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当代西部诗潮中的民歌特色
——以甘肃诗人叶舟、古马、高凯的乡土诗为例
张玉玲 张春歌
从民谣中吸取营养，是西部诗人获得超语言的重要手段。叶舟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力践于一种简约、奔跑、义无反顾和戛然中止，像一把断裂的刀子，锈迹缠身，镶刻了可能的诗句。需要重铸的依旧是内心的飞行、吹鸣、隐忍和迎头痛击——因此，我执义于文字的正义和血，吟唱深处的速度和加速度，泥沙俱下，坚守甚至退却，即使含有隐约的失败和微明的真理。” 同时，他意识到“花儿”的巨大感染力：“在以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旧称河州：有‘中国的麦加’之称）和青海积石山为中心的穆斯林聚居区内，流布着一首世代传唱、影响久远的‘花儿’体民歌。在这种主要由筏客子、挡羊娃、脚户哥和农家女填词诵念的歌谣中，有一嗓子惊世骇俗的诗句：刀子拿来头割下，不死就是这个唱法。” 作为西部重要的诗人，叶舟充分意识到语言的简约与力度才是诗歌所需要的。古马对自己的诗歌语言是这样理解的：“我的诗必须注意清除装饰。就像我讨厌用珠宝和金银装饰得面目全非的牛头羊头，我得尽量使用质朴的日常语言，甚至不排除以即兴的类似民谣的口语入诗。‘幽人空山，过水采苹’，我愿意最大限度地以‘诗’的本来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
古马以自己丰富的生活体验写出了西部地域的神秘、荒寒、鬼魅、坚强、淳朴。他的诗作，既有婉约、典雅的古典诗词的意境，更有朴素、热烈的当地民歌的神韵，古道西风、长河落日、秦砖汉瓦……在古马的吟咏下浮现着西部高地的辉煌与荒凉，这一切都深入西部高地的灵魂。而“古马在西部大地上寻找的，正是西部民谣方向上的某些东西，是与民谣相应的西部大地上的原质生态。” 高凯的诗被称为“陇东乡土上的罐罐茶”、“我们民族的黑头发”。“他从陇东乡土中汲取了全套素朴到极土、生动到匪夷所思的百姓语言；他的诗沾染了土土的、浸透了西北民歌中那种真挚得烫人、悲凉得让人战栗、质朴清新得像连泥带土刚拔出来的红萝卜一样的百姓情思。……他把西北民歌的神韵及一些特有的抒情方式，与现代诗的技巧揉和、化用得那么和谐、自然、贴切、流畅，从而形成了一种民歌韵味十足又很简约含蓄，富有暗示张力的个人语言风格。”
西部诗潮吸收了民歌的素朴与口语化的元素，追求一种不加修饰，冲口而出的洗练简约的语言风格。像叶舟的《醉卧敦煌》中的诗句：“杯子中，一驾马车和火堆/站起扶我/像扶起亲爱的父亲——//杯子中，秋天破碎，万物归仓/胡天之下只剩下一盏银杯/灌满泪水——//杯子中，姐姐你手执诗卷/像洞窟中酣睡的女神/美丽飞天——//如今杯子，已破豹子逃离，主人成土/敦煌，我和你像一对孤儿，无人收养。”语言简洁素朴，清浅的描述中，如与人叙家常一样语气亲切，但内容却并不显豁直露。作者抽离了语句之间的逻辑关联，造成了巨大的寓意空白，作者追求的是一种玄远与神秘的启示意义和奇异的语言效果。再如《敦煌谣曲》中有这样的诗句：“旧书中的灯火，像一伙石头的羊群/围坐秋天的小井，默默无言/敦煌：牧羊的姐姐/两只乳房即将熄灭就要瞎掉/黑暗中的鞭子——/比黑夜更黑，比爱情美丽而遥远”，诗人用的依然是民歌中朴素而日常的语言，如果单拿出叶舟的每一句诗来看，是再简洁明了不过，但放在一起，就让人费猜测了！因为诗人将诗行中的情感与逻辑关联全部删掉了，他显然不注重诗行之间的叙事与情感的联系，他追求的是整体的艺术氛围与语言张力。