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亟需尖锐的声音

苏建斌

　　文学批评亟需尖锐的声音


　　近来，围绕《收获》主编程永新因《文学报》发表文学批评家李建军先生对于诺奖授奖词的解读一文，程永新放言要“罢看《文学报》”。此事引起了文学界广泛的关注，事情其实也简单，就是文学批评应当持有什么样的尺度。
　　我因此仔细阅读了李建军先生的解读诺奖授奖词一文。我认为此文并无不妥之处，倒是有酣畅淋漓的感觉。文章中，李建军对于政治这一概念的解读和对历届诺奖与政治的关系，进行了深入且深刻的剖析，观点正确，依据充分，并无恶毒攻击之语。反倒是程永新的罢看表态不知道怒从何来？
　　文学从来离不开政治，关键是如何理解政治这一概念。我觉得政治的概念是相当宽泛的，比如被污染的空气，被破坏的环境，毒奶粉，结石娃娃，都是政治的曲折反映。我赞赏缅甸民主领袖昂山素季对政治的通俗表达，现代人的生活离不开政治，政治犹如空气，厨房里也有政治。
　　特色的中国形成了特色的文学批评。特别强调文学的批评立场而这样的立场被钦定为非红即白的所谓辩证和一分为二，人性也被规定为阶级的人性。这种斗争哲学几乎横贯至今。恐怕程永新主编至今未能完全理解政治一词的广泛意义，似乎一提政治即意味着上纲上线，与丧失道德良知和人性的斗争有关。
　　我们不应当在文学领域回避政治，实际上政治无空不入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回避了的。政治与生活密切相关，如影随行。好的政治未必能够让人变好，但坏的政治一定能够让人变得更坏。因此在文学批评领域，我们不但不应当拒绝尖锐的批评，相反我们更应当鼓励和提倡文学批评的畅所欲言，百花齐放。让文学和文学批评有益于政治的改良，有益于人性的回归，有益于文学创作和批评充满人性和人道。
　　13。04。12

　　2012年度“诺奖”《授奖辞》解读
　　李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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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年前，在武汉参加“屈原文化节”的时候，有记者问我：“中国作家中谁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的回答是：“应该是个非常差的作家写的非常差的作品获奖。”（2009年10月12日《楚天都市报》）记者在报道文章里说我“语出惊人”。其实，我之所以这样说，并不是要故作惊人之语，而是基于我对某些西方人的“东方学”和“中国想象”的了解。有些西方人感兴趣并且赞赏的，就是中国的某些三流作家所写的“很黄很暴力”的作品，因为，这些作品所叙写的混乱生活，所表现的颓废情调，极大地契合了他们对中国的文化想象和“刻板印象”。至于用真正的汉语表现“中国心情”的佳作，他们反倒没什么兴趣。
　　也是好几年前，有一次，我在书店里乱翻书，忽然看到了印在莫言的一本书上的美国人托马斯·英奇的“权威评价”：“莫言是世界级的作家，可能是鲁迅、老舍以来最有前途的中国作家。但这两位前辈的文学才华却不如莫言。”这句大言无实的话，着实让我吃了一惊：一个汉学家敢说出这样的话，便配得上“气壮如牛”的赞语，而中国的书商敢将它印到封面上，也算得上“勇冠三军”的好汉。那时候，我就知道：莫言离“诺奖”的距离，只剩下3.1415926米了。
　　果然，2012年10月，斯德哥尔摩一声雷响，给中国送来了“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终于弥补了一个空白和缺憾。这是一个“双赢”的结果：一方面，瑞典人在把惠泽施之于中国作家的同时，也将这个东方古国的文学，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另一方面，中国作家则因为“诺奖”评委们的眷顾，而实现了“零的突破”，而得到了“世界”的“承认”。不仅如此，看目前的情势，这个奖项似乎还将极大地改变中国文学的内在秩序，还将结构性地调整中国作家的座次安排。屈原、司马迁、杜甫、李白、苏东坡、李清照、关汉卿、曹雪芹、鲁迅、萧红、巴金、张爱玲、沈从文、汪曾祺都不曾获过“诺奖”嘛，他们的作品都没有过硬的“国际质量认定证书”和“世界等级鉴定证明”嘛，凭什么还占据中国文学各个时期的显赫位置？尽管马悦然先生，这个经常风风火火而来、风风光光而去的“中国女婿”，这个有勇气说《古文观止》和《唐诗三百首》是“我最不喜欢的东西”的瑞典“汉学家”，这个在山西发现了土得掉渣的乡土作家的“诺奖”评委，曾经很认真地强调说：“我们只是评选出自己喜欢的作家。诺奖得主不是文学世界冠军。瑞典文学院不会劝任何人去读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著作。”（芳菲：《十八个人的阅读，一个人的阅读史》，《文汇报》2012年12月7日）“诺奖”评委们也许真的不曾明确“劝”大家来读获“诺奖”的作品，但是，对于全世界的读者来讲，有着百年历史和巨额奖金的“诺奖”，本质上就是一个充满悬念的超级博彩活动，就是神奇的市场助推器和快速印钞机，因而，它的每一个符号，每一个声音，每一个动作，都意味着对读者好奇心的刺激，都意味着对他们的阅读心理的暗示和控制。
　　对2012年度的“诺奖”颁奖活动，中国媒体全程跟踪，连获奖者穿什么衣服登场，都有聚焦和报道，简直到了巨细靡遗的程度，然而，颁奖环节中最值得关注的重头戏，即宣读《授奖辞》（AwardCeremonySpeech），却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掉了，——这就使人难免有了犹未了的感觉，就仿佛参加了一次没有投票环节的选举活动，就仿佛出席了一场没有证婚环节的结婚仪式。要知道，正是在《授奖辞》里，诺奖评委会要向人们说明它最后选择这位作家的理由，要谈他们对获奖作家的理解和评价，要说服人们认同他们的选择。
　　然而，关于今年的《授奖辞》，国内媒体的态度，实在令人一头雾水，——既没有对“授奖辞”进行直播同译，也未见平面媒体完整地刊发译文，报端偶有提及，也是闪烁其辞，断章取义。有的杂志则选择了一种更老实的办法：按外文原样直接发表了事，例如，著名的《名作欣赏》（2013年第一期）杂志，用了整整一期的全部版面，发表了多篇关于莫言的评论文章与若干莫言的旧作，却只在杂志的最后一页，用排得又小又密的版面，发表了《授奖辞》的英文文本，——对许多读者来讲，以这样的形式发表，简直近乎不发表的，因为能够完全读懂它的人，实在不是很多。
