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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经》访谈录之唐诗
记者：高世现
记者：首先，我很高兴与您对话。做一个访谈不容易，了解人，约人，而被访的人更不容易，比采访者要费力多了，而您的爽快让我看到您为人豪爽的一面。自从有了网络，做一个访谈，也省去了爬山涉水再不用迢迢千里去现场采访了。也正因为有了网络，网络就当仁不让成了虚拟的天下，民主的沙盘，您的“中国当代诗歌奖（2000—2010）”评选启事，也选择了网络的方式，自2010年9月在网络发布以来，旋即在诗界引起强烈反响，这一不发奖金的诗歌奖，却引得中国诗坛上的著名诗人和诗评家都上阵了，诚如伊沙所说，不光是著名的，还有非著名的，还有一般诗爱者。为什么会这样？它的意义在哪里？
唐诗：首先谢谢您的访谈。关于中国当代诗歌奖，我记得贵州民族报的记者南往耶对我曾经做了一个专访。很多问题我当时做了回答。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再来回答您的提问，肯定有不同的感受。所以我乐于回答围绕这个奖项的任何问题。时间是最好最严厉的老师。说他最好，是因为一切的人和事，他都会公正的对待；说他最严厉，是因为一切经不起他法眼检验的人和事，都会被他彻底的清洗和抛弃。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当代诗歌奖，到目前依然被人们提起，说明这个奖还活在人们的记忆里。
任何事物能产生反响，都有独特的原因。至于中国当代诗歌奖的评选能够引起强烈反响，那是多方面原因促成的结果。譬如：所有候选人勇于在网络上接受读者的评判，广大网络诗歌读者的热情参与，杨志学、杨矿、非马、张智、胡亮、唐诗、蒋登科、谭五昌、霍俊明九位评委的无私奉献，云南云腾建材有限公司董事长肖华全的无私支持。这一切再次证明诗歌永远会感动灵魂高贵的人们！感动心灵善良的人们，善良而高贵的人们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会为诗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这个奖项的意义是巨大的。他的成功举办，无疑的证明了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艺术是有力量的，精神的力量是巨大的，在一个精神日益塌陷的时代，其意义更加凸显。据不完全统计，先后有数十万人参与或者知晓这个大型的评选活动，仅就两次网络公开投票的唯一网址来看，参与的读者也有一万多人发评论、留言、发纸条和发电邮等。如此多的读者参与，说明诗歌在当下还是有人气的。它也再次证明，诗歌具有无限的生命力！我认为我们这个奖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不发奖金。世界上不发奖金或者颁发象征意义上的奖金的文学奖项不少，其中法国的龚古尔文学奖就是象征性颁发奖金，而成为了世界上少数几个大家公认的文学奖。不发奖金仅仅是物质奖励的成分没有了，但并不等于说没有“含金量”，恰恰相反，正因为不发奖金，知道的诗人们可以理直气壮的参与这个奖的评选，也恰好证明最珍贵的东西是无价的，所谓黄金有价，而情义无价。
公正的原则，会导致公正的结果。一个奖项有无生命力和公信度，关键在于其评选过程与结果是否公正，是否严格按照设定的游戏规则展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相当纯粹的诗歌奖，是一个相对综合和全面的诗歌奖，更是一个公开、公正、透明的、充分体现了民意的诗歌奖。在整个评选过程中，我们自始至终坚持了“公开、公正、透明”与“网络性、公众性、学术性”相结合的原则。这个奖项对于认可的诗界同仁来说，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奖项。当然，持不认同态度者，也不是没有。然而，我们还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记者：而您的“中国当代诗歌奖（2011—2012）”评选工作也开始了，相对首届的十年，这次的时间跨度短了，变成双年，明年又会不会“提速”成一年一度？而本届的“中国当代诗歌奖（2011—2012）”比上届多了新锐奖和诗集奖，再加上创作、批评与翻译，以及贡献四个奖项，等于给中国诗界洗了一次牌，由此可见“中国当代诗歌奖”所起的启示作用是颠覆性的，做成一件事情，做好一件事情，都不容易啊，从首届的巨大反响来看，您回头再看是否符合您当初的设想？而如今它还在被关注、被信任，也还在被期许。再请您说说“中国当代诗歌奖”的评奖规则和艺术标准是什么？
