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6日晚，香港诗人、作家、学者也斯去世，享年65岁。 香港诗人也斯去世 享年65岁
也斯（1949.3.12～2013.1.6） 原名梁秉钧，1949年生，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比较文学博士。创作有诗集《雷声与蝉鸣》、《博物馆》等十一卷。小说集有《养龙人师门》、《剪纸》、《岛和大陆》、《记忆的城市·虚构的城市》、《布拉格的明信片》、《后殖民食物与爱情》。小说《布拉格的明信片》及《后殖民食物与爱情》曾获第一届及第十一届中文文学双年奖。内地出版近作有北京三联版《在柏林走路》、花城版《也斯看香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人间滋味》、浙江大学出版社的《书与城市》、《香港文化拾论》等。 李媛 绘
也 斯 梁文道评价也斯早年的小说《剪纸》：“非常重要，1980年代的文学作品没有这么写的，非常香港。”而这里的“香港”，是区别于大陆的雄壮与台湾的温情的一种“冷”，是“对自己从事工作并非没有兴趣，恰恰是很坚持，但不会说出来，甚至很怕感情的流露”。
《后殖民食物与爱情》是也斯晚年的代表作品。也斯曾说：“对香港人来说，殖民时代虽然终结了，但他们依然顶着那颗殖民时代的脑袋。所以，殖民不仅是英国当年对香港的统治状态，也是香港人否定自己，对自己没有信心，不清楚自己身份的困惑。”
1月6日晚，香港诗人、作家、学者也斯去世，享年65岁。从2009年底罹患肺癌开始，面对朋友们的关切，他总是淡淡地说：“还好，还好！”
罹患癌症，
一直说“还好”
笔者认识也斯已有4年。
第一次见到也斯是在2009年3月，香港岭南大学“当代文学60年研讨会”上，接着是在炎热的8月香港书展，年底又在上海的一个艺术活动上见了一次。从2009年起，每年都会在香港或者上海见他一两次，每年香港书展上和他会面、吃饭、聊天几乎成了一个习惯。而他的朋友、读者也都习惯在那些重要的诗歌活动上，听他用广东话朗诵诗歌。
最后一次见到也斯是2012年6月，下了飞机匆忙赶往香港会展中心参加一个文化活动，到那时活动已经结束，但在空旷的会展中心还是邂逅了刚刚结束活动的也斯夫妇。那年，他被评选为香港年度作家。大家停下脚步，寒暄后，他拉开手提包，遗憾地说，新书都送完了，只有这本学术著作了。那时他身体还好。而在当年3月铜锣湾一家北京餐厅的饭局中，得了肺癌的也斯反而不停提醒在喝二锅头的北岛要注意身体。
2009年底，也斯被查出肺癌，这些年一直在坚持治疗。这些年，朋友们每次见他总是问他，身体怎么样。他总是笑着回答：“还好！还好！”“我一直很遗憾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他了，我上次见到他居然是在上海的机场，那时候我问候他，他说，好多了。因为许子东是他同事，我一直通过许子东打听他的情况，他一直说没事。所以他昨晚去世，对我非常突然。”香港文化人梁文道说，早些年的一次论战影响了他俩的关系，所以见面不多，“其实我一直想见他。”
“去年下半年每次见到他，感觉他一次比一次瘦，我还一直问他，身体怎么样？他总是说，还好还好。有一阵子，我们都认为，他的病情已经控制住了。”诗人廖伟棠说。廖伟棠这几年和他的关系非常密切，他对早报记者说，“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去年10月黎巴嫩诗人阿多尼斯来香港的时候，那次见到也斯，他的精神还好，但是已经瘦得很厉害了。”
也斯这几年一直在香港岭南大学任教，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主任许子东昨天对早报记者说，“他下学期的课都已经排好了，是写作课。半个多月前，他还到学校里来，没有预想到会这样。”许子东说，“他最后一直在上课，他原本可以拿一部分工资然后不用来上课，但他没有这样做。”
他使香港诗歌
拥有自己的面貌
也斯原名梁秉均，曾任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讲座教授，他是诗人、小说家、翻译家、跨界艺术家等等，很多标签都可以贴在他身上。写文章时，他是也斯。写诗时，他是梁秉钧。
