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时代的文化高地
——评大型文化季刊《大昆仑》
何言宏/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海纳百川的文化胸怀
人类历史上的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化高地，一方面来展示时代性的文化状况，另一方面，则是要对时代性的文化现象与文化问题非常及时地予以关注与思考，从而引领文化潮流与文化走向，我个人以为，大型文化季刊《大昆仑》就有这样的气魄，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文化高地。
《大昆仑》先是由青海民族文化促进会，后又由其与中共青海省海西州委宣传部共同主办，它的最为突出的文化品格，就是具有海纳百川的文化胸怀，这样的品格，无疑体现了主办者宏伟高远的文化追求。二○一一年《大昆仑》“创刊号”的《创刊词》中曾经有一段这样的话——
“王母西巡，大禹治水，是神话也是历史；星空深邃，土地宽厚，引发我们对文化的陶醉和对终极的追求。
为了追寻文化理想，为了捍卫生命尊严，为了生息在这块高原大陆上的父老乡亲，我们有理由也有责任继往开来，续写新的文明！
——怀着这样的抱负和担当，《大昆仑》问世了！
《大昆仑》是一份大型综合性文化刊物。本刊立足青海，面向全国，高扬创新与超越的旗帜，着力打造具有个性特点的昆仑文化品牌。对生命的尊重，对信仰的敬畏，对家园的依恋，对彼岸的向往，这是本刊立基之根本；民族文化，人文情怀，时代精神，世界眼光，这是本刊坚守的理念。”
从这几年的办刊实践来看，《大昆仑》的上述宗旨与追求已经得到了很好的实现。《大昆仑》设有“昆仑特稿”、“昆仑星空”、“昆仑论坛”、“昆仑论剑”、“昆仑文化”、“昆仑文学”、“昆仑艺术”、“昆仑映像”、“昆仑聚焦”、“昆仑生态”、“昆仑广角”和“昆仑海西”等十多个栏目，举凡思想、文化、文学、艺术等诸多门类的重要成果及相关资讯俱皆纳入，以其栏目之丰富、视野之开阔、作品之宏丰，在我个人有限的阅读视野中，实乃仅见。
一般都以为，《大昆仑》中最引人关注的内容就是诗歌，这也是它区别于其他综合性文化刊物的重要特点。我以为形成这一特点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青海湖国际诗歌节自二○○七年创办以来，青海已经很快成了当代中国乃至于整个世界的一个引人注目的“诗歌高地”，与此相应，青海自然需要一份刊物来反映这一高地上的诗歌实践，匹配与体现这一高地的诗歌精神，因此《大昆仑》中一些“主打性”的诗歌栏目对于诗歌的突出关注，实际上就不仅是“应运而生”，而且还是它相对于其他文化文学类刊物的明显优势；另一方面，我们的诗歌也需要一份这样的期刊来体现自身。目前，我们国内诗歌发表的主要方式在种种个人诗集、诗选和流布有限的民间诗刊之外，要么是发表于专业性的诗歌刊物，要么是在综合性的文学刊物中挤占有非常有限的一席之地，前者的影响往往局限于诗歌界内部，后者的影响虽然会扩展到稍广一些的文学界，但是力度又非常有限，《大昆仑》以综合性文化刊物的身份强有力地关注诗歌，每期都给诗歌以很大篇幅，便很有力地将诗歌的影响扩展到了更加广阔的文化界。在人类丰富广阔的文化实践中，诗歌自然只是其中的一个类型，但是它的心灵属性又决定了它往往代表了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所达到的精神高度和所具有的精神的丰富性，《大昆仑》不捐细流，注重诗歌，既体现了它的广阔胸怀，又说明了它所具有的力图体现我们这个时代精神高度和精神成就的气魄与追求。