所以，从某种意义上，叶舟诗歌的形式要大于内容所具有的意义。他充分利用了民谣素朴，不加修饰，简约的语言特征，但舍弃了民谣情感的炽烈与直白，因为后者虽然保留了情感的饱满度，但也使得张力不足，缺乏令人回味的韵味。叶舟的聪明之处，在于他留下了民谣最宝贵的语言素朴的特征，但却舍弃了语言的直白与情感的一览无余。当然，与诗歌的情感热度相比，叶舟显然更喜欢那些奇异的、带有玄学意味的语汇，这使他的诗歌充满了神秘的色彩，显然这样的追求是有意而为之的。叶舟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从来没有什么像诗歌这般的圣洁之器让我们离神明之物如此接近：她引导！她提升！她洞彻以至照亮！她使光荣成为光荣！她让泥沙俱下的奔跑、泪水、青春和朗诵化为不朽。海拔之诗，测度着我们” 这就是为什么叶舟的诗中常常会有一种神秘的色彩了！他追求的是一种启示的力量，他写得是奇迹与神性，所以，他诗中的场景与意象常常给我们以惊奇的感觉：“十万只白号帽涌动十万只大雪羊群/顶礼来到光明之书，门前。/我有三本：一本焚毁，一本埋葬，一本归还远方。”这首诗的意象十分简洁有力，但寥寥几笔就把一种朝圣的盛况渲染了出来，语言凝练而具有巨大张力，给人以玄远的感受和启示意义。从中，可以看出，叶舟的语言指向的是这样一个维度：奇迹与神性。叶舟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使用了民谣的素朴与直率及对事物与情感的不加修饰的原生态效果，但却依然能够保持语言的巨大张力。他的语言简约但却并不简单，更不简陋，他能够保持住诗歌语言的含蓄与韵味，这的确是很难得的。他特别善于用短句子和变换意象来写诗，有的诗甚至简短地仅仅只有一、两句话，如《阳光》：“废墟中只有我新鲜如桃花”；《湟水谷地》：“顺水而下的羊群/生儿育女”；《拉萨》：“红尘有你”；《天山》：“七星之上的王位，端放诗卷。/天山如水，将我喂养。”这样的诗首先给人以惊异之美。惊异之余，又会叹服于其诗歌的想象力。而他所营造的氛围是空灵的，并且是气象万千的。如果说，叶舟的诗是吸取了民谣、民歌的简约质朴，但叶舟的诗也有最不似民谣、民歌之处，那就是民谣、民歌的人间味、烟火味、浓浓的人情味在叶舟这儿没有了，民歌、民谣最显著的地方在于直抒胸臆的抒情方式和活泼热辣的敢爱敢恨的口语式表达及原生态的土语、民俗、俚语和民间场景的运用，这些都被叶舟悄悄置换了，变成了叶舟对神性和奇迹的抒写与表达。他依然在用最简练的语言和最直接的意象写诗，但他的诗歌却不再透明，而是变得朦胧而玄远。这是叶舟对当代诗歌所做出的贡献，用简洁的语言营造玄远的意境，给人以启示意义。像这首《马灯》：“一匹马骨上站立的你/代表爱情——灯光啊，万物因你而灭。”
与叶舟相比，古马的诗歌对民谣的吸收似乎要更为彻底。如《西凉短歌》中有这样的诗句：“大清早/男人上房扫雪/女人下厨烫猪头/除夕将至 午时刚过/灶王爷不请自来/捉襟见肘/见自家白菜冻成冰”，这些诗句完全是口语化的语言，如果不用诗的形式，就完全是一般的陈述句，古马就用这样的诗句呈现了当地百姓过春节的风俗。像“茴香焙盐，祛除腹胀/萝卜蘸糖，美好姻缘”，这些诗句貌似当地的俗语，换作别处，你肯定认为它不是诗，而夹杂在古马的诗歌中，倒有种很实在的生活滋味。还有《西凉谣辞》的结尾“水流来的祁连雪/哎呀，我心发慌”；《冬夜》的结尾“哎哟/不知如何”。与叶舟相比，古马的诗歌更为直接与素朴，也更为口语化与民间化。他不仅直接将民歌中的素朴元素纳入诗歌，还将民歌中对风俗的重视也吸收进来，这使他的诗有一种别样的西北风情和不失活泼而亲切的烟火味，读来让人感到清新而亲切。