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极神性写作文献回放：神性写作超越宗教与道德

disanji

                                            神性写作超越宗教与道德

                                                                         沔水寒

在网上经常可以看到关于北村“神性写作”的评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基督时代”网站上的《当代小说创作里的救赎呼声——浅析北村及其神性写作》，摘要如下：

本文通过考察北村的信仰历程和创作转型，研究其“神性写作”的文化内涵及与中国文学圣经传统的内在联系；通过多角度分析北村宗教性小说创作的思想价值、艺术风格和与作家本人信仰世界的交互性，力求为无信仰语境下的中国读者，提供一个理解北村及更多的具有宗教情怀、终极关怀的作家、作品的思考方法和途径。北村的“神性写作”，可以定义为：立足基督教的信仰，力求以圣经的教导为其创作的唯一标准，以传扬上帝的救赎和永生之道、宣扬圣经“神圣启示”的权威性和唯一性为己任的宗教性写作。
北村是1988年开始以《聒噪者说》、《劫持者说》、《披甲者说》等实验文本被列入先锋作家群的。1992年北村接受洗礼皈依基督教，进入所谓关注灵魂、人性、终极价值探索的神性写作时期，有《玛卓的爱情》、《孙权的故事》、《周渔的喊叫》、《最后的艺术家》等小说，模式化的写作已经很明显。
而2003年后的《鸟》、《望着你》、《玻璃》、《愤怒》、《我和上帝有个约》等小说，就彻底成为了基督布道书[《我和上帝有个约》获得了第28届汤清基督教文学奖]。

