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言宏：中国当代文学的自主性难题

宫白云

中国当代文学的自主性难题

何 言 宏


自一九四九年起，中国当代文学已经走过了六十年的历程。对于这六十年的中国文学，学术界正以不同的方式回顾与反思，很多学者均都发表了这方面的论文，很多会议也都以此为主题。但我以为，在我们的回顾和反思中，有一个不能忽略的核心问题，那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自主性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了文学的根本，意味着文学存在的基本理由和合法性依据，决定了文学是否是自身，或者说在多大程度上还是自身，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文学所面临和要解决的根本性问题。
在讨论现代社会不同社会场域中的自主性问题时，法国学者布迪厄曾经指出：“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社会世界是由大量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这些社会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而这些小世界自身特有的逻辑和必然性也不可化约成支配其他场域运作的那些逻辑和必然性”。[1]非常明显，文学场域自然也是这样的“小世界”。这个“小世界”的自主性，实际上就是要以文学作为最高的基本法则，文学实践所依据的，应该是文学自身的逻辑，而不应该受到诸如政治、经济等其他社会场域逻辑的影响与支配。这样一来，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自主性问题的反思，便应该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上来考察这六十年文学实践的基本逻辑，考察文学场域与其他社会场域间的复杂关系。
我们讨论中国当代文学的自主性问题时，首先想到的就会是文学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在一九五○—一九七○年代近三十年的中国文学中，国家的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方针政策导致了洪子诚先生和德国学者顾彬教授所曾分别指出的文学的“一体化”[2]和“军事化”[3]格局，在这样的格局中，文学被作为政治的工具，自然谈不上什么自主性，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学的自主性几近于零，可以说是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学自主性最为严峻的时期。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三十来年中，中国文学从此前三十年的“一体化”覆盖中开始觉醒，一方面奋力摆脱其“工具性”处境，追求文学相对于政治的审美独立性；另一方面则强调作家作为文学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与独立人格。对于这两个方面的自主性追求，人们往往很容易看到，但是对国家的“一体化”实践在“文化大革命”以后所做的调整，特别是它对文学场域所持续施加的影响，我们却没有全面深入的研究。实际上，这三十年来，国家在放弃、调整或修正了一九五○——一九七○年代的某些过于极端和僵化的“一体化”实践后，仍然通过相对而言在总体上更具弹性和更有包容性的文学体制、文学政策和诸如文学评奖、重点作品资助等一系列策略领导、管理和制约着文学。一方面，国家会以种种方式积极支持“主流文学”的生产，力图对整个文学场域中的文学生产起到一定的引导或示范作用。比如在这个方面，我曾专门研究过一九九○年代以来配合着“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这一文学政策的“主旋律文学”，发现了其主要体现为“党政领导——选题规划立项——资金保障——深入生活（包括了“挂职”一类的制度支持）——创作修改——组织协调——激励表彰——宣传评介”这一基本模式的生产机制和自我合法性机制，这样一种主要依循着政治逻辑的文学机制无疑是国家在利用其极为强大的政治资本（“元资本”）化身为一种抽象的文学主体涉入文学场域，这种特殊的文学主体与文学场域中的其他主体之间，已经不可能只是很简单的竞争性关系，它在非常有力和大面积地进行场域占位的同时，实际上更加重要的目的，是要按照自己的标准来形成和建构整个文学场域中的等级秩序及合法性原则，其对文学场域自主性的影响显而易见；[4]另一方面，国家在这些年来对于那些于它而言属于异质性的文学实践所实施的排斥与压抑也并不少见，并且一直是方法多样，所在多有，其对文学自主性所产生的直接影响则更是毫无疑问和毋庸多言，这在一九八○年代之初的“《苦恋》风波”和对“朦胧诗”的批判以来的一系列类似实践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一九九○年代以来，当代中国文学的自主性遭遇了新的问题，这就是在一九五○——一九八○年代还不那么突出的文学出版的场域逻辑对于它的严重制约。作为一种特殊的“中介”环节，文学出版代表和体现了意识形态与读者市场两方面的力量影响和制约着文学。一方面，由于中国特殊的出版政策，意识形态对文学出版仍然具有相当严格的要求，这便决定了文学出版非常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这一点，诚如原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副总编、《当代》杂志的主编何启治所说的：“我们的出版社，除了编辑、出版的功能，它还负责在文学中体现国家的或者政治的意志，很多时候，它是隐作者”，[5]实际上在很多时候，文学出版就是国家领导、管理和规范文学的一种方法与策略；另一方面，一九九○年代以来的文学出版在遵循意识形态规范的同时，实际上又非常片面地追求着读者市场并以读者的口味和需求来要求文学，从而型塑出突出“可读性”之类的文学标准，这些年来的很多“文学”现象诸如花样翻新的文学命名、兴风作浪的文学炒作和比勇斗狠的文学酷评等种种病相，实际上在背后都潜隐着迎合市场的出版逻辑，分明都是一些出版主导的文学变异，分别属于国家场域和经济场域的强大的意识形态逻辑和市场逻辑就是这样非常有力地介入了文学场域，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文学的自主性。
当我们讨论文学场域的自主性问题时，另外一个不能忽略的重要方面，便是要充分考察文学主体的自主性状况。如果说，我们在前面所讨论的主要还是外围性的文学制度方面的问题，那我们同样要重视的，则应该是文学场域内部的每一个具体的行动者。布迪厄在研究十九世纪法国文学场域的自主性建立时，曾经高度评价福楼拜和波德莱尔捍卫自主性的道德英勇对于文学规则的制定所起的作用，认为“道德义愤在波德莱尔和福楼拜这类人日积月累的反抗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反抗促使作家的独立逐步得以实现。道德义愤反对屈从于权力或市场的一切形式······可以肯定的是，在争取自主的英雄阶段，道德上的决裂总占全部美学上的决裂的一大部分，在波德莱尔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6]纵观六十年来的中国文学，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虽然也不无以胡风、牛汉、曾卓、绿原、彭燕郊和“白洋淀诗人”等为代表的“潜在写作”对于“一体化”的反抗，但是在总体上，我们的作家在面临形形色色的“异治”性力量时却缺乏布迪厄所高度评价的“捍卫自主性的道德英勇”，容易屈服甚至趋附于权力或市场的外在逻辑，不要说在“一体化”时期有很多作家相当自觉地“配合”着意识形态的逻辑，[7]就是看一看在我们的文学空间已经远比“一体化”时期更为开阔的当前，尚且还有很多人过于片面地追求获奖或影视改编与发行码洋，便能很清楚地看到我们文学主体的自主性状况和自主意识有多么微弱，也许，我们只有非常清醒和非常充分地认识到上述的一切，才会知道中国当代文学的自主性重建到底应该从何入手？