“我1949年春天在广东出生，夏末秋初就随家人移居香港。后来我阿姨说我一岁多才来香港，有段时间我还以为是早一年出生。后来才弄明白她是家乡的说法，落地就算一岁，难怪我对乡下完全没有印象了。初来香港整个大家庭十多人住在旺角砵兰街，那里当时还算是近海的住宅区，是好地方。不过我也还没有印象。”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和创作，他始终认同的是香港人，虽然是南来一代，但他曾对早报记者说，“我才两三个月的时候，就随父母开始在香港定居。虽然没有内地生活的直接经验，但我的家中有许多当时从内地搬来的书，通过书和父母对内地有间接经验，与此同时我的生活直接面对香港现实。”
四岁时父亲去世，幼年在香港仔黄竹坑生活，外祖父是个旧式知识分子，却在一个农场种菜、养鸡。直到读小学的时候，也斯才跟随母亲进了城搬到北角。也斯后来说，“那时的北角，还遗留着（上世纪）50年代小上海的痕迹，对从乡下出来的孩子，特别感到街道宽敞、清洁整齐。英皇道上还有高级的白俄餐厅温莎，橱窗里摆满巧克力、新鲜出炉的面包糕点，复活蛋和圣诞蛋糕，庆祝跟乡村不同的节日。上海店黄昏时生煎包出炉的香气，吸引了排队购买的人潮。西餐厅美都、美华带来不同的西餐、不同的饮食礼仪。”童年，他读的是五四文学，朱自清编的《新文学大系》诗歌卷是他的诗歌启蒙，从朱自清、闻一多、周作人、徐志摩到卞之琳、穆旦、李广田、王辛笛、纪弦、痖弦。
考大学时，他选了香港浸会大学英文系，梁秉钧在浸会大学毕业后，在多家报馆工作，那也是他文学创作的开始。他曾对早报记者回忆说，“1970年代大学毕业，最先在报馆当翻译打工，翻译鲍勃·迪伦、琼尼·米歇尔的歌。然后开始在《快报》写专栏。当时的香港文坛，基本上还是以1949年以后的南下作家为主。这些专栏后来结集成也斯的第一本书《灰鸽早晨的话》。
1978年，梁秉钧赴美攻读研究生，也是在那一年，他最重要的诗集《雷声与蝉鸣》出版。诗人廖伟棠对早报记者说，“他的诗歌，完全把香港诗歌从1950年代以来南来文人的影响独立出来，所以说，他是真正使香港诗歌拥有自己面貌的一个人。”在廖伟棠看来，也斯的诗集《雷声与蝉鸣》是第一本用香港语言写香港事情的诗集，“在他之前，也有一些诗人做实验性的尝试，但没有像他那样，在《雷声与蝉鸣》中完整书写他身处的环境。他住在北角，他就会写北角很普通的街道、店铺，这跟当时的香港诗歌很不一样。”梁文道认为，也斯早期的诗，跟那个年代同时流行的诗歌，比如余光中，完全不同，“他不去谈音乐性，几乎没有抒情，他的抒情是冷冷的，有理性的距离把握抒情。”
在也斯写诗的年代，当时的香港诗歌受到两种影响，一种是从内地来的文人的作品，他们写的都是在怀念祖国；另一种影响就是非常实验的，现代主义和浪漫主义混合的东西，他的东西表面上是现实主义，但实际上又符合了后现代主义那种对当下的承认。他早期的诗歌，是从存在主义到后现代主义过渡之中，他那代人很多人受到存在主义影响，但从他那代开始反省存在主义如何落到实处。
他为香港都市文学辩护
也斯的写作几乎与香港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同步，所以他是真正意义上的都市作家，在1990年代，他一直为香港的都市写作辩护。在香港1949年之后的几个历史阶段，他个人都有亲历。1967年，香港暴动，香港人也开始在那个时期关注到自己的身份。也斯还亲历了香港文化界在1970年代的本土化反思。“1970年代末，我去美国念书，也开始接触到内地同学，那个时候我写了《岛和大陆》，不同地方中国人的故事。等我回来的时候是1984年，香港面对着一系列危机，首先是当时的金融危机，但更大的危机是香港人对未来的不确定，香港人直接面对香港地位问题。如果说，1985、1986年大家有焦虑还在观望，但到了1989年之后，大家对未来有点失望，经济现代化虽然完成了，但他们内心对未来缺乏安全感，就算移民加拿大了，还是觉得缺失了很多东西。所以，到了1990年代他们又陆续回来。针对这段历史我写了一系列小说。”但也斯一直认为自己是幸运的，因为他在一个相对有利于作家起步的环境里成长。
