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泽：文学批评之困难与偏见

宫白云

李敬泽：文学批评之困难与偏见

　　
　　
　　很高兴能够到这儿来和大家交流。在这样的场合，也就十七八个人，有的还是熟人，这不算什么讲课。有这样一个让弱势群体坐在主席台上，向强势群体说说话的机会，我很乐意借此发表我的一些看法。我不用担心你们媒体给我发表出去，我是很安全的，不像平时说话都得字斟句酌，要琢磨着把话说得圆，没有破绽，滴水不漏，就担心的万一说了几句不靠谱的话给登出去，以免惹来麻烦。其实人说话不靠谱，是很正常的，滴水不漏才是很不正常的。
　　今天要谈的话题是《文学批评之困难与偏见》。当时被逼着出题，我马上就出了这个题目，实际上这只是一个关于文学批评和评论的漫谈。首先我想谈的是，当我们谈到文学批评的时候，它指的是什么？通常，我想，无论是你们，还是领导部门，或是一般的公众。在他们的理解里，文学批评其实指的就两件事，第一，坐在这儿的这个人，比如我，他是一个文学评论家。这个人呢，在报纸或其他媒介上发表了一些评论文章。文学批评就是这样一个由人和文组成的关于文学的批评活动。这个观点看起来很对，但我觉得，这样的理解是不全面的。文学批评从广义上说，是范围广泛的一个文化活动。它不仅仅涉及到批评家，也不仅仅指的批评家通过发表文章，表达自己对一部作品或某个文化现象的见解。
　　更宽泛地看，批评活动实际上涉及到一种文化、文明或一个民族，对于文学以及与文学相关的事物的一整套看法的形成过程。什么是文学传统？什么样的文学是好的？哪些是伟大作家？好的东西应该是什么样的，而不应该是什么样的？等等。所有此类问题，都是与文学批评有关的问题。简单地说，广泛的公众的阅读活动，比如，一本书一下子就卖一百万册，或者一本书只印了两千册也卖不出去，这也是一种批评。比如，社科院有文学所，各大学有中文系。在这些学术机构里，都有教授们在进行批评活动，这更是一种批评。从这个意义上讲，当我们说我们的批评出了问题，我们的批评面临困境，或者说我们的批评有众多不尽人意之处，这并不单单指的评论家出了问题。真正要害其实在于，围绕文学的整个相关的文化生态出了问题。所以，我今天谈文学批评，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问题，它涉及很多复杂的关系。
　　首先是文学批评与学院体制、学术研究的关系。我总感觉，媒体在这方面的认识有很大的误区。一说到文学批评家，就很容易理解为专门干文学批评这行当的人。实际上，在这个世界上专职从事文学批评的人真是不多。就像我，长期以来一直做的是文学编辑的工作，我吃的是编辑这碗饭，文学批评是我下班后用业余时间干的事。那种整天注视着当代文学并及时作出回应的人，基本没有或者很少。那么，我们问文学批评家都在哪儿？我们马上就会想到各种各样的研究机构。比如，大学里的中文系，社科院的文学所，这里面有一些批评家，就像你们上海的张新颖、郜元宝、杨扬，我们以为他们是专门干这个的。实际上，他们在学院体制里同样有别的任务。因为，他们要就在你们媒体上发发文章，那是不算学术成果的。而且在高校里，一般研究古代的瞧不起研究现代的，研究现代的瞧不起研究当代的。在当代里面，研究十七年文学的瞧不起研究新时期的，研究新时期的又瞧不起研究新世纪的，反正是越往当下越不是学问。这样一来，研究当下的文学，就更加只能是业余做的事了。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的学院体制关于文学的一般研究，就和文学批评没有关系，或者说这样的研究就没意义了呢？实际上，这样的研究对文学批评自身的建设，对于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的研究，也构成了我所说的广义的关系到整个文化的批评活动。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即使你是在研究古代文学，在研究过程中，你总是要表达什么东西是好的，什么东西是不好的。某种程度讲，这就构成了文学批评的基础。我说的这个基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它提供了构成我们文学传统的标准和趣味，它还提供至关重要的新的文学成果。另外，我们不要忘记文学的经典化，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学院体制来完成的。明白了这一层意思，你就知道为何作家要和大学打得火热，为何他们特别愿意和大学建立密切关系。因为，是不是把你往文学史里写，这很重要。你可以是个大作家，一部两部文学史不提你，你可以不介意。如果几部文学史都不提你，都基本没你什么事。或者，文学史整天都提你，用一章的篇幅来替你，这一部提你，下一部还提你。这提与不提之间，区别可大了。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我们很多人都是在中文系接受文学教育。你老师所认为的经典，会潜移默化传达给你，然后经过一代代人的培养、训导和塑造，文学的秩序就这样形成了。这在某种意义上就形成了批评的标准。
