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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诗歌写作的精神脉象 一直以来，“80后”诗歌无论是出场方式、诗歌质量还是写作姿态都遭到普遍质疑。事实上，“80后”诗歌写作历经十余年的发展、沉淀，随着“80后们”不断走向成熟，已经开始呈现出一些有深度、厚度的优秀诗歌，尤其是“80后”中一些年龄较长者都已过或接近而立之年，他们对生存、婚姻、命运、精神等各种困境的体验，他们的困惑、迷惘与挣扎、突围、搏斗都已在诗中有所呈现，这些诗歌折射了一个时代里人们的生存境遇、精神困境和一代人对历史、时代的体验，折射了当下时代与历史的症候，由此“80后”诗歌呈现了一些内在的精神脉象，构成了80后诗歌自身的精神型构。 一、困顿感：被挤压的生存境遇 虽然“80后”在政治上没有经历过“文革”灾难、政治压抑，在经济、物质条件上没有忍饥挨饿、衣不蔽体，但他们遭遇了他们的“困顿”，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面临着 “被挤压”的现实处境：教育中，他们被驱赶着不断读书，成为教育的奴隶；工作中，他们不断被快节奏的工作驱赶，一直“奔波”、“奔跑”、“奔命”，成为工作的奴隶；生活中，他们遭遇房价、物价飞涨的年代，买不起房、承受不起高昂的生活，蜷缩在“蜗居”的巢里成为生活的奴隶（当下真正成为“房奴”者大多为“80后”）；而爱情、婚姻也因此遭受挫折和创伤，他们每天陀螺般围着工作、生活打转，根本没有时间恋爱、结婚、生孩子，因而爱情、婚姻、家庭都成为镜中月、水中花，他们在爱情、婚姻、家庭等观念方面遭受了空前的困惑与挫折，成为了爱情、婚姻的奴隶。可见，“80后”们匍匐在工作、生活、命运的脚底下，苦不堪言，正如许泽平所分析的：“‘80后’是史上最为悲剧的一代。他们在高竞争、高房价、高生活成本的重重重压下奄奄一息。”（《80后诗歌研究》）对于这种处境，丁成在诗中写道：“万里无云是一个陷阱。繁花如织/享受着春天的残酷和谎言，我们苦苦徘徊”（《流放》），这显然是“80后”生存境遇的象喻，表面上他们成长的年代“万里无云”、“繁花如织”，但其实充满“残酷和谎言”，路上铺满“时代的镜象”和“碎片”，因而“一代青年在胜利的热浪中/前赴后继地迷失在路上”。正因如此，“80后”的诗人们在诗歌里普遍表达着一种被挤压的“困顿感”。 “奔命”是“80后”们“被挤压”的困顿境遇最经典的形象。当下大多数“80后”，无论是中学毕业便打工的还是硕士、博士甚至博士后都成为“打工族”、“×族”，他们将青春签给了合同，每天处于不断的“奔波”之中。“奔波”、“奔跑”成为“80后”们的生命常态，郑小琼笔下刻画了大量 “奔波”、“奔跑”的身影，《黄麻岭》《窗口》《恋歌》《在时代中》等诗中都呈现了人们在工作、生活中所处的“惊慌失措”的“奔波”状态。陆辉艳也呈现了这种生存状态：“我知道我的身体，已经停不下来/像被生活这根鞭子/抽打的陀螺。转，不停地转/直到撞上一块石头。一截树桩。”（《到了风雨桥》）这节诗充满了隐喻，真实地勾勒了一代人如“陀螺”般地“转”的生存境遇。 “卑微”则是“80后”生存境遇的共同表情。时至当下，“80后”均尚未走上主要位置，尚未掌握话语权，都卑微地挣扎在生存的重压下，正如王西平所发现的：“竟然看见自己/那么卑微”（王西平：《卑微》）。大学毕业却依然艰辛挣扎在生存的基本线上的衷新星在《无常》中呈现了其生活卑微、艰难与尴尬的处境：“在工龄的周围填满炉渣和熟料/在一台台轰鸣的机器里，不停地/掏出食物和住房，掏出爱和恨/掏出煤灰啃噬过的年轻的帐单/风一吹，灰尘扑向我颤抖的脸/埋掉那破碎的容颜”，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却在煤灰中消耗青春和才华，其艰辛、辛酸让人不寒而栗。