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凄凉犯简史
文/海波
自由，它将不在任何地方。一九六三年农历正月初四（公历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八日），我出身在江苏境内的山村笠帽墩，长江冲积平原上常见的土堆上长满松树。父亲倒插门，它是母亲的家乡。与我一同降生的应该还有一个孩子，外婆和母亲对此一直闪烁其词，无论如何，这个家族等待一个男丁已经很久。
从我相当在意睡觉时预留空间这一习惯来看，相信这意味着某种虚妄的挽留——它备给我的妹妹，并且，终我一生，都将描绘她出生前的遗像，永不停工。
出生数天后，我得到一个名字“海平”，后来被父亲回来探假时改为“和平”，镀上了毛泽东时代僵硬的政治色调。一九六八年弟弟降生，他直接起名“海涛”，我又改回海波，沿用至今。
一九六四、六五、六六年不详，大姐照看我们。
母亲说，大约一九六七年的夏季，我头上长满脓疮，引得无数蜜蜂围着肮脏而发亮的脑袋飞来飞去，有的甚至准备降落，它们误认为是自己的巢穴。母亲是语文教师，也教数学。很多时候她还把孩子们赶到田地里去拾稻穗，在当时就等于是体育课程了。
自主记忆的时代来临。躺在摇篮中的孩子，嘴里除了奶水还含有一把钥匙。哭泣停止了。
一九六八年春节前，妈妈带着我赶最早一班去镇江的汽车。那时的公共汽车身坯愚钝而圆润，像漫步者静静地来到你身边。或许是第一次脱离地心引力，接着又迎来了我人生的首次呕吐。它真的比大便艰难，样子更不好看。
手摇电话机。德国收音机。牛皮沙发。这些都是我没法理解的东西——它们就摆在父亲的办公室里。令我唯一高兴的是勤务生挤在牙刷上的牙膏，我把它吃了——它是甜的我能确定。
父亲，依然是人类四岁后才能确定的物种。
我的父亲，他身上行将消失得差不多的蒙古王族的血液，业已被称作时间的怪物压至下肢，仅保留那欲直还曲的罗圈腿。你可以想象他的青年成长史，一个不思农事的少年毕竟不能终日狂奔于田野，他张着嘴，这迎风的孩子，把脖颈不假思索地伸向那由欲望、纪律、罪恶、革命的激越想象共同编织的缰绳。他多么想亲手端起枪击毙那个公审大会上奄奄一息的本村最富有的农民啊，以满足十四岁少年的巨大虚荣和硬汉幻觉。但他只是个给首长拎枪的人，依然像个暮归的耕作者后面拿着最小农具的孩子，很不情愿抵达晚霞和炊烟环绕的村口。当然，不是他不曾享受过革命带给他的好处，白天如同男人那样吼叫的妇女主任，油灯下缝补衣裳时并未扣紧衣襟，疲惫的革命小鬼正帖服在那里狂吮不已。
所谓田野神圣暴力运动，显然是专注于人群中营造窃喜氛围。它们可以在猪圈、老屋、柳树下，罪恶的脸和私处随时开幕，多么堂皇的剧院啊，看到那些习惯于生活在幽暗中的灵魂被强光投射在椅背上，毕竟令人愉悦。
恐惧，使我们的瞳孔在甜美中放大。
父亲也有可笑的一面，有一次他从外面带回四只刚出生的小狗，用来取悦岳母和我的外婆，外婆只是哼了一下，村口便传来了母狼的嚎叫。
一九六九年，在父亲即将荣升公安局长的时刻，红卫兵准备押送他到北京的消息被事先得知，受到以前地主在批斗前通常采用的伎俩启示，他说牙疼，需要用冰糖和梨来治疗。红卫兵哈哈大笑。父亲哈哈大笑。一直到一九九三年去世，他可能都不明白，他所生活的时代，只有疼痛真正是私人拥有。
父亲好像已经厌倦了每天睡在黄金库房守夜的日子。毛泽东一度创造了短暂的全国犯罪最少的人类记录。作为公安局长只能常常看着金条发呆。痛苦来自每晚还必须睡在那冰凉的革命果实上，而不能伸出你的舌尖舔一舔。其时的中国人口袋里除了自己的拳头是不准备放任何东西的。当然，离圣徒只穿没有口袋的衣服还差很远。过了不久，父亲和我回到了他的家乡，在一个深夜。
仅就上帝发明黑夜这一点我怀有敬意，他甚至给了恶魔收拢翅膀的自由，让它们像石头那样休息。
我焦急的等待一九七0年的到来。
好像知道原子弹爆炸的消息时，我正在给一只青蛙开膛破肚。正确的消息实际上是一九六八年吧。其实，我对爆炸这种东西的胃口极大，除非它真的让我感到有所抖动，否则我不相信。
但看到经我手术的青蛙安然进入池塘深处，而手上还握着它一系列内脏时，我笑了。