　　说实在，我和媒体打交道的时间很长。我就发现，一代记者就有一代记者的趣味。比如，七零后的一拨，会认为韩东、朱文好，衡量这个好，主要就是他在上大学期间他所接受的经典标准。到了八零后、九零后，很可能会无比坚定地认为韩寒好，或其他什么什么好。这看起来很正常，但也可以说很不正常。因为我们，包括我们的硕士、博士，都可能对经典的标准，没有什么完备的正常的认识和判断。在这一方面，我这里举一个给我印象特别深的例子。在一次聚会上，那是放暑假的时候，有一个法国出版商带来了他的女儿。他的女儿正在上高中，相当于中国的高中。我就开玩笑问她，这个学期讲了什么课？她回答说，上的法国文学课。我又问都学了些什么了？她回答说，学的《巴黎圣母院》。我问她是怎么学的？她说，一要看书，看了书以后，老师会带他们去参观巴黎圣母院，然后就是讨论，在讨论中老师会提问题。我就问她，老师提的什么问题呢？她说，老师问《巴黎圣母院》的主角是谁。我问她，那你是怎么回答的？是艾斯米拉达，还是？她回答说，《巴黎圣母院》的主角就是巴黎圣母院。我一下子就给惊住了，我说这个小女孩的水平都赶得上王安忆了。王安忆在她讲述雨果的一篇文章里，就谈到《巴黎圣母院》的主角就是巴黎圣母院。你想想，一个法国的高中生，对文学经典已有了如此系统和精湛的理解。我们可以想到，他们关于文学经典的教育，从小学到高中就已经很完备了。那么，反过来看看我们的文学教育。我现在到大学里去，有时也去母校北大，我经常是觉得没法说。我碰到一些本科生、研究生，他们问的问题经常是，你对于韩寒怎么看，你最近有没有看《后宫·甄嬛传》？我并不觉得这些就不该看，这些就不值得谈。但四年大学下来，要满脑子装的就是这个，对于基本的文学经典、文学传统，没有深入系统的掌握，甚至没什么兴趣，这就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当然，出现这种问题的首要原因之一，就在人文教育上。记者每次采访我，我事先就很清楚，他们会问什么问题。他们最喜欢问的问题是，李老师，你的标准是什么？对于文学，当然不可能有食品监督员对于食品那样的标准。其实，他这样问我的话，他自己心里也没标准。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我们社会出现了标准饥渴症。因为有了这个标准，才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但这个标准不是法律，也不是条文，它主要指的一种感觉，一种判断能力。这就需要我们对传统，对人类过去创造出来的好东西，有一个基本的认识。有了这个认识，我们就不会认为这个也是伟大作品，那个也是伟大作家，遇上谁都觉得天要塌了一样的重大。实际上，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就在于我们对很多东西缺乏基本的掌握。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批评与学术体制之间，到底该建立怎样一个关系，特别值得我们深思，因为这关系到整个文学批评的处境。
　　
　　
　　第二个要考虑的问题是，文学批评与作家之间的关系。经常听到一句话，说是文学批评应该引导创作。这句话说得对不对？可以说非常对，绝对对，但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的辨析。也就是说，我们要弄清楚文学批评究竟怎样引导创作？就像我前面说的，从广义上看，当前的整个文化生态，就足以引导塑造创作，决定哪些东西能出来，哪些东西出不来。所以说，文学批评其实并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作家也并不是嗷嗷待哺等待批评家去引导。我曾经和很多作家开玩笑说，他们的大问题是太怕批评家。面对作家，批评家的确常常做出不屑的样子。很多时候那是他们表现给作家们看的，因为这涉及到他们的职业自尊。