而即使拥有比较体面的工作，也依然难逃卑微的困顿状态，如阿斐大学毕业后在广州拥有一份“令人艳羡的工作”，但在物价飞涨、房价惊天的时代里，他也只能是“为稻粱谋”“养家糊口”，曾经的理想“成糨糊一碗”（《大人物》），显得多么卑微而不足为道。阿斐在《从北到南》中更是触目惊心地勾画了“我”在异乡“行乞”、“狗一样”的卑微、悲惨遭遇中，“我”曾经的“雄心”消失殆尽而“行乞”，而过着“狗一样的生活”，呈现了许多闯荡广州等“江湖”之人的生命真相，以致诗人感叹“无一处不是我的尸骨/无一处不是我的深渊/何曾赏给我一个可以兑现的希望？”这是1990年代开始便常出现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现实情状，“80后”遭遇这种悲惨决非意外，诗人以自己的体验呈现了这种卑微、悲惨的困顿。 此外，阿斐、肖水、杨庆祥、王东东、胡桑、罗雨等诗人都在诗中着重呈现了知识分子无比尴尬的困顿境地。当下时代语境下，曾经信奉“知识改变命运”而拥有硕士、博士高学历的人都依然无法“前途一片光明”，依然只是在“为稻粱谋”，在为生存艰辛地挣扎、奋斗，肖水的诗句“我一直处于一个斜坡上，这决定了我的命运”（《读书笔记》）勾勒了“我”处于斜坡而上下困难的艰难处境与尴尬命运，这正是一代知识分子处境与命运的真实写照。阿斐在《一个说谎者的自白》一诗中客观真实地勾勒了一个从泥巴地里走进城市的“高材生”虽然“跳农门”，表面“荣耀”、“辉煌”、风光，却“无房”、“无车”、“年薪平平”，而爱情、友情都因为经济的困顿而成为虚幌，这是一代知识分子在知识急剧贬值年代里所遭遇的让人不可思议却普遍存在的尴尬处境。 面对奔命、卑微、尴尬的处境，“80后”们如何不困顿？诗人们无能为力，只能发出疑问：“身心俱疼/这生活的暗器究竟藏在哪里”（罗铖《身心俱疼》），侯珏则呼喊道“世界不是我们的”（《世界不是我们的》），这是他们在遭遇被挤压的困顿感时的呐喊与无奈。 二、漂泊感：无所归依的现代“游子” “80后”所出生与成长的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正值中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因而他们耳濡目染了转型时代的各种政策、方针、举措对社会的震荡，并从九十年代末开始直接承受这种震荡对自身命运的影响。“80后”中无论是直接打工的还是求学的，都走上了“出走”之路，远离故乡，处于“漂泊”之中。正如王彦明指出的：“快速而动荡的背景，塑成了80后诗人‘漂泊’的精神状态。这是一种生命的常态，在诗歌里，得到了极大的呼应。”（《一代人的精神脉象——〈漂泊的一代：中国80后诗歌〉初阅》） 确实，郑小琼、李成恩、阿斐、唐不遇、熊焱、肖水、杨庆祥、罗雨、彭敏、洛盏、徐萧、何不言等一大批“80后”诗人都处于“漂泊”常态，他们笔下塑造了一个极为典型的抒情形象，即无所归依的“现代游子”。曾在合肥、北京、珠海、香港、深圳等地漂泊而最后在北京停留的李成恩多次勾画“游子”：“我像个孤独的游子/回故乡”（《汴河，亲娘》）、“游子呀你走后墓园更加寂静”（《秋天来到汴河》）等诗句中都塑造了一个“游子形象”。郑小琼则多次直接写到“漂泊”、流浪的“我”，如《雨水》《黎明》《活在异乡的村庄》等诗中都呈现出一个长年漂泊的“现代游子”形象。阿斐《玫瑰西路》、张进步《漂》等也呈现出一个“飘来飘去”的“现代游子”形象。 “80后”诗人们刻画“现代游子”的主要意象是“风”，许多诗人笔下反复写到“风”。