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马启代 于 2015-9-22 20:40 编辑
拷问当下诗歌写作的意义
——马启代及其“为良心写作”
高亚斌
这是一个消解诗意的时代，也是一个削平深度、放逐意义的时代，诗歌或者一文不值，或者被作为廉价的装饰品而招摇过市。在生活中，“每一片树叶上都有人在写诗”，但却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诗人，导致了诗人们普遍的精神缺席，诗歌写作变成了无休止的话语繁殖，而精神在这种繁殖中非但没有得到增值，反而日渐委顿、消弭。所谓“诗歌已死”、“诗人已死”之类的说法，并非耸人听闻的无中生有之词，而成为了几乎无可辩驳的事实。
平庸的时代可以抹杀平庸的诗人，但优秀的诗人永远却不会被时代所抹杀，反而会变的更加醒目。马启代就是一个与平庸的时代进行抗争，像骨头一样“哽住时代的咽喉”（黄翔《野兽》）的诗人。马启代有过丰富复杂的经历，他曾经受冤入狱，度过了几年的囹圄生涯，这成为他诗歌中挥之不去的梦魇记忆与书写主题。但苦难的消磨不但没有使他消沉，反而更加磨砺和激发了他，在他的诗歌里，对社会正义的呼唤、对人类良知的企盼、对美好人性的祈祷，都以一种诗意的方式流露了出来，为此，他提出了“为良心写作”的诗学主张，以质朴的声音发出严峻的质问，拷问着每个个人、乃至整个时代的良心，在当下萎靡不振的诗歌颓局中，如同严酷的“烈日秋霜”（周作人语），为诗歌带来了坚劲强悍的力量之美。
一、为时代找到良心
如何使写作与时代发生深刻的精神联系，历来是现实主义文学思考的核心。在我国文学史上，自古以来就有着久远绵长的现实主义传统，在一度物质生活匮乏的时代，“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成为当时的诗歌主题。在此后的诗歌发展史中，杜甫、白居易以至晚清的龚自珍、黄遵宪等人，都是以强烈的干预现实的精神从事诗歌写作的，他们一直延续着文学史上现实主义的一脉。现实主义文学承担的是记录一个时代的重大使命，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现实主义文学构成了一个时代的精神史。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以市场化为标志的商业经济时代悄然来临，在不知不觉间，诗歌连同其他文学形式，都几乎已经沦为商业文化的附庸，消费时代的物质化倾向，淹没了人们对纯粹的精神理想的追求，导致了一些庸俗浅薄的无聊之作的瓦釜雷鸣，而那些深入发掘内心世界、关注个体心灵与灵魂深处的有着深厚内涵的优秀作品则鲜有人问津，阳春白雪则几成绝弦。在文学领域，人们都热衷于放逐意义、竞相以各种主义和派别标榜，而放弃了对于内心与诗艺的纵深掘进。如果对这种现象熟视无睹、袖手旁观，甚而至于加入这集体无意识的行列，无疑是一种不负责任的道德退化和良知泯灭。因而，在如今精神匮乏的时代，良知、道德、理想、承担这一切，都可以归于马启代所提出的“良心”范畴，他的“为良心写作”，成为包揽一切道德诉求的文学主题。
可以看出，诗人继承了古典知识分子忧国忧家的士大夫传统，加上现代知识分子的家国意识与民族意识、忧患意识与使命感，共同缔造着诗人的创作风格。在他的创作中，渗透着社会批判的意识与良知审判的道德意味。他写了许多自我表白与道德宣谕的作品，比如，在《偌大天空，哪里放得下我三道竖纹》中，他写道：“皱纹只有三道，似乎与生俱来/一道忧家/一道忧国/一道忧天下”；在《旁观者》中，他写道：“我是见证者，为良心写作的人”；在《我是秋风里开在月光下的绝句》中，他写道：“我今生只领受上帝给的这一使命，别无所求/写诗这门手艺事关灵魂，我不能倦怠”……这里没有矫揉造作，没有意识形态写作的大而无当和凌空蹈虚，而是从自我的内心出发，具有震荡人心、直击灵魂的巨大力量。诗人渴望涤荡社会与人性中的污浊，重拾社会正义，在一个道德沦丧和失去价值的时代，实现意义的重建，恢复人的尊严和生命的意义。为此，他一直做着祛魅与还原、去蔽与返真的工作，他的《在人间，寻找一张干净的纸》、《关于星宿排列的考察报告》、《关于人性、商业和战争的病理报告》、《黑白辨》、《从现在起，我要学着造人》等诗歌，都是对重建价值体系和道德黑白秩序的强有力的宣言。面对一个苍白的时代，北岛曾做出悲壮的宣告：“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而马启代则毅然选择了普罗米修斯式英雄角色的承担，悲壮而坚定地进行着与时代抗争的无望斗争。