作家们未必不明白这么一回事，但以我对他们的了解，他们中很少有不怕批评家的。这怕是哪来的呢？说到底是因为批评家掌握了一定的话语权。我刚才讲，整个社会都在进行广泛的批评活动，这很大部分是由无名的人们进行的。买了一本书，翻两、三页就丢到角落里，这也是批评。但天下没人知道这事，因为他们没有话语权，也未必有表达的能力或是欲望。但有些人是有名的，他不能把书丢掉了事，还得说说怎么不好。他吃了吐，吐了还要说出理由，这种人我们就管他叫批评家。他们有一定的话语权力，就会给作家造成一定的压力。这是一种社会化的话语权力，这些人参与评奖，参与作品经典化的过程，他们在权威媒体发表言论，这些都对作家们构成了很大的压力。不过，批评家们总感觉自己很委屈，他们想，自己说话谁会听啊？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但把自己想得那么弱，就没那么对了。以我的了解，作家们对批评真正不在意的其实很少见。某种程度上看，作家往往是太在意了。所以，他们要努力搞好和批评家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到处是一派和谐的景象。其实，这就是问题所在。以我看，要说中国文学有问题的话，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作家与批评家之间缺少一种紧张关系，一种有真正创造力的紧张关系，一种很紧绷的东西。当然，看到作家和批评家勾肩搭背的，也未尝不可。我们毕竟生活在人情社会里，再说，批评家又不是法官，也不是非得做出一副盛气凌人的姿态才好。但这对真正的文化创造未必是好事。所以，我们有必要弄明白，作家和批评家在文化创造中究竟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我是从来坚持作家的主导地位的。有一句话不说么，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在文化创造上，作家们才拥有最大的权力，他们背靠生活之书进行创造。相比之下，批评家在生活面前显得苍白，所以，评论家并没有掌握什么创作的秘密，可以对作家颐指气使。他们那些批评的经验，全是从以前作家的创造中总结出来的。对他们这一套，你完全可以不买账，你完全可以挑战过去的那一套，创造出以前根本没有过的东西来，看你批评家拿你怎么办？这方面，西方很有意思。比如海明威和诺曼·梅勒。他们看到痛批过自己的批评家，就很生气，脾气火爆到能在饭桌上打人。当然，打人肯定不好，但凭什么作家总要在评论家面前忍气吞声？这方面，我们的媒体、我们的批评文化很有问题。他们看到作家们回应，哪怕是回应有一点点激动，他们就写文章教育作家们要正确对待批评，不要一听到批评就跳。你想想，一个普通人听到很不好的消息，也会心里窝火，也会跳将起来，就是领导批评你，你嘴上应和着，心里还在骂呢。作家也是普通人，他凭什么就不能跳将起来？他当然有权利把批评顶回去，将他的道理摊开来说，而不是一味被动地等着批评。然而我们的作家，看到批评文章尽管私底下很不高兴，通常是不会反驳的。谁高兴一反驳就被说成没有胸怀呢，谁高兴一反驳就被人议论“说你几句，就急成这样”呢？所以，我们的作家在公开场合，很多时候都一副闻过则喜的样子。能闻过则喜当然很好，但这样下去，被批评后作家们能真正有所得吗？文学创作会越来越发展吗？我们的整个文化生态会变得更具创造力吗？我想是不会的。所以，怎样建设一个正常的和健康的批评文化生态，是需要我们深思的。
　　还有一个就是，文学批评和读者的关系。过去读者都是无名的，他们不发出声音。现在由于有了网络、新媒体，他们都开始发声了。这些声音看似非常渺小，但能集腋成裘，积少成多，波涛汹涌，蔚为壮观。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巨大的力量。但未必看到其中潜伏的危险。就是说相比过去，这巨大的力量，是一件极大的好事，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就天然赋有市场的合法性，也不代表文化创造的环境会因此变得更为健全。读者的这种力量，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本书卖到二千册，你还敢于批评。要卖到二百万册，你就不敢轻易批评，因为你一批评就会有二百万人跟你急。我们不要忘记，有的时候，文化创造真的不是以人多势众来定成败。实际上，任何真正的文化创造永远是个人创造。