　　这个《授奖辞》其实并不长，翻译成汉语，也超不过两千字。那么，在这短短的《授奖辞》里，瑞典文学院的大人先生们，到底说了些什么呢？为什么会让中国的媒体如此犯难呢？他们是站在什么样的文化立场来观察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呢？是用什么样的价值尺度来阐释“中国经验”的呢？是怎样理解和评价莫言作品的呢？
　　在论及主要问题之前，我们先来解决这样一些相关的问题：“诺奖”是不是没有失误的文学奖？它有没有因为顺应一时的风潮，错误地奖赏过一些不配获奖的作家？
　　“诺奖”自设立以来，就失误连连，既漏掉了不少伟大的作家，也“谬奖”了一些很差的作家。“诺奖”的获奖作家里面，压根儿不配获奖者，大有人在。例如，192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挪威小说家克努特·汉姆生（(KnutHamsun，1859年－1952年)，就很难说是一个值得奖赏的作家。1919年，汉姆生连续第二年被提名为诺贝尔奖的获奖候选人。霍尔斯特罗姆受命对他的文学成就以及鼓吹战争的“政治主张”进行评估。在二十八页手写的对折纸上，霍尔斯特罗姆宣布：汉姆生不是诺贝尔奖的合适候选人。在他看来，汉姆生的《神秘》是一部“杂烩之作”，“其特色就是‘非同寻常的粗鄙’”；“汉姆生所写的流浪汉传奇是‘粗野的’”。他最终的结论是：汉姆生是“一种鼓吹无政府的力量，他甚至都未能承认诺贝尔奖所寻求奖励的那些理想的合法性”（科伦：《汉姆生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7月，第239－240页）。汉姆生之所以最终获奖，是因为当时的“诺奖”评委会主席卡尔弗尔特更看重作品的“文学价值”，而不是“政治的原因”（科伦：《汉姆生传》，第249－250页）。卡尔弗尔特似乎并没有搞清楚，诺贝尔遗嘱里的最重要的“理想倾向”标准，根本就不是一个纯粹“文学价值”的问题，而是包含“政治”等复杂因素在内的价值领域的问题。
　　汉姆生是一个疯狂的种族主义分子和权力拜物教分子。早在十九世纪末期，他就表达过对“黑人”的种族歧视：“黑人就是黑人，而且将永远是黑人。他们是来自热带的原始人，是把肠子当做脑子的生物，是社会的白色躯体上的未成熟的器官。”（科伦：《汉姆生传》，第65页）在小说《卡伦诺三部曲》中，汉姆生宣扬野蛮的政治理念和粗俗的人生哲学，借人物之口表达了作者自己的尼采式的极权主义思想：“我相信天生的领袖、君主和统治者，相信自命的大众统治者，而不是推选产生的人。我相信并期待一件事，那就是伟大的恐怖主义分子和活生生的人权精神代表——恺撒的回归。”他是“纳粹的支持者”和“挪威的卖国贼”。他把自己的诺贝尔文学奖章献给了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他是为数不多的始终如一地忠诚于希特勒的欧洲知识分子。在希特勒自杀一周后，他发表了一篇对希特勒的“忠诚宣言”：“他是一位勇士，一位为全人类而战斗的勇士，又是传播所有民族权利的福音牧师。他是级别最高的改革者，他命中注定是生活在一个独一无二的野蛮时代，这种命运最终置他于死地。任何普通的西欧人都可以这样来看待阿道夫·希特勒。而我们，他的最亲密的支持者们，则因为他的死亡而鞠躬。”（科伦：《汉姆生传》，第410页）1946年，汉姆生被挪威最高法院判为叛国罪，因其87岁高龄而逃过被枪决的命运。
　　然而，时间不仅会缓释人们的道德义愤，甚至会使人们用完全颠倒的尺度来评价一个不值得赞赏的人。六十年的岁月终于使汉姆生“浣涤其污，缁素复白”。2009年8月6日，“为纪念汉姆生诞辰150周年，挪威王太子妃梅特·玛丽特揭幕了汉姆生博物馆，今年到明年，挪威还将为汉姆生举行一系列展览、音乐剧活动并为其发行邮票。”（“无尽的爱纪念馆·挪威作家克努特·汉姆生纪念馆”，发布时间：2009-10-2715:39）真可谓否极泰来，备享哀荣。然而，对此，人们还是提出了尖锐的质疑：“一个人的成就重要，还是他的品格重要？”
　　乔治·奥威尔在批评用“偏执狂临界状态”的方法来创作的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萨尔瓦多·达利的时候，说过一段很尖锐但很在理的话：“达利做了什么、他想要什么，都可以讨论，但是，在他的世界观和性格中，缺乏人类最基本的良善。他是个反社会的人，就像个跳蚤。显然，这样的人越少越好；假若这样的人能够成功，那么社会一定出了什么问题。”（乔治·奥威尔：《政治与文学》，译林出版社，2011年5月，第237页）然而，大量可悲的事实告诉我们，我们的社会“出了什么问题”的时候，其实并不少见；而汉姆生的获奖，则提醒我们，即使诺贝尔文学奖，也会有完全看走眼的时候，也难免会存在很严重的“问题”，——它竟然将高扬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精神的文学奖，给了一个几乎完全与之背道而驰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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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外围性的问题需要谈论：“诺奖”是不是完全不讲“友情”、完全没有政治目的和文化偏见的文学奖？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声称，在遴选获奖作家的时候，他们只关注作品的文学价值和作家的文学成就，从不抱任何政治偏见和意识形态偏见。在上海访问期间，88岁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解密”了一些莫言获奖的“幕后新闻”，同时，很严肃地强调：“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无关政治、友情和运气，唯一的标准就是文学质量。”（据“新华网上海10月22日电”）然而，说到“运气”，我宁愿相信《圣经》里的话：“我回来后，看到光天化日之下，赛跑的胜者不一定就是最敏捷的那个，战斗的胜利者不一定是最强大的一方，面包不一定归于最聪明的人，财富不一定属于最能干的人，荣耀也不一定归于技艺最精湛者；一切的一切，都决定于偶然和机缘。”