为此，诗人颇具匠心地营构了许多立意奇崛的诗歌意象，来凸显强烈的正义感与批判意识。这些诗歌意象，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肯定性的、值得褒扬的诗歌意象；另一类则是否定性的、受到谴责与批判的类型，他把这两者高度凝练为两个势同水火的词语来：“白”与“黑”，这成为他的诗歌世界里两个势同水火、互不相容的对立主题，也成为他诗歌中黑白斑驳错杂的色彩景观。诗人写道：“活在世间/人要心怀大爱，但更要黑白分明”（《在泰山下，受桑恒昌先生一支笔》），他把白桦的诗句“把黑色的白还原为黑！/把白色的黑还原为白！”（《从秋瑾到林昭》）作为诗集扉页的题词，体现出诗人对真理与真相的坚定追求与捍卫。他致力于对黑白的辨析剖清，发现“黑”中所隐含的光芒，以及貌似明亮灿烂的“白”中所包容的污垢。他曾经写过“黑如白昼”这样富有辩证色彩的话，使“黑”、“白”与“阴”、“阳”一样，成为事物相互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自然，世界并不能简单地呈现出黑白清浊的二元对立的清晰面目，在更多的情形下，往往是黑对白进行着侵犯与僭越，白也往往被蓄意涂成黑色，或者在白与黑的较量征逐中不免与之俱黑。因此，这个世界并非是黑白分明、清浊分辨的，而可能会是黑白莫辨甚至是黑白颠倒的，这种复杂的相互纠葛，呈现出空前惨烈的骇人景象。诗人穿行于黑白混沌的世界中，进行着分别和辨析，抉择和取舍，使人想起朦胧诗人顾城的诗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顾城《一代人》）正是在这种分辨黑白、激浊扬清的过程中，诗人找回了人之存在的尊严与意义，找到了一个时代的良心。
我们注意到，诗人在表达思想的时候，常常驾驭着两套笔墨：篇幅较长的铺叙和精炼凝练的短制，前者用来肯定与宣告、辩驳和鞭挞，简洁有力；后者主要用于宣泄与倾诉、在叙事中抒情。在这一过程中，他动用了文化的资源，从词语的本义或原型出发，具有文化批判的力量，比如《这些熟悉的汉字，为何面红耳赤？》、《我号召一批汉字造反，让它们站入诗的编队》等等，都是如此。对于现实污浊的质疑，对于道德理想的高倡，是诗人不断追问的“噬心”主题（陈超语），也在不断敲打着诗人们的灵魂，考量着诗人的良心，构成了他写作的全部动力和激情来源。
二、批判意识与人性疗救
在现代文学中，鲁迅开创了社会批判和人性批判的传统，他是以斗士的姿态出现的，他不但对构成强权的整个意识形态和统治阶层展开了毫不避忌的揭露与批判，而且对整个国民人性中存在的普遍的劣根性，也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无情的嘲讽。他自己曾经说过：“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可以说，马启代的诗歌写作，继承了鲁迅的精神风骨，他所倡导的的“为良心写作”，不啻是对社会和人性的一剂疗救的良药，具有振聋发聩的醒世力量。
在诗歌中，马启代纠葛于善与恶、正与邪的世界中，这些裹挟着雷电与风暴的文字，有激烈的控诉，有难以平抑的悲愤，有殷切的希望与期冀。他总是把批判的目光投放到光明之物的背面，发现和审视其黑暗的部分。鲁迅对黑色怀着强烈的感情，他自称是在“自在暗中，看一切暗”、“与黑暗捣乱”；俄罗斯女诗人茨维塔耶娃也说过：“古往今来哪一位诗人不是黑人？”马启代也是对黑暗怀着爱恨交加的复杂感情，他愿意触摸黑暗，而且，他有一颗能够沉静下来的心灵，足以进入黑暗的内部，穷究事实与真相，正如他诗歌里的那条“最懂黑”的“地下诗人”——蚯蚓（《蚯蚓，是地下诗人》）。这一情形，正如布罗茨基所写的：“我坐在黑暗中。