诗歌之外，《大昆仑》对思想文化、视觉艺术和散文随笔、文学批评、文学翻译等其他文学实践的关注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思想文化方面，我们这个时代很多非常急迫的重要问题，《大昆仑》都有深入的讨论，这方面的文章，比如吉狄马加《鲁迅与我们这个时代》、丁学良《辛亥革命的历史任务》、刘士林《纯粹理性批判与中国文化启蒙》、何休《“21世纪新启蒙运动”宣言》、《启蒙运动的历史和现实的双重任务》、谢有顺《大学人文教育的忧思》、《中国文化的当下处境》、何言宏《批评的堕落与危机》、张光芒《“人心文化”的异化与畸变》、史仲文《语言腐败的本质乃是一 种权力谎言》等等，仅从文章的标题，我们就能看出所论问题的重要性与急迫性，也能体会出主办者的精神关切；视觉艺术方面，像高鑫《技术·艺术和美》、海桀《影视发展需要文学的精神和心灵的力量》、杰里米·爱德华《用纪录片传播和反映时代性的声音》、吴震寰《我的创作观及“中国油画”思考》、路文彬《悲剧与苦戏》、陈旭光《潮涌与蜕变：中国忧思电影三十年》、朱其《传统主义的自觉：二十世纪中国的抽象艺术》和何晓兵《音乐电视简史》等文章，涉及到了影视艺术、绘画艺术、雕塑艺术等视觉艺术的诸多门类和相关的理论问题；至于诗歌之外的文学实践，除了发表了张承志、塞壬和闾丘露薇等人的散文随笔，文学批评、文学研究和文学翻译界的诸多著名学者、批评家和翻译家，都曾在该刊发表力作。我们发现，作为一个地处西北的文化高地，《大昆仑》居然聚集了我国思想文化界和文学艺术界的一大批名家，他们活跃于各自不同的专业领域，文学创作风格各异，学术观点也多不同，但都能在这样的高地上自由挥洒，充分说明了这一高地的巨大魅力与博大胸怀。
融入世界的昆仑诗群
前面我说过，目前的青海已经成了当代中国乃至于整个世界的一个引人注目的诗歌高地，这个高地，除了两年一度地主办有青海湖国际诗歌节这样一个诗歌盛典，还使我们意识到，在当代中国的诗歌版图中，还存在着一个重要的诗群——“昆仑诗群”，对于这一诗群的基本阵容和代表性诗人，《大昆仑》其实都有充分的介绍。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大昆仑》以自己的办刊实践，实际上已经初步建构和突显了这样的诗群。
一九八○年代的诗歌界，曾经有过“西部诗歌”或“新边塞诗”这样的提法，当时的杨牧、周涛、章德益、昌耀、林染和马丽华等人，往往被作为其中的代表。但这两个概念在后来的诗歌史研究和诗歌批评中，逐渐丧失了阐释的活力和有效性，特别是，人们对于相关地域一九九○年代以后诗歌创作的关注与讨论，已经很少沿用这样的概念。作为诗歌史存在，上述诗人在一九八○年代的诗歌创作和他们的影响，我们自然不应该忽略。但在他们以后，青藏高原和整个中国西北部的诗歌创作和诗歌活动依然很活跃，在这片辽阔的疆土上，出现了很多相当杰出的诗人，如何看待他们的创作，又如何在自然地理、文化传统、精神风貌、诗学特征和文学史、诗歌史的多维坐标和系统中来较为全面和精准地进一步把握，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课题，这里，我先尝试性地提出一个“昆仑诗群”的概念，以弥补学术界在此方面的失语状态，供大家讨论。
我所说的昆仑诗群，主要是指昆仑山脉所横贯与辐射的广阔疆域中在精神和美学上具有“昆仑精神”的诗歌群体。这一群体，并不一定是严格意义上的“诗歌流派”，但却具有共同的“昆仑精神”，是一个精神和美学意义上的“诗歌共同体”。在这样的意义上，我将“昆仑诗群”分为狭义和广义的两个方面。