　　很多事情，包括文学评奖在内，其实并不那么单纯，通常既与“友情”有关，也与“偶然和机缘”有关，甚至与相关国家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有关，——与这一切全然无关的“文学奖”，恐怕只有上帝才评得出来。瑞典文学院一直声称只奖赏在世的作家，但是，1931年，曾任“诺奖”评委会主席的瑞典诗人卡尔弗尔特，不仅做为曾经的“裁判员”得了“诺奖”，而且还是在去世后获奖的，——这里的情感偏向，已非“友情”二字所能含纳（科伦：《汉姆生传》，第249页）；而挪威作家比昂松（1903年“诺奖”得主）之所以获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政治正确”——他站在由瑞典人主导的“联盟派的一边”，反对挪威从“挪威－瑞典联盟”里独立出来（科伦：《汉姆生传》，第149页）。所以，我们在谈论文学奖的时候，无须否定“友情”和“运气”所起的作用，只须探讨如何将这些因素的消极影响降至最低；不是让自己成为完全不考虑“政治”和“经济”因素的人，而是应该努力让他的判断具有尊重他者的“平等”性质，应该时刻警惕评委们可能会不自觉地表现出来的文化优越感和傲慢态度。相比而言，莫言就显得稍微诚实一些。据“国际在线报道”，他获奖之后，感谢了包括翻译家在内的许多朋友，也承认自己运气要更好一些：“我心里也很清楚，中国作家中写得好的成群结队，能够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也有很多，我是幸运地得了这个奖。”
　　然而，在谈到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时，莫言的态度就显得有些暧昧。由于缺乏足够的勇气和鲜明的立场，他的看法和观点，就像秋风中细弱的杨柳，一忽儿摆到左边，一忽儿摆到右边。在2009年的一个专访中，在回答是否看过赫塔•穆勒（当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作品时，莫言这样说道：“看过片段介绍，没什么出奇之处，这种东西很多。很多东欧跑到西方的作家都用这种方式写作，像米兰•昆德拉这些。几乎所有从东欧社会主义阵营里流亡到西方的作家，都在用这种笔法来写作，控诉他们母国在政治高压下这种荒诞的现象，控诉人的自由在这种社会中受到的压制，以及人的精神扭曲，基本都是这个路数。我觉得他们都还是在控诉黑暗的政体这个高度上，并没有上升到超越政治的高度，伟大的文学一定是超越政治的，肯定不是把控诉一个政体对人的压迫作为最大的目标。”（《莫言：他人有罪，我也有罪》，《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第36期）仅仅根据片段介绍，就妄下雌黄，就将别人的作品贬得一钱不值，这足见莫言的傲慢和不认真，而他的鸵鸟式的“文学－政治”观的错谬，也像他的傲慢一样严重，一样值得商榷。
　　在文学的政治性问题上，莫言的态度是游移不定的，是会随着语境的变化而变化的。所以，时过境迁，谈起自己的作品，莫言便不再唱“超越政治”的老调，而是标榜自己的作品里也有“政治”。2012年12月10日，莫言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回答提问的时候，这样说：“我的小说里有政治，你们可以在我的小说里发现非常丰富的政治。但是如果你是一个高明的读者就会发现，文学远远的比政治要美好。政治是教人打架，勾心斗角，这是政治要达到的目的。文学是教人恋爱，很多不恋爱的人看了小说之后会恋爱，所以我建议大家都关心一点教人恋爱的文学，少关心一点让人打架的政治。”莫言承认自己的作品里有“丰富的政治”，但没有进一步解释他的“政治”是什么样的“政治”，是什么“路数”的政治，他的“最大目标”又是什么样的“目标”。同时，他的话也缺乏逻辑上的缜密——他没有具体区分并阐释什么是“好的政治”，什么是“坏的政治”；他对“文学”的笼统肯定，对“政治”的笼统否定，也都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文学并不总是“好的”，并不总是教人“恋爱”的，而政治也并不总是“坏的”，并不总是“教人打架”；世间既存在“比政治美好的文学”，也存在“像政治一样坏的文学”，甚至存在“比政治还坏的文学”，实在不可一概而论的。
　　总之，“诺奖”从来就不是“无关政治”或者“超越政治”的“纯文学”奖，以前不是，现在不是，将来也注定不是。一个作家，并不是越远离政治，他的精神品质就越纯粹，他的作品的文学价值就越高。否定文学的政治性，这在我看来，是一种不诚实的文学态度，是对文学常识和写作伦理的冒犯。伟大的作家不仅从不否定文学的政治性，不逃避文学的“政治性责任”，而且还积极地介入政治，因为，对他们来讲，政治就是生活本身，就是文学叙事的具有核心意义的内容构成。所以，我们根本无须否定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而应该追求能够使文学的精神更加自由和健全的政治性，应该追求能够更内在地升华文学的审美价值的政治性。
　　《诗经》里有政治，《楚辞》里有政治，《史记》里有政治，“三吏”、“三别”里有政治，《红楼梦》里有政治，《阿Q正传》里有政治，汪曾祺的小说里也有政治。所以，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观察文学，来评价一个作家，实在是很正常的事情。事实上，“诺贝尔文学奖”既是“文学奖”，也是特殊意义上的“政治奖”。谁若对“诺奖”的历史有基本的了解，他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政治无疑是“诺奖”评委观察文学的基本角度，是他们评价文学的常用尺度。2012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让人印象深刻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明显甚至尖锐的政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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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奖”评委们在谈论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时候，会不自觉地表现出“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优越感。这种优越感最终会转化成严重的傲慢与偏见。在2012年度的“诺奖”《授奖辞》里，我们就可以看见赛义德所说的“东方审判者”的傲慢姿态。
