个阴暗的角落或光明正大的地方明目张胆地恬不知耻地发生着，还有什么不可能发生呢？
我敢肯定的一点是，陈超是同时作为一个完成者、澄清者、质疑者与这个世界决绝的——是决绝，而不是诀别！
难道，从这个大象有序小象无序的世界匆忙撤退，真的是诗人生命的捷径和智慧？
诗人，愿你的灵魂安息吧！
2014.11.10-11. |
发表于 2018-4-2 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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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4-4 1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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