汹涌的出世人格与暗涌的入世人格
作者；林忠成
在平时博客留言、短信联系里，我喜欢把周瑟瑟称为周董，他也总“回敬”我林帅。周董的诗歌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两种传统人格类型：出世人格与入世人格。近两三年，他写了大量的以风骨文人为题材的作品，如《嵇康之死》《阮籍喝醉了》《屈原哭了》《向杜甫致敬》《寒山子》，以及充满出世精神的《广成子，神仙生活》《在山中》《隐士的美学》《在国清寺与允观大师相遇》等。
周董越来越醉心于用现代汉语的容器装古典主义的酒。在《嵇康之死》里有这几句：“我也要把头颅交给一个鸟人，让他在我临死前摆上一架琴//最好让我弹完一曲《广陵散》才下令砍头//否则我就不想死了，我现在认为随随便便咽气太没谱了//魏晋风流并不轻松，竹林外的小人搬弄是非/文人善鼓琴，枭雄爱砍头。”当司马昭高举屠刀，阳光打在刀刃上，反射出了中国文人两千多年来的苦难容颜，这种苦难一直延续到文革。历朝统治阶层——被古代某些文献称为“牧人”，他们都期望文化人彻底沦落为他们的附庸，充当他们的利益代言人，成为一种驯化工具，像绵羊般温柔，并且毫无主见，没有独立人格与怀疑一切的精神，缺乏自省意识、批判意识。一群没有思想的绵羊在草地上温和而听话，这是历代“牧人”孜孜以求的。如果一些绵羊被启蒙了，产生了批判意识与怀疑精神，“牧人”就要高举屠刀对付他们。牧人们岂能适应绵羊与主人一同站在地平线上或围着一张圆桌平等对话？
老子指出：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魏晋之时官府设立繁杂的法度，知识分子动辄得咎，人人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议论朝廷官员或非议朝政随时都有可能让你曝尸街头。文革时期的中国是历朝历代最多忌讳、最多讲究的国度，抽屉里的一盒雪花膏就可以把你打成腐朽堕落的资产阶级，一枚祖传戒指就可把你全家打入十八层地狱。有个故事说，红卫兵从一名老干部家里搜出一枚24k金戒指，抄家者如获至宝，把老干部五花大绑押到台上批斗。红小将怒斥：“全国人民饭都吃不饱，你还有一枚24k！比美国的3k党还反动八倍！！”（3k党是美国一个黑社会组织，专事绑架、贩毒、拐卖儿童等）“而民弥贫”，那时中国非正常死亡多少人？没有哪个机构敢公布真实数据。由于贫穷，由于批斗，由于大量人为设置的忌讳
《道德经》有这么几句：“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用这几句反观窗外的喧嚣物欲，那无休止的车水马龙，不由得要叹息：我们是多么多事啊！！
竹林七贤的命运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种族记忆，嵇康与阮籍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传统人格中的两种取向：金刚怒目式的抗争与明哲保身、置身事外的逃避。这两个人的命运遭际隐喻了中国文人的生存境遇：做一头没有思想的绵羊，可以保全性命；做一头有思想、有人格有风骨的绵羊，权力话语高高举起的屠刀将追击你到天涯海角。当然，也可以投靠权力话语，成为一只牧羊犬，助纣为虐，为虎作伥，呼风唤雨。东汉以来，清议朝政、臧否人物形成了知识分子的强烈风气，并渐渐形成一股话语权，王侯公卿莫不畏其贬议。司马昭夺取政权后，文人们被屠刀上闪烁的寒光镇住了，一时噤若寒蝉，万马齐喑。于是，出语玄远的清谈之风日盛，老庄思想渐起。任诞、旷达成为那个时代标榜的社会风气。
在中国，历朝历代牧人都把褫夺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剥夺他们的批判精神作为稳固政权的一种手段，不惜以砸烂琴弦、焚烧书架相威胁。权力话语需要的是一种附逆、乖顺的的声音，不是说三道四的喉咙以及处处怀疑的大脑。牧人最欢迎一个动词——相信！要相信给你们安排好的一切，相信未来，相信生活，相信由他们充当牧羊人能让绵羊们过着水草丰盛、衣食无忧的日子，所以，当北岛在《回答》里大声喊出：“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简直就是往权力话语祭坛扔下了一枚重磅炸弹，你不相信什么？你为什么不信？
离经叛道的思想在牧人看来，比策反一支军队还可怕。思想能启蒙人的心灵，能唤醒黑暗中沉睡的精神，绵羊一旦有了思想，它会古今中外地比较，给社会造成不和谐，所以，老子给他们总结了一套牧羊术：“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这样，圈里的猪一定膘肥体壮，红光满面，可叹随时要任凭宰割啊。