比如他在《阴历日记摘抄》（组诗）中的《癸酉年十二月初九》中写道：“怀抱冷月和鞭子的老皮袄/马车上沾满寒霜的胡萝卜/是胡地赠予他的记忆/而那双手/已被别离皴裂/已让胡风留下//大寒小寒又一年/驶过冰河/鸡就叫了”，这首诗歌与叶舟比起来，更为素朴也更为口语化。古马的诗歌语言的跳跃性没有叶舟那么大，但他有一种神奇的本领，就是用最为平常的场景来表达一种带有别趣与童稚的情感，但这情感，又并不简单，他是深厚而有韵味的，有时是苍凉的，有时是禅意的，有时是寂寞的。也就是说，古马能够用非常单纯而口语化的语言塑造出富含丰富韵味的诗歌意境，这是古马的过人之处。比如这首《甲戌年九月十八日》：“寒霜/缀一片补丁在我的肩膀//看不见月光深处的脸/五官清晰的菊花/我想对你说句话”。这首诗与叶舟的诗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两者都不指向现实世界，虽然语言都是极尽简洁，表达方式中都省略了情感的渲染与直接抒情，而是重视场景的再现。使用的方式都是陈述语句，语句平实，看不出对情感的营造与表达，但古马显然更擅长的是禅意的营造。当然，两位诗人都懂得诗歌语言的简约魅力，也深知情感的节制与诗歌韵味之重要。不同的是，叶舟追求的是诗歌对神性的抒写与启示意义，古马则善于营造禅境与苍凉意味。与叶舟相比，古马的诗中多了几分平实与古朴；与古马相比，叶舟诗中多了几分惊奇与神秘。但古马诗歌的语言更为质朴，内容更为多样，比如他善于将点滴的民俗元素吸纳入诗，也善于将民间场景转换成诗，他的诗行之间虽然联系没有民歌那么紧密，但也不似叶舟那样似乎完全失去联系，他的诗行之间的转换轻盈但却有脉络可寻，所以，古马的诗中的民歌味道更浓郁，读来也更亲切。比如像这样的诗歌：“大地上的花朵/循着南风的脚印/却走进西风的家//我长期在自己的心灵外面过夜”，（《南风：献给田野的鲜花》之三）这首诗可以看出，古马充分利用了民歌中的质朴与简洁，像前三句，让我们想到“花儿”中的“兴”和《诗经》，语言率性，似冲口而出，但却又简洁至极。意境似童谣般的单纯朴素，但最后一句却不露声色地将整首诗的内涵升华了，知性的力量在不经意间产生，给人以惊奇感。
古马诗歌中的民歌味道最足的要算这首《陕北》了。让我们来欣赏其中的一首《过安塞，听唱〈赶牲灵〉随想》：
山沟沟是个伤口
信天游淌出血
崖畔畔有棵歪枣树
黑辫子缠细妹妹的腰
马褡子驮盐走三边
我呀，走在路上
你晒你的红枣
我喊我的歌
你的枣子里有个核
我的怀里揣把火
日头没了
天黑了
你窑洞前的碾子
霜落上
哎呀呀
你若真是我的妹子
走头头的骡子
你告诉它一个歇脚的地方
开首一句，“山沟沟是个伤口”、“信天游淌出血”，写出了西部的贫瘠，环境之恶劣，就像撕开的伤口疼痛而血流不止，语出惊人，让人震撼！“崖畔有棵歪枣树”，那“歪”和“崖畔”既体现了枣树的顽强生命和生存环境，也烘托出一种场景，“歪”字与“崖畔畔”放在一起，给人一种亲切感与趣味性。有这句兴，引出下一句“黑辫子缠细妹妹的腰”，这句诗的韵味很足。不仅写出了妹妹腰之细，人之俏丽，更是再现了陕北人对生活的憧憬与向往之情。“马褡子驮盐走三边/我呀，走在路上”由“兴”起头，但这“兴”不是仅仅为了引出下句，它营造出陕北人生活的艰苦与我漂泊无定的生活。“你晒你的红枣/我喊我的歌”场景的再现与语言的冲口而出，使得诗歌充满了浓郁的地域色彩。“你的枣子里有个核/我的怀里揣把火”，这是典型的“信天游”的语言。写情感，火辣辣的，但也不失含蓄韵味。“日头没了/天黑了//你窑洞前的碾子/霜落上”，语言素朴简练到极致。“日头没了/天黑了”，点出了时间的变化，也写出了黑夜的将临，但由于语言的俗白，反而给人一种叹息的味道！后一句，情感在加深，“你窑洞前的碾子/霜落上”，这一句绝不是仅仅在写景，他写出了“我”内心的苍凉感与无家可归感。后面两句很有意思：“哎呀呀/你若真是我的妹子//走头头的骡子/你告诉它一个歇脚的地方”。作者不仅再现了陕北人的纯朴与风俗，也写出了我的处境的凄惶与无着落。诗歌一唱三叹，韵味悠长。诗歌完全使用了“信天游”的形式，由于作者对陕北土语、民俗的熟络，写来给人以水到渠成之感。诗歌的意境苍凉、质朴，非常具有感染力。