我很难判断/哪一个更糟：黑暗的内部，还是外部的黑暗”（《我坐在窗前》）。在这一点上，可以把他的诗歌与上个世纪80年代前后出现的朦胧诗歌进行比照，在朦胧诗人芒克、北岛、顾城等人的诗歌中，这种对现实的质疑、对社会的反思与抗争，也是从质疑“太阳”之类的光明之物开始的。马启代也发现，被指认为温暖、新生的春天，却在以正义、光明之名荼毒生灵、草菅生命，它的“这把剪刀，却不知掌管在谁的手里/剪出细叶，也剪掉细叶，还有花朵”（《手上都是小草绿色的血液》）。他发现了那些貌似公允、看似光明之物背后所掩藏的偏私和黑暗，并且，如同《皇帝的新装》中的那个小孩子，无所畏惧地一语道破，体现出惊人的胆识与勇气，具有强烈的启蒙色彩与叛逆精神，迸发出理想主义的激情与耀眼光芒。可以说，朦胧诗人是马启代写作上的精神先导，这一代人在他的诗歌中留下了难以抹去的蛛丝马迹，比如，他的《在人间，寻找一张干净的纸》，就与朦胧诗人梁小斌《雪白的墙》有着共同的旨趣，在表达上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同时，诗人对那些卑微和弱小的事物，甚至被主流价值观念所否定的事物，倾注了强烈的感情，比如一滴水、一粒微尘，还有微不足道的蚂蚁、残雪、落叶、铁锈……比如，在《最后那撮残雪》一诗中他写道：“春回来了/风场的背阴处，那撮残雪/已被蹂躏得面目全非/它死死地抱紧最后那点洁白/每当看我，都泪流满面”，那撮被污损的残雪，成为高洁品质的绝好象征；在《铁丝网上的尘埃》一诗中他又写道：“它不想再漂泊了吗？/还是被风丢弃？尘埃灰头土脸，一身惶恐/抱住一胸腔的泪，在风中坚持”。此外，还有诸如《看一只蚂蚁在风里行走》、《墙角的枯叶，像被遗落的一堆眼睛》、《露珠咬紧了石头，一滴水要向石头的内心走》等诗，都是对那些卑微事物的崇高礼赞和和致敬。相反，他的《献诗》，却不是面对着国家、时代、的颂歌与礼赞的谀辞，而是呈献给那些“枉死的斗士/饿死的草民”等等的深深的垂吊。另外，诗人总是善于从那些微渺的事物身上，汲取巨大的精神力量：他企图从呼吸中找到风暴（《一个人的呼吸如何成为风暴》），从一滴雨水中发现超过大海的力量（《一滴水，使劲地敲打着大海》），从一片铁锈中找到推翻的力量（《有多少锈已经向铁宣战》），从一片落叶上找到生命的尊严（《落叶，仍保留着绿色的尊严》），从一粒种子找到生命的爆发（《秋天，我看到一枚胚胎爆芽，响遏行云》），……鲜明地表达了诗人的价值取向。
与此同时，他更是以豁达的悲悯情怀，对社会的黑暗与人性的污浊采取了宽恕与疗救的态度，以此来呼唤社会正义与人类良知的重新回归。在他的《春天，我要把阳光收集起来》中他写道：“春来了，风来了/我骨头里头的残雪，化啊，化啊/带着仇恨的粗沙粒，马上，马上就要走了”。在这里，尖锐的人性批判最终化为仁厚的悲悯，严正的道德评判也化为救赎的力量，体现出诗人重建社会正义、呼唤人性良知的信念。此外，他写了诸如《没有风吹不开的东西》等诗歌，表达了同样宽厚忠恕的博大襟怀。
三、在黑白清浊中构建自我人格形象
梁宗岱认为：“诗是我们底自我最高的表现”，诗人在言说世界的同时，也在不断地言说自我，从而建构自我的人格形象。在马启代的诗歌里，诗人是一个洞明世事、怀抱秘密的言说者，他在道破时间的秘密与世界的奥秘的同时，也在勾勒着诗人自我的精神图像与人格特征。他生于齐鲁大地，那里是圣人孔子的故乡，是中国传统道德的发祥地，儒家思想的影响根深蒂固。那里也是诗人的现实家园与精神故乡，鲜明的社会承担意识和强烈的道德感。流淌在他的血脉里，形塑着他道德英雄的自我形象。
诗人是一个对真理、良知、美德与自由怀着不可遏止的热爱与向往的渴慕光明者，他在诗歌中不断诉说着内心的热爱与疼痛、激情与挫折，使他成为一个坚定而孤绝的抗争者与呐喊者，成为一个清醒而孤独的时代守夜人。在他的诗歌里，肉体的囚禁与精神的自由之间极度不谐和的割裂状态，形成了诗歌内部的剧烈冲突，产生了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也构成了他诗歌的一大主题。这里所说的囚禁，既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肉体的不自由，但更是社会意义上人的精神的普遍被束缚，指向的是现代文学中人的解放的一大主旨。