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顾彬是一只疯狗，马悦然是一匹瞎马。让疯狗看门，不管坏人好人，都要来咬。让瞎马拉车，不管坦道坎途，都要跌进阴沟。中国自有警犬良驹，为何要借重这两个进口的家伙呢？
我们并不是排斥外来的文学批评，但对于那些不懂中国文化而强装专家的批评，我们只当它是狗吠马鸣。
由此也想到中国的文学批评，在这个领域真正扛旗的人几乎没有，能够冲锋陷阵的也寥寥无几。这也就难怪人家要来狂喊乱叫了，因为你的家园本来就很清冷寂寞嘛。
马悦然欠谁一个道歉
李建军
在古代，从沙场凯旋的功臣，往往会得到皇帝的隆恩渥泽，要么御赐九龙辇和黄罗华盖，要么特许佩剑上朝，赞拜不名，入朝不趋，要么颁他一张“有司不得加责”的“丹书铁券”免死牌，总之，世俗世界的安富尊荣，可谓“蔑以加于此矣”！自打获了“诺奖”，莫言也成了与瑞典皇家“剖符作誓”的功臣，不仅获得了批评的“豁免权”，而且被赋予了不容怀疑和不容否定的绝对“正确性”。 试看今日之宇中，还有几个中国学者和批评家敢说莫言的作品写得烂？
一个神话人物一旦产生，参与造神的所有人，还是中国人，无论外国人，都有为他辩护的责任和义务。倘若有人肆无忌惮，横加议论，就不仅是对神话人物的不敬，而且还是对神话制造者的冒犯。这样，你就不难理解，“诺奖”评委马悦然为何要无原则地为莫言辩护了。在马老先生看来，如果谁敢质疑莫言，敢对他有否定性的评价，那一定是谁的理解能力有问题，谁就一定要向被冤枉的莫言道歉。
上海的许纪霖教授，属于为数不多的敢于尖锐质疑莫言的学者。2013年1月18日，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访谈的时候，他从知识分子人格的角度，表达了与高度评价莫言的刘再复先生截然不同的观点。在他看来，做为公共知识分子，莫言的某些行为是让人失望的，而他的某些作品则俗不可耐。他用“平庸的乡愿”来评价莫言。他说：“90年代到今天，我觉得最大的伤害就是，犬儒和价值虚无主义盛行。”他怀疑“诺奖”的权威性和普遍有效性：“诺贝尔文学奖不过是欧洲一些学者、文学评论家以他们的眼光看出来的一个标准而已，多多少少有点东方主义的偏好。如果我们把这种偏好看作是最高的、唯一的价值标准，那么中国的文学，中国的文化就失去了自主性，所以我没有看得那么重。但从莫言得奖以后，上上下下引起的狂热来看，这恰恰是中国今天精神堕落的一个标志，失去主体性堕落的一个标志。”在一篇发表于2012年10月12日的题为《我为什么批评莫言》的文章中，他这样说道：“我并不期待得奖后的莫言能够成为‘中国的良知’，那是太高的道德要求，我只希望这位被许多人喜爱、并且引为国家骄傲、中国崛起的标杆性作家，能够自珍自爱，爱惜自己的羽毛，守护自己的信念，生活在真诚之中。这也是对所有中国知识分子的期待，包括对我自己，让我们相互激励、相互监督。”
然而，马悦然先生无法理解许纪霖教授的焦虑和愿望，也无法接受他对莫言以及“诺奖”的批评。在题为《许纪霖教授欠莫言一個公开道歉！》（2013-02-23 05:33:39）的博客文章中，他在细致解读莫言“打油诗”的同时，批评许纪霖教授“在2012年12月16日与香港中文大学陈韬文教授公开对谈讨论莫言时”，严重误读了莫言的诗，因此，他最后的结论是：许纪霖教授“欠莫言一个公开道歉”。
马悦然的辩护显然具有打群架的性质。他的爱憎分明，他的挺身而出，虽然有一股为朋友两肋插刀的豪侠义气，但是，从文学批评的立场看，这种文过饰非的曲意回护，却实在是很有害的，实在是很要不得的。
