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可化为蓝幽幽火苗
——《我所认为的贵族》及其流派略考
张无为
这首诗与垃圾派诗肯定有关联,也是其中的精品之一;不过,该诗与垃圾派主张、大多文本等明显又有一些区别。在此仅谈两个问题。
一是理念上有自身建构,从根本上与垃圾派有关联,但表现路径与过程明显不同。
垃圾派无疑是新世纪中国诗坛第一个肌理更完整并且有爆炸性影响的流派。在乌烟瘴气弥漫的天空,人们依然自以为是地乐在其中,耳濡目染,大有难以自拔之势。但垃圾派可谓一语道破皇帝的新装。他们的主张,无论是创始人皮旦的三原则(“还原、向下,非灵、非肉;离合、反常,无体、无用;粗糙、放浪,方死、方生”),还是徐乡愁《垃圾派宣言》(如:“一切思想的、主义的、官方的……的东西或多或少都有些伪装的成分,只有垃圾才是世界的真实!”;“不但要反传统,反文化,反艺术,反权威,反体制,甚至要反社会,反人类,反语言,反技巧,反诗歌,……把“后现代”推向一种极致”;“强调崇低……是一场诗歌精神的革命”;“不承担任何陶冶人教育人的义务,写诗只是好玩……把丑陋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均表现出对现行一切反叛得彻底决绝。
但该诗依然有缓冲地带,反叛也有所保留。作者针对“贵族”虽然有颠覆、解构,但更有重新阐释、建构之义。
贵族作为驳杂的大词应该是中性词,但也有过褒与贬的历史变迁。一是就社会地位而言以血统为标志,指上层权贵家族即所谓达官显贵,这在西方因为世袭制比较稳定故显而易见,而在中国则因为科举制就难免新陈代谢。二来向财富拥有程度扩展,指巨豪大亨,这在中国表现突出,名门望族,富贵相谐,而如西方,有钱人也很难进入贵族行列。三指的是高贵、尊贵一族,主要指人格精神高尚,追求品味超凡脱俗。
在该诗中,标题意指明显,即作者心目中的贵族什么样。首先排除的是两款物质条件——“成功”、“有钱”,不能说没有超越世俗之处,虽然还谈不上彻底。接下来两例,也并非传统意义的贵族,但还是沿袭前面的第三种向度切入的,一例是肯定从生活习惯上讲究体面,一例是肯定从坚守固有人格上,对举出身不同的国共将军及其独特生活小节可以生动传神。不过两例的共同点依然集中在形式上的争取,因为不修边幅未必不高贵,人在逆境中被数字符号化,精神也未必就被摧毁,个中当然可以包含对尊严的维护。不过两个例子与贵族的标准依然有距离。可见,有意窄化、浅化贵族应该是作者重要价值取向,这与垃圾派民间立场有同构性。
而精彩的一笔是诗的最后即第三例:“我在北京火车站/无意吐了口唾沫/旁边的一个乞丐/以为我是针对他/对我非常响亮的/‘呸’了一声”——这对传统的贵族理念大有翻盘之势。但说到底所揭示的是最贱之民——乞丐的人格尊严,不过,当乞丐的尊严被提到贵族高度,就在戏谑与一本正经之间,倏然产生意外的效果,这也是该诗最独特之处。
其二,就文本而言,该诗中垃圾派常见的元素很少,相关的只有一个诗句片段——“吐了口唾沫”,而这也只是准垃圾意义上的物象,这与“把你身上的屎尿屁(包括我们自己的)抠出来挤出来暴一暴光”显然不是一回事。
当然,垃圾派的诗本身参差不齐,同一诗人的诗也反差颇大。如:皮旦既有《大树》这样的精品,也有直接将垃圾作为材料的《两个流浪汉打了起来》;写过《菜园小记》的徐乡愁同样也有《屎的奉献》,如此等等。我是主张题材无差别论的,关键在于,垃圾派诗人大多能够通过形而下力图抵达形而上是难能可贵的,可以说比恶之花更恶之花。
在这里我只是就题材选择来说明他们与该诗的不同。我还以为,也没必要为垃圾派而刻意实践,以为垃圾的外延其实也非常宽泛,只要以向下、崇低、反文化、非英雄为目标,自然会具有后现代意义,一如《我所认为的贵族》一一口吐沫为契机,将乞丐与贵族关联,就已经实现了预期效果,达到了诗性目标。这才是“审丑”的开拓性意义,也是垃圾化成蓝幽幽火苗的关键。
可见,该诗的收敛性事实,意味着作者对诗歌美学度的拿捏,还是有所在意,有所选择的。如果这样也被千夫所指,那只能是接受者的时代悲剧。我想,即使比这更惊世骇俗的事实,也肯定会有一天被认为是顺理成章,这才是文学发展的必然而应有的归宿。即使冒险有代价,也是值得的。
2013年1月10日14:5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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