诗人不但对社会不公和人间黑暗进行着激烈的精神对抗，而且还抗拒着平庸生活对人的销蚀与现代社会对人的异化，使他的诗歌显现出非同寻常的精神力量和艺术张力。在《诗者说》中，他写道：一颗真正的诗人之心，总会“拥有剑、闪电、火焰/诗歌和风”。他的《有多少锈已经向铁宣战》中，一贯被视为负面现象的铁锈，成为一种不屈的力量，而铁则象征着秩序、体制与强权，诗篇洋溢着顽强不屈的抗争精神。从远处说，诗人继承了屈原以来上下求索的诗骚传统；从近处说，50年代的政治抒情诗、尤其是80年代初期的朦胧诗歌，都深刻地影响和启谕了他，还有90年代王家新、欧阳江河他们的写作，都积淀在他的诗歌中，成为他诗歌的基因和血脉。
在这些诗歌中，马启代在不断陈说和表达着个人的身份象征和人格形象。艾青喜欢反复咏唱太阳的意象，而在马启代的诗歌中，也常常出现日月、星光乃至一切与光有关的事物的意象，这些意象都是光明的象征，也是诗人内心的精神力量与自我形象的外化。在《此时，谁用闪电把黑夜照亮》中，他写道：“谁用雷电在喊我，一声，两声/——在闪电熄灭后传来”、“谁用了整个天空的雨来找我/——我的身体站成了海”，诗人感受到了内心某种深刻的召唤，这是彼此之间的感应与唤醒。接着，诗人又写道：“倏然回首，内心的闪电亮起/——天地在死后又活过来”，至此，诗人的形象与闪电的形象实现了完美的合一，也实现了诗人在人格层面上的物我合一。另外，他还写了许多明志的诗句，如“必须节省自己的光亮。我每天拿出一点放到高处，呀，多么璀璨”（《地平线》），等等，这是诗如其人、文如其人的完美阐释，表现出诗人光明磊落、坚贞不屈的强大内心。并且，诗人一直致力于寻求历史与现实中同气相求的声音，寻求一种精神上的对应物，他的诗歌里出现的一些人物形象，从屈原、李白、杜甫……，到北岛、史铁生、亨利希•曼等等，都是诗人在人格上的投射。司马迁曾在《报任安书》中写道：“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他历数诸人的不平遭遇，把他们引为同调。而马启代也写过《写给屈原》、《写给亨利希•曼》、《北岛兄，请向右一些，我坐下与你同行》等诗，在很大程度上同样具有自我指涉的作用。在这类人物的映照下，一个甘于承受、不屈坚守着的西绪福斯式的人格形象，呼之欲出。对于马启代来说，他也知道，这种抗争几乎是徒劳的，犹如孤绝而悲壮的堂吉诃德，他的理想的矛头被时代的风车这一“无物之阵”非常险恶地嘲弄和消解，但这丝毫没有磨损他的壮怀激烈之心，使他成为孔子一样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前驱。
我们注意到，在马启代诗歌中，“泰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无论在诗里诗外，它都构成了诗人书写的地理空间和心灵空间，也构成了诗人的精神标志和人格形象。在他的许多诗歌的末尾，都注明了写作的地点是泰山，它们已不再只是偶然的写作标记，而成为诗人写作与生存处境的必然联系；同时，也成为他写作的一个精神符号，起着几乎不可或缺的精神标记作用，构成了诗人自我言说的一个组成部分。
强烈的宣泄情绪，使马启代的诗歌具有极大的写实性和自叙传的色彩，比如，他的《旁观者》、《落难自述》、《告白》、《对万物要爱，对自己要狠，我成了最后一个麦田的守望者》等诗，都具有这样自我剖白的特点。自然，由于情绪的明显外露和表白欲望的过于强烈，导致他有时在诗歌艺术上缺乏必要的淬炼，因而显得直白有余而含蓄不足；而且，这种“主题先行”，也容易导致控诉多于抒情，这多少会削弱他诗歌的表达效果，成为他诗歌艺术上的微小瑕疵。
四、重建写作的意义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诗歌连同整个文学的边缘化，已经成为一个不言自明的事实。遍观当下的诗歌场域，所谓无意义写作、不及物写作、无效写作，以及各种各样的消费性、即时性、游戏性、娱乐性的创作，披着名目繁多的时髦外衣，充斥着整个诗坛，已经构成了对诗歌写作内部的巨大戕害和自我颠覆，成为社会、时代、权力、利益等等各种外部因素之外又一的消极力量。在这样的创作情势下，诗歌写作的意义和出路何在，诗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量和挑战。