“风”所象征的是漂泊不定，对此郑小琼曾表达：“它更代表我那时生活的状态，无所来也不知所去”“像‘风’一样四处飘荡，那种无所依的感觉特别强烈，自己本身就是一阵贫困潦倒的风，不知身在何处。”（《打工诗歌并非我的全部》）郑小琼对如“风”般漂泊不定的体验极为深刻，如“风吹着她们奔波流离的命运”（郑小琼《风吹着》）、“一个流浪在异乡的人/在生活的风中踉跄”（《流浪》）等；罗雨的《我并不在这里》、艾华林的《幻象》等诗中都触笔“风”意象，都是漂泊异乡的“现代游子”们“漂泊”状态与漂泊心境的真实写照。 对于“80后”们尤其是从农村走进城市的人而言，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商业社会的转型使他们的“故乡”已面目全非，“故乡”已被工业化、商业化，当他们回到故乡，发觉故乡已不是以前山清水秀的面貌，于是他们书写这种“断裂”，如李成恩的“汴河系列”、“高楼镇系列”，杨庆祥认为“提供的是一个今昔参照的现场，文明的断裂在这个现场里触目惊心”。（《80后诗歌写作的精神倾向》）郑小琼的“黄斛村”系列、徐萧的“白云工厂”组诗等都有对乡村文明“断裂”的感叹、惋惜与无奈。而更悲哀的是，“80后”们回到故乡，由于自身长年漂泊在外，故乡已不认识曾经土生土长在自己土地上的“游子”，而将“游子”认作异乡人，有排斥感、陌生感，如罗雨在《故乡，今夜我是异乡人》中写道：“当我一步步靠近/故乡，我发现你如此遥远/今夜，我仿佛只是一个异乡人”，这是兼有农村人与城市人双重经历与身份的“现代游子”们的尴尬与真实写照，王光明指出：“诗中说话者这种故乡成异乡的感受，从一个角度独特地揭示了社会转型时代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失落。”（《空心人•序》）对于“80后”们而言，曾经魂牵梦萦的“故乡”已“回不去”，已与“异乡”无异，“故乡”已成为诗人们经过“想象”而重构的“虚像”，由此肖水、胡桑、牛依河等诗人都抒发了“写作到达不了故乡”（肖水《返乡》）的尴尬与悲哀。尤其是从农村走出来的诗人，拥有农村人与城市人的双重身份，他们虽然也依恋乡土，但不可能像父辈一样将自己拴在乡村，他们清醒地意识到乡村发展的相对滞后性，他们只能背离乡土、漂泊异乡，因而他们的诗中常透出一股苍凉、隐痛。 然而，在抛洒青春的异乡，他们同样遭遇尴尬，“异乡”并未在真正意义上接纳他们，大多数人都没有异乡户口，只是“×漂”族。他们为之奋斗、拼搏的“异乡”，他们根本融不进去，同样遭到排斥、冷漠，无法扎根。镭言在《裂土》中说：“无家可归的人与买不起房的人同属一国/都在星空下埋身于永暗的荒野”，呈现了无房族在异乡无家可归的尴尬处境。郑小琼所发出的“你不肯给我一个家的温暖”“我只是一个路过的外乡人”（《给予》）传达了底层打工者在异乡无法扎根的尴尬，她的《感伤》《除了》《铁》等诗都呈现了游子们身处异乡所遭遇的排斥、拒绝、冷漠。而即使在城市拥有房子、安家、结婚生小孩的“80后”，其实也依然找不到“家”的归属感，如阿斐“如你所料，我是一个无家的人/虽然家就摆放在身边/一个盛满家具的房子”“而我从来不曾属于这里/也不属于一千公里外的那座村庄”（《窗外传来婴儿的哭声》）。“80后”们普遍感觉到“无家可归”，如罗雨的《我并不在这里》、王东东的《旅行中的家乡》等诗都呈露了他们既不属于故乡，也不属于异乡的尴尬。 三、悲悯感：异化世界的观察与审视 20世纪工业文明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冲击，城市文明的侵袭，网络文化、消费文化、传媒文化的裹挟，人类所生存的世界已变得毫无秩序与规律，人们在这异化的世界里都被“异化”了。“80后”诗人们并非一味追赶这些所谓的时尚、先锋，相当多的诗人怀抱审慎姿态，通过荒诞、变形等手段呈现他们对异化世界的认识，荒诞之中透出无尽的悲凉，这是诗人们对世界与人类的悲悯使然。 “80后诗人”笔下所塑造的“橡胶人”、“卖脸人”、“空心人”等形象是异化世界的典型体现。蒙晦在《橡胶人》中塑造了一个“橡胶人”形象，是对当代语境中“人”已异化为“橡胶人”的异化本相的揭示。崔澍在《卖脸》中通过塑造一个“卖脸的孩子”对当代人“没脸”“不要脸”、“抢脸”的社会病象进行了辛辣讽刺与批判。罗雨以系列诗歌所塑造的“空心人”亦是异化世界的一个投影，在当下这个时代语境中，人们每天被时代和社会的鞭子抽赶着陀螺般旋转，生活已完全背离曾经的理想模式，人完全被“异化”为“机器”而完全失去了自己，因而都成了“空心人”，呈现了异化世界中人类精神、心理被异化的精神现实。 其他“80后”诗人都从不同角度呈现了异化世界的各种病象。李成恩所看到的世界是“一切在黑色之上”（《在黑色之上》），她对“黑色”世界中的各种异化现状进行了呈现与控诉，如《液体钙》《食草堂》、《物质女孩》等。阿斐在《青年虚无者之歌》、《他们的群众》《上帝的面试》《警世钟》《孤独》《以垃圾的名义》等诗中书写了他对异化、荒诞的人类世界的认识，如《上帝的面试》中他对人类不公平现象进行了揭露与批判：“有权，无法无天；无权，有法有天”，呈现了人类世界的不公平与荒诞逻辑。王西平诗中亦有对荒谬世界的思考，如《创造塑料》《阅读》《假象》等诗。在异化的世界诸相中，城市异化的病态无疑是最严重的，“80后”诗人们进行了呈现，如徐萧的《声音牢城》、但影的《没有声音的城市》、牛依河的《七月城》《城市蚂蚁》等诗都对城市弊病、现代文明弊病进行了揭露与批判，甚至有诗人将城市比作“荒原”、“荒野”，如成明的“如果你关上灯/就能看见整座荒原”（《荒原》）、罗雨的“热闹的京城不过一片荒野”（《何处是归程》）等。 面对荒诞的异化世界，诗人们呈现了他们的焦虑、忧患、惶惑、危机意识。丁成的《流放》一诗是异化世界与异化人类的缩影，诗人敏感地发觉现代化所带来的社会病态，虽然工业发展、高楼大厦鳞次栉比，但背后是死亡、自由的丧失、麻木，是酿造一条“通天伤口”，因而他不无悲悯地写道：“我们走在一条消失的路上”“我们每一步都在丈量着余生”，在鲜明的危机感、焦虑感中呈现了当下时代的人类困境。丁成的《火祭：写给自己》中亦书写了他对世界的忧虑，在他笔下，连婴儿都“得了精神病”，可见世界已完全“变态”。胡桑对世界感到“惶然”，以《惶然书》等系列诗歌呈现了他对异化世界的惶惑与担忧。或许正是因为对异化世界的认识，许多“80后”诗人喜欢在诗中以变形等手段呈现生活的“异化”，充满了荒诞感。肖水笔下的比喻、想像非常荒诞，常出其不意，其诗中的“月亮”、“月光”都是变形的，反常态的，如“月光碎在日光的尽头，像废弃的碉楼/或者奄奄一息的米粒”（《孤独》），“五平方公里的月光，就像一袋/在冰箱的冻结的空气”（《半岛书》），其想像完全打破常规与惯性。以变形、荒诞的手法所呈现的其实是荒诞异化的世界，麦岸《我吞下铁……》、王东东《我多么愿意》、彭敏《不眠夜》、梅花落《木偶时代》《有病》、木鱼《杀鱼》、刘脏《犯愁的乌鸦》、杨庆祥《失眠之豹》《杀人游戏》等都通过异化、变形等修辞手段呈现了“80后”们对荒诞的异化世界的认识，而这种荒诞感正是“80后”们成熟的标志。 在对异化世界的观察与审视中，“80后”诗人们还对异化人性进行了思考。阿斐在《一个说谎者的自白》中通过“记者”这一身份对人性进行了彻底的审视、解剖，原本“我”初做记者时内心深处对自由、美好人格充满向往，希望“像英雄重生”，但现实却让人“说谎”，并且发现只有“说谎”才能畅行无阻，所有的历史和典籍都是说谎，而“江山”却是“说谎者”的，这是社会悖论，却是社会现实，一种异化的世界逻辑，但人们生活在这种荒诞、异化的逻辑之中却不自知，反而迎合、应和这种逻辑。诗人痛心疾首地解剖、审视，显然是对人类不自知的人性悲剧的悲悯。