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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作家文学批评第十七季:见证与愉悦——梁雪波的诗歌和批评
时间:2012.1.16 晚上 方式:文学联合会QQ群
谭越森:今晚八时当代作家文学批评第十七季:见证与愉悦——梁雪波的诗歌和批评。梁雪波:诗人,批评家,自由思想者。现为某文化杂志编辑。1973年3月生。1991年开始文学写作并发表作品。20世纪90年代初曾组建民间文学社团,主编油印文学刊物多期。有诗歌、评论、随笔等作品发表于《钟山》《作家》《星星》《诗歌月刊》《西部》《扬子江诗刊》《扬子江评论》《青年作家》《中国诗歌》《诗林》《非非》《非非评论》《独立》《第三极》《芙蓉锦江》《南京评论》《诗歌蓝本》《太阳诗报》《红山诗刊》《流放地》《文学报》《市场周刊•文化产业》等。作品入选“年度中国最佳诗歌”、“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诗歌卷”等多种诗歌选本。在报纸杂志开设有书评和随笔专栏。出版有诗集《午夜的断刀》。现居南京。 http://blog.sina.com.cn/xuebo73梁雪波先生的新浪博客。 有请梁雪波先生。请朋友们踊跃发言。
梁雪波:越森好!各位朋友晚上好!大概两个月前,越森就邀请我做一次作品交流活动,因为手头事情一直较多,加上其他一些原因,所以一直拖到今天。谢谢越森的抬爱。请大家多指教!我打字有点慢,请大家多多包涵!
谭越森:今晚的议程如下:一是对梁雪波先生诗歌的解读和批评,二是梁先生对自己的诗学阐释,三是作为诗人也是批评家,梁对当代文坛热点的评价和评论。
梁雪波: 好的,谢谢!
美英:梁先生好!刚刚读了你的诗歌《断刀》和《活着》。感觉你颇得博尔赫斯的余脉。断刀,匕首。寒光、切割、温度、周围等等。 梁雪波:美英好!博尔赫斯对国内诗人和作家影响颇大,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所熟悉的“汉语中的博尔赫斯”,其风格特点主要指他的书卷气、关于时间的玄学、多重自我的镜像,将真实与虚构混合交织的一种写作实验等等,但其实博尔赫斯是一个多面体,他虽然属于阿根廷“极端主义”文学流派,但是他的文学观念却是保守的,并不像现代主义诗人那样反叛和激进,他的精神气质以及个人知识趣味与中世纪的欧洲文学似乎更为接近,博尔赫斯自己也说过,他几乎不看同时代作家的作品。波德莱尔、兰波等现代主义诗人强调非理性,力图挖掘潜意识中被遮蔽的晦暗部分,以反抗理性主义的异化,他们诗歌中那种阴郁的音调在博尔赫斯那里是找不到的,博尔赫斯基本上是一位依靠智性写作的诗人。但在我们的语境中,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的作家们是把博尔赫斯当做先锋派来学习的,与其说博尔赫斯“先锋”,不如说他是以一种后退的方式前进。 国内已有不少博尔赫斯的译本、译文,王央乐、西川译有他的诗歌,我个人比较喜欢陈东彪的译本。不过说实在的,博尔赫斯的诗歌基本上对我影响不大。在诗歌的内在精神上,我与博尔赫斯还是有很大差异的。 谭越森:有评论家谈及你的诗歌是“藏着年轻的风暴”,以其特有的顿挫“向虚空求证”,像一把抛向时代晦暗的语言利刃,逼亮了天空。您觉得这样的评价符合你的诗歌表达真实意义吗? 梁雪波:这个评价出自诗人、评论家赵思运老师的文章(该文收入赵思运近期出版的诗学专著《中国大陆当代汉诗的文化镜像》,云南美术出版社),除去其中文学化的夸饰色彩以外,确实指出了我诗歌的主要特质,即强调诗歌的精神维度,注重语言的精粹与力度,以及在组诗《利器与兽迹》、《一个日子正在迫近》、《纪念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等诗作中体现出的思想性、介入性和独立批判精神。不过,这类诗歌只是我创作中的一部分,事实上,一个优秀的诗人总是能以其丰富与多变的作品逸出评论家的理论罩覆。就像一个歌手,不必把自己局限于美声、民歌或流行等哪一个领域,我时常提醒自己:不要迷恋自己的嗓音。事实上,我对不同的演唱方式和不同的演唱风格始终葆有尝试的兴趣。 谭越森:最早应该是我从《非非评论》论坛中开始认识梁雪波先生的,好像一直印象中你是非非流派成员,非非是中国比较具有影响力的民刊之一,也是旗帜鲜明的诗歌流派,有自己流派方面的特色,那时你参与的诗歌流派,对你的诗歌创作和理解建树有何帮助吗? 梁雪波:我对非非主义的关注是在上世纪90年代,那时候我20岁,自己感觉还处于诗歌写作的学徒期,虽然从现在来看,那个时候我已经写出了一批比较成熟的作品,但是由于当时我身边没有多少可交流的朋友,比较孤独,得不到反馈,所以在无形中把那些最优秀的诗人当做了参照系,一直不太满意自己的创作。