狭义的“昆仑诗群”，由昆仑山脉所横贯与辐射的广阔疆域中西藏、新疆、青海等地的诗人所组成，昌耀、吉狄马加、阿尔丁夫•翼人和沈苇等，都是此一诗群的主要代表，《大昆仑》杂志不仅刊发有他们的大量作品，还曾经为其中的吉狄马加、沈苇等人开辟过专栏，集中反映了他们的诗歌道路、创作实绩和学术界对他们的充分关注与切实研讨，为我们对“昆仑诗群”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很多重要资料和学术参考。在这个诗群中，吉狄马加虽为彝人，出生于中国西南部的大凉山地区，但是他的诗歌理念和他的精神文化性格仿佛都很天然地契合于昆仑，昆仑精神与昆仑文化中大气磅礴、崇高伟岸和包容众美的特点，在他的诗作中有很突出的体现。在吉狄马加的大量诗作中，虽然回荡着“我——是——彝——人”（吉狄马加：《自画像》）这样响亮的声音，体现出他对彝族身份的坚定认同，他的很多诗作的题材、意象与文化内涵，往往也都有强烈的彝人色彩。但我一直以为，理解吉狄马加的最佳方式，在将其作为彝族诗人或民族诗人重要代表的同时，一定要超越于此，将其作为超民族的诗人、人类的诗人和世界的诗人，吉狄马加相契于昆仑，实际上也是在这样更加高远的层面；而撒拉族诗人阿尔丁夫·翼人一直生长和工作于青海，属于典型的“昆仑文化之子”，在他的诗歌中，荒古神秘的山河、土地等青藏高原和《古兰经》、清真寺、先民陵墓、迁徙史、民族生存发展史、民族生活等昆仑文化方面的有关内容多有书写，他无疑是一位非常杰出的民族诗人，但是在另一方面，阿尔丁夫•翼人同时也超越了民族身份，深切表现和追问着生命、死亡、信仰和存在等终极性问题，力图做一个人类性的诗人和世界性诗人。非常明显，“昆仑诗群”虽有疆域，但这个疆域由于其崇高峻拔、博大沉雄，复又对我们人类的生存和我们的文化具有始源性意义，所以他们一方面具有很强烈的地域性与民族性，另一方面，却又超越于此，很自然地使自己的写作进入了更加阔大高远的境界，从而进一步融入了人类与世界。
吉狄马加、阿尔丁夫·翼人和他们的前辈诗人昌耀等人对于世界诗歌的自觉融入和有效参与，促使形成了一个广泛意义上的“昆仑诗群”，这个诗群规模浩大、人数甚广，遍布于全国乃至世界。昆仑精神与昆仑文化终于在青海形成了一个诗歌高地，召唤或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以至于全世界的诗人。这个意义上的“昆仑诗群”，既有为昆仑山脉的荒城、草原、湖泊与星空所迷恋与吸引并且各自写出了中国新诗史上经典诗篇的杨炼、海子和西川等人，也有更多的两年一度来到青海，参加青海湖国际诗歌节的众多诗人。胡安·赫尔曼、托马斯·温茨洛瓦、阿多尼斯和西蒙·欧迪斯，这几位荣获“金藏羚羊国际诗歌奖”的著名诗人，便是他们的杰出代表。目前，青海湖国际诗歌节已经成功举办四届，不仅成了青海，同时也成了中国影响世界的文化品牌，是当今世界以诗歌作为主要内容进行文化对话与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正是通过这个平台，昆仑精神与昆仑文化有效辐射，影响了世界，注入了世界各地的诗人们的精神与心灵。他们因此写出的关于青海、关于昆仑的众多诗篇，便是最好的见证。《大昆仑》自创刊号起，就非常注重发表这样的诗篇，不仅有力地证明了“昆仑诗群”的世界性格局，还证明了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昆仑诗群”的形成与拓展，已经成了一种世界性的诗歌现象与文化现象。
昆仑文化的研究与展示