可贵的是，每个历史时期总会有一些独立的思考者和冷静的觉醒者，他们能够不为时代所裹挟，不为潮流所驱使，成为时代精神的坚定的捍卫者和中流砥柱。正是他们的写作，构成了时代的精神风骨，留下了一段历史的见证，诚如王家新在《夜莺在它自己的时代》一书中所言：“如果我们不能对之(指时代)获得一种切实、深刻的意识，写作很可能就是盲目的，甚至无意义的”。在这一点上，马启代的写作无疑是有效的、富有意义的。在一个遍地诗人而没有真正的诗歌、遍地榛莽而无乔木的时代，一个寻求意义、建构价值、有着道德理想吁求的诗人，无疑是可敬的，具有一扫颓靡、荡涤污浊的振奋人心的力量。他总是保持着对道德退化与人性麻木的警觉，使他的诗歌获得了沉思的气质与哲理的品格，还裹挟着巨大的生命能量与艺术活力，为当下萎靡困顿的诗歌带来了一种力的美感。重拾了现代文学启蒙和载道的文学传统，具有不可估量的文学史意义。诗人郑敏曾经指出：“如果诗中有历史的声音和时代的痕迹，这种诗就属于大家之作。”正好是马启代诗歌文学价值的一大佐证。
马启代有许多对创作观自我阐释的作品，从中可以看出，他没有把诗歌作为抒情遣兴的无聊寄托，而是作为生存的见证和良心的拷问，作为斗争和捍卫的工具。他把一切社会现实的东西都容纳进了他的诗歌，这些事物在很大程度上留下了诗人个人的精神印记，成为诗人的反躬自问，如王家新所言：“如果说五四以来的人文关怀一直偏重于一种外向的‘启蒙’，那么在今天，一种更为深刻、独立的精神存在，就只能从对我们自身的反思、追问和拯救开始。”在当下，许多诗人已经失去了写作的方向，迷失了精神，写作成为了毫无意义的话语泡沫，这是一种没有灵魂的写作，自然缺乏撼动人心的力量。在这一层面上，马启代的创作必将成为一个独特的意义：他要以一个时代见证人和守夜人的角色，为社会作出忠实的记录，留下一个时代的精神雕像，他必将成为这个时代精神史中的重要一页。
荷尔德林曾经不无感慨：“在一个贫乏的时代，诗人何为？”写作的意义到底何在？有论者曾经指出：“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写作意味着维护人之存在的个性的最后努力，正是这种努力为我们保存了人类最后的尊严，维护了人的精神生活的神圣性质。……写作就是对人类精神价值的坚持、探索和发现。”（徐敬亚《历史将收割一切.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前言一》）的确，如果遍地是文恬武嬉、喜庆升平，到处都是貌似公允的唯诺与颂歌，每个诗人都是一副调侃戏谑的油滑嘴脸，……诗歌的创作将会多么无力与苍白，其前景将会是多么黯淡与虚妄！马启代的创作，给目下失血缺铁的诗歌，带来了坚硬和闪光的东西，在这一点上，他必将成为一个时代的良心，也在很大程度上重建了诗歌写作的意义与价值。也许，这还不是最终见出分晓的时候，需要的仅仅是寂寞的承担和坚守，正如里尔克所言：“有何胜利可言？挺住就是一切。”
高亚斌（1973—），男，甘肃静宁人，文学博士，兰州交通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诗人，评论家，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60余篇，有散文、诗歌500多首（篇）见于国内外各类期刊，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
发表于 2015-9-22 2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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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9-22 22: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