　　笼统地讲，西方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西方中心主义”，分别站在两个极端点上看中国。一种是像歌德那样，将中国看成人人皆君子的“理想国”，一种是像赫尔德那样，将中国看成一个缺乏“战斗精神”和“思维精神”的充满“奴才”的国度。这两者其实都是一隅之见。像其他民族一样，中国人的心理和性格，也有着复杂的多面性，而且，随着世易时移，这种多面性也会发生新的位移和转换，从而形成一种与时代性相关的“新国民性”。从国民性与生存境况的角度看，现在的中国人，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人迥然有别，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人也多有不同。现在的中国人，一方面，因为价值体系的变构、人际关系的紧张和安全感的匮乏，而陷入变革时代固有的道德困境和伦理危机，承受着前所未有的紧张和压抑，体验着一种惶惶然的焦虑情绪；另一方面，从来也没有哪个时代的中国人，像现在的中国人这样有更多的现代性诉求，有更强的自我意识和人格尊严感，有越来越强的公民意识和言说冲动，越来越热心于介入公共生活和公益事业，越来越不能容忍阻滞进步的社会不公和权力腐败。总之，现在的中国，与六十多年前的中国截然不同，与1976前的中国比起来，则简直可以说“换了人间”。中国人自己真切地感受着这样的变化和进步，西方人也要克服长期形成的“东方学”印象和“西方中心主义”文化偏见，要看得见这些经过艰苦努力才赢得的精神变化和文明进步。
　　然而，在2012年度的“诺奖”《授奖辞》里，我们看到的，却仍然是一百年前“西方中心主义”的傲慢话语，是对中国文化以及中国人生活的极为严重的“偏见”：“他比那些喜欢模仿拉伯雷、斯威夫特和马尔克斯的多数作家都要滑稽和令人震撼。他的语言属于辛辣的那种。在他对于中国过去一百年的描述中，我们找不到西方幻梦般跳舞的独角兽，也看不到在门前跳方格的天真小女孩。但是他笔下中国人的猪圈式生活，让我们觉得非常熟悉。意识形态和改革有来有去，但是人类的自我和贪婪却一直存在。莫言为那些不公正社会下生存的众多小人物而辩护，——这种社会不公经历了日本占领、毛时代的犷戾和当今的物欲横流时期。”（HeismorehilariousandmoreappallingthanmostinthewakeofRabelaisandSwift—inourtime,inthewakeofGarciaMarquez.Hisspiceblendisapepperyone.OnhisbroadtapestryofChina’slasthundredyears,thereareneitherdancingunicornsnorskippingmaidens.Buthepaintslifeinapigstyinsuchawaythatwefeelwehavebeentherefartoolong.Ideologiesandreformmovementsmaycomeandgobuthumanegoismandgreedremain.SoMoYandefendssmallindividualsagainstallinjustices–fromJapaneseoccupationtoMaoistterrorandtoday’sproductionfrenzy.）通过明显的意指与朦胧的暗示，“诺奖”评委们处处将“中国”与“西方”作比较，“西方”的文化和西方人“幻梦般”的生活，那么优雅高级，那么富有诗意，中国的文化与中国人的生活，却仍然停留在“猪圈式生活”的原始状态。中国的确仍然处于现代文明建构的滞后状态，但是，用如此傲慢的“东方学”态度来审视中国，用如此充满偏见的语言来“阐释”中国，却很难说是一种积极的对话态度和有效的言说策略。
　　像法国的十三个欣赏《废都》的“女评委”一样，“诺奖”评委更感兴趣的，就是在中国文学里发现纯粹“东方”式的生活图景——愚昧、野蛮、阴暗、龌龊、淫欲、腐败、堕落等人性背面的东西，就像美国人马森（MaryGerchudeMason）在她的《西方的中国及中国人观念（1840－1876）》（中华书局，2006）“中国社会”一章中所揭示的那样。他们要找到一个与他们想象中的残缺而丑陋的中国“同符合契”的叙事体系。他们终于找到了。这个让他们兴奋不已的叙事体系，就是莫言的字里行间弥散着土匪气和血腥味的作品，就是莫言的一打开来就立即发出粗野嚎叫和凄厉惨叫的小说。莫言在《红高粱》和《檀香刑》中对脔割酷刑的渲染，在《酒国》中对吃“婴儿”的渲染，在《丰乳肥臀》中对恋乳癖的渲染，在《蛙》中对“迫害狂”的渲染，在《生死疲劳》中对“怨怼心理”的渲染，都给人留下缺乏分寸感和美感效果的消极印象。尽管莫言关于仇恨、怨怼、酷刑、施虐和“吃人”的猎奇叙事，夸张逾矩，戏谑失度，既缺乏深沉的悲剧感，又缺乏丰富的社会内容和人性内容，但是，这种极端化的描写，却符合“诺奖”评委们的“东方学”理念，符合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消极想象。
　　“诺奖”评委试图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想象来界定莫言。他们把莫言界定成意识形态领域的无畏斗士，把他包装成中国的掀天揭地的索尔仁尼琴。在《授奖辞》里，“诺奖”瑞典文学院诺奖委员会主席瓦斯特伯格一上来，就称赞莫言的作品“扯下了那些千篇一律的宣传广告”（tearsdownstereotypicalpropagandaposters），就称赞他“用嘲笑和尖锐讽刺的笔触，抨击了一个荒谬的中国近代历史，那是一个人民生活和思想贫乏，政治制度虚伪的时代”（UsingridiculeandsarcasmMoYanattackshistoryanditsfalsificationsaswellasdeprivationandpoliticalhypocrisy），就称赞他“揭露了人类本质中最阴暗的一面”（revealsthemurkiestaspectsofhumanexistence）。仅仅将“高密”视为中国之特殊的一隅，或者，将“高密”的文化当做小说家自己的独特“心象”，这对“诺奖”评委来讲，是远远不够的。他们更愿意借助莫言的作品对“中国”和“东方”说话，所以，他们便自然而然地将莫言创造出来的由驴、牛、猪、狗构成的“动物世界”，将那个封闭偏僻、虎狼当道的“高密”，当做整个“中国”的象征：“高密东北乡包含着中国的传说和历史。在几乎没有外人来过的高密，驴与猪的叫声盖过了村干部的声音。在那里，爱与邪恶都被赋予了超越自然的力量。”