所以，这种民粹主义有他的危险性，会有把创作和阅读的平均水平不断拉低的风险。我这么说，当然没有藐视、反对公众参与的意思，恰恰相反，他们的热心参与会对文化注入很大的活力。我自己有事没事会去豆瓣的小组上看看，这不转不知道，一转才感到自己很可能是伪专家。网上研究余华，热爱余华的朋友，能细到把他的头发丝，脚趾头都给你一一道来。他们对作家投入之热情，对作家的理解之丰富，之复杂，之新颖，常常让我们所谓的专业评论家都为之汗颜。这样我们就明白了，读者主动的，积极的，有声的参与，使得整个社会的评论过程变得复杂，这里面潜藏着迷信和崇拜，也潜藏着一些和规律不相符的东西，同样蕴藏着巨大的潜力。这些需要我们媒体、评论家做出清晰的分辨。媒体的一种批评观，我是反对的。他们采访我，经常会问这样的问题，某本书、某个作家，网上有那么多人喜欢，你怎么看？你为什么批评？我就回答说，你别拿那么多人喜欢来说事。那么多是多少？就算是有一百万人喜欢，那在我们十三亿中还只是一小撮。所以，不要轻易以公众名义来抑制个人的观点。
　　再一个，就是相关的文学批评与媒体的关系。前不久，我们作协开了一个文艺评论工作会。我在会议上发言时说，你们别老盯着批评家，其实这一帮搞批评的在媒体面前很弱势。现在最厉害的其实是媒体批评。我说的是事情，并不是有意抬举媒体，你们媒体的这个力量的确很大，你们的判断，你们的行动都时时影响着我们整个批评生态。因为这样，我就特别想提醒大家一点，就是说，我们的媒体在进行批评活动判断的时候，不要忘记自己作为媒体的属性。我这么说的意思，就是媒体要慎用手中的权力。因为这是一个公共文化平台，不能由着自己一己的趣味。我喜欢哪个作家，我就片面保护。我不喜欢哪个作家，就痛加批评。现在我经常发现，我们的报纸刊登一篇骂人的文章。骂了就骂了，这事就算完了。我想报纸也有义务提供版面，让持不同意见的人，让被批评的对象说说话吧。法院还可以上诉呢，报纸当然也得允许争鸣，也得发表各种不同意见，让公众看到方方面面。当然，这事也不能全赖媒体，因为现在整个社会兴奋点转换太快，人们很难持续关注一件事，但我们的媒体还是要维持一个起码的公正。就像你当裁判，两个人打拳击，不是一方打了另一方一拳就算结束，你要让人还一拳，这不是为了出气，而是为了让另一方讲道理。总体来看，我们在这方面的意识很弱，你被批评基本上就算你倒霉，一颗炸弹扔下来，活该你满目疮痍，没有辩解的余地。所以，在这方面，我想对媒体弱弱地提个醒。我想我们批评人，不是为了批评而批评。我们需要在一些公共话题上辩论和讨论。
　　说完这些关系，我们再回到基本问题上来。那就是，批评到底是干什么的？批评何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要知道，过去管这一行不叫批评，它叫评论，现在正式的说法，其实还是评论。去年中国作家协会修改章程的时候，我们提到了这个问题，我就提出来说，所谓文学批评，法定的正式的叫法，是文学评论。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无论是官方，还是媒体，谈这个事的时候，都说它是文学批评。是不是因为这两个字很刺激？“批评”这个词，在现代汉语中本身包含着戏剧性和刺激性。我批评你和我评论你，一字之差，你细一琢磨还真不一样。不过我想，批评的根本恐怕真不是天天批评别人这不好，那也不好。从根本上说，这个世界之所以需要文学批评，是需要以此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靠谱的？几千年的文明给我们留下了复杂的、巨大的、良莠不齐的作品，我们就是要寻找并确认那些好的，认为应该给更多人看的，值得留下来的。一部根本不值得看，不值得推荐的书，我还整天批评它，那我不是有病吗？我们不理它，把它遗忘了不就行了吗？
　　   前两天，有主流大媒体来问我，现在每年出版长篇小说三千多部，为何伟大作品却越来越少？我就说反过来问，如果一年出版的三千部作品里，有三百部是伟大作品，你觉得正常吗？要是你觉得三千部太多，那出三百部，三十部，是不是说伟大作品就更容易出现呢？真正的艺术创造就如同大自然，要不许长草，也不许长小树，那可能连大树也生长不了。大自然要的就是杂草丛生、万木葱茏的气象。再比如，是不是你成不了朗朗，就不该让你弹琴？其实，如果没有两千个未必成得了朗朗的人在弹琴，那恐怕连一个朗朗也出不了。所以，就文学来讲，一定的量是需要的，尽管这里面一定有大部分是垃圾。但一个不允许出垃圾的文化，你指望它能出大作品吗？实际上，任何一个文化生态里，永远是好的、弱的、差的占多数。所以说，一年出多少作品，真不是需要我们操心的事，一年是出这么多小说了，这当中绝大多数大概都出不了家门。