[1] 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135页。
[2] 洪子诚：《当代文学的“一体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3期。
[3] 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63页。
[4] 何言宏：《国家文化战略与“主旋律文学”的生产机制》，《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5] 何启治、柳建伟：《五十年光荣和梦想——关于编辑、出版者与长篇小说创作关系的对话》，《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1期。
[6] 布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3月版，第75页。
[7] 丁帆：《一九四九：在“十七年文学”的转型节点上》，《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3期。


   

诗歌正在悄然复兴？
                    何 言 宏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当代诗歌处于低潮。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代诗在“朦胧诗”时代所曾获得的辉煌似乎已经难以再现，成了人们愈加渺茫的梦想。“朦胧诗”的时代，也成了人们时加追访却又杳不可期的“黄金时代”。而支撑这一判断的“诗歌现实”，似乎也是一仍其旧地严峻——诗歌刊物艰难撑持，诗歌读者日渐稀少，诗歌的发表和出版愈加困难，诗人的声望和地位每况愈下，诗歌研究仍处于边缘······顺理成章地，当下诗歌似乎已经淡出了世界，淡出了我们的精神生活。在这样的认识前提下，除了不多的几位屈指可数的学者仍对诗歌保持着关注，并且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的很多学者都对诗歌日渐冷淡，丧失了热情。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当下诗歌已经淡出了我们很多人的学术视野。身为当代文学的研究者而漠视诗歌，似乎已是见惯不怪。但我以为，这样的状况相当严重。一方面，人们对于当代诗歌持续低迷的看法实际上并不全面，这对诗歌、特别是对很多付出艰苦努力的诗人，和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诗歌编辑者与诗歌运动的组织者、资助者们极不公平；另一方面，对于诗歌现实和诗歌真相的盲视与偏见，也导致了很多“文学研究”实际上只是不包括诗歌的小说研究或散文研究，这些研究关于当下“文学”的很多全称判断，实际上相当可疑。在此意义上，真正的诗歌现实相当有力地质疑着很多“文学”研究的“文学”品质和学术基础，质疑着它们的合法性。
　　近几年来，当代诗歌的现实和它所遭受的上述不公不断激发着诗歌自身的“复兴焦虑”。很多诗歌活动都在“诗歌复兴”的意义上理解自身，并将其作为自己的诉求。诗人和诗评家们的很多谈论，也都充斥“诗歌复兴”这样的字眼。2007年初，《天涯》杂志主编、诗人和诗评家李少君关于“文艺复兴首先需要复兴诗歌”的主张则更是引起了诗歌界的热议。李少君的主张提出于思想文化界以《南方周末》为主要阵地所进行的关于“中国是否需要一场新的文艺复兴”的讨论背景上，我国的“诗教”传统和诗歌本身在艺术接受等方面的特征，也是其立论的主要依据，但是对当下中国诗歌现实的乐观与信心，则更是其提出这一主张的基本前提。“当下中国的诗歌现实到底为何？”，又一次很突出地来到了我们面前。