从诗的语言上看，古马充分运用了陕北民歌与土语中的双声叠韵字，如“山沟沟”、“崖畔畔”、“细妹妹”、“走头头”，给诗歌造成一种亲切感、童稚感。另外，再现了陕北常见的生活场景：“马褡子驮盐走三边”、“你晒你的红枣/我喊我的歌”、“日头没了/天黑了//你窑洞前的碾子/霜落上”，将这些常见的场景加入诗歌中，增添了诗歌的现场感与苍凉韵味。
关于农家方言土语的使用，还有一位诗人值得关注，那就是高凯。高凯的乡土诗写得很从容，很自信。这份从容与自信既来自于高凯的生命体验，也来自于高凯作为土著对生活与民歌、风俗的了然与掌握。如“盼自己的男人走四方/却恨自己的男人四方地走/半夜里回家/亮着的灯也要给他吹死/心野的男人/先叫他摸黑进门 然后/再叫他抹黑点灯”（《屋里人》），写微妙的感情，干净利落。简约是中国诗歌最根本的语言传统，也是中国文化及一切艺术的精义。诗的简约不仅是对语言浓缩形式的要求，以合乎文体要义，也是对生命体验的高度浓缩形式的要求。因而，简约已不只是语言品相，更是一种精神气质。如《寡妇》，诗人通过六组素描式的图景将寡妇内心的孤苦以及诗人对人生况味的感触渲染出来，语言极其简约冷静，却令人看到世态相后面的悲凉。在这首诗中，简约本身就是一种特别的力量，既是直击人心的力量，又是亲和的力量。获中国作协第五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单篇佳作奖的《村小：生字课》更是将简约运用到极致。全诗意象纷呈，语言质朴无华，没有任何铺陈，却韵味浓厚，给人无限想像的空间。
另外，高凯的诗凝练且富有知性。如《独木桥》：
出路和退路
都遇在了一个险要处
一根独木
担负着生命的两个部分
高于一切的粮食
一年之中要来回走几趟
脚底下涨水
头顶上打雷
而且 每一次换季
手心都捏着一把冷汗
和一把咸泪
一根独木
闪失不会没有
只是倔犟的粮食
每一粒都能随便找一把泥土
自己由绿到黄地站起
春天里稳当
秋天里踏实
一根独木
其实就是一根瘦骨头
山大沟深
只有在乡土的断裂处
才能看出它的硬度
将丰富的情感和经验升华为知性，抽离了个人的情绪与成见，诗歌表现出诗质的冷凝感，内涵的包容性。高凯诗歌所表现出硬朗的风格与知性融入诗歌之中有极大关系。正是借助于知性成分的有力渗透，使其诗歌越出乡土诗歌止于抒情描绘的表层，而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从某种意义上说，丰富而坎坷的人生经验成就了诗人高凯，如果没有厚实的人生经验，诗人就写不出那么多质朴而感人的乡土诗。像这样的诗句：“场里苦 大小的人都没话了/有啥都写在脸上/眉头一拧/就是一个歪歪扭扭的愁字” ，“其实/只是盼一个晴天晒麦/等一阵南风/扬场”，这样类似的诗句在高凯诗中可谓是比比皆是，仿佛伸手拈来，不费一点力气的简练语言中，却可见出诗人对农民生活的熟络，人生经验的丰富。再如高凯的《村学》：“随便挂起一块废弃的铁/山里/就能敲打出一片/琅琅的书声”，试想，对山里生活不知根不知底的人是无论如何也写不出这样干净利落的诗句来的。 “干涩的目光 与几只/深陷的黑窑隔沟相遇/谁都不想轻易把眼皮儿/眨一下/瞭望身后的事情/心 从来不困”，将形而下与形而上的经验有机的融合，增强了诗歌的知性意味，但用平实的口语说出，所以，没有说教的味道。