还有很多作品，是人家自己掏钱出的，他出书给自己留个纪念，那也是他自己的自由。这样，你还会认为我们只需要伟大的、好的吗？精华永远是少数、少量，是随机选择选出来的。所以，伟大的批评，对文明至关重要的批评，就是要有利地告诉大家，这三千部里，哪些你根本就不要看了？当然，你要能说服人，这毕竟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可能有七个人、八个人甚至更多的人，参与批评过程，都认为哪些是不要看的，哪些是需要看的，你就能明白我们文学里真正好的创造是什么了。你就能对整体的文学有一个相对清晰的了解和掌握。所以，批评真正应该做的事情，不是谁出名了，你就得批评他。当然，我们不是说，大作家、好作家就不可批评。但你得明白批评的根本目的从来就该是建设性、创造性的。我们的首要任务就在于通过交锋、对话、争鸣、讨论，不断确认我们的文学和文化中珍贵的东西。
　　所以，我想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当批评取代评论的时候，我们更需要沉着地思考批评应该干什么，批评在文化创造中有何作用？很显然，批评不意味着你就掌握了真理，批评也绝不是说，让你简单的去指导创作。我们知道批评在汉语里，隐含着权力，同时也隐含着暴力，暴力未尝不可，我们并不要求批评都要戴上天鹅绒的手套，但批评决不应该成为一种权力。因为真理说到底是在大家手里，就文学的发展而言，首先是在作家那里。有时候我想，我们的电影为什么搞不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我们的大导演们太爱听批评了。张艺谋、陈凯歌他们的一些会我也参加过，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他们写一个电影剧本要写三年，找一百多人提意见，就四万字的剧本，整出几百万字。这么庞大的团队搞出来的东西，你说能好吗？让所有人满意，就是大家都不满意。我相信，这样群策群力搞出来的东西，一定不靠谱，还比不上伊朗导演的小制作，他们拍电影，一定是对这个世界独有发现，感觉有东西要表达，然后就干起来。干的结果很可能十之八九都失败，但真正的好东西也就这样出来了。所以，批评到底起什么作用？这真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复杂的问题。
　　然后，我们再来谈谈批评自身的伦理建设和能力建设的问题。现在公众、媒体、社会，对文艺批评有诸多不满。文艺批评某种程度上成了艺术发展的不尽如人意的罪魁祸首。这么说，有相当的道理，也不是全都在理。实际上，现在各行各业都有问题，每一个行业，都觉得自己有问题。就在这两三年里，文学批评界，对文学批评自身的问题，其实也做了非常痛切的反思。我们看到很多的理论刊物上，都开辟了关于批评伦理建设的讨论。简单地说，批评伦理就指的什么该做，什么是不该做的？在我们这个时代各行各业操守普遍沦丧的情况下，文学批评同样需要伦理和操守。所以，我们批评界需要反思，这很重要！不过，看一些反思和讨论的文章，我既觉得很好，也觉得有点心酸。为什么这样说呢？我看到讨论来反思去，很多文章都说的关于怎么说真话。其实，说真话真的很难。就像我们经常说到一个词叫道德底线。我常觉得，底线其实是最难达到的，最基本也是最难做到的。全都说真话，你做得到吗？基督教里十诫，戒贪吃、戒虚荣等等，你做得到吗？你没看到整个社会不都建立在虚荣的基础上吗？以此类推，你就会知道，所谓批评的最低要求讲真话，恰恰是很高的要求。不过，我想我们不一定都要说真话，但至少可以不说假话。我在中国作协工作，经常主持研讨会。我发现大多时候都是一派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局面。但实际上有那么好吗？所以，当我看到大家在会上有争论，我总是鼓励当面吵起来，当然吵归吵，吵完之后必须握手言和。我总觉得这样的争论对文学批评的建设是很有好处的。