唐诗：我们无法提速时间，只是评奖的时限缩短了，我们经过反复的讨论和磋商，决定在正常情况下坚持每两年评选一次，并且与《中国当代诗歌导读》同步进行，并将获奖作品纳入其中，其目的是既不会由于时限太短而导致评选过于匆促，也不会因为时限太长而导致热情丧失。但是评奖的规则并没有改变，甚至更为严厉，首届是每个奖项5名，而这次每个奖项最终只评出3名。此次评选之所以增加了新锐奖和诗集奖，是由于首次评选后，很多读者都觉得创作奖一般都是诗坛名家和大家，而很大一批颇具才华和潜质的诗人却与此奖无缘。我想，凡是有生命力的评奖，本身也存在一个不断调适的过程。我们的目的是搞一个比较全面的诗歌奖，这样把诗坛方方面面的成就体现出来，让社会各界从不同的侧面看到一个立体的诗坛。做成一件事情，必须要付出相当大的努力，也许付出了艰巨的努力，未必会被社会和人们接受。当然，从首届评选后的巨大反响来看，我感觉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与预先的设想也基本吻合。在此，我非常感谢广大诗人、诗评家、翻译家和读者对我们的信任、关注与鼓励，这也是激励我们把这个奖项做好的最大动力！本届评选的规则，仍然采取网络读者投票和评委投票各占50%的办法，将得分计算到小数点后的三位数。这种读者与专家评选相结合的方式，我觉得既有民主也有集中，既有大众也有小众，既有广泛性也有专业性。艺术标准众说纷纭，但我们的标准只有一个：被读者和评委共同认可的杰出诗人、诗评家和翻译家！
记者：当一个国家的诗歌缺少更有说服力的官方奖时，民间或许是另一种理想；“中国当代诗歌奖”也是一次集体作业，以全盘公开的网络投票方式，评选出了在诗歌创作、批评、翻译、贡献等六个领域的优秀者，但我们是否也不能把诗歌奖过于“理想化”？您又用什么去平衡它？
唐诗：对国家层面的诗歌奖，基于种种原因我不予置评。做事情尤其是诗人做事，就要有一点理想主义。当然，做任何事情，除了要有理想，但更重要的是要有务实精神，特别要估计到整个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难度，惟其如此，即使面对的是雷霆或者风暴，您都会坦然相对，从容应付！有几句打油诗，我一直很欣赏：“世上哪有公平事？世上哪有不公平？若能找到平衡点，世上处处是公平。”
记者：“中国当代诗歌奖”的价值信念是什么？
唐诗：为这个日渐缺乏诗意的社会增添一份难得的诗意！让有幸接触到诗歌的人们诗意的栖居，诗意的生活，诗意的工作……
记者：在中国，甚至在世界上，一个群体对您的赞美，您往往需要向这个群体谄媚。文学奖的命运大抵也是如此。您觉得“中国当代诗歌奖”有什么需要特别值得警惕？
唐诗：谁都不会拒绝赞美，尤其是面对真诚的赞美。作为独立的民间诗歌奖，必须要警惕：不能因为赞美而放弃原则，尤其是不能因为赞美而降低诗歌的艺术标准和高度。
记者：欧阳江河直到2010年才获得他国内第一个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10年度诗人”，您觉得奖对于一个诗人的意义在哪？而他获奖的是长诗《泰姬陵之泪》，您怎么看长诗被肯定，您觉得这会影响诗人未来几年的热度吗？您关注过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吗，您又怎么看这个奖？
唐诗：欧阳江河是一个有实力的诗人。他能够得奖证明他的诗歌创作在此时此刻正好与评奖的评选标准相吻合，其意义在于诗人在这个特定的时候，他的艺术成就被某个大奖所肯定。其实，在我看来：诗人的实力在那儿，得奖是诗人，不得奖还是诗人。古时候的诗人没得过什么奖，仍然不影响他们被称之为诗人。诗无论长短，只要是好诗都应该得到相应的肯定。其实最难的是被时间所肯定，被历史所肯定，被读者所肯定。这也是“中国当代诗歌奖”，要把读者的评分值与专家的评分值同等对待的原因。至于一个奖项的获得是否会影响诗人未来几年的热度，这要因人而异。如果获奖对于诗人来说，他觉得意义重大，同时，他也愿意在长诗的创作领域继续进行开掘，那么，这有可能给他带来新的收获。而对于不看重奖项的诗人来说，基本不可能产生影响。我只知道这个奖项的名字，具体情况不太了解。
