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阳《新韵说》(序二)
闪 耀 真 理 的 光 芒
山东•雁 阵
纵观中华诗史,或许没有比当前更为严峻的诗文化背景,辉辉煌煌了几千年的汉民族诗歌已被彻底散文化的无韵新诗所取代,作为民族诗歌精髓、标志、灵魂的“韵”悄然消逝。无论诗人、诗评家怀有怎样良好的初衷都已证明是极大的悲哀!探索与拯救、反思与建设,是摆在诗人面前的重大课题。
近观几十年的现代诗歌发展历程,卓有建树的诗歌理论出现了不少,但对于拯救诗运,指导诗坛全局的纲领性文献几乎没有。有些诗人、诗评家提出“诗体重建”,“诗是以形式为基础的文字,诗体则是形式第一要素。可有了近百年‘资历’的新诗却远远谈不上在诗体上已经成熟。”有些诗评家提出“诗体理论重建”“一种来自实践的能够加强诗歌美感的,既有某些必要的规范而又富于弹性的,不是束缚而是促进诗歌发展的诗歌理论,一定可以在实践和总结中建设起来。”
这既有某些必要的规范而又富于弹性的,不是束缚而是促进诗歌发展的诗歌理论,便是重阳先生倡导的“中华新韵说”。
“中华新韵说”以“声韵改革”为发端,以“新韵的兴起是历史的必然”为形成标志,逐渐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新韵理论体系。
“中华新韵说”从诗词改新、诗体重建、构建民族诗歌工程、抵制诗歌西化、重铸诗歌高峰等方面鸟瞰全局,从时代的高度,审时度势,开创出一条辉煌灿烂的诗歌发展之路。
“中华新韵说”是指导新韵全局的纲领性文献。它的纲领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革新诗词,(2)创建新体,(3)改造新诗,(4)韵定是非。
革新诗词
重阳先生高举诗词革新的旗帜,继承和发展了中华传统诗词。诗词革新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声韵改革。废旧韵,兴新韵。“推广使用新声韵”,“以汉语拼音的韵母为韵,以其四声化平仄。”
其二,诗体改革。《红楼梦》曾记载一桩趣事:黛玉道:“……平声对仄声,虚的对虚的,实的对实的,若是有了奇句,连平仄虚实不对都使得的。”香菱笑道:“怪道我常弄一本旧诗偷空儿看一两首,又有对的极工的,又有不对的;又听见说‘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看古人的诗上,亦有顺的,亦有二四六上错了的;所以天疑惑。如今听你一说,原来这些格调规矩竟是末事,只要词句新奇为上。”黛玉道:“正是这个道理,词句究竟还是末事,第一主意要紧。若童趣真了,连词句不用修辞,自是好的。这叫做‘不因词害意’。”
重阳先生提倡“平仄开放,韵律改革,形随意合,天然巧成。”与曹雪芹的诗词破格主张不谋而合,异曲同工。说明诗体改革的作为久而久之哩!
其三,诗风变革。当代诗坛,诗歌自由化、贵族化、西化倾向相当严重,完全丧失了诗歌的民族气质。尤其是西诗占据主流的地位,必然会有杰出的诗人出现,改变诗坛的一统格局。诗人的探索、创新、引进,必将以民族传统为强大根基。若背弃了这个方向,也只能创造出李金发式的食洋不化的怪诗。新韵清新健朗,兼蓄并融,开一代诗风。
创建新体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讲话》指出:“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民歌,第二条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按照毛泽东的构想,必将在民歌与古典的基础上,产生出第三种诗体。这种诗体便是中华新韵。“中华新韵,就是采用普通话韵母四声韵的中华传统诗词和民歌与自由新诗相结合而产生的新诗体,简称‘新韵’。”从而为我们描绘出广阔而美丽的发展前景:新韵诗体,是多功能诗体,博采众长,根植于民族,根植于传统,以“韵”为基石,与诗词曲赋一脉相承,是代表着我们这个时代的先进诗体。
改造新诗
对于新诗,绝大多数诗人持肯定的态度。事实上,新诗已背离了原来发展的方向。重阳先生给予新诗恰如其分的评价。“真正的‘中国新诗’当指中国传统诗创新发展脱胎而出的新体诗。”“现时中国泛称的‘新诗’,而是从国外引进的或演变过来的‘西诗’它与中国传统诗毫无传承关系,所以,相对于中国传统而言被称为‘新诗’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当务之急,一方面是加强对传统诗词的继承和发扬,还要创新和发展;另一方面是加强对‘新诗’的积极认真的‘改造’,使其规范化,首先要民族化和传统化。”
韵定是非
十九世纪,美国诗人惠特曼曾提出“冲破诗与散文的形式壁垒”,这种观念被中国现代诗人所接纳,他们认为“现代诗的最大特征就是拒绝韵”,最终导致无韵散诗的泛滥成灾。在大是大非面前,重阳先生毫不妥协。他提出“韵定是非”论,成为《中华新韵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从诗的本质切入,“诗,是一种有节奏有韵律的文体。”“韵律是中华民族诗文化的生命,没有韵律就没有诗。”“韵律是中国诗的本性,是决定‘诗’与‘非诗’的本质条件或标志。”诗歌如果脱离了这个本质,必然会沦变为文。
《重阳新韵说》内容博大精深,意蕴丰厚,闪耀着真理的光芒,以其鲜明独特的美学典范,敏锐深邃的哲学思辩,洞察万变的诗学思想,必将成为诗人们手中有力的武器。 2004.10.12 于青居园书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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