梁文道说，1980年代末1990年初，也斯回应台湾文学界对香港的批评，“当时很多人认同台湾的乡土文学，但认为香港的文学不好，因为没有从人民和土地出发，也认为香港文学不够厚重。这种批评是一直有的。但他的说法，我到现在一直印象深刻，他就说，对乡土的迷恋是现代文学的病状，凭什么乡土一定有优越性？他完全反对这一套，他认为这是一种神话。如果按照乡土模式去找香港，那么那就是我们脚下的都市，所以香港文学当然是都市文学，而写都市文学，他的文化感性和城市逻辑当然跟乡土完全不同。所以他写作上的表现，完全不同。这点非常重要，这对香港文化该如何表现，做了很关键的定位。”也斯自己说，“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有一个偏见，往往以乡村为纯朴、都巿为狡诈，连我们最喜欢的沈从文也不例外。在文学的范畴内描写城市生活就只有纸醉金迷、洋场恶少的一面，较少思考城巿发展的内在需要，以及也可能具有的理性文明的一面。但在现实生活的体验中，我们在长大过程中，亦同时感觉到都巿生活在交通、资讯、医疗、教育方面带来的方便；秩序、文明、法律各方面的必要；开放、多元、尊重不同生活态度带来的好处。”
用文学树立香港文化主体性
在很多人看来，也斯用他的文学作品确立了香港的文化主体性和认同。廖伟棠说，“我觉得也斯不只是诗人，不只是文学家，他对整个香港文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对香港文化的本土认同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这个作用跟很多政论家、文化批评学者靠呼吁、立论不一样，他真正用作品奠起了文化认同基础。没有文化作品，再怎么鼓吹香港有本土文化有文学，都是没用的。他实实在在用诗和小说、跨界的艺术等奠定香港文化。”
香港文化人陈冠中的观点和廖伟棠相似，他对早报记者说，“也斯很早就清楚，香港要有自己的声音，用自己的方法去说话，对外来观点看香港，代替香港说话的论述，有他批判性的反驳。虽然他的人很温和，文章也温和，但对外来论述有反抗。他是整个香港主体性慢慢觉醒的最早一批人之一。”陈冠中从1970年代就开始认识也斯，“我还在读中学时候，就开始读他作品，比如在当时的《中国学生周报》上发表的作品。我们认识很久，他也在我主编的《号外》做过几个专题，我的小说《什么都没有发生》也是交到他手中，在他主编的一个系列中出版。”
梁文道没有用“主体性”这样的词来定义也斯的创作，他用的是“文化感性”，梁文道对早报记者说，“我想是这样的，我们可以说他办过多少杂志，引进过多少新的思潮，教出了多少学生，办了多少文艺社团，但在我看来，所有这些都没有一件事情重要。他的写作，尤其是他从1970年代到1990年代末的写作，在我看来，塑造了一种文化感性。这句话的意思就是，香港的文化人跟大陆和台湾很不同。大陆的朋友比较雄壮，写的东西毫不介意要写大东西，对自己身份的肯定认同是毫不异议的；台湾有一种温情，甚至有时候到了滥情；香港有一种冷，这种冷是对自己从事工作并非没有兴趣，恰恰是很坚持，但不会说出来自己在做多么了不起的事情，甚至很怕感情的流露。更多思辨，怀疑和犹豫不决，这种香港文化感性，很大部分是也斯的作品去界定和塑造的。他那一代香港文化人，他、陈冠中、荣念真等都有这种奇怪的冷冷的调子，而从也斯特别看得出来。他早年小说《剪纸》非常重要，1980年代三地文学作品没有这么写的，非常香港。一个在媒体上工作的文化人，退后一步思考自己在做什么。从这里看出，香港最早迈入当代资本主义都市，他最早思考这样一种都市是什么，这种都市与资本主义文化生产的关系是什么？他很早做了反省。这种反省不是猛烈批判，不是很直接的坦白，总是有些犹豫、自嘲。”
论战和被误会
梁文道对早报记者说，他跟也斯的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比较奇怪，“我认识他时间很长，至少22年，第一次见他是1990年，他对我们这一代比如我、董启章、廖伟棠等影响很深。但在1990年代后期我们交往不算多。”