马悦然在博客文章中所解读的那首诗，就是莫言的《打油诗赠重庆文友》：“唱红打黑声势隆，举国翘首望重庆。白蛛吐丝真网虫，黑马窜稀假愤青。为文蔑视左右党，当官珍惜前后名。中流砥柱君子格，丹崖如火照嘉陵。”这首不顾平仄、不合格律、干瘪乏味的打油诗一发表，便引起成千上万网友的“围观”，也引发了不少人的尖锐质疑。网友戴建业跟帖：“这不能叫‘打油诗’，只能算‘打地沟油诗’。莫言先生还是不要写诗为妙，以免我读了他的诗以后不想再去读他的小说。”网友梦笔生花则质疑作者身份的真实性：“不相信，这么拙劣的诗歌水平会出自一个诺奖获得者，是山寨莫言吧。”
然而，在马悦然看来，包括许纪霖教授在内的许多人，都没有读懂这首诗，都误解了莫言，冤枉了莫言。八十八岁的“诺奖”评委慷慨激昂、言之凿凿地说：“对于一个平常智力而有基本汉语常识的读者，莫言的诗显然都不应该看作歌颂的诗歌，而应该是讽刺，对薄熙来有严肃的批评，并且莫言警告自己的朋友不要卷入重庆的唱红打黑运动。”遗憾的是，他的想象过于活跃，他的理解过于随意，他的最终判断，因为基于想当然，则属于“过于执”一类。
首先，莫言写作此诗之际，正当“唱红”活动歌声嘹亮、响遏行云之时，正当“打黑”行动缇骑四出、势不可当之日，当此时也，所谓“讽刺”诗，借莫言十个胆，他也不敢写一句。事实上，像许多被蒙蔽的人一样，莫言也看不到“红”背后的“黑”，看不到“黑”之下的“打”，所以，他表现在诗里的情感态度一目了然，就是肯定的和歌颂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们固然无须苛责他，但也不能因为他是莫言，就将事实和真相“一床锦被遮过则个”。
马悦然别出心裁，将莫言的八句打油诗分作“两段”：“第一段是清楚地批判薄熙来和他的运动：第一句：‘唱红打黑’诠释了薄熙来呼吁恢复文革精神的口号；第三句：包括对网络上支持该运动的疯狂行为的一条说明；第四句：‘窜稀’（黑马）是指过去无名小卒目前在薄熙来王国之统治下获得声望的人，其行为就如文化大革命中的‘愤怒的青年’。”诗歌要靠意象来表达情思，其意蕴具有一定程度的多义性和模糊性，因此，才有“诗无达诠”、“诗无达诂”之说，但是，这并不是说诗可以妄加臆测，可以像马悦然先生这样随意阐释。莫言的这首诗，虽然也有一点儿曲言隐喻的“比”，但基本上属于直言其事的“赋”体，大体意思昭然若揭，并不难懂。
“唱红打黑声势隆”，这句话像新闻报道一样准确地陈述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如此“声势隆”的“运动”，是非同寻常的，是很能吸引世人的眼球和注意力的。于是，这才有了下一句：“举国翘首望重庆”。如果说前一句还只是客观的描述，那么这一句就彰明较著地显示着莫言“歌颂”而非“讽刺”的态度。在汉语里，“翘首”和“望”通常都与值得期待的美好的人和事物相关联，表达的是渴望见到的迫切心情。例如，“翘首以待”（ be on the tiptoe of expectation），意为抬起头望着远方，形容殷切盼望的样子；例如，“翘首跂踵”（语出宋人王明清《挥麈三录》：“天下之士翘首跂踵，冀阁下日以忠言摩上，不谓若今之为起居舍人者，止司记录而已也。”）则是抬着头、踮着脚后跟望着远处等待。“举国”而“望”，则所“望”者，必是非同小可的事物，必是值得“歌颂”的事物。马悦然在阐释的过程中，完全忽略了这近乎“诗眼”的一句，实在粗疏得很不应该。
“白蛛吐丝真网虫，黑马窜稀假愤青。”这两句诗，像莫言小说的许多细节描写一样，写得不够用心，有点“隔”，也有点“俗”，虽然近乎“不须放屁”的流风余韵，但却与写诗的“雅道”，扞格不入，背道而驰。就我所知，世界上并不存在一种叫“白蛛”的动物，而它所吐之“丝”是什么样子，就很难想象。“真网虫”一语是什么意思，也颇费思量。好耶坏耶？褒欤贬欤？低头思之，一头雾水；仰头思之，还是一头雾水。至于“黑马窜稀”（“窜稀”错了，应为“蹿稀”）一语，既很粗俗，也不准确，给人一种莫名其妙的印象。但无论如何，莫言所指涉的，都是对“声势隆”的运动不加“翘首”甚至有所批评的人，而不是马悦然所讲的那种人，更不是什么“获得声望的人”。