1993年,万夏、潇潇主编的《后朦胧诗全集》出版,这一年我刚好毕业分配到南京工作,单位是一家化工企业,厂区与作家朱文当年工作过的电厂正好面对面,当然我们并不认识,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大概是1994年吧,我在一位南京诗人经营的书店里买到了一套《后朦胧诗全集》,其中收录了周伦佑、蓝马、杨黎等非非主义诗人的代表作品。后来又购买到周伦佑主编的《打开肉体之门——非非主义:从理论到作品》,该书则全面展示了1994年之前非非主义的主要创作成果,里面有不少是我喜欢的诗歌。真正深入接触非非是在2006年左右,基于清理自己阶段性思考的目的,2006年我写下了批判性文论《“后启蒙”时代的奥德修斯》,当时的写作动力,则部分来自于周伦佑等诗人提出的“体制外写作”的触动。那个时期,我对诗坛几乎完全隔膜,平时关注更多的是鲜活而生猛的社会现实,以及启蒙与革命、自由与民主、极权与反抗等问题。后来我和周伦佑先生取得了联系,但当时我因谋生中断写诗很多年了,正想往思想随笔方面发展,因为我认为随笔更能容纳和展现思想,更具有现实批判力。没想到周伦佑先生在看到我电邮给他的诗作之后,却一再鼓励我说,“雪波,你不写诗真的太可惜了!”——这句话深深地刺激了我。于是,那年冬天,在清凉山上的一座明代书院遗址,我写下了诗歌《怀念阳光》、《微雨》、《国庆节》、《雨之书》等。再后来,个人的生存处境又发生变动,但却更激发起我写诗的热情,诗歌写作坚持了下来,并意外地得到了更多朋友的认可和鼓励。所以,“非非”对于我,首先是一种因诗而建立的缘分,一种情谊。同时也是一种写作立场上的认同和精神气质上的“物以类聚”。 狐哥:少谈些主义,多解决些问题。——胡适 梁雪波:胡适说这个话,有他当时的语境,不是真理,放到哪里都要遵循。 葡萄: 我觉得会诗的,大都是天才。 梁雪波:会写诗不难,写好诗不容易。不过诗歌的确是天才的事业,哈哈 谭越森:今天研讨的主题是:见证与愉悦,能否解释为何起这样的主题? 梁雪波:题目出自美国著名批评家约翰。文德勒的一篇文章《在见证的迫切性与愉悦的迫切性之间徘徊》,“见证与愉悦”涉及到诗歌写作中的美学呈现和道德担当的关系,是我在写作中比较关注和考虑的问题,也是通过自己的写作有所呈现的,因此借用了这个题目。 美英:不错。是见证,自然真实的生活,愉悦,在写作中达到忘我的愉悦之境。《雨之书》通过对雨的各种可能性的境遇的描述与辩证思索,达到对世界的真理性认知和审美感受。 谭越森:既然提及道德担当,你认为当下诗人应该如果介入社会呢?在当下语境里,诗人越来越处于边缘化和孤立化? 梁雪波:边缘化和孤立是从诗人的社会处境、社会地位来看的,其实与介入的诉求关系不大,就是说,即使你是一个没有地位的人也可以以某种方式进行介入。或者说,介入是诗人的一种权利,一种语言的权利,同时也是政治的权利,因为它必须有政治上的自由作为基本保障。而在我们这里,这种自由是缺失的。诗人如何介入?可以作为公民和知识分子,利用公共媒体介入,也可以在诗歌写作中打破言论禁区,不断拓展词语的自由疆域。与波德莱尔的时代不同,就我们当下而言,展示美或丑,都不再成为问题,说出真实却是困难的,也是需要勇气的。但诗歌的介入实际上是一种悖论,犹如戴着镣铐跳舞,因为你必须在“诗”这样一种美学形式的限定之下“介入”,这里面涉及到私化语言与公共语言、社会权力分配机制、对政治的不同解读等诸多方面的问题。 谭越森: 西方诗人或流派对你创作影响大吗?具体喜欢哪一些西方作家诗人?
梁雪波:西方诗歌对我肯定有影响,我喜欢的国外诗人也比较多,最初对我影响较大的是艾略特。我的第一首诗是在14岁的时候写的,但直到17岁因为加入了学校文学社,才开始有意识地读诗写诗。那年偶然从一位女同学手中看到一本外国诗选,收有泰戈尔、叶芝、艾略特、佩斯、埃利蒂斯、塞弗里斯、聂鲁达、米沃什等大诗人的代表作,读到艾略特的《荒原》、《四个四重奏》,感觉非常震撼,当时也不是太懂。我还一字一句地把《荒原》抄下来(《荒原》是赵萝蕤的译文),当年没有钱买书,看到喜欢的诗就抄在硬面抄上,这样的本子我有好几本,有的自己还配上插图。我觉得一个诗人最初和哪一位大诗人相遇,有一种冥冥中被拣选的神秘性。在中国诗人的诗歌道路上,这些“汉语中的西方诗人”经常会扮演关键性的角色,比如埃利蒂斯之于陈东东,狄兰托马斯之于柏桦,荷尔德林之于海子等等。艾略特对现代文明造成的异化后果的深刻忧思,他笔下触目惊心的人类文明的“荒原”景象,他新奇的诗性表达方式,他基于基督教理念的关于时间的思考,他的思想密度和知识分子气质,都对我产生过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