（North-easternGaomicountyembodiesChina’sfolktalesandhistory.Fewrealjourneyscansurpassthesetoarealmwheretheclamourofdonkeysandpigsdrownsoutthevoicesofthepeople’scommissarsandwherebothloveandevilassumesupernaturalproportions.）他们将二十世纪的中国人看成“野蛮人”（thebrutalityofChina’s20thcentury）。他们从莫言的作品里，看到了支持他们这一判断的叙事体系，所以，他们高度评价莫言的写作：“他展现给我们的，是这样一个世界，在那里，没有真相，没有常识，也没有怜悯；他展现给我们的，是这样一个世界，那里的人们既鲁莽，又无助，又荒唐。”（Heshowsusaworldwithouttruth,commonsenseorcompassion,aworldwherepeoplearereckless,helplessandabsurd.）显然，这样的判断，既是“政治”性的，也是“文化”性的，显示出的是一种“东方学”意义上的傲慢与偏见。如果说莫言的叙事态度是极端而任性的，那么，“诺奖”的阐释和评价就是简单而片面的；如果说作家的极端的态度，总是意味着对生活的歪曲和对人物的轻慢，那么，“评委”们对它的认同和赞赏，则意味着对一种消极的叙事伦理的不负责任的纵容和鼓励。
　　瑞典文学院诺奖委员会主席在面对莫言和全世界宣读的《授奖辞》里说：“在小说《酒国》中，人们最喜欢品尝的美味佳肴，是一个烤熟的三岁男童。男童沦为食物，而女童因为被歧视得以幸存。讽刺的锋芒直指中国的家庭政策，因为计划生育，无以计数的女胎被堕胎。莫言写了一本小说《蛙》专讲计划生育的事。”（InhisnovelRepublicofWine,themostexquisiteofdelicaciesisaroastedthree-year-old.Boyshavebecomeexclusivefoodstuff.Thegirls,neglected,survive.TheironyisdirectedatChina’sfamilypolicy,becauseofwhichfemalefoetusesareabortedonanastronomicscale:girlsaren’tevengoodenoughtoeat.MoYanhaswrittenanentirenovel,Frog,aboutthis.）许多极端的事情，包括多种样式的“吃人”，在中国确曾发生过；既然发生了，就不存在“能不能写”的问题，只存在“写得如何”的问题，或者说，只存在写得是否具有美感和意义感的问题。虽然莫言关于“吃婴儿”的叙事并不成功，但却让“诺奖”评委兴奋不已。遗憾的是，他们只满足于看见那些浮面上的东西，即“吃人”的野蛮和残酷，而没有兴趣从美学和逻辑的角度，分析莫言的叙事是否美好和深刻，这样，他们的延伸出来的高论宏议，也就不怎么可靠：“莫言的故事有着神话和预言的意味，将所有的价值都彻底颠覆。在他描写的中国社会中，我们从来没有遇见毛时代的合乎标准特征的理想公民。他笔下的人物充满活力，甚至用最不道德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生活目的，并试图打破命运和政治强加给他们的牢笼。”（MoYan’sstorieshavemythicalandallegoricalpretensionsandturnallvaluesontheirheads.WenevermeetthatidealcitizenwhowasastandardfeatureinMao’sChina.MoYan’scharactersbubblewithvitalityandtakeeventhemostamoralstepsandmeasurestofulfiltheirlivesandburstthecagestheyhavebeenconfinedinbyfateandpolitics.）就这样，莫言的叙事被“诺奖”评委赋予了尼采式的“颠覆一切价值”的反叛精神，而他塑造的“充满活力”的人物，则被当做颠覆过去的“标准特征”（standardfeature）和“理想公民”（idealcitizen）的非凡成果，被当做突破陈规和“纠正”历史的巨大成就。由于先入为主的偏见，他们却忽略了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那就是，莫言作品里的人物，几乎全都是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他们盲目而愚昧，粗俗而幼稚，既缺乏个性，也缺乏思想，几乎全都具有心智不健全的特点，几乎全都是些缺乏鲜活性和真实性的虚幻人物；外表上看，他们像马尔克斯笔下的人物一样诡异，像福克纳笔下的人物一样愚騃，但是，本质上讲，他们与法国“新小说”中的“机器人”更为相似，更像是罗伯－格里耶小说中的泥塑木雕的人物的近亲。
　　赛义德在批评“东方学”的“危机”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做为东方的审判者，现代东方学家并不像他自己所认为甚至所说的那样只是将其作为研究对象，与其拉开距离。他的漠然处之的态度——其标志是用专业知识将同情心包裹起来——深深地打上了我一直描述的那种东方学的正统态度、视角和心绪的烙印。”（《东方学》，三联书店，2011年7月，第136页）所谓“正统态度、视角和心绪”，就是做为“一种文化和政治的现实”，“东方学”总是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东方或东方人所处的劣势地位”，就是选择那些能显示“东方”的“劣势地位”的“东方文本”来阐释“东方”。在解读2012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的时候，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及其严重性。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摆脱赛义德所批评的成为“东方学的附属物”（《东方学》，第415页）的可悲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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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在好几个地方说过，莫言的写作，是“西方”的“现代主义”叙事经验影响下的写作，也是最符合西方人的“东方”想象的写作。