　　我很同意李少君的判断。一个为我们的社会大众乃至于我们的文学研究界所严重忽视的重要现实是，我们的诗歌，实际上正在悄然复兴。今年的《人民文学》和《天涯》杂志也都不约而同地有着类似的判断，分别认为“目前是中国新诗发展的最好时期之一”（《人民文学》2007年第3期卷首语“留言”）、“对于已有90年发展历史的新诗来说，目前无疑是最好的时期之一，并且当代诗歌还正处于一个上升状态，新的年轻的诗人和优秀的诗歌不断涌现”（《天涯》杂志2007年第4期卷首语“本期提示”）。这样的判断，自然有着相当充分的现实依据。长时期来，诗歌丧失了市场制度和严酷地体现着市场力量的出版机构的亲睐，总体上转入了“地下”状态，潜隐民间，成百上千的诗歌网站和民间诗刊成了诗歌相当重要的发表途径和存在方式，在严酷的市场环境中，诗以自己特殊的方式顽强坚持，终于开拓出一片令人鼓舞的崭新天地。“诗生活”、“诗江湖”、“天涯诗会”、“中国艺术批评网”、“南京评论”和《他们》、《非非》、《倾向》、《诗参考》等，都是已经相当成熟和极有影响的诗歌网站与民间诗刊，很多优秀的诗人与诗作，都是从这里起步，并且逐步取得了诸如《诗歌月刊》、《花城》、《作家》、《山花》和《天涯》等重要刊物和一些重要的诗歌选本的接纳与肯定。2007年以来，“正规”的文学刊物更是出现了“诗歌复兴”的迹象。《钟山》杂志增设了“诗与诗人”的栏目，每期均以一定的篇幅推出几位诗人的重要作品。《人民文学》以其“史所罕见”的规模在今年的第3期推出了“诗歌专号”。《诗歌月刊》秉持和标举“大诗歌”理念，陆续推出主题性“专号”，产生了相当强烈的反响。《青年作家》杂志还开辟了“新诗库”栏目，每期约请唐晓渡、崔卫平等著名的诗歌批评家发表一篇诗人专论和诗人的一批代表性作品，对当代诗歌史上的某一位诗人集中介绍。《特区文学》自2004年起创办的具有较大篇幅和规模的刊中刊“联席阅读”，今年进入了第三个年度，共有徐敬亚、王光明、陈超、唐晓渡、藏棣、李少君、谢有顺和周瓒等23位著名的诗歌批评家和诗人共同对一些诗歌作品进行周期性的集结式阅读，共已撰写400余篇文字，深入细读了近300位诗人的作品，此一现象，诚如主持者徐敬亚所言，“为几十年来的中国新诗史所罕见”。在社会大众甚至是文学研究者普遍丧失了诗歌阅读的耐心与能力的今天，这一实践进行诗歌启蒙的重要意义，相当突出。对于诗歌而言，目前真是好信不断。《青年文学》杂志继2006年第12期的“中国80后诗歌大展”专号后，今年的第12期，仍将推出“诗歌专号”。湖北的大型文学刊物《芳草》杂志也约请了十位著名的诗歌批评家共同推举出十位诗人的年度诗选，并将于2008年的第1期以整本的篇幅隆重推出。感应于令人鼓舞的诗歌现实和诗歌研究相对滞后的学术局面，四川的《当代文坛》杂志，还将于明年起开辟“重写当代诗歌史”的专栏，努力激发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对于当代诗歌的学术热情······诗歌正在复兴！诗正重新返回我们的生活！生动有力的诗歌现实正在不断涌动，并将逐步祛除我们的盲视与偏见。
　　在我看来，“诗歌正在悄然复兴”已是一个毫无疑问的问题，但这样的现实在给我们鼓舞的同时，也向我们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们提出了历史性要求。我觉得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要重建我们必要的诗歌标准。如何重建诗歌标准，并在这样的标准下把握当前灿烂迷乱和丰富复杂的诗歌现实，将是我们的迫切任务。近年文学界的种种问题，其病因，其实都在于文学标准的模糊、混乱、丧失，或难以贯彻。在门槛较低、泥沙俱下和“海量”的网络诗歌以及很多诗歌批评与诗歌评选中，这样的问题更加突出。新世纪以来，文学界的很多争论包括关于赵丽华诗和今年初“‘诗歌榜’事件”的论争，其实所涉及的，都是文学标准的问题。这一问题，被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屡屡触及，却又被一次又一次地轻易放过，至今未能达成最为基本的共识。对此共识的必要与可能，也许会有人提出质疑，但我以为，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的文学，如果没有基本的标准，那就意味着，这个时代或民族的文学实践，丧失了最为起码的底线，文学或文化的真正复兴，也近乎于痴人说梦。对于诗歌而言，实际上同样如此。所以我想，正在悄然复兴的中国诗歌如果要想真正地修成正果，首要的任务，便是要重建我们的诗歌标准。在此意义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真是应该摆脱对于诗歌的一贯漠视，焕发热情，在正视我们诗歌现实的基础上，展开一场认真深入的讨论，重建我们的诗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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