真正令我气愤的是南京长江大桥建成，也是拖到一九七0年才让我知道。我似乎在思考愚笨这东西了。
儿童当然经由游戏获得认知。还有辩论。
一直以来，收音机里说的台风，我坚信是蒋介石派来的。我的结论连神都不同意，小朋友们早就掩嘴而去。我说毛主席和江青绝不会搞鬼，小朋友照样暴笑不已一哄而散，这到底怎么了？我？这个世界？
不能再玩耍我要读书！再过两年就能读到《水浒》了。
唉！等待一九七二年时又必须经过一九七一年。
一九七二年偷过一支同学的钢笔，倒不是喜欢钢笔本身，是那根里面的软管吸引我，乐趣来自不停地吸进又挤出墨水。一种自慰前的练习。
一九七二年正当我为了阅读而通背《新华字典》的当口，林彪又飞机失事了。想起去年从祖父家回来的路上，倒见过一只野鸭在我前方坠落，为了奔跑，有必要把脚板放在水稻田里凉快一下。不幸脚下踩的并非砖块而是一只硕大的甲鱼。真是了不起的暑假。显然这是在农药和化肥还未大量使用前的乡村景观。化学老师预言的“你们将生活在一个美好的塑料时代”也未全面到来。由于已有《水浒》中的情色阅读经验，当东方红小学同学向我诉说她的痛苦时，真想帮帮她。女同学妈妈是我所在县城公认的荡妇。你别指望她会长时间令市民失望，隔三差五便有情事爆出。后来我怀疑小镇风尚应该存在一种隐秘机制——即不彻底堵死你但你亦要有所作为。这个美妙的阴道，她自信至极，作为业余裁缝她把身体的艳丽和服饰之恶发挥到极至，最终成为一个凛然不可侵犯的尤物。
只有荡妇才能理解荡妇。本来是棵蔬菜，通过众人腌制变成肉。
四年级时我又转到了乡村小学就读。我不喜欢那个公安大院。还有我的房间，那些秘书们太过殷勤，一遍又一遍往墙壁上贴最新的处决布告。那时理解的处决是剥皮，后来发现还是用枪倒有些失望。
我只关心女反革命被枪决前是否剃光头这个问题。
长发毕竟可以收拢那些血和脑浆。没人告诉我，剃还是不剃。
别轻易去触碰所谓真相，它仅活在质询中。
回到外婆家，再不像以前那样需要被绑在布机上。
下半年时外公患脉管炎去世。他是个外表俊朗的乡村秀才，被日本人拉去做过马夫。一个江南农民并不习惯与马打交道。最后他还是死在一头水牛手上，因为耕地受伤感染。像许许多多妇女那样，当自己的丈夫在病榻上呻吟时，他们的女人悄悄地变成了悍妇。大家都是小脚女人，主要还是比拼口才。仅就这点来讲，她无疑是乡村激情演讲天才皇后。到底她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真的你无法知道。首先，她是个声音艺术家，洪亮的嗓门里住着胶木唱片和一根勤奋的手指。她若对阵一个小小泼妇，你看她那个优雅——一边用剪刀给我捕来的黄鳝放血，拌进米饭，那是母鸭的午餐。声讨对方的话语慢条斯理，她懂预热更是节奏大师，生产队的人都还没收工呢，她甚至不断重复骂词，快有些接近吟唱了。显然出于保存体力的考虑，准备迎接那致命一击的高潮。
当外婆对着水缸重新梳好头发时，她径直走向村中央的一口水塘——她将尽情利用水塘的扩音效果。而且，遵循古老法则：轻侮对方时绝不提名字。谁能忍受得了！泼妇向着水塘冲了过来。然而声若洪钟的演讲大师好像并没被撕成碎片，全村人都听到“啪嗵”一声，一心向死的妇人并不理会人类，直接扎进水中。村里人也通过故意放缓施救速度来表达对胜利者的暗暗激赏。
毕竟一九四九年前，她是拥有多名长工的婆娘，现在她却要自己担水，假如跨进门槛时用力过猛，不小心把屁震将出来，水是倒在树下而不是水缸中的。谁胆敢与她比拼身体的纯洁，那么，你是铁屑，而她是银针。
不过，她有时走得未免太远了。
比如“假吃”，她像个默片时代的导演——我和姐姐拿着空碗站在高高的土坡上，一顿狂吃，外婆的铁锅里除了清水还配有一块青砖，也快要沸腾了，后来才明白，外婆既要炊烟也要尊严。
假如我不碰她那个总是高高挂起的竹蓝里的饭团，甚至会容忍我从鸡屁眼里掏出鸡蛋，她是如此地井井有条，连等待乞丐光顾时应该拿出的饭团都会事先准备好。
而她一定也是在纺纱时即便睡着亦能保持棉线不断的天下第一人了。那线只会变粗，她不允许它断。
每当鸡瘟流行，妇女们都会围着她窃窃私语，无论如何，一场瘟疫过后，全村必须留住一只公鸡。真的，总有一只，得不到死亡许可。