“诺奖”评委在《授奖辞》中评价莫言的时候，也强调了莫言的写作与“西方”的因缘关系，——从拉伯雷到斯威夫特，从马尔克斯和福克纳，他们处处都将莫言纳入他们熟悉的西方文学体系来比较。我们由此可以看见“诺奖”评委们视野的狭窄和评价尺度的单一，也可以看见他们会不自觉地深陷其中的“东方学”思维的误区。对此，林培瑞这样质疑道：“莫言真的是以狄更斯开始直至哈代(Hardy)，最终演进为福克纳(Faulkner)、加西亚•马尔克斯(GarcíaMárquez)这一流派中的一员吗？为什么他应该是其中之一呢？为什么他的‘幻觉现实主义(hallucinatoryrealism)’就不能植根于山东的民间故事？”（《再谈莫言：政治以何种方式影响这位作家》，《纽约时报》2012年12月26日）其实，“诺奖”评委对莫言的写作与西方文学的“影响比较”的判断并无大错，错的是他们的“西方中心主义”文化心态以及在此心态影响下形成的“东方学”文化偏见。
　　像所有那些夸张而极端的叙事一样，莫言的小说缺乏中国文学的“温柔敦厚”的美学精神，缺乏司马迁在评价屈原时所说的“好色而不淫”与“怨诽而不乱”的内在节制。在写作过程中，他缺乏最起码的自我约束和朴实态度，有一种刻意为之、故意卖弄的倾向；他更喜欢天马行空的臆想，而不是脚踏实地的体验和观察；他陶醉于浓墨重彩地渲染和描写包括色彩、气味在内的感觉性的内容，喜欢一刻也不安闲地叙写紧张的情节和夸张的动作；他总是想用可怕的画面和极端的事象来吓唬人，总是想给人留下心惊肉跳的恐怖感觉和深刻记忆。莫言对人性中凶暴而狰狞的一面特别迷恋，这便使他在自己的叙事中，过多地渲染了人性的黑暗，过多地叙写了生活的腥秽，——他以夸张而简单的方式，以令人惊悚和不快的效果，塑造了一系列冷酷无情、恣纵无忌、心智残缺的人物形象，展示了一系列愚昧野蛮、畸形变态、匪夷所思的生活事象。如此一来，他的那些大模大样、大呼小叫的小说，就像别林斯基在评价杰尔查文时所说的那样：“他的全部作品基本上都是一些仅仅在细节部分镶嵌着珍贵发亮宝石的不成样子的粗笨玩意儿。”（《别林斯基选集》，第五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12月，第39页）
　　然而，由于未能洞察莫言小说的严重缺陷，由于不了解现代中国文学发展的整体状况，“诺奖”评委在评价莫言的时候，就显得少见多怪，常常噬指而惊，掩口而笑，说了不少“虚誉欺人”的赞词：“在莫言的笔下，吃人肉象征着放纵、挥霍、龌龊、淫欲以及无法描述的欲望。只有莫言才敢突破禁区对此大加描写。”（InMoYan,itstandsforunrestrainedconsumption,excess,rubbish,carnalpleasuresandtheindescribabledesiresthatonlyhecanattempttoelucidatebeyondalltabooedlimitations.）事实上，敢于突破禁区的，并不只有莫言。早在上世纪初期，鲁迅就发出过“吃人”的尖锐声音，就写过吃“人血馒头”的事象；在二三十年前的“新时期”以及最近十多年，也有叙写“吃人”悲剧的作品问世，例如杨显惠的获得普遍好评的《夹边沟记事》与《定西孤儿院纪事》——莫言的叙事，既没有鲁迅的深刻，也没有别的当代作家笔下的细致和真实，所谓“只有”，从何谈起！
　　也许是莫言的小说给“诺奖”评委提供了“发现”中国和“认识”中国人所需要的信息，引发了他们的“东方学”意义上的“共鸣”，所以，在《授奖辞》里，“诺奖”评委们在褒赞莫言的时候，便“横空盘硬语，妥贴力排奡”，显示出一种无限慷慨、无限热情的修辞态度：“莫言的想象飞跃在整个人类社会的存在之上。他妙不可言地描绘了自然。他知晓所有中国人过去挨饿的事情。”（MoYan’simaginationsoarsacrosstheentirehumanexistence.Heisawonderfulportrayerofnature;heknowsvirtuallyallthereistoknowabouthunger）莫言的想象力怎么可能“飞跃在整个人类社会的存在之上”？他怎么可能“知晓所有中国人过去挨饿的事情”？莫言对生活和人性的观察和叙述，片面而狭隘，尤其缺乏“普遍性”与“人类性”的内容。然而，“诺奖”评委似乎看不见这些问题，他们只想通过不切实际的评价，将莫言指派为中国历史和中国现实的无所不在的见证者，无所不知的洞察者，无所畏惧的叙说者。“在莫言的作品中，一个被人遗忘的农民世界，生机勃勃浮现在我们眼前，即便是最刺鼻的气息也让人心旷神怡，即使极度的冷酷无情也充满了快乐的无私。他的笔下没有一刻是枯燥乏味的。这个作家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有能力描绘一切——各种手工艺、铁匠活、建筑、开沟、畜牧和土匪的花招诡计。他用笔描绘了整个人类的生活。”（InMoYan,aforgottenpeasantworldarises,aliveandwell,beforeoureyes,sensuallyscentedeveninitsmostpungentvapours,startlinglymercilessbuttingedbyjoyfulselflessness.Neveradullmoment.Theauthorknowseverythingandcandescribeeverything–allkindsofhandicraft,smithery,construction,ditch-digging,animalhusbandry,thetricksofguerrillabands.Heseemstocarryallhumanlifeonthetipofhispen.）做为一个阅历很有限、视野很狭窄的作家，莫言怎么可能“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莫言的作品芜杂而又冗长，很多章节读来很是乏味和沉闷，怎么能说“他的笔下没有一刻是枯燥乏味的”？即便你所读到的是经过翻译家改头换面的“象征文本”，那也不至于“一刻”的“枯燥乏味”都没有。事实上，《授奖辞》里的笼统粗率的判断，与个别“诺奖”评委的具体阅读经验，是有迥乎不同的，例如，做为“诺奖”评委里唯一的“汉学家”，马悦然就不认为莫言的作品“没有一刻是枯燥乏味的”：“对于莫言的文学作品，马悦然唯一‘不满’的是莫言的长篇小说写得太长，相形之下他的短篇往往更加精彩。他幽默地评论说：‘例如，他的《生死疲劳》写得太长了，读到后面读者可能也有些疲劳……’”（据“新华网上海10月22日电”）