“大字不识的羊羔/竟然也因常年埋头而有了心事/冷不防闯入学堂/挺胸扬头/咩咩地念”，生活的场景如现眼前。丰富的农村生活经验使诗人下笔能够深入浅出，用最平易如话的口语，将诗合成。“大忙天 即使肩上挑的再重/经过山里这个唱得最好听的鸟窝/从头到脚都能轻松一截/而且 总忍不住要咳嗽几下/为娃搭一声腔”，无论是语言还是角度都可看出诗人对生活观察体验的细腻和准确。“真是怪了/白天/能用镰放倒三亩麦子/晚上却不能用镰/削尖一根铅笔”，模仿农民心里惟妙惟肖。结尾是“浅浅的梦乡里/因此便有了一次次又苦又甜的/翻身 一边是皱巴巴的目光/一边是从生硬的光景中/碰出的钟声”，将日常经验再一次上升到形而上的哲学高度，由于诗人对农民的生活了然于心，因而结尾并没有离开生活本身。
有评论家曾这样评价高凯的乡土诗：“高凯是个‘唱民歌的’，但他把西北民歌的神韵及一些特有的抒情方式，与现代诗的技巧揉和、化用得那么和谐、自然、贴切、流畅，从而形成了一种民歌韵味十足又很简约含蓄、富有暗示张力的个人语言风格。这种语言与诗歌内容浑然融为一体，铸就了一种只属于他的现代民谣”。的确如此！高凯的贡献在于用陇东的方言、土语、俗语、风俗铸造了一个具有鲜明地域色彩与民族特色的乡土世界，他的语言保持了民歌中的通俗、鲜活的一面，但又增添了诗歌的知性与经验性。这一方面的经验正是值得我们当代诗歌借鉴的地方。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诗，总是代表着民族语言的精华，它以概括而丰厚的内涵，往往成为一个时代民族文化的最高标志。诗与其他文学样式相比，有着更强烈的民族性、本土性特征。”其实，纵观现代诗歌的发展，它与民间语言、民间文学的联系非常紧密。早在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就对民间歌谣的发掘和整理工作十分重视，为此还成立了专门的歌谣研究会，还有后来的新民歌运动，这也证明了民歌的魅力。虽然民歌与诗歌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其审美表现机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如果两者能够在某些方面有机融合，应该能取得意外的审美效果，在这方面，中国当代西部诗潮对民歌、土著、方言等民族语言的吸收是很值得当代诗歌学习与借鉴的。
作者简介：张玉玲（1969—）,女，山东淄博人，文学博士，浙江大学博士后，江苏技术师范学院副教授，国家社科青年基金“中国当代西部诗潮研究”主持人。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诗歌研究。
张春歌（1977— ），女，山东定陶县人。文学硕士，江苏技术师范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刊《新文学评论》 |
发表于 2013-8-24 1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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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8-28 01:37
楼主
必须的,梦到我木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