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新时代，诗歌没有很好地为之歌唱，却在加速沉落退没 面对我国日益颓废的新诗状况，德高望重的著名老诗人贺敬之先生最近率先提出“创建有中国特色新诗体”的重要命题。据《文艺报》披露，全国各地的诗人和专家学者围绕这个命题正在展开热烈的讨论。贺老这一命题事关中国诗坛的走向，对当今中国文学的整体衰微也具有敲推作用。窃以为，通过“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以求解答问题，让我国诗文化真正走向复兴和发展，重新成为国人的精神家园，实在是新世纪我国一项重大的文化创建工程。笔者也是一位诗歌爱好者，谨谈点不成熟看法权作一说。 我国诗歌的兴衰之憾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诗歌堪称国粹。在中华五千年璀璨而辉煌的文化殿堂中，中国诗歌创造了众多的体裁：诗经体、骚体、汉魏古诗、乐府、格律诗、杂体诗、白话自由诗和民歌。传承至今，象征着中国诗词最高成就的《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成为家喻户晓的传统文学典籍。千百年来，古今诗人吟咏出了数不胜数、历久不衰的诗篇，涌现出无数彪炳史册的杰出诗人。 可以说，一部诗歌史，几乎就是一部中华民族发展史。诗为史，好诗必然得到世间的崇敬和传承。古往今来的好诗，往往是思想性、艺术性、民族性的高度统一。在卷帙浩淼的中国诗典里，诗人们真切反映人民的喜怒哀乐，真实记载世间的百态万象，既有歌颂、又有批判，既有抒情、又有叙事，既简练精粹、又深邃隽永，既明白易懂、又朗朗上口，既是润物无声的甘霖、又是激人奋进的鼙鼓。古往今来，国人以学诗、作诗、咏诗为雅事，以成为诗人、诗入典籍为荣光。诗歌还被列为华夏文化“诗、书、礼、义、乐、春秋”六艺之首，成为中华先进文化的瑰宝之一。 但我国诗歌走到今天，却一变千年来的盛兴荣华为时下的衰落颓败，好像是从天上跌落到地下，风光不再!这决非诋毁贬低、危言耸听，不要说国外文化人士对中国诗歌现状大惑不解，只要是一个稍有文化的国人，观察浏览当今的中国诗坛，就可大致得出如下结论：诗歌再没有昔日的风光，诗歌再没有闹热的市场;写诗的竟比读诗的多，一边是诗人们的沾沾自喜、自我陶醉，一边是人们对诗歌的不屑一顾、敬而远之! 我国诗歌的堕落之探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新时代，诗歌没有很好地为之歌唱，却在加速沉落退没?这里有种种原因，不是三言两语能道清的，但窃以为“三不到位”是重要症结：理论研究不到位、指导引导不到位、规范规定不到位。有道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一直以来，我们的文化、教育部门和作家协会及媒体，还没有哪一家对新诗的继承与创新问题，对新诗内容与形式的革新问题，对新诗作者的教授和培养问题，作过“顶层设计”和系统研究。不仅如此，有的报刊杂志和文学教授还对诗歌的这种退化推波助澜，不作科学的批评，只有无原则的吹捧;一些诗歌编辑宁愿编发雾里云里、高深莫测的诗作，有些大学中文教授一味推崇西方诗歌这个“流”、那个“派”，怂恿着一些诗人尤其是年轻作者迷失历史担当、远离实际生活，不食人间烟火，把中国诗歌特有的传统和精华抛到九霄云外，固执地陷在所谓的“意识流”、“后现代”和“先锋派”、“朦胧派”的漩涡中而不能自拔! 为什么在中国诸多文体中，新诗下滑衰败最为深重? 一言以蔽之，完全是“新诗”的自我堕落而导致的，是诗歌偏离了时代、偏离了社会、偏离了人民大众，诗歌自然被小众化和边缘化!君不见，长久以来(至少30年吧)，翻开任何一家报刊杂志(包括影响较大的《诗刊》、《人民文学》)，所发的诗歌缺少文学性、民族性、可读性，大多味同嚼蜡、不知所云，是否可用公式表之：混乱的思维意象+分行排列+无标点符号=“现代新诗”! |