　　尽管几乎所有的“授奖辞”都难免有“好话说尽”的特点，但2012年的“诺奖”《授奖辞》似乎超出了“说好话”的底线伦理，将“夸大其辞”当成了一种没有边界的“话语跑马”游戏：“不同于广告宣传的共产主义幸福欢乐史，莫言通过他的夸张，恶作剧般的戏仿，借用神话和民间故事，对那个宣传出来的五十年（引者按：指上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做了令人信服的严厉的纠正。”（Insteadofcommunism’sposter-happyhistory,MoYandescribesapastthat,withhisexaggerations,parodiesandderivationsfrommythsandfolktales,isaconvincingandscathingrevisionoffiftyyearsofpropaganda.）这里的判断，显然是靠不住的；“诺奖”评委将自己的愿望和想象，强加给了莫言和他的作品。莫言的作品固然以夸张的方式叙述了生活的悖谬和人物的奇遇，甚至记录了作者自己的早年屈辱经历和伤害记忆，但是，从总体上来看，他的小说叙事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始终保持着一种近乎“相安无事”的安全距离。通过一种玄虚而夸诞的叙事方式，他的小说浮游于沉重的现实和严峻的历史之上，并消解了文学与“历史”及“现实”之间的紧张感和冲突性。他没有“纠正”历史的野心和抱负。表面上看，莫言的叙事，赫然武怒，威风凛凛，刀砍斧劈，血肉横飞，但是，深入内里，你便可以发现，他的写作更为内在的本质——气昏志堕，莽撞颟顸，浅衷狭量，粗枝大叶；具体地说，他敢于用尽蛮力来写近乎荒诞的极端事象，有时甚至敢以“二丑艺术”的方式调侃一下，但是，由于与时代生活相关的背景性因素的阙如和细节描写真实性的匮乏，他的叙事和调侃，并不具备真正的现实主义文学才有的可信度和亲切感，也很难产生强大而久远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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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结尾的部分，《授奖辞》最后这样说道：“那些来到莫言家乡的人，可看到丰裕的美德与令人厌恶的残忍的斗争，等待他们的将是一次使人眼花缭乱的文学冒险。可曾有过如此壮观的春潮席卷中国和世界吗？在莫言的作品中，世界文学发出的咆哮，能够感染同时代的几乎所有人。”（ForthosewhoventuretoMoYan’shomedistrict,wherebountifulvirtuebattlesthevilestcruelty,astaggeringliteraryadventureawaits.HaseversuchanepicspringfloodengulfedChinaandtherestoftheworld?InMoYan’swork,worldliteraturespeakswithavoicethatdrownsoutmostcontemporaries.）这几句话，惺惺作态，大而无当，往而不返，“吾惊怖其言，犹河汉而无极也”。我原以为，狃于特殊的文化陋习，只有中国的批评家在吹捧作家的时候，会曲体胁肩、摇唇鼓舌地说好听话，没想到，有些外国人说起漂亮话来，也一样舌灿莲花，也一样天花乱坠，更没有想到“诺奖”的《授奖辞》，竟然也像中国的某类报告会的赞语和颂词一样不靠谱。
　　其实，细究起来，在评价“东方”作家和“西方”作家的时候，“诺奖”评委的态度与尺度，是有着微妙差别的——他们用更具“正极性”的尺度来评价西方作家，而用更具“负极性”的标准来评价中国作家。美国学者林培瑞（PERRYLINK）发现了这个极为隐秘的问题，并向“诺奖”的评委们发出了这样的质疑：“假如索尔仁尼琴，不是去揭露古拉格，而是对它去开玩笑呢？那么我们还会为他的‘艺术’唱赞歌，并且也欣赏他的黑色幽默？或者，令人悲哀的是，只有非白人才能以这种方式赢得诺贝尔奖？”（林培瑞：《再谈莫言：政治以何种方式影响这位作家》）在他看来，“诺奖”评委“如此”欣赏莫言对历史和现实“开玩笑”的“黑色幽默”，又“如彼”欣赏索尔仁尼琴庄严的愤怒和严肃的批判，于“此”于“彼”，显然是区别对待，而非一视同仁的——这说明在他们的评价里，隐含着对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的傲慢和歧视，内蕴着“诺奖”评委的几乎难以为人察觉的“西方中心主义”意识。这也提醒我们，只有积极意义上的奖赏才意味着荣耀，而那种“宜戒反奖，应呵反笑”的奖赏，则实在是近乎讽刺和羞辱的，——对一个自尊心很正常的人来讲，获得这样的奖赏，无论如何都是一件让人觉得窝囊和尴尬的事情。
　　那么，对于“诺奖”评委的如此这般的“中国想象”，我们的作家是不是也要承担一些责任呢？假如我们的文学叙事，能像司马迁的《史记》那样“大义炳如”、“雄深雅健”，能像《红楼梦》那样赋予感伤和悲凉以诗意的情调，能像鲁迅那样寓尖锐的反讽于博大的同情，那么，某些“西方中心主义者”虽欲有所言，则无所置其喙。我们还可以拿莫言跟川端康成做一个比较。川端康成也曾经历过日本的毁灭与黑暗、疼痛与绝望，但是，他感伤而不颓废，依然用充满眷恋与挚爱的诗意笔触，来写日本文化和日本人的生活。通过优美而精致的作品，他将一个“美丽”的日本展现在了“西方”面前。当时的“诺奖”评委主席安德森·奥斯特林在《授奖辞》里，这样肯定他的文学成就：“川端先生经历了日本最终的失败，他知道要振兴日本，必须有进取精神、生产力和劳动力。然而，面对日本战后全面接受美国影响的现实，川端却在自己的作品中以沉稳的笔调呼吁：为了日本，必须保留古老日本民族的美与个性。”川端康成站在“诺奖”的领奖台上，讲的是《我与美丽的日本》，讲的是日本的“哀愁”与“美丽”，讲的是日本的诗人和诗歌——“春花缤纷兮杜鹃夏啼，秋月皎洁兮冬雪寒寂”，他的演讲禅意幽妙，诗意盎然，令世人对日本和日本文化刮目相看。然而，比较起来，莫言的小说缺乏塑造“优秀人物”的小说伦理自觉，缺乏严肃地探讨道德主题的能力，缺乏用朴素的方式表达美好情感的技巧。做为“讲故事的人”，莫言站在“诺奖”的颁奖台上，喋喋不休地讲述的几个真实性和真诚度大可怀疑的琐碎故事，是纯粹属于自己的“个人话语”，压根没有“中国”的痕迹，更没有对中国伟大文化的深刻理解和热情赞美。