在这里暂且不论北村小说的模式化、脸谱化等方面的问题，我所质疑的是：将基督教义引入文学就是神性写作吗？
让我们先来看看基督教的兴衰史。
从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的没落到十五世纪文艺复兴的开端，这一时期被称为欧洲中世纪。这是基督教发展壮大、由罗马天主教会主宰社会的政教合一的时期。为了保持基督教的圣洁，宗教裁判所剪除异己、禁锢思想、毁灭人性，使许多人逃脱不了那火刑柱。文艺复兴运动，就是向政教合一形成的的中世纪的黑暗现实开炮。十六世纪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是人文主义、科学理性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他否定了政教合一，否定了炼狱的存在，否定了教士必须独身生活，受到西方各国的响应。而到了十七世纪，哲学家笛卡尔创立了西方科学理性的基础——笛卡尔传统，即通过科学手段理性地、不受主观情感左右地探求确实可靠的知识的方法。之后不久，这种传统就以实证主义社会哲学框架，延伸到社会的自然的研究领域。十八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也是以宗教为首要敌手的。到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欧洲工业革命基本完成，自然神学日渐式微。尤其是1859年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出版，上帝被从自然之中彻底驱逐。因此，尼采在《快乐的知识》一书中说“上帝死了！上帝真的死了！是我们杀害了他，……你和我，我们都是凶手!”随之而来的价值虚无主义正像尼采所担心的那样：“随着基督教上帝的信仰被摧毁，那么，以这种信仰为基础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那些东西也随之坍塌，例如全欧洲人的道德，这引起了巨大的、连续性的崩溃、毁灭和倾覆，推倒了我们面前所矗立的一切。”
人类发展到现代社会，上帝的退场造成了对西方信仰和存在意义的破坏，技术理性业已取代了上帝的位置。在西方，高度发达、自由繁荣的表象背后，是人的无所不在的异化。弗罗姆认为，人性指令被重新编码，人的本真需求被扭曲，“生活变得没有意味，没有快乐，没有信仰，没有真实感。每个人都是‘幸福’的，只是他不去感觉，不去推理，不去爱。”因此，近些年基督教在西方又有所回潮，这也表明了价值重建的迫切性。但没能拯救上世纪西方人灵魂的基督教，就一定能拯救现在西方人的灵魂吗？
存在的困境，东西方都是一样的。当年崔健吼出一声“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让我觉悟到了人性异化的普遍性和严重性。而现今物质文明高速发展的中国，人们还没来得及从意识形态的扭曲和异化中解脱出来，又处于被物质消费异化的过程中，人们的自我约束、自我拯救、自我超越的能力急剧衰退。但我们真的需要一个上帝来拯救吗？上帝不能解决西方人的信仰问题，难道就能解决东方人的信仰问题吗？
我认为，宗教都有其自身的局限，也并不能解决现代人的精神问题。对于基督教，一方面宣称上帝是不证自明的，而另一方面，从传统神学到宗教改革后的新教神学，从自由主义神学到新正统神学、存在主义神学，从自然神学到新新教神学，历代神学家都在不遗余力地修正着、阐释着上帝。
现代新新教派的代表神学家卡尔·巴特认为：
神学面临的问题并不单纯是一种外在的挤压和挑战，而是神学自身的核心困境。当然，“上帝问题”在现代更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凸现了这种困境：上帝，还是无神论；耶稣基督，还是历史的耶稣；教会，还是普泛的宗教组织。
而为了重返“上帝之道”，卡尔·巴特这样阐明：这是圣经的上帝而不是哲学的上帝，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而不是哲学家的上帝。
事实上，宗教总是以其学说创建了某种神性，而又在其戒律中把神性否定掉了。以文学来载宗教之道，只会让文学又套上文以载道的枷锁，让文学失去自身的独立性。中国文学真的是不能摆脱文以载道的宿命吗？
荷尔德林在《论美与神性》一文中，以古代雅典民族为例来说明人性与神性的关系。认为人只有从小摆脱束缚、不受强制干扰，让生命袒露在阳光下自然成长起来，才能成为最本真的人。而人一旦成长为真正的人,那么他就具有了神性,就是美的。但神性并不等于宗教。荷尔德林说：“从摇篮时代起就不要去干扰人吧！不要把人从他本质的紧密的蓓蕾中驱赶出来吧！不要把他从童年的小屋驱赶出来吧！不要撒手不管，使他与你们产生隔阂，觉得他们与你们有所不同；也不要插手太多，以至他们感觉不到你们或他的力量，使他觉得你们和他有所不同。简言之，让人知道得晚一点，在他之外还存在一些其他的东西，其他的人。因为只有这样，他才会成其为人。人一旦成其为人，也就是神。而他一旦成了神，他就是美的。”
随后他又写到：“美，人性的美，神性的美，她的第一个孩子是艺术。在艺术中，神性的人青春重返，再获生命，他想要感觉自己本身，于是他面对着自己的美。于是人给自己造出了众多的神祇。因为在万事之初，人与他的众神本为一体，就是在那里，还未认识到自己的时候，才有永恒的美。……神性的美养育的第二个孩子是宗教。宗教就是美的爱。”
海子在《我热爱的诗人——荷尔德林》一文中，书写了自己对神性的理解：“有两类抒情诗人，第一种诗人，他热爱生命，但他热爱的是生命中的自我，他认为生命可能只是自我的官能的抽搐和内分泌。而另一类诗人，虽然只热爱风景，热爱景色，热爱冬天的朝霞和晚霞，但他所热爱的是景色中的灵魂，是风景中大生命的呼吸……做一个诗人，你必须热爱人类的秘密，在神圣的黑夜中走遍大地，热爱人类的痛苦和幸福，忍受那些必须忍受的，歌唱那些应该歌唱的。这诗性的灵魂，与广阔的宇宙相呼应，是本真生命的灵性；这诗性的灵魂，在黑暗中走遍大地，将自己作为高擎的火炬，让饱含泪水的人们看到大地上残存的希望和梦想。“在吟咏中去摸索隐去的神的踪迹。正因为如此，诗人能在世界黑夜的时代里道出神圣。……哪里有贫乏，哪里就有诗性。”［海德格尔：《林中路》］这就是大美，这就是神性！
