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逃避
历史上,文人于社会的不屑是可以通过归隐的方式得以表达自身的品格和尊严的。著名的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还有“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的李太白。陶渊明拒绝与官场合作终至于贫病而死,李白则醉酒而亡,徒留豪气。中国历史上有不胜枚举的如此事例,这些警示远比四大发明要惊怵后人的精神和灵魂。
秦始皇于文人的待遇是“焚书坑儒”,文革于文人的命运则是“逆我者亡”,从肉体到灵魂进行“洗礼”。上下五千年,在中国还从来没有什么善良能够感化和变革这个适合于野蛮时代的丛林法则,而当下的社会形态必然要被当下执政者绝对肯定为最为合理最为先进最具代表性的优越体制。
呜呼。。。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如今还会有什么样的文化人敢于犯言直谏,敢于“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
陶渊明“自辞公职”尚有自家的“一亩三分地”,而蜗居的当代人除了暂时居住七十年产权的窄小平米还剩余什么。三天无饭吃,尊严的等待唯有自取灭亡。
至此,我想把话题归结到诗歌,归结到诗歌精神。
近日,诗歌于江苏沙溪古镇举办了由活跃于诗歌领域的著名诗人、诗歌评论家如谢冕、吴思敬、王彬彬、宗仁发、马新朝、何平、舒婷等重量级人物参加的新诗论坛。他们都对新诗提出了不错的建议和分析总结,但对于部分观点和观念是不很赞同的。
比如,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何平副教授提出的新诗归范化的问题。其实,自新诗产生以来,所有参与新诗写作的人都在自觉与不自觉地接受着归范化过程。这个归范化不是由诗歌教授专家预先设定的,就像陶器的范。而是由创作主流遵循文学规律以及读者群体来优选淘汰的,如同自然法则,优胜劣汰。物质形态的归范化利于相对时段稳定的秩序和运行,精神领域的归范化则必然导致自由创作的萎缩。在诗歌领域进行归范化,不可取且断不可行。任何事物的模式化都意味着创新的终结和停止。
比如,河南省诗歌学会会长马新朝则指出了诗歌“词语空转,触及不到现实”的问题。诗歌为什么不能如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罗振亚所言“为民代言”,我想,不久前发生的引蛇出洞的“反右派”、“文革”、“资产阶级自由化”完全能够回答上述专家的质疑。
在钢铁面前,文化甚至不如鸡蛋,何如做一根鸡毛呢。风花雪月固然空洞,毕竟是一种没有危险和恐惧的生存。
全中国只出了一个林昭,她是诗人,死在不久前。那一年,她才36岁。死后的第三天,公安人员来到林昭母亲家,索取5分钱子弹费。
13。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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