我国新诗体的创建之路 “人间要好诗”!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弘扬中华文化、推进文化创新，重振诗歌雄风十分必要。如何让中国诗歌走出困境，创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新诗体，可谓刻不容缓。那么，“救救诗歌”，路在何方? 我们不妨重温一下毛泽东和鲁迅的论述。毛泽东于1957年1月12日在写给臧克家等人的信中专门谈诗：“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1957年1月14日，毛泽东约臧克家和袁水拍谈诗：“新诗的发展，要顺应时代的要求，一方面要继承优良诗歌的传统，包括古典诗歌和五四以来革命诗歌的传统。另一方面要重视民歌。诗歌的形式，应该是比较精炼，句子大体整齐，押大致相同的韵，也就是说具有民歌的风格。”毛泽东与臧克家谈话中批评背离民族传统的新诗现状：“新诗太散漫，记不住，应该精炼，大体整齐，押大致相同的韵。”1958年3月22日，毛泽东又讲：“我看中国诗的出路恐怕是两条：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这两面都提倡学习，结果要产生一个新诗。现在的新诗不成型，不引人注意，谁去读那个新诗。将来我看是古典同民歌这两个东西结婚，产生第三个东西。形式是民族的形式，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 伟大的文学家鲁迅先生说到诗一针见血：“我以为内容且不说，新诗先要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给大家容易记，又顺口，唱得出来。 ”还告诫青年作者，“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人和外国人。” 毛泽东、鲁迅上述的宝贵论述，无疑给中国诗歌的革新、创新与发展指明了道路，为“创建中国特色新诗体”给出了正确的方向。纵观我国诗歌的发展轨迹，以胡适倡导“五四”白话新诗为开端，中国新诗至少有过30年的探索和创造。尽管有了基本成型的新诗形态，但可惜的是，我们没有进行认真的研究、探索和创新，却让她继续走向不归之路，近10年来诗歌堕落趋势比毛泽东、鲁迅当年批评和预见的要严重得多! 那么，今天我们何以创建“有中国特色新诗体”?我认为，还须老老实实地走到毛泽东、鲁迅所指出的诗歌发展正路上去，通过古典诗词、民歌和“五四”以来自由诗的“三结合”产生新体诗歌(倡导“以新诗为主体”并不排斥“欧化诗”)。要坚持内容和形式相统一 ——在内容上，新诗须担当时代和社会责任，多反映现实生活，为人民鼓与呼，敢于抒发“真的声音”。在形式上，至少有三条标准：一是语言简洁精炼，句式与段落整齐而美观;二是必须押韵且有一定节奏，易诵易唱易记，读之抑扬顿挫;三是通俗易懂，富有诗歌传统和民族特色，让老百姓喜闻乐见。诚如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老教授吴奔星先生多年前强调的，“中国的诗，应该打着自己的旗帜，走我们中国自己的路。我们的新诗，应该既是继承的，又是发展的;既是古老的，又是崭新的;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又说 ，“新诗要有起色，要掀起真正的新诗潮，恐怕不能老是在‘莫测高深’的迷魂阵里下工夫”。 新体诗歌的创建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正如毛泽东所指：“中国新诗尚未形成，恐怕还要几十年。”“新诗改革最难，至少需要50年。”今天，“创建有中国特色新诗体”更是一项系统工程，她不会从天上掉下来，需要有关方面高度重视并作出不懈努力。在此谨建议：一是将这项工作列为国家重大文化创新研究项目，由北京大学、中国作协、中国诗歌学会等部门组成强有力的工作班子，联手进行研究攻关;二是做好新诗体的教育和普及工作，亟须编纂出版诸如《中国新诗知识读本》、《中国新诗经典选本》等读物，让诗歌爱好者、特别是高校的文科生受到最基本的新诗创作与欣赏的知识教化;三是报刊杂志，尤其是《人民日报》、《人民文学》、《诗刊》、《光明日报》、《文汇报》等主流报刊，要多刊发“思想深刻、艺术精湛、群众喜闻乐见”的好诗，并围绕 “中国诗的出路”和“ 新诗体的创建”组织开展公开讨论，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新诗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新路作出积极贡献。 (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杂文学会会长、全国杂文学会联谊会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副秘书长) | 
发表于 2012-11-7 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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