外婆大约生于上世纪一九0八年，名叫陈松美，上苍并没安排她横跨三个世纪。她好像一个只肯翻越其中两根横杆的骄傲运动员，二00八年，她趁我远离之际安然离世，如此设定不知有何深意。
再次令我想起自己是个笨蛋的人，是我童年的超级玩伴。
我臣服一种生物间的隐秘传承——人类渔猎时期先知般的经验会在一个九岁的男童身上苏醒。
跟着他，一遍又一遍观赏他古老的捕鳝技艺。条件许可情形下他会表演。你以为他会用诱饵便是大错。他天然知晓有的虽然是黄鳝居住过的洞穴，但现在里面是条蛇，是的，一个水蛇游走了。对于那种刚刚进洞的黄鳝，年幼的大师只屑用一根茅草去触碰它，目的是引起它的厌倦情绪，那么，事先准备好的竹笼里很快就要被一个暴怒的生物占据。你要是能够像我那样亲眼目击他是如何对待同一洞里住两条黄鳝的，就会晕死于田边。先是手指按在水里弹一种酷似抢食的美妙声响，最饥饿的也最勇猛，它窜出水面，只见有中指凌空握住头颈部，随它的黏液滑行至中部停住。
对于那些我们心灵无法转述的东西，可以称之为语言的小小焦虑。
发育那年应该是一九七五年，疯癫的顽童们仿佛要安静下来了。小学五年级发育的孩子在当时非常少，班上女同学倒有两个，胸脯鼓胀，年轻的体育老师绝不允许她们逃避体育课。于是她们发明了一种很诡异的动作来完成课堂作业——用手托住上下耸动的大胸脯跑向终点。
真正令人发疯的是，找遍全城的书店与图书馆里的《红楼梦》，袭人和贾宝玉那一章回不是被撕掉剪掉，就是被精液完全粘住。
尽管如此，另一个大奶子女同学，还是察觉出我的变化。她像个蹲伏很久的母豹，期待着我的唇间涌出茸毛。我被邀请到她家里去吃红烧肉。在床上吃饭生病时倒也有过。确实我俩在床上干掉了一大碗猪肉。也别说七十年代孩子不懂什么叫做饭后娱乐，男人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冲动，出生时由于存在不准回头的勒令，老是想着有所补偿。但她真正褪下内裤时我吓坏了——完全与我想象中的光滑阴部不同，她的阴毛丰富而柔顺，流淌着七十年代的应有光泽。仿佛有一颗连呼吸都不用的脑袋深埋在中间。我举起的小铅笔，不是走向卷笔刀而是像在一个猪油罐里胡乱搅动了几下。
姑娘，我还不能摧毁什么，给我一点时间，我再交还你的美丽。
一九七五年下半年。国民党五十四师的政工少将处长王超群特赦后成了我的忘年交。第一次见他，他正在看一本沈醉写的《我所认识的戴笠》。它基本满足了我想亲眼目睹共产党真正敌人到底是何等模样的愿望。他真有一副戴笠那样的马脸，神态似乎也像毛人凤，躯干部分倒有几分文人的清癯和儒雅。很快，他就去世了。
上苍手心里的糖果，看看便可。
地震来了，班主任一口咬定，那是工人阶级发明的巨型平板车经过。只有我一个人跑出教室。
我知道，隆隆的响声过后，一辈子，都将要生活在谬误中。
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泽东去世。假若没有那些到处悬挂的高音喇叭，这样的死讯要晚几天才能到来。追悼会上，同学们先是痛哭，然后呕吐，这种事，胃是要作出反应的。我也吐了。
以一个回乡知识青年的身份，我回到村里。那是一九七八年。
之所以选择一家书店工作，是因为我急于告诫那些前来撕书的人，在这种事情上我会愤怒的。
祖母大约在一九八0年去世。
一九八二年，和叶辉交往频繁。我们两家算是世交，父辈都是解放初期的本地革命者。十岁时在一个院子里第一次见到他时，他仰着头一动不动。以为他正在目送一只飞越秋天的大鸟呢，我并未惊动一个把天空当作大海来翻阅的专注的孩子。
当我把舒婷和流沙河辗转寄给我的诗集递给他看时，好象他很不屑。确实，我们应该有个自己的东西了。《路轨》这个同仁刊物一九八二年底便呼之欲出。我负责刻蜡纸，祝龙给了它一个铁腥味的名字。祝龙，叶辉，海波，倪一斌，李为民，马亦军，海涛，小喆是最早成员。
文学与中国80年代，一如秘密升空的氢气球，在人群看不见的地方轻轻爆炸。
一九八三年九月四日，是叶辉与我相约去工人剧院观摩公审大会的日子，那天主要是处决青年犯人。由于我们坐在第一排，能够清楚地看见绝望的年轻人因为脖子被勒得很紧而不停地向外吐口水。将死的流氓兄弟，请别让你的唾沫碰动我瞳孔的快门，否则你将被记录。