记者：历来都有人认为，中国诗人只要在政治上有异见，就能得到西方的关注，甚至获奖，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从审美角度来看，您认为西方读者能欣赏中国文学吗？诺贝尔文学奖适合中国诗人吗？
唐诗：诗歌与政治是两个不同的界别。任何国家的执政者都会重视政治。中国当局同样重视政治，所以西方就抓住我们当局这个心理，您看重政治，我就把凡是与政治能够挂钩的东西都拿来说事。因此，凡是在政治上有异见的人，无论何种身份都会很快进入他们的视野，甚至借此搞些炒作之类，我觉得西方炒作本身没啥意义。诗人的诗歌写得不好，您就是天天被西方媒体拿来炒作，又有何意义？做一个有主见的中国公民，是做好一个中国诗人的前提。
从审美角度来说，凡是美好的东西，都会受到读者的认可和由衷的欣赏。所以只要是优秀的中国文学，一样能够受到西方的欣赏，这正如优秀的西方的文学作品受到我们中国读者的欣赏和肯定一样。
诺贝尔文学奖是全世界比较公认的文学大奖。他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受到认可，是有多种因素的，其中有一点特别值得我们思考：那就是他每一年评出来的几乎都是优秀的文学作品，这也正是诺贝尔文学奖长盛不衰的主因。从纯粹文学的角度来看，诺贝尔文学奖应该适合包括中国诗人在内的所有文学家，但是，由于有着很多非文学的因素在内，我只能够这样说：中国诗人要获得这个奖的难度比较大。
记者：除了推动“中国当代诗歌奖”，您还以一年一本的速度编辑出版各类诗歌选本，譬如《中国当代诗歌导读2010卷》所作的当代诗歌导读工作，不仅惠及当下，而且一定会惠及今后不同时代的诗歌。又譬如《中国当代诗歌导读1949—2009》，该书出版后，获得了海内外诗界人士的广泛好评，并被国际诗歌翻译研究中心和《世界诗人》杂志社联合评选为“2010年度国际最佳诗选”。我想知道是什么动力让您如此为诗歌做义务工作？可以说，您对中国当代诗歌也作出了贡献，您本人又怎么定义诗歌的贡献奖？
唐诗：我为诗歌做了一点实事，能够被您如此细心的提及，让我觉得您是一个非常合格的采访者。同时也感谢您对我所做的一点小事的关注。我做诗歌义工的动力主要有两个：一是因为热爱诗歌，二是因为感恩诗歌。诗歌使我从偏远的乡村学校进入了城市，诗歌改变了我的命运，提升了我的心灵。感恩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心态。诗歌使我获得了更好的发展，我只是想力所能及的为诗歌做点实事。
我定义的贡献奖是：为诗歌做事都是贡献。在这个诗歌业已边缘化的时代，我们呼唤和期待更多的人为诗歌做一点实事，共同光大中国当代诗歌。
记者：由您主编的《中国当代诗歌导读》也是很有影响力的诗歌年选之一了，您又怎么看中国多年来的诗歌年选生态、格局甚至标准？
唐诗：诗歌年选的兴起，说明关注诗歌整体状态的人多了起来，这是好事。我主编的《中国当代诗歌导读》要快速的在两年时间内，从浩如烟海的诗作中基本准确的挑选出好诗并且给予导读，这是其它选本所没有做的，这也是我们独特的价值与影响所在。
目前，诗歌年选已经有不同的选本，除我主编的《中国当代诗歌导读》外，据我说知，还有诗人韩作荣主编的《中国诗歌精选》，诗人林莽主编的《中国年度诗歌》，诗评家杨志学和我主编的《中国年度优秀诗歌》，诗人杨克主编的《中国新诗年鉴》，诗评家谭五昌主编的《中国新诗排行榜》，诗评家张清华主编的《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诗歌》，诗评家王光明主编的《中国诗歌年选》等等，每个选本都有自身的特色，都有各自的标准，都有一定的读者群，都有一定的气场，可以说群雄并起，多姿多彩，为诗歌注入了难得的活力。
记者：说回诗歌吧。乡土，对于您是一个关键词，关于农村，关于农民，您写了不少动人的篇章，您又是怎么看您心中的“故乡”的？您觉得“新乡土诗”的突破口在哪？您又觉得您的根在哪？
唐诗：诗人的天职是还乡。我心中的故乡是我灵魂栖息之乡。“新乡土诗”这个提法值得商榷，尽管已经有很多人这样提了。乡土诗是就诗人的创作题材而言，并没抓住诗的本质，诗的本质是最精炼的语言艺术。目前，诗歌写得随意、无节制、无感情、无内容、无形式美、无内在美……导致读者流失。为写诗而写诗，是永远也找不到出路，找不到突破口的。功夫在诗外，有人生和生活的积累，在心为志，发而为诗。真正的诗歌是形式与内容高度完美的统一。我的根在农村，我自己认可这个说法：“城市有一副面孔，乡村有一副灵魂。”
记者：甘地说，“就物质而言，我的村庄就是世界；就精神生活而言，世界就是我村庄”，我想知道，“唐诗的村庄”是什么样子的?