李成恩则抓住“良知”对人性进行分析。当下世界，“良知”已经成为彻底的虚词，食品安全、人身安全、出行安全等各种安全感的丧失与“良知”的丧失密切相关，李成恩以系列诗歌《对良知的若干解释》《良知说话》《劳动就是仁慈与爱》对“人人都遗忘”的“良知”进行了思考，对丧失“良知”的社会进行揭露与控诉。异化世界中人性已极度扭曲、异化，其他“80后”诗人对人性也进行了审视、解剖，如杨庆祥的《杀人游戏》、胡桑《惶然书•十一》等等. 四、空心感：无所适从的精神困境 由于各种沉重的生存压力、困顿的生存境遇，漂泊无依，对异化世界的强烈不适，“80后”们的精神领域陷入困惑、迷惘、虚无，这都不是无病呻吟，而是这一代人切实的生命体验，有哪一代人拼搏几十年却依然找不到一角栖身之地？有哪一代人读了近三十年书却无法找到一个像样的工作而只能做“×漂族”？生存成本飞涨与知识贬值飞速给“80后”们带来的是一脚踩空的感觉，由此“80后”诗歌 “显示了后工业时代分裂人类精神的严重征兆。”（《“80后”诗歌创作现状与展望》）而这种精神征兆主要体现在不适感、不稳定感、虚无感等精神迹象，由于无所适从，无所依傍，因而具有强烈的“空心感”。 “80后”诗人在诗中书写了他们极为强烈的不适感与不稳定感。郑小琼诗中常出现“颤栗（晃动）”一类词，她认为这是源于“社会现实的不稳定而投影在内心的阴影”（《拯救或担当》），“80后”们一出生便迎面遭遇社会的大变革、大转型，他们虽然享受着经济发展的物质果实，在精神上却同时是受害最深的人，从他们出生伊始，国家的各种政策瞬息万变，他们被“追赶”着跟在各种政策后边，追到年逾三十却依然一无所有，因而他们对社会、时代都失去信心，他们不再相信一切，充满了不稳定感，甚至虚无感。胡桑在其《惶然书》系列诗歌中呈现了一种无处不在的“虚无”感：“虚无却是每天呼吸的空气（胡桑《惶然书•一》），在他眼中，一切都是虚无，甚至连救赎都是虚无的。丁成的《流放》、阿斐的《东方已白》、余子愚的《没有星空，我们能仰望什么》、唐不遇的《幻象三章》、杨庆祥《蝴蝶梦》等诗都传达了这种无所依傍、无所归依的“虚无”。罗雨对其塑造的“空心人”形象阐释道：“我们是‘空心’的，理想已被社会和时代绑架，自我被彻底抽空，我们完全成为‘另一个我’，我们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空心人•后记》），描画了一个失去自我的“空心人”形象，正如王光明所言：“真实地抒写了一代人的精神困境”（《空心人•序》）。 在颤栗、虚无、空心的精神困境中，“80后”们对外界无能为力，只能归结为命运，他们在诗中叩问命运，书写命运，着重突出了命运的“不由自主”。如郑小琼写道：“我不知道的命运，像纵横交错的铁栅栏/却找不到它到底要往哪一个方向”（《方向》），《抵达》《我写着》《北门》）《命运》等诗都书写了不由自主的命运。阿斐也在诗中敞开自己对命运的思考，如《儿童节》中“我只想按住遥控器/掌控命运的飘浮” 以及《对抗》《一个说谎者的自白》《命运进行曲》《命运待我们不薄》等诗都对命运的不由自主进行了思考。罗雨则在《致命运》《命运之困》《谁站在你命运的背后》中展开她对命运的思考，在她看来，命运总在“不远不近”的暗处操纵、绑架人的生命轨迹。 有些诗人在精神困境中还对“存在”发出疑问，如杨庆祥的《存在》，便直面他一直所思考的“谁在”的问题：“头顶烈日面朝黄土我穿行于/大荒之野，/谁---在---？”他笔下还有许多诗对死进行思考，不少诗直接写到死亡，甚至直接写到自己死亡，如《灵魂采集师》《捎话》《午餐时间》《传说》等诗。阿斐的《一个说谎者的自白》、王西平的《死亡法则》、唐不遇的《我是一个擅长写死亡的诗人》、徐萧的《威远县》等诗也涉笔“死亡”主题，这是他们在精神困境中对“存在”、生命本身的质疑与思考，或许是感觉心空了，躯体的存在、生或死都已置之度外，这是更深的一种空心感、虚无感。 