一九八五年，我与一个国民党投诚士兵，后来从抗美援朝回国的战斗英雄的小女儿结婚。这个前炊事班的伙头军，如果不是那口随时背着的铁锅也早就牺牲了。尽管如此，有一次就地卧倒时没来得及收回胳膊，锋利的锅沿还是划伤了这个小个子。他其实是个幽默的老头，晚年他的“筷子理论”令我感动，当我不停使用经他认真清洗过的牙签时，他就会朝你微笑。
吝啬之人其实不是不愿付出，是付出后的深深悔恨。
毕竟我从他那里得到了一个其瘦无比的前妻。
女儿出生于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五日，她叫陈郊，同名极少。但也导致她二十几年来一直生活在各种城乡结合部，包括她最近要去的学校，依然是爱丁堡的郊区。
一九八五年，在《深圳青年报》的临时宿舍里见到徐敬亚，王小妮还在长春。这个穿西装戴棒球帽的东北人，像个寻找跑道的战斗机停靠在当地渔民为他准备的蚊帐旁气喘吁吁。我不仅仅把他看作一个诗歌批评家，他是稍纵即逝的中国文化复兴时期的杰出代言人，对抗寂静旷野的嘶吼者，用他那燃烧至蓝色的喉管。
在他的巨大热情与客观呈现的题旨下，《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于一九八八年正式出版。其实红皮书在八六年便开始了大量的编辑工作，海子和顾城的诗稿记得由徐敬亚直接从北京带来。默默的笔名之多也令人头痛，这个天才少年犹如一株病毒，无处不在。
八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虽然还不能用刺刀挑肉吃，但大规模的纸上叛乱已是漫山遍野。
不过，令我觉出江南文人气韵尚在蠕动的还是车前子，这个率真的苏州才子，居然在南大作家班的考场中递给我一支红塔山香烟，而他自己却吸昆明牌。于此之前只有鲁迅这么做过。
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二日，我在安徽与江苏交界的一个小镇集市上被捕。
按照当时的法律，十二个字加两个感叹号，我获得了七年有期徒刑。法官把感叹号合并使用后，做出了该判决。
一九九0年四月二十六日前，大多数时间，我都生活在日本人建造的娃娃桥监狱。它既有世界上最光滑的石板路，也有世界上开锁速度最快的狱卒，连开三把锁用时三秒。这有实际功用：把死囚从睡梦中取走。
我免于挨打的原因很简单：利用鞋底痰渍努力去粘住过道里的烟头带到号房，让那个捏紧铁拳的牢头匆匆忙着造火去了。
妻子的被褥拖了很长时间才送到。当我从被子里发现一根针的时候，心中一阵狂喜，好一个烈妇，她想让我自杀。因为你要排队等一只分发下来的指甲钳几乎是不可能的，前面的犯人早就把它吞进腹中了。当然，这仅是一次女人的遗忘。
冬天到了，大衣又被一个死囚穿走了。他甚至想到要有所归还，但来不及，死亡之门开得太快。
由于拥挤不堪，连放屁都必须纳入日常管理，这个社会中，你只能放一些像丝线一样细的屁。总之，也是应对寒冷，我开始了一样体育活动，灵修——专注呼吸与意识关系的古老的自我静默训练。
到社渚农场，已经是一九九一年的上半年。
弟弟试探着带了些书给我，年轻警官看了一眼昆德拉的《玩笑》，又翻了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小伙子笑了：幽默书籍、医术书籍对我的改造有利。他似乎还感谢了弟弟的良苦用心，只有一本《博尔赫斯文集》没被允许。
观念动物一直都居住在自己的尸体中。
天体物理学家方先生获准出境应该是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五日，因为那天正好是女儿生日。
那年有趣的事情真多，岗楼上哨兵听几个江洋大盗聊天入了神，不小心枪掉在楼下，我以魔术师的身手把枪扔还给他，得到的回报是，在松动的围墙砖孔里，能不时取走一盒烟。
某些情况下，人类会自动更新交流方式。