唐诗：世界就是一个村庄，村庄就是一个世界。我写过一首《唐诗的村庄》，诗中写道：“唐诗在灵魂的村庄真诚地/喂文字的鱼 养词语的鸟/培意象的树 育意境的林/从此唐诗把小小的村庄移到了辽阔的网络上/常常同新鲜的朝阳对话/保持着河流入海的方向”。我想，这样的村庄是有的，它一直在我的精神世界，在这个村庄里物质与精神高度的丰富，人的言行与灵魂高度的干净……
记者：回忆一下您的核桃村，您的童年吧。
唐诗：核桃村是我出生、成长的村庄。在我的诗作《我看见》中，我这样写道：“在一个秋风习习的日子，核桃村/用一片片落叶送行。我看见又有人离开了/核桃村，离开了那边那匹/被野菊花苦涩地恋着的尖山坡/离开了那条坡下獠人祖先走过的路，离开了/那条苏东坡和他的诗句走过的路/离开了那条张献忠和他的刀枪走过的路/离开了那条光绪皇帝的老师/刘天成和他的八乘大轿走过的路，离开了/解放军剿匪时走过的路/和四川最后一头狮子走过的路……”这是过去的核桃村。
现在的核桃村，我是这样写的：“我看见村里出去的人/又在那条路上走了回来，他们当中/有富商，有证券经纪人，有超市老板/有女画家，有男诗人，有打工仔……/我看见核桃村大了，贫困的影子小了/痛苦在让步，幸福在开道/新鲜的想法比核桃还多，欢快的劲头/比核桃树还高。我看见/那条路上，落叶被桃花替代，白鹭飞舞/心里心外都是宽广而干净的路面/我看见那条路上，花朵们/在互相让路，满面红光的，除了太阳/就是许许多多好看的人们……”
我的童年是在贫穷中生活，在单纯中度过。父母很尽心了尽力的培养几姊妹。由于贫穷，只有我一个人读了师范，出来工作。其余四姊妹都还在农村，尽管不再贫穷，但是生活依然十分不易，好在他们都善于苦中取乐，善于自我知足。
记者：和谐的村庄，和谐的自然，是风光中的原生态，民谣，山歌，是音乐中的原生态，您又觉得诗歌的原生态在哪？
唐诗：诗歌的原生态在每个诗人的思考中，更在大千世界每一个有诗意的瞬间……这样的瞬间需要才情和智慧，才能原生态的给以诗意的呈现。
记者：您的《乡村人物》是一组可以唤起一代人记忆的作品，而“乡村”可以说是城市的重要“参照物”，而现在大多数人身在城市，又怎么找回属于自己的“乡村”呢？
唐诗：这是我写乡村的一组诗作，前后就乡村人物写了二十来首诗，在《诗刊》和《星星》等诗刊分别发表了，凭着这组诗作，我获得了中国作家出版集团首届诗歌奖，给了我一定的激励。城市人都有怀乡病，这是这个时代的一大特征。至于城市人怎么找回属于自己的乡村，这是一个社会学课题。我认为其实乡村也跟诗歌的灵感一样无处不在，乡村对人是自然而有限制，包容万物而又滋生万物，因此，人类必须适应简单而劳苦的乡村，否则，您就会被乡村所抛弃。当今，乡村与城市相比，显得原始，显得落后，甚至显得贫穷，但是，乡村作为一种客观的世界，它的古朴、它的自然、它的包容……让今天的城市人是那样的留念，那样的渴望回归。我觉得今天的城市中有乡村，乡村中也有城市。只要我们善于思考，敏于感受，乡村其实就在您的生活中。
记者：您为什么叫唐诗呢？
唐诗：一是我因为姓唐，二是因为爱好写诗，三是因为唐诗是中国诗歌的最高成就。事实上，当时取这个笔名时不到二十岁，心比天高，无知胆大。现在有种越想越害怕的感觉，正如 高洪波先生说的：“如果写不好诗的话，问题很严重，譬如唐诗。”
记者：说一下您的写作习惯吧。当下有什么写作计划？
唐诗：因为是业余写作，只能够在工作的间隙抽空写作，谈不上固定的习惯。当下是有感受就写，无感受不写，随心所欲，不推崇计划，也不给自己定计划。
记者：网络时代之后，中国诗歌热情异常高涨，文学批评也成为焦点中的焦点，所谓“爱之深，责之切”，您对当前的诗歌评论是否满意？借着这个话题，您觉得中国当代诗歌写作存在什么问题？