个中缘由主要是关于文学观的一场论战。梁文道说，“作为个人我跟他不太密切的理由是，他作为个人在1990年代末以后，越来越敏感别人对他的看法，敏感于大家怎么看他，怎么看香港文学，怎么看香港，他就开始有很多怨言，对人对事对城市等有很多抱怨，这些情绪慢慢渗透到他的写作之中。他曾卷入一本所谓影射小说事件，当时我、董启章、黄碧云和他都有论战。我知道那件事情对他打击很大，我也就罢了，黄碧云是他的朋友，董启章是他学生，从那之后，他越觉得自己被误解和不理解，一方面他认为，他所知道的香港是被人误解的，他认识到的香港的美好在消失。这种认知，使他有更多怨恨，更加影响到他的写作。所以在这种作品中看到一个作者的腔调，在里面哀怨，没有了早年的清朗和宽容。”所以许子东也说，他过多的计较或者敏感，使他树敌不少，“这对他都有纷扰。”
可是廖伟棠认为，也斯跟很多香港艺术家不同，“香港人倾向于内敛、沉默，不出风头，所以他会容易被人误会，实际上他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人。他是很谦逊的一个人，我还记得阿多尼斯等外国诗人在香港的时候，我们都是一起去见的，以他的创作成就是可以跟他们平起平坐的，但他就像个小学生那样，不断向他们讨教。在那个也斯和阿多尼斯的对谈上，我是主持，你就会看到，也斯先生就是不断在求教阿多尼斯。”
2000年后，梁文道和也斯的关系又好起来，“我请他去牛棚讲课，他也很愿意。”“他后期的写作是有挣扎的，但这几年他的小说和诗歌又好起来了。可是，从他早年写作到晚年有一个线索贯穿着，他一直在处理，他一辈子在写香港，他写到越后来，这个香港他越说不清楚，不仅仅是认知上的说不清楚，也是写作上的说不清楚。这是困扰他一生的话题。”
晚年打捞香港文学
《后殖民食物与爱情》是也斯晚年的代表作品，由十二个故事组成，描述了作家本人生活的城市——香港。对于“后殖民”这个词，也斯曾这样对早报记者解释，“‘后殖民’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时间上的，英国殖民时代终结了，我们生活在殖民结束后的时代。另一个含义是‘post’的意思，有解构、破的意思。对香港人来说，殖民时代虽然终结了，但他们依然顶着那颗殖民时代的脑袋。所以，殖民不仅是英国当年对香港的统治状态，也是香港人否定自己，对自己没有信心，不清楚自己身份的困惑。”
从1985年起，也斯一直在大学任教，从香港大学到香港岭南大学，作为也斯在香港岭南大学的同事，许子东告诉早报记者，在他看来，尽管也斯在学院内待了几十年，“他最主要的还是诗人、作家，学者对他来说是第二、第三位的。在学校里，他有意引进新学科内容，比如在中文系教电影、创作等。争论就是，如何与传统的中文系做区分。所以并不是人人都赞同他。他在中文系，但他的专业其实是比较文学。香港的比较文学一般是在英文系，因为他的创作，就一直在中文系。从积极方面看，开拓了中文系选科的范围，但也引起些争论。”
除了写作，也斯也喜欢旅行，也喜欢写旅行，从1970年代写台湾的《新果自然来》、1980年代写大陆的《昆明的除夕》，后来写纽约和东欧的《越界书简》、写柏林的《在柏林走路》。也斯也钟情于美食，美食甚至也成了他写作一部分。晚年的小说集《后殖民食物与爱情》里写的香港美食成了小说不可或缺的细节，他还写过《人间滋味》，《蔬菜的政治》。
过去一两年，也斯一直向早报记者介绍他的新工作，就是研究、整理、挖掘、打捞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学。2010年上海书展，他还曾来到上海做关于香港文学和艺术的专题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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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8 1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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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8 21:00
发表于 2013-1-8 23: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