为什么总是需要移动砖块来开启感官的欣悦之门呢？一九九0年除夕，二级警督的娇艳妻子和女儿要在我所在的中队畜牧场的大锅里沐浴，迎接农历新年。这细心的丈夫，先是清理了畜牧场，叉着腰把守着大门。但围墙外面，围墙外面已排起长队，这更像是犯人们的节日——只要你不发出声响，在那个早已准备好的孔洞里，你便可尽情观看那动人的少妇是如何舀起热水浇灌自己身体的，她在一年中的最后一天，终于发出了一声声快意的低吼。那些盗贼和骗子们也是一顿扫射，把仇恨和爱意丢失在围墙根下。
二级警督并非老鹰，他不能盯住所有小鸡。
真正那年能在外面世界过春节的，倒是个偷自行车的新疆人，他观察到电网实际上并不通电，于是顺着一根橡胶水管，带着他的假发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被监禁的其实是狱卒。
经历了一次针对我的未遂暗害，一次血尿，十几次斗殴，蔬菜汤里吃到一只避孕套和父亲罹患晚期肝癌这些事情后，我被调至江苏省第二监狱（也称镇江模范监狱，以前主要关押国民党低级别战犯和历史反革命）。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宣告解体之后，一九九一年九月四日，我进入监队参加集训。年龄最大的八十七岁，被判十三年。法官也俏皮，这意味着他必须活满一百岁。
监狱长翻烂了我的卷宗，最后差不多要得出结论了：此人不懂妥协，疑似疯子。
但那同来的五六十号人，他们，太恐惧了，我愿意为他们付出。其间认识了马少芳，一个更适合在广场演讲的口若悬河者。
一九九二年前，我仍然是个吃番茄的人，自从他们在监区的番茄地里处决过一个叫朱小玲的人犯后，我就不能吃了。后来又目睹一个癫痫病犯人吃过番茄洗脸时，居然淹死在面盆里，我都不能想起这种水果。
《劳改白皮书》的颁布，拯救了两个越狱犯的生命。凶恶的魏星和于文龙利用良好体能和器械辅助，藏身一辆维修完毕的大型客车的车肚底下，成功驰离监狱大门。今天，全中国任何一辆从监区驶出的车辆，都要亮一亮自己的肚皮。
人们总是通过小小创意来歌咏历史。
其时，父亲决定来这个他曾经候任公安局长的城市探望我。与他同时患病的病友们都离世了，他显得孤独，怀着一丝被死神抛弃的忧怨。
邓小平一九九二年南巡时，我以为我将获释在即。错了。
父亲临终前十天，我被允许回到病床前探望他。回光返照的他一眼就认出了负责押送任务的保密局领导人昂科长，二十七年前的见习民警。把那昂科长吓得不轻，被一个垂死的人认出总是不好。
但是，父亲，谁都不能在时间的葬礼前死去。
仿佛我是这个国家的赃物，人们总是把我藏来藏去。
一九九三年十月，我被转移至离家乡最近的一所监狱——花山，三年后我将从那里获释。由于单独关押的需要，我住进了狱方只花几天时间搭起的两间房子，其中一间是劳动室，做做样子以应付检查。一个前共产党员中的贪污犯负责我的日常起居，同时代写思想汇报。
我对自己国家的挚爱，一定给狱方造成了某种困扰。
但仍然有人性急难耐，我养的鸭子被一个即将刑满的犯人给奸了，其馋无比的贪污犯照样把它烧的喷香地端上饭桌。只有一个人他不参加今晚这个飘荡着精子气息的盛宴。在傍晚到来前，昔日的监区扫盲班教员，手夹一支染了红墨水的粉笔，礼貌地和守卫在寒暄中离去。他才是史上最轻盈的越狱者。
一九九四年底，魏先生于河北省第一监狱获释，他穿着一套工装在《人民画报》（海外版）上正和什么人握手道别。我没什么感想，只是觉得应该治治那一嘴坏掉的牙齿了。监狱长目瞪口呆！灵修者！
一九九六年九月二十三日，应该是我出狱的日子，可是我一直睡到中午才醒来。
对不起，妈妈，我忘记拨回时针了。
自由，它将不在任何地方；但它将在任何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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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2-17 1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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