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巍巍昆仑雄浑苍莽，如横空出世，西起自帕米尔高原，划界于疆、藏之后，浩荡东去，入青海，成主峰，在以三分之二的主体面积横亘于青海后，再入川，接秦岭，不仅在地理架构上被称为是“亚洲脊柱”，文化上还被称为是中华民族的“万山之祖”和“龙祖之脉”，具有巨大的精神文化内涵。自创刊时起，《大昆仑》便在“青海有着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而昆仑文化则是中华文化的根脉”这样一个认识基础上，以“立足青海”，弘扬“民族文化”（《大昆仑》“发刊词”）作为基本宗旨和重要关切，对于昆仑文化的研究与展示，便也成了该刊很有特色的内容。
关于昆仑文化，中共海西州委宣传部长牛军同志曾经有一个权威性的说法，他说：“从文化源头上看，所谓昆仑文化就是昆仑神话。从区域文化看，昆仑文化就是以昆仑山为标志的青海高原各民族文化。既包括历史文化，也包括现当代文化；既包括各类精英文化，也包括各民族民间文化”（牛军：《打造以昆仑文化为标志的柴达木多元文化》，《大昆仑》二○一三年“春季卷”）。这样的概括，很能够帮助我们从不同层面来分析和把握博大精深、历史悠久，而又生生不息地在当下富有活力的昆仑文化，《大昆仑》对昆仑文化的展示与研究，也在客观上体现了这样的思路。
首先，从对昆仑文化的展示来看，《大昆仑》从创刊号开始，就在“昆仑文学”、“昆仑艺术”、“昆仑生态”、“昆仑家园”和“昆仑海西”等栏目中先后刊发了任珊珊的《神湖之源，炫动心灵的震撼》、李向宁、葛文荣的《藏地秘境高天厚土》、尹汉胤的《天湖人家》、《树人如玉》、梅朵吉的《记忆深处那美丽的海晏》等散文随笔和马万国的绘画作品《情系昆仑》、索南东智的摄影作品《大美不言，美哉青海》、《大美青海·天峻系列》，生动书写和展示了昆仑世界的文化与生存，其中我以为最有意义的，是《大昆仑》二○一二年特刊的下卷所发表的李向宁和葛文荣的长篇散文《藏地秘境高天厚土》，这篇散文对雪域高原的自然人文比如三江源的壮阔与神秘和以风马旗、锅庄舞、唐卡艺术及伟大史诗《格萨尔王传》等为代表的昆仑文化的饱含激情与深思的丰富书写，无疑是“文化散文”的重要收获。
《大昆仑》二○一三年“春季卷”在“昆仑特稿”和“昆仑海西”两个栏目中，特别发表了青海省副省长、中共海西州委书记辛国斌和中共海西州委宣传部长牛军的分别题为《繁荣发展海西特色文化 加快推进昆仑文化建设》和《打造以昆仑文化为标志的柴达木多元文化》的两篇文章，从这两篇文章中，我们不仅看到了昆仑文化的现实成就与当下活力，还能感受到我们中华文化与中华文明源头所在地青海海西复兴与打造昆仑文化的宏伟构想，让我们对昆仑文化的未来充满信心。
而从对昆仑文化的研究来看，《大昆仑》所发表的赵宗福《昆仑神话与昆仑文化》、李晓伟《“昆仑”解谜》和三木才的《昆仑山的历史渊源》等文章，则以较强的学理性来研究昆仑文化，颇具深度与价值。特别是赵宗福的文章，通过对昆仑神话历史起源的追溯，明确界定昆仑神话，考证西王母传说，在描述神话昆仑山基本风貌、搜求历史文献与昆仑文化遗迹的基础上，不仅提出了自己关于昆仑文化的科学认识，认为昆仑文化的基本特征就是“神圣”、“神奇”与“神秘”，还进一步指出：“纵观历史与现实，惟有昆仑山堪称是青海的标志性形象，因此也就可以用昆仑文化来代表整个青海文化”。鉴于昆仑文化对于中华文明与中华文化的始源性和象征性意义，在我们期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某种意义上，真的应该瞩望于昆仑文化，特别是同时也在“建设”与“打造”进程中的昆仑文化，于此，作为一个文化高地，《大昆仑》确实肩负着崇高、伟大而又无比艰巨的文化使命！ |
发表于 2014-3-18 1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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