唐诗：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和谐的氛围，所以诗歌批评也比较温和。同时，批评家怕被人说成是文人相轻，搞批评的怕弄出口水仗，很多时候都不敢公开写文章说真话，在一片和谐声中进行着诗意的批评。这种现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评价。我总体觉得诗歌批评目前主要是应景式的、受人请托式的批评较多，诗歌批评还没展开更深层次，更广阔、更文本的批评。我个人喜欢读写得很鲜活的、与文本贴得很紧的诗歌评论。对于隔靴搔痒和搬弄西方理论的诗歌批评，一般没兴趣阅读。中国当代诗歌写作的问题较多，主要是写作者的创作水平与读者阅读水平之间的距离太远，似乎诗人们都找到了诗歌的原始森林了，诗人沉浸在发现与写作的快乐之中，而读者还在森林之外，显得迷茫和无所适从，要么离开诗歌现场，要么在哪儿埋怨诗歌，很难真正喜欢并愿意为诗歌作认真的解读。
记者：在您看来，评论家和诗人之间应保持一种怎样的关系？
唐诗：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相互学习，相互促进，共同推动诗歌的健康发展，为此，诗歌批评要认真审视并深入到创作之中，诗歌创作要真诚接受批评并刺激批评。
记者：问一条这个《新诗经》系列访谈录必问的问题。去年我对“微诗体”的提出与倡导构成了2011诗歌的一个事件。您觉得局限于140字微博对诗歌写作有现实意义吗？微博又对诗歌的受众有何意义？毫不忌讳提及我的《新诗经》，想您谈谈《新诗经》给您印象吗？
唐诗：您是一个敏于发现，善于总结的青年诗人，又有写诗的才能，也有总计提炼的思维，很值得大家学习。“微诗体”的提出与倡导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至于微博、博客、轻博客、长博客等等，无非是一种诗歌可以利用的传播方式。微博客适合传播短小的诗歌，虽然长诗可以分次传播，但效果终究要打折扣。微博使得诗歌能够更快更直接的走到读者当中。但是，也使得诗歌更加的沦为快餐文化。
《新诗经》是一个在网络阅读与传播中，靠着广博而扎实的阅读后的集中推荐、认真而负责的编排后的诗意呈现，是一个值得期待的诗歌博客。
最后说说您的诗歌理想是什么?
唐诗：理想是青年时最爱说的话题。现在，理想已经离我们较远了。在这个世俗的社会，能够爱着诗歌并为诗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似乎是我对诗歌的一种态度，或许，这种态度就是理想在经过时间和人事的涤荡后的一种表现吧。在这个非诗歌的时代，我想说，让我们祈祷吧，因为时代在决定着诗歌和我们的命运；让我们奋斗吧，因为我们在决定着诗歌和我们的命运！
唐诗，本名唐德荣，重庆荣昌人，管理学博士，诗人、评论家。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诗歌奖发起人、《中国当代诗歌导读》主编、国际汉语诗歌协会理事、国际诗歌翻译研究中心荣誉主席。出版专著十余部，主编十余部。诗作翻译成十余种文字，入选大学教材。获重庆市文学奖，台湾薛林怀乡青年诗奖，《诗刊》社艺术文库优秀诗集奖，中国作家出版集团首届诗歌奖，希腊国际文学艺术奖等国内外奖励，个人获得中国当代十大杰出青年诗人，国际最佳诗人称号。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f697e440102e72f.html |
发表于 2014-3-17 1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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