要知道，在汉语的语境里，“黑马”不仅是为数不多的“个别人”，而且还是让人不舒服的爱“骂人”的“刺头”，所以，马悦然先生的翻译（“upstarts rush about, pretending to be outraged youths.”），其实是很不准确的，应该直接译成“black horse”，而“rush about”也应该寻求更切近原意的表达，否则就将莫言原诗的粗鄙风格遮盖过去了。关于“黑马”，莫言在一次访谈里这样说：“从历史上来看，‘骂派’批评还是在不断翻新，从刘MGC开始一直发展到李建军，过两年总会冒出一两个人，骂出个‘黑马’来，枪一亮，渐渐地一大批跟风的上来……”（莫言：《碎语文学》，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84页）所以，在莫言的诗里，“黑马”之类的人，无论如何都不会成为因为顺着说话而“在……下获得声望的人”。唉！马悦然实在太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了，也实在太不了解莫言写作此诗的“衷曲”了。明人唐顺之在《与洪方洲郎中书》中说：“江湖衷曲亦无可披写处，又恨不得对兄一披写也。”看来，莫言的“江湖衷曲”只可对着中国人来“披写”，而不可对着外国人来“披写”，即便这个外国人是一个“汉学家”，即便他是为中国人争来“诺奖”桂冠的马悦然先生。
对后四句诗，马悦然的理解是这样的：“第二段莫言清楚地叮嘱在重庆的‘文友’在这种困难的时候站稳立场，保持人格。第四行包括一条典故，出自下面的文天祥的著名诗句：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其实，这四句，也并不只对“文友”说的，同时，也是对“官友”说的。然而，所谓“为文蔑视左右党，当官珍惜前后名”，其实也是骑墙居中的“聪明话”与含混其辞的“糊涂话”，因为，所谓“左右党”都蔑视了，就意味着不左不右、不前不后的“既要……，也要……”，一个作家按照这样的路子来写作，可能是“正确”的，但也必然是平庸的、无个性的。而在当前的中国，所谓“官”者，在“政治路向”的选择和判断上，大体上讲，都有一个偏左和偏右的问题，或者说，都有一个偏前和偏后的问题，所以，“当官”的要务，就不仅仅在于“珍惜前后名”，还在于要能看清时代发展的潮流所向，能在“左”与“右”、“前”与“后”之间，做出合乎时代精神的正确选择。
“中流砥柱君子格，丹崖如火照嘉陵。”（马悦然译为：Stand firm like a cliff in the midstream current, like a true gentleman,may your spirit flare like the red cliffs illuminating the Jialing river.此处的翻译，颇为不妥：一是将“君子格”译成了“like a true gentleman”，将一种抽象化的品质，译成了人格化的主体；二是原诗最后一句纯然是有点象征意味的描写，根本没有may your spirit flare的祈愿的意思在里头）这两句其实也是没有实际内容的“大话”。为了什么而“砥柱”？“君子格”的具体内涵又是什么？虽然莫言在这里“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但那最后一句的主题指涉，却是十分明确的——“丹崖”者，“红岩”也；莫言通过对“红色”话语的借用，接续了“红色”叙事的传统，也照应了“声势隆”和“翘首望”的事象，从而完成了这首逢场作戏、虚应故事的“打油诗”的写作。从这里，你无论如何“以意逆志”，如何“沿波讨源”，如何只眼独具，如何慧心妙舌，都不可能看见文天祥诗歌的影子，都不能说莫言的“典故”出自“文天祥的著名诗句”。