　　我们强调了伦理建设。此外，我们还得说说批评的能力建设。不说这比伦理建设更重要，其实至少是同样重要。你比如说，有一天我们大家都开始说真话，说了真话是不是说批评的目标就达到了呢。当然不是。因为傻话也是真话，所以除了说真话，还要说有水平有见地的话。我们现在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把说傻话当成了说真话。说实在，有些故作姿态的很凶猛的话，看起来振振有词，还横行霸道，这简直是对我们智力的侮辱。不过，说傻话能得到更多的围观喝彩，媒体多多少少也喜欢，所以它很有市场。以此看，我们一方面要鼓励说真话，一方面还要鼓励大家像王朔说的那样好好说话。好好说话就包含了对能力建设的促进和期待。当然，不是说好好说话就要大家搞批评都要费厄泼赖，要这样也确实很乏味。有些文章写得真尖刻，但你看得出写得很聪明，也有自己的洞见，让你读了感觉特别爽。但很多文章的确很烂，有些作家看到这样的文章很生气，问我要不要回应。我就说，对这么蠢的话，你怎么回应？你回应了，就是把你自己拉到和他一样的低水平。所以能力建设很重要也很难。它要求参与评论过程的人，对文学有深刻而广阔的理解。这对真正的批评家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考验。我们的文学一度处在持续不断的脉络和谱系中，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对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还有既有的评判标准，我们还有现成的一套东西来对付。但问题是，我们当下的文学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大变化。到了这十几年，原来一条线上的东西散开了，它不再是一个谱系上的东西了。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对文学的理解真的很窄，我们对很多东西没感受力，所以你会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很有一部分批评家，他们一年到头就盯着那么几个作家，其他的权当没看见。这不是说，他们真就对少数几个作家那么感到兴趣，原因在于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去评论其他作家的小说，那不在他们的能力之内。就算你天天和他们泡在一起，请他们吃饭喝酒都不行。这不能怪你作家没和批评家搞好关系，说到底是他们老虎吃天，无处下嘴。所以，作家在批评家面前不需要自卑，他们走在批评家前面。比如，我给咱们七零后作家冯唐出的一本书写了个序，我就说他是一个没有评论家评论的小说家，我估摸着有关他的评论加在一起也不到一万字。这样的情况，你会发现已经越来越多。
　　
　　从这个意义上说，伦理建设固然重要，能力建设更重要！换句话说，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危机，比说真话的危机更大。我们现在都强调作家要对生活有宽广而深刻的认识，强调作家要做到“三贴近”。作家固然要“三贴近”，批评家难道就不需要？世界上的事你基本不知道，人情世故你一点都不知道，你就一微博控，就知道微博上那点事，以为就掌握了世界上所有重要的信息。就这样，你就去面对文学作品，你要么无话可说，要么只会得出让人很生气的结论。我在上海一份杂志上看到一批年轻的批评家批评乔叶的一篇散文。乔叶在这篇散文里写到有人陪着家人在拆迁中骗政府。这些批评家有的就很愤怒，他们从自己的理念出发批评，这老百姓怎么能这样没价值立场？当然，我觉得你说没价值立场也未尝不可，书生和知识分子设置的条条框框永远是对的，没人能反驳你不对。但如果你对生活有基本的感觉，你就该知道乔叶写的其实是真正的生活状态。你能这么批评，充其量只能说明你是对真正的生活状态一无所知，或者基本不知。你用你那跟尺子来比划，你列举个一二三四五六七来，并不能证明你有多高明。你作为一个批评家，不只是要明白什么是正确的，因为那基本上谁都知道。你要面对现实的人类生活，你要忠实于生活，同时要有一定的理论素养。你要懂得穿越、洞察和解说，而不是说不符合条条框框的就不对，而且重要的不是批评某个现象对不对。你更重大的责任，在于分析理解，弄明白我们何以如此！在这方面，我们对文学是很有欠缺的。一方面我们卖弄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和掌握，一方面我们的感受能力严重欠缺。现在我们学院培养批评家，从本科读到硕士，从硕士读到博士，他们一直在训练写文章，在不断的训练中，自然而然形成了一个软件，只有在合适的情况下才能运行，碰到不能运行的情况就得死机，这就是批评家的“死机现象”。我们现在常常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没有大批评家？像周扬、冯牧还有别林斯基这样的大批评家。当然，周扬、冯牧我们就另说了，他们有那么大的影响，部分原因在于他们有巨大的权力，我们没那么大的权力。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一个大批评家之所以成其为大批评家，重要的并不在于他有多大的社会影响力，在于他是否有眼光的洞察力，思想的原创力。这方面，虽然也有让我钦佩的同行，有能让我在思想上受益的批评家。但平心而论，你看到的绝大多数是写论文的手笔，是你没兴趣多看一眼的。真正能把文章写得好的批评家真是太少太少。