《阮籍喝醉了》其中有几句：“阮籍兄步子摇摇晃晃，醉眼朦胧//他看见的青山不是青山，他看见的飞鸟也是醉醺醺的。”佛家云：“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正是。“司马昭想与阮兄联姻，你连醉60天//我为何生了个漂亮女儿？//魏晋仕途多险恶，借酒装糊涂//纵酒而为自全。无主，无宅，无事。//你的理想放浪形骸，你的理想长啸而退。”阮籍是逃避主义的代表，生逢乱世，看不惯极权主义的横暴与黑暗，但又无计可施，不敢流露一丝一毫的不满，苟且偷生高于一切，把批判的锋芒藏起来，夹紧尾巴做人，装醉，装疯癫，装孙子。
《李逵之歌》里有一些很有当代性的地方：你恨山河长满杂草//贪官污吏都进了妓院。这令人想起西方哲学中的一句著名论断“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虞美人》是一首充满失落感的作品：“虞美人是什么样的美人？//我们都没见过，是不是李清照那样的美人？//-----------其实错了，她原来是胖的，胸脯肥得像肉虫//-------时日漫长，我们打着桐油纸伞//像一群新的呆子，在超市门前发誓要饿瘦肥胖的妻。”大多数男人对女人总有一种高于现实的期望，用一股理想主义的美去衡量身边的女人，这样，很容易产生落差感，由落差而生嗟叹。本人多年前面对旧日同窗女生也写过几个类似的句子：“昔日小溪边浣纱的少女//成了今日菜市场的老肥婆。”当诗人们手持审美放大镜去观察生活时，他将发现，映入眼帘的尽是萎缩、丑陋，出现在你身旁的尽是影响食欲的女子——塌鼻、雀斑、苍蝇屎、暴牙等等。在周董笔下，虞美人成了一道飘逝的符号，一阵古典主义的、不为现代世俗人伦污染的炊烟，但它飘远了，你只能将就着拥抱大腹便便的婆娘追古抚今。
周董的一些诗歌采用戏谑、乖离方式，比如《1976年》，“1976年”是一个一本正经的庞大历史叙事，周董却像个顽童般化正经为嬉皮——“那一年我在湖南-----//我在厕所里发呆，女老师撒尿的声音当然是绝好的音乐//抱着电线杆摩擦小鸡鸡是五年级班长干的蠢事//我还没有真正的性欲，你有吗？//先解决尿床的坏毛病//再把理想拔高，把开裆裤缝起来//那一年一件最大的事是伟人逝世//举国悲痛，我抱着同桌小美女哭了一场。”权力话语由于居庙堂之高，总要装出一副神圣正义、高洁严肃的样子，以此讹住绵羊们，非礼勿动，非礼勿听。在这背后，是历史独断论的狰狞面孔。把一切主流文化高雅化，把一切历史叙事神圣化（这里说的文化、历史，当然是指极权体制所把持的文化历史），是权力们推行历史垄断的必然方式。历史叙事由我说了算，我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下什么决断就是什么决断。1976年是什么年啊，它是中国左派的种族记忆啊。当这个词闪现于大脑，相对应的形容词应该是 “庄严、肃穆、沉痛、和谐。”相对应的动词是“高蹈、提升、引领、升华”等。周董像个当代庖丁般把这一切轻轻解构了——“遗精”“女老师撒尿”“摩擦小鸡鸡”“抱小美女”。他把这一切形容词动词颠覆为“嬉戏、粗鄙、情色”。这些价值判断，很明显对历史叙事构成了一种反动，对庄严肃穆的权力话语搞了个恶作剧。从个人史的角度解读，这首诗可以成为一部成长史、青春史，它揭示的历史是局部的，微观的。它揭示的青春期心理、生理变化与一切宏大历史叙事无关，与庞然大物无关。就像卡夫卡在某天日记里记载：“上午德法战争爆发，下午游泳。”作为微观的个人，无能为宏大叙事承载什么。76年，中国发生了大事，死了一个备受争议的大人物。周董在诗里指出，他的死跟我们八杆子打不着一块去，他死他的，我骚我的。这种微观史的出现是一种进步，是个人地位彰显的表现，哪怕它是微弱的，是稚嫩的，总比强势话语独家历史垄断好。
周董的诗歌内容庞杂，有一副消化功能强大的胃，有感时伤事的，有忧国忧民的，也有纸醉金迷的，比如《读菜谱》，“读《学做鱼》//读《馋美人养生餐》//读《猪肉100例》//
如果允许本人选择//我宁愿做豆腐里的鱼//美人嘴里的养生肉//肉香飘荡，我要做一个幸福的人。”另一首《小狐仙》：“哟，小狐仙，小狐仙//身材弧线流畅，双乳坚挺/小狐仙的口红是蜜糖//抽你一个小嘴巴，你的长睫毛闪着露水//不哭，不笑，你说大灰狼抱抱。”《张娜拉.》一首：“说你是性感小猫你以野性见长//说你的嘴唇整过型，你的胸脯是正在发育的//------她的身材像三千里烤肉店里最正宗的烤肉//性感的味道可以吃上几年。”
这些诗体现了一个诗人的世俗情怀，要积极入世，并深深陶醉其间。如果诗人们奉从老子训诫——“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天下美色无人碰，佳肴无人问津，男人们纷纷跑到山顶上吸风饮露，凌空蹈虚，吐纳修行。知性也许被提升了，肉体却荒凉了，写出来的诗成了宗教典籍、哲学随笔。要警惕这类把诗歌圣化、神化的倾向，一旦诗歌被宗教、哲学劫持，它必将沦为工具。那个万恶的工具论将在诗歌更隐秘、更遥远的地方复活，诗歌或是文学，什么时候才能摆脱工具的悲剧角色，成为它自己？