莫言的意象和“典故”的出处，其实近在眼前，那就是《红岩》，一部严重影响了他那一代人的精神成长的小说，这一点，“一个平常智力而有基本汉语常识”的中国人都懂的，马悦然却不懂，——一个汉学家不懂中国人都懂的东西，这很很正常；不正常的，是不懂装懂，自以为是，纵横捭阖，气吞斗牛。如果言说的勇气与关于中国的知识不相匹配，那么，一个汉学家，在开口说话的时候，在谈论中国作家和中国文学的时候，最好谦虚一点，谨慎一些，而不要动辄就来教训中国人，更不要动辄就指责一个中国教授并强求他道歉。倘若因为自己是“诺奖”的评委，便颐指气使，便信口开河，那么出乖露丑，丢人现眼，则简直是一定的。
虽然有读者跟帖中对马悦然提出批评，认为他将莫言的打油诗与文天祥的诗句混为一谈，是一种望文生义的穿凿附会。然而，马悦然却在回复读者的一封信中，坚持认为莫言的灵感来自于文天祥的诗句（I rather believe that the wording of this line made Mo Yan think of Wen Tianxiang's line人生自古谁无死 and that this association made him phrase the last line in the poem as an allusion to Wen Tianxiang's famous lines.）。唉！真是一个倔强而可爱的怪老头啊。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仿佛浩茫不见涯涘的大海。《庄子·至乐》云：“褚小者不可以怀大，绠短者不可以汲深”（ My ability is unequal to the given task,for you cannot use a short rope to draw water from a deep well）。所以，我想对那些过于自信的汉学家说，谈论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从来就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情，应当时时抱持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的谨慎态度才是。然而，让人费解的是，马悦然先生的胆子和口气，怎么就那么大呢？他不仅敢说自己不懂的事情，而且还敢轻下判断，妄责贤者。在那篇博客文章的最后部分，他这样说道：“许纪霖教授对于莫言这首诗的解释是完全错误的，但已经被互联网上的大量人士引用转载。一个像廖亦武这样的人不能理解莫言的诗我毫不奇怪，但是一个中国著名大学历史系的教授还不能正确解读莫言的诗歌，让我就难以理解了。我觉得许纪霖教授和他的追随者欠莫言一个公开的道歉。”
批评家享有说错话的自由。无论社会批评，还是文学批评，本质上都是一种允许说错话的高级的精神活动。怕的是不说话，而不是敢说话；怕的是说假话，而不是说错话。说错了，可以通过对话来沟通和修正，从而最大可能地接近那个最好的认知和最高明的判断。所以，尽管按照我的分析，应该道歉的是马悦然评委，——是他欠许纪霖教授一个“道歉”（莫言则欠许纪霖先生一个“感谢”），而不是相反，但是，出于对“敢说话”的勇气的鼓励，出于对“说错话”的权利的保护，“道歉”一事，就免提了吧。
2012年2月27，北京平西府
(作者系文学批评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原载《文学自由谈》2013年第二期） |
发表于 2013-3-25 1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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