五、理想主义：寻找突围“出口” 于“80后”大部分诗人而言，无论生存境遇与精神状态多么困顿，无论他们在漂泊中多么孤苦无依，无论他们对异化世界多么愤怒、悲伤与不满，他们始终顽强挣扎着，秉持着内心的理想主义，试图寻找突围路径，寻找“出口”。 （一）生活的希望与爱 在郑小琼看来，打工是一个“沧桑的词”，她呼喊着：“谁来安慰我们内心的孤独与迷惘？”（《耻辱》），但她依然热爱生活，不屈服于命运，怀着隐秘的希望，追求幸福与未来，如《风吹着》中所传达的：“风吹着，我弯下腰来，热爱着这/贫穷而清苦的生活”，她的《热爱》《歌唱》《坚持》《黄麻岭》《黎明》等诗中都以“短暂的幸福”构成“我爱着的生活的全部”。人，在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困顿中，没有希望便可能丧失活下去的勇气，如小招、谌烟等自杀的“80后”，但更多的“80后”诗人却在被挤压的困顿中坚持自己的理想，寻找自己的幸福，这是他们在各种困境中寻找自己的精神出口，正如牛依河在《城市蚂蚁》中呐喊的：“蚂蚁蚂蚁，要有理想，一定要有，虽然你们/很卑微”。 （二）自我的追寻与救赎 “80后”们在被挤压的困顿、尴尬与时代潮流的冲击中，许多诗人曾迷失自我，甚至完全背叛自我或结束生命，但大多数并未陷入悲观绝望的泥淖，而是对“自我”进行叩问与审视、追寻与救赎，如郑小琼、李成恩、阿斐、胡桑、王西平、肖水、杨庆祥、罗雨、麦岸、茱萸、王东东、徐铖等，他们善于解剖自己，反观自身，如肖水写道：“我们都不完美，但也从未静止/从未停下来”（《从另外一个人理解我》），他时常叩问自己，对自我进行审视与追寻。阿斐在《一个说谎者的自白》中解剖了“我”的说谎史，呈现了说谎者的心路历程，这是诗人对自身灵魂最深处的袒露，其《病》《青年虚无者之死》等诗也都是对自我的解剖，在解剖中试图重新追回本真的自我。此外，王西平的《重复自己》《退回自己》《自画像》《一个人，和他的影子》、罗雨的《另一个我》《回不去了》、李成恩的《照片》、肖水《悬念》《孤独》等诗中都刻画了“另一个我”，这都是自己对自己的审视，也是他们试图追寻与救赎自我的一条路径。 （三）灵魂书写 在寻找“出口”的过程中，有些诗人对灵魂进行追问，书写灵魂，试图由此探寻“出口”。阿斐在近几年出现了“灵魂书写的转型”（刘波：《从青春书写到精神成人——论80后诗人与诗歌》），而罗雨则认为诗歌本身就是一种“灵魂话语”，她撰写多篇论文阐述其观点，如《灵魂话语缺失的迷途——当下诗歌病症之探》、《灵魂的另一出口》、《灵魂话语的建构》等文章中她一直提倡在诗中注入“灵魂话语”，是“80后”诗人对谢有顺等倡导的“灵魂叙事”的回应，这是一个极其严肃的话题，显然可以回击一些评论家所认为的“80后”诗歌“浅薄”、无信仰、缺少悲悯、沉重与严肃等观点。其他许多“80后”诗人也极为关注“灵魂”，如肖水的《往世书》中“我的灵魂，在去往另一个地方的途中，渐渐被梦和回忆分解”呈现了他对灵魂的关注；吕布布在《虚度的真实》《光是多余的》《两个人》等诗中对自己的灵魂进行审视，对灵魂的疾病进行揭露，都是他们寻找“出口”的一种努力。 （四）“乌托邦”的构造 有些诗人则通过想像构造“乌托邦”似的纯净世界，以寻找“出口”。诗人将世界美化了，或许诗歌在一定程度上会显得有些“轻”，但未尝不是对现实世界的诗意想像，正好构造了一个与现实的异化世界完全不同的“乌托邦”，如肖水《叶家花园（一）》《叶家花园（二）》构造了一个恬静、美丽、纯净的“花园”，显然这是一个世外桃源似的“花园”，一个理想的乌托邦，寄托了诗人对现实世界的疏离与对唯美、理想世界的向往，正体现了他自己所概括的“纯净”（《中国80后诗歌：灰烬里的火光》）。