我认为，那些抛弃宗教教义而取其精髓的观点，才是真知灼见。基督教最具神性的部分是耶稣的献身精神，这是基督教的核心，也就是荷尔德林所说的美的爱。不明白这点，全盘地接受基督教义，企图借上帝之力来实现外在超越，这只能说明自身内在的虚弱。因为外在超越所强调的是人性的卑微，并且必须死心塌地地依靠外在的力量即上帝。肯定外在超越，就否定了人自身生命可能焕发出来的神性的光辉。
让我们再来看看佛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在传入中国时受儒道思想的影响，形成相似佛法，与原初佛法相去甚远，且在中国并未像基督教在西方那样形成大面积覆盖，与儒教、道教等通称为“三教”，具有一种共同的社会功能——教化。佛教精义中体现出来的是佛陀完满出离而又返身担当的精神。
我认为神性包容了献身精神，也是包容了出离而担当的精神的。
宗教传统上被视为道德之源，但现在有许多学者认为，宗教只是为评判不道德行为提供了一种手段。比如牛津大学教授道金斯这样的科学家一直认为，宗教其实是一种错觉。最近科学家找到的证据也支持了道金斯等人的观点。豪瑟尔在新书《道德思考：大自然如何设计我们的普遍是非观》中认为，人类存在一种先天的无意识的“道德装置”，可以使人们在感情或理性发挥作用之前迅速分析并作出判断，这种评判机制是在数百万年的进化和自然选择中形成的。我们似乎生下来就有正确和错误的意识，任何宗教教化都不会改变我们这些最基本的道德价值取向。世俗道德是以感性的人与人的世俗关系为基础，调整人们的行为的规范和准则。
宗教道德是以感性的人与非感性的神之间的宗教关系为直接根据，使人的行为适合于人与神关系要求的规范和准则。各种宗教体系中的道德都有两个组成部分，一是涉及人与神关系的行为规范；二是涉及人与人关系的行为规范。而宗教中神的神性是社会的人赋予的，人与神的宗教关系实质上依赖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
《约翰·克利斯朵夫》里有这样一段文字：
克利斯朵夫从来没有肯定什么道德理论；他所爱的古代大诗人大音乐家，也并非规行矩步的圣人；要是有机会遇到一个大艺术家，他绝不问他要忏悔单看，而是要问他：“他是不是健全的”。
是的，人之为人的根本所在，就看他的精神是否健全。而作为道德准则的真善美，虽然在终极的层面必将是和谐统一的大真、大善、大美，但在世俗道德层面上总是表现出局限性：美的不一定是善的，善的不一定是美的，而真也并不受善和美的规约。像北村那样让文学离开自身的使命而直接去向道德宣战，这样只会陷入道德的泥石流不能自拔，并被淹没、击溃，使精神的内在超越成为不可能，转而求助上帝，这只能是误入歧途，与真正的神性写作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在基督教义笼罩下，为宣教他只能简化生活，简化存在，简化生命的深层体验，这使他的小说常常显露出无厘头般的无依据，因为唯一的依据是原罪意识，是对上帝恩赐的救赎的祈求。
价值形态与生存状态合一的写作，是匍匐在地的写作，永远难以获得高远的目光和宽阔的胸襟。
还得引用《约翰·克利斯朵夫》里的一段话：
艺术得抓住生命，像老鹰抓住它的俘虏一样，把它带上天空，自己和它一起飞上清明的世界！……那是需要利爪，需要像垂天之云的巨翼，还得一颗强有力的心。
在当下，不受物欲侵袭、保持警醒拒绝被异化、坚持自己的写作理想是何其艰难。神性写作就是要以义无反顾的赤子般的献身精神，以“出离而担当”的觉悟与勇气，从对现实的怀疑开始，与现实拉开距离，坚韧地进行价值追问，摆脱束缚，更清晰、更准确地把握存在与生命。惟其如此才能保持文学的独立性和纯洁性，惟其如此才能激发生命内在的潜能，不断探寻主客体的高度融合之路，实现生命的内在超越，以此达到对存在的终极关怀。
在尼采宣称“上帝死了”的十八世纪末，欧洲人普遍陷入“社会生存情绪激奋而精神贫乏的疯狂漩涡”，生命哲学思潮的代表人物、德国哲学家鲁道夫·克里斯托夫·奥肯为复活理想主义做出了卓绝的努力。1908年，“由于他对真理的热切追求，他深邃的洞察力、广阔的视野和热情、雄浑的笔力，以及他在众多作品中维护和阐释理想主义人生哲学”而获诺贝尔文学奖。他在获奖演说辞《自然主义还是理想主义》中这样说道:“自然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对抗并非只限于生命的外表，在个别的领域里也可看出反映整体信念的东西。文学便是最适当的例子，自然主义不承认文学有内在的独立性；或者不许有文学本身的主导权，因为，如果文学只是时钟的指针，就只能如实摹写、记录事件而已。由于记述印象，也许可以使人更了解那时代的欲望；但这种文学会阻碍创造性，对提高人的内在自由与人性毫无贡献。同时，这种文学必然缺乏动人的力量。因为文学的感染力是随着心灵的动向和激昂的感情而产生的。如果承认文学可能决定性地转换人生，也就是说文学可能将人生提升到更高层次，又如果认为文学有责任去帮助人类，那么，文学的角色就完全不同。这时，由于文学表现并引导人类精神所产生的事物，才对构成生命、领导时代有所助益，文学因为描绘出时代混乱的简单轮廓，把知性生活所具有的重要问题展现出来，陈述其重要性，才使不明显的事实变得明显、确实。而且，文学能够向我们提示永恒的真理，将生活提高到超越日常喧嚣烦杂的高度，并支持生活在黑暗中的人的求生信念。”
这种在欧洲100年前世纪之交的精神迷惘紊乱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理想主义信念，也是新的世纪之交中国当代文学的迫切之需，我以为，这也正代表着神性写作的精神内涵。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对神性写作抱有坚定的信念——
神性写作，是对实用主义的拒绝，是对虚无主义的拒绝，是对将人异化为非人的伪价值的拒绝。神性写作，是对价值错位的矫正，是文学找到的真正支点，他必将超越宗教与道德，必将驱散世俗化的精神泡沫，并聚合生命中的积极因素和潜在能量，建构充满恒久引力的理想主义的价值体系，为我们找到生命原初的活力和创造的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