　　最后，我们来讲讲全媒体时代文学批评的处境。不管批评家有怎样的个人幻觉，你不能不承认的是，你在公众面前的实际影响确实是大大的削弱。就我自己的感觉，如果说全媒体时代的评论，有什么真正值得特别警觉的危机，那就是我们在往前走的时候，是不是得经常停下来想一想，细致深入的讲道理的这样的一种表达习惯、思考习惯，是不是正在变得越来越衰弱？全媒体时代，另外一种批评风气自然而然地占了上风，就是任什么批评，都要夸大他的分贝，那些高而傻的分贝。我们很少看到有批评会这样说，这个事比较复杂，咱们得细心从头说起，把事情的复杂性给你说清楚。当然，这有媒体方面的因素。电视台由不得你这样说，你这样说会导致它收视率下降。纸媒的情况相对好一点，但也没有太大的耐心，容不得批评家去讲一讲复杂的道理。它们都喜欢鲜明的姿态，希望有斩钉截铁的东西，因为这里面有一种戏剧性的东西，很能唬人。但我有一个疑虑，因为不仅是文学，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事情，实际上都一定有它很复杂的一面。如果我们养成在事物的复杂性面前止步的习惯，我们把所有的探究、表达都简化为标语、口号和表态，那不仅是文化、就是我们的生活和历史都要出大问题。所以，媒体有这个责任，我们也承担着巨大的文化责任，这决定着我们需要想办法保留对事物的复杂性做注释、探究和表达的习惯。在这方面，媒体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我个人比较尊重几份报纸，比如《经济观察报》、《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南方周末》。你可以不完全同意这些媒体上表达的观点，但它们有一个和其他报纸不同的特点，他们能刊发整版文章，有时翻过来还是一个整版，来集中谈论一个政治问题、文化问题、文学问题。一个报纸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这充分表现了他们的自信和底气。作为一个读书人，看到这些报纸依然保持了对复杂性事物的感知能力，是很感欣慰的。当然，不同的报纸，有不同的受众，不必要都保持这样一个状况。但保持相对复杂、多端的思维维度，是特别必要的。我们报纸刊登的未必要是大块文章，我们可以今天让A反对B，明天让B反对A。这样至少可以把问题的不同侧面保留下来。我个人很怕上电视，除非是职责所在非得上电视，我一般都能避开就避开。前不久，又有一个湖南卫视的“零点风云”栏目，找我去录节目，我当即就拒绝了。我说我可以介绍一些年轻的批评家去。一方面让他们露露脸，一方面提高一下我们电视的文化深度。他们回来以后，都喊着自己上当了，以后再也不去了。我想是他们不适应电视的那一套话语规律。这一方面是电视本身的话语有局限，另一方面我们的确还缺少很好的善于和媒体打交道的批评家。我想，在一个健全的批评生态中，我们需要寻找一种方式，一种能让批评家和媒体合作和共处的方式，这对形成一个良好的批评生态很重要。
　　今天在这里，基本上都是诉苦。我们说了很多很多不容易。大家都知道，中国很多古话，知易行难。就是说，讲道理谁都明白，症结在哪，我们也都明白，但要做起来就很难。我们生活在一个人情社会里，要做到说真话的确有一定难度，但不讲假话的自由总是有的，不使劲儿夸、不吭声的自由总有的吧。你比如说，马原最近出了《牛鬼蛇神》，很多人都在说好好好，伟大伟大伟大。我希望大家都能拿出本能、直觉去看，看看这到底是重要的作品，还是不值一提的作品。这到底好作品，还是根本不成立的作品。实际上，这不需要很高的水平，只需要你能直接面对作品，而不是准备好接受被忽悠。媒体对作家本人当然要尊重、爱护，但毫无原则地夸作品，把它吹上天，那是侮辱自己，也是侮辱大伙。我今天就说到这儿，谢谢大家！
　　
　　（傅小平根据授课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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