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的标本
——读黄翔短诗《野兽》
燕庄生铁
即使是1941年1月23日出生,即使是出生在国统区,即使父亲是国民党军官,也不能解释黄翔在二十一岁成为真正的诗人后,诗歌的特点为什么传承了四十年代国统区诗歌的揭露与抨击特质,而没有携带解放区的定向控诉与讴歌的诗歌特征。
事实上,根据《黄翔自述:半个世纪的烛光》披露,早在17岁半,即1958年8月黄翔在贵州文联主办的文学期刊《山花》上已经发表了民歌体诗歌。这首“民歌体诗歌”我没有读过,但从12月他被邀请参加贵州省文学创作会议并加入了贵州协会分来看,这首诗是黄翔的另一个他没有走的方向。那个方向他不可能成为野兽。
有三个因素塑造了黄翔。一个是黄翔出生一年零四个月之后,1942年5月延安召开了著名的文艺座谈会。再一个是1966年而其实或许酝酿更早的文化大革命。另一个是性格因素。关于第一个因素,我迄今认为座谈会是一个要约。文艺只能按这个要约承诺。文艺工作者只能按随后建立的庞大的国家行政系统的意志,不是希望而是必须按这个要约承诺并订立合同。第二个因素比较复杂:虽然1911年运行两千多年的集权帝国制度崩溃,但别忘了,最后一个帝王溥仪1967年10月17日才去世。加之第三国际遗留下来的盲目狂想式的清洗运动波及转型中的中国。这两股惯性波涛汇集在从帝制缓慢转身的一个庞大而年轻的共和国,形成洪水猛兽般的剪刀潮:这就是文革。
黄翔起初是订立了合同的。但这位最年轻的作家协会会员,1959年被除名。从《黄翔自述:半个世纪的烛光》中得知,他以及他的家族,因为出身,受到了怎样不公正的对待。这个记述详实而可信。因为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即使国歌歌词的作者,都无法幸免于难。是文革的疯狂造就了另一只野兽:黄翔。这其中性格因素起了主要作用。
同样的情况出现在更早的苏联,1930年4月14日,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自杀身亡。而同年,不可能发表作品的布尔加科夫为了继续写作选择了软抵抗。1966年8月24日老舍在北京投太平湖自杀;郭沫若选择了低声下气。是保持尊严的方式的不同。作为个体的人,黄翔选择了以骨头对抗撕咬,选择了战斗。创作与境遇合一,因此他的诗歌也必然地选择了揭露与抨击。 《野兽》一诗是最能彰显这种特质的一首。
事隔多年,黄翔和他的时代,都成了标本:文革,以及与文革这只野兽战斗的、为数不多的不驯服的标本黄翔。
《野兽》文/黄翔
我是一只被追捕的野兽
我是一只刚捕获的野兽
我是被野兽践踏的野兽
我是践踏野兽的野兽
我的年代扑倒我
斜乜着眼睛
把脚踏在我的鼻梁架上
撕着
咬着
啃着
直啃到仅仅剩下我的骨头
即使我仅仅剩下一根骨头
我也要哽住我的可憎年代的咽喉
1968年
诗文本明白易懂,直接而外显。即使拂去所有的背景,文本内部自给自足的语境,依然透发着强大的悲剧氛围。在不能作为人抵抗的时候,就作为兽;在注定被践踏的时候,还在战斗;当骨头一词出现,一种精神力量开始笼罩全诗。这种力量是彻底的,传说性质的,和神话色彩的。
但愿这首诗,成为孤本。
但愿时代的进化,消弭了曾经的兽性。
但愿黄翔式的人物,不再出现。
2012.12.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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