要写出当代精神的诗歌，首先要求一个诗人要有当代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成为伊壁鸠鲁式的玄学主义者，斯多葛派的苦行僧。要警惕并远离老子提倡的深深出世的生活方式：“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
出世，可以成为一种精神追求或心灵寄托，也可成为对喧嚣物欲的一种反拨，成为一阵诗歌吁求，但绝不可成为具体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如果你把出世当成具体生活手段，最后你就会活得形容枯槁，老子自己有很好的描述：“俗人（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且鄙。”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人格奉行“大道行则入世，大道废则出世。”，这本身是漏洞百出的功利选择。纵情酒色本是当代精神之一种，也是人的本质力量之一种。有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文学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结果。由此推测，周董诗歌中的酒色肉欲，是为当代普世价值所认可的，它就是一种当代精神。
任何写作尺度都有一个限量问题，如果毫无节制的在诗歌中宣泄酒色肉欲，比如前些年在北京产生的一个 众人皆知的以身体来命名的诗派，就使诗歌完全成了肾上腺激素的分泌记录，成了力比多容器。如果要用诗歌来交流性交体验，为何不选择拍三级片或直奔红灯区？还要费这么大劲四处寻找理论支持。普读周董作品后可以判断，他作品里的情色控制得恰到好处。在周董近年出版的诗集里，这些题材的也不多，火候控制得不瘟不火。其实这里涉及到以什么尺度去评价诗歌的问题。把诗歌归还给诗歌，把哲学归还给哲学，把宗教归还给宗教，把政治归还给政治，让一切回归本位，这个世界的一切都会变得简单，人的心思也会单纯得多，所有的问题都会变得容易理顺。用诗歌尺度衡量诗歌，以哲学尺度衡量哲学，以政治尺度衡量政治。老子曾对万物的丈量作过精辟的论述：“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套用这句就变成“以诗观诗，以哲学观哲学。”中国文学曾有过沉痛教训。20世纪某一天，一个湖南出来的农民在延安作了场莫名其妙的文艺座谈会讲话。从此，权力们以这场讲话为圭臬，以政治观文学，以屁股观脑袋，把文学彻底沦为载道工具，让文学误上贼船几十年，弄得面目全非，七零八落，连爹娘都认不出来。难怪德国怪老头顾彬多次撂下狠话：解放以来的中国文学一片垃圾！！
周董近年越来越喜欢写以老庄出世为精神的作品，如前面提到的《广成子，神仙生活》《在山中》《隐士的美学》《在国清寺与允观大师相遇》。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人格由这两大类构成：老庄的出世精神与孔孟的入世精神。上面提到的写酒色肉欲的作品就是入世精神的体现，而近几年出世作品的增多说明了出世人格在周董体内渐渐苏醒了，汹涌澎湃，并形成主导力量。纵观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作品，绝大部分为感时伤怀的入世之作。中国知识分子在生理年龄步入中年后，往往会出现一个共同趋势：年轻时的战天斗地、猛冲猛打劲头慢慢退潮，隐士情节、出世人格逐渐醒来，与入世人格出现了一个此消彼长的局面，名利看得更清淡了，向往一种清净恬淡、无为的日常生活。所以，坊间有一种说法叫“少不读老庄，老不读孔孟。”
一个人如果选择终生都像狂风暴雨一般奋斗不已，必心交力瘁，“天地尚不能久，何况于人乎？”一种生活态度不能支配人到老、到死，一种人格不能终身不变地维持一个人，“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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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2-16 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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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2-21 09: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