　　与这种文化上的迟钝感和目光短浅相关联的，是真正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匮乏。莫言的思想和勇气都不足以支持他与现实建构一种积极的批判性关系。在严峻的生活面前，他的“魔幻”作品所发出的声音显得空洞而虚怯，缺乏更加明确的“及物性”和更加充分的现实感。他对“伤痕文学”和“右派文学”都很不买账，认为它们都只在“诉苦”和“控诉”——“控诉政治、控诉坏人”，但缺乏对“自我”的反思，“没有从反面来忏悔”，“灵魂拷问依然不够”。他这样批评索尔仁尼琴：“我觉得索尔仁尼琴依然缺少拷问灵魂的精神，他也一直在控诉，他写那个《古拉格群岛》，写那个《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他敢于和当时苏联巨大的反派政治抗争，但他也没有拷问他自己。”（《莫言：他人有罪，我也有罪》，《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第36期）莫言关于“忏悔”的见解，尤其是他对索尔仁尼琴的否定，是极不公正的，也是站不住脚的。在俄罗斯，索尔仁尼琴通常被当做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精神的继承者，正像“前苏联”的著名作家和编辑家特瓦尔多夫斯基评价索尔仁尼琴的小说时所说的那样：“叙述强烈有力，继承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索尔仁尼琴：《牛犊顶橡树》，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2月，第95页）莫言对索尔仁尼琴的严重误解，既反映着一个中国当代作家与俄罗斯伟大作家之间的差距，也反映着中国当代文学与伟大的俄罗斯文学之间的差距。索尔仁尼琴说自己“为无声的俄国写作”（《古拉格群岛》，中册，1996年，第303页），这样的话，莫言是不可能讲的；经历了炼狱体验的索尔仁尼琴说自己的写作是“从里面来描写”，这样的话，莫言也未必能深刻地理解。所以，我们可以从索尔仁尼琴的《第一圈》里读到对斯大林形象的入木三分的刻画，而在莫言的作品里，你却不可能看到这种用“从里面来描写”的方法塑造出来的人物形象。
　　在谈论“控诉”和“忏悔”的时候，莫言混淆了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站在正义的立场，做为见证者和抗议者来控诉罪恶，这是一回事；站在宗教的角度，做为同样负有责任的人，反省自己的罪孽，审判自己的良心，则是另外一回事。前者属于外倾化的姿态，是现实主义文学面对社会犯罪和人道灾难的基本态度，后者属于内倾化的姿态，是拯救性的文学面对人性残缺和人类罪孽的基本态度。因此，要求奥斯维辛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幸存者在写作中忏悔，是不人道的；要求布拉格群岛的幸存者在写作中忏悔，是不人道的；要求夹边沟的幸存者在写作中忏悔，也是不人道的。不能用“控诉”代替“忏悔”，也不能用“忏悔”遮蔽“控诉”。在一个存在大量人道灾难和政治迫害的生活场景里，最为重要的，首先是替无数受害者发出“控诉”的声音，说出容易被忽略和遗忘的“真相”。很多时候，这种直面现实的“控诉”的外倾化写作，远比那种“忏悔”性内倾化写作要艰难，因为，它意味着更大的风险和考验，意味着威胁和恐惧、迫害和折磨。“忏悔”可以故作姿态，可以成为一种道德做秀，但是，“控诉”和“抗争”却必须与对象世界发生直接的冲突，其中容不得一点虚假的东西，容不得你在“现实”之上玩“魔幻主义”的话语游戏。我们现在迫切需要的，不是让无辜的受害者和写作者来忏悔，而是把真正有罪的人和可怕的罪孽发掘出来，诉诸文字，使它无所遁形。
　　莫言不仅不是一个“抗争”型的现实主义作家，不仅缺乏那种超越现实的勇气和精神，而且，还常常像吕坤在《呻吟语》中所说的那样“奔逐世态”，接受那些本该“纠正”的价值观，甚至接受那些与现代性背道而驰的诡异现实，——这一点，你只要读读他的“丹崖如火照嘉陵”的打油诗句，就全都明白了。从这里，我们不仅看见莫言“瞬间的姿态”（刘再复语，见《明报月刊》2013年第一期），也可以看见他的“本质”，因为，一个人的“本质”通常就见之于这些似乎无关紧要的“瞬间的姿态”里，正像西美尔所说的那样：“我们可能都体验过强烈的激情和闻所未闻的突发奇想，但是它们的最终价值还是依赖于其对于那些平静、普通和正常时刻的意义，每一个真实的、整体的自我就生长在这样的时刻。”（西美尔：《货币哲学》，华夏出版社，2007年7月，第206页）正是这样的“本质”制约着莫言的写作，在赋予他的小说“语出卓特，非常情可测”的夸张风格的同时，却没有同时使之成为一种能够像索尔仁尼琴的作品那样令人震撼的伟大作品。在莫言的作品中，“世界文学”其实并未发出值得倾听的“咆哮”，也很难“感染同时代的几乎所有人”。
　　关于莫言小说写作的问题，我们过去一直就批评得不够充分。我们的为数甚夥的早就被“削掉了棱角”的学者和批评家，本来就像赛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所批评的那样：“他们的风格充满了令人生厌的套话。后现代主义、话语分析、新历史主义、解构、新实用主义等套话崇拜把他们送上了九天；对于历史与个人责任重要性的惊人轻视，销蚀着他们对公共事务与公共话语的注意。结果是一种让人气馁的错误的言行，同时整个社会也在无固定方向地、不和谐地漂流。”（《文化与帝国主义》，三联书店，2003年10月，第432页）而在莫言获“诺奖”之后，一些批评家和学者，顿时像打了鸡血一样亢奋起来，陷入了疯狂地说废话和漂亮话的超级狂欢里。“从鲁迅到莫言”，我们的学者和批评家，有着比超级魔术师克里斯·安其尔更高超的本领，他们一下子就将莫言的劣币兑换成了鲁迅的黄金。虽然他们的灵感和勇气来自诺贝尔的故乡，但是，劣币兑黄金所造成的严重的文化亏空，文学上的“格雷欣法则”（Gresham'sLaw）所造成的巨大损失，却只能由中国人自己来补偿和埋单，瑞典人不仅毫厘无损，而且还优雅地显示了自己文明的“先进性”，并成功地实现了对“东方”的“弱势文化”的强大影响和彻底征服。
　　总之，我们完全可以将2012年度的“诺奖”《授奖辞》，视为隐含着“东方学”意识形态的典型文本。从这样的文本里，我们看到的，固然有纯粹属于获奖者一人的鲜花和掌声，也有能够满足部分中国人虚荣心的赞美和荣耀，但是，如果站在文化和文明的高度，我们首先看到的，恐怕就不是那些像马赛克一样闪光的东西，而是“诺奖”评委的溢于言表的傲慢与偏见。
　　2013年2月2日，北京平西府
　　(作者系文学批评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
　　(原载《文学报·新批评》2012年3月7日、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