鱼小玄的《花园》、徐萧的《白云工厂》《烟雨楼》《大雨将至》《河畔无岸》、易翔《世上的光》、罗铖《苹果花》《在苹果树下》、洛盏《我居住的城市雾气微弱》《未名湖》《青羊宫，观曼陀罗》《夜泊》、陆辉艳的《仲夏》《像孩子一样自由》等诗都构造了一个个自足、自然、淳朴、纯净、幻美的乌托邦世界，是一个与无秩序而混乱不堪的现实世界抗衡的理想世界，他们以此反抗异化的世界、被挤压的生存境遇，超越现实，为被压得不透气的精神寻找一方出口。 （五）古典世界的“重构”与穿越 此外，还有些“80后”诗人则在诗中引入古典维度、历史维度，以自己的经验、视野、知识结构“重构”古典世界，或以古讽今，或古今对比参照，或沉浸陶醉于“古意”，不仅体现了历史想像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他们缓解“困顿”、疲惫的一个出口。郑小琼的《魏国记》《七国记》、李成恩的《青花瓷。词》《青花瓷。辞》《大唐芙蓉园》、唐不遇《历史三章》、王西平《新古典纪事》、肖水《致李贺》《他的王国》、杨庆祥《游园惊梦》《古意》《林黛玉对贾宝玉说》、徐萧《与水书》、 罗雨《从唐朝走来》《仿佛在古代》等诗都在对古典世界的“重构”中穿越现实世界，有意无意地构成其精神世界的另一出口。 综上，“80后”诗歌中呈现出被挤压的困顿感、无所归依的漂泊感、无比疼痛的悲悯感、无所依傍的空心感，但他们并不由此绝望、沉沦、堕落甚至“垮掉”，而是在真切抒写一代人的生存、精神困境中保留了微弱的理想主义之光，这便是“80后”诗歌写作中所呈现出的诗歌精神脉象，是“80后”诗人以他们的经验、眼光对当下时代、世界的感应与体验。虽然“80后”诗歌或许不能构成“一代”诗歌，他们的诗歌经验、精神也不能代表“一代”诗歌，但是他们却以“80后”出生人的经验、情感、体验参与进了一代诗歌的建构，折射了一代人的时代境遇、精神、心理，形成其自身诗歌的精神型构，显然不仅不是无效写作，而且拥有其独特的意义与价值。
罗小凤：文学博士，广西师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诗作及文论见诸《文学评论》《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民族文学研究》《文艺争鸣》《南方文坛》和《诗刊》《诗选刊》《星星》《诗歌月刊》《文艺报》等并入选《中国诗歌年选》《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11中国年度优秀诗歌》《中国诗歌选》大诗歌》《漂泊的一代：中国80后诗歌》等选本。曾获广西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广西文艺评论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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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21 1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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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21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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