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可见，中国的开放、政治诗歌时代的结束，对于文人来说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争，中国的文化界没有做好面对这一突发事件的准备，没有想到诗人之死会这么早地到来
十月的最后一天，清晨，正欲写一篇关于我们时代诗文化的文章，却在这象征告别的日子听闻诗人陈超先生逝世的消息，已是非常震惊!接着从朋友那里得知，陈超老师的离开竟是用自杀这种方式，竟然如此决绝!怎么会这样?!恍惚之间突然感到一种巨大的没落，就像先生的一句诗“倒扣的船只在身体的黑暗里开裂”。
今年六·一的第二届赤子诗歌奖的颁奖仪式上，我第一次见到久仰的陈超老师，他沉默、深邃，脸孔上写着诗人的沧桑感。可那时，他看到这许多诗人的聚会，看到人们对诗歌的关注，还是在笑着的，偶尔也与几位先生谈论什么，一直是那种令人敬佩的坚强的表情。那天，先生还答应我要为其做一期专访……
没想到，短短一个秋天，我因为自己的事故没有再联系先生，也最终没能再向他请教诗歌和专访，现在，却再也不能了……
我感觉自己瞬间经历了历史，巨大而残酷的历史压断中国诗歌的骨头!从中国诗歌史前史的时代，从那众尸中无数称王的诗人之死中走过，从郭世英到海子，从顾城到戈麦，从蝌蚪到昌耀，而今则是我们身边这位可敬的先生!
这一事件是中国诗人之死的延续，却是诗歌生命力量的证明。陈超先生以其对诗歌和诗学的执着，在这个远离了诗意的世界上，为我们保存了诗人纯粹与高贵的尊严，这一事件在呼唤将会继续走在诗歌之路的人们：保持敬意，保持对这个诗歌国度最终不死的诗歌的敬意。
今天，面对城市的浮华与雾霾，诗人能够保持何种信仰呢?我写此文，也欲重回历史，看那些写诗的人们曾如何在这纯粹的诗歌之死中质疑、窒息、认罪和自首。
郭世英
中国当代诗歌和诗人之死是从太阳纵队与X小组事件开始的，时值六十年代，中国的黑暗蔓延着，这一事件最著名的结局之一便是郭沫若的儿子郭世英之死，这一事件中他献出了自己26岁年轻的生命。这可谓中国当代诗歌的史前史，但它的意义却贯穿了从人民已经难以找寻的反右斗争中没有名字的诗人之死直至未来——这个国家的最优秀的诗人们的死亡。
郭世英的死亡事件本身是模糊不清的，至今没有定论，我们不敢肯定是自杀还是他杀，但官方的结论是自杀。去除死亡这个简单的事件，它在哲学意义上则显得更加复杂，这是社会的死亡与诗人之死的相呼应，是自屈原之死以来的中国士精神的复活，也是世界近代文化史中拜伦、雪莱、济慈、普希金以贵族精神而殉道的复活。
而中国的六十年代，它尤其使政治被迫地跪倒在诗歌哲学话语之下，诗的抗争意义，从近代历史中显得尤为高贵，无论是白银时代知识分子诗人的被禁和自杀，还是欧美民权运动和颜色革命中更广泛意义上的诗对社会的投入，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诗人以其文本与生活的参与，表达了知识分子的姿态。
在一个集体化的时代里，郭世英所引发的太阳纵队和X小组的诗歌已经开始了对人的个性的发掘，读过他们残存的文本，我们将会发现人的价值在诗中得到的展示和赞美，这也是最终——如果诗人真的是自杀的——他的自杀的意义。当个人写作被迫进入地下、甚至冒着杀头危险的时候，这个沙龙首先给了诗人自身一种进化，因写作《中国底层访谈录》而被迫流亡德国的诗人廖亦武在《沉沦的圣殿》一书中，记录了牟敦白对郭世英的描述，前者因太阳纵队沙龙事件入狱。他的笔下，郭世英那么年轻充满活力，对政治有很强的敏感，而他的诗作更是通过政治开启了对人性的认知，周国平在《我的心灵自传》中说：“他(郭世英)是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人。我整个精神追求的方向是由他奠基的。我本来想为他写一部书的，这个愿望还没有实现。”今天我们要祭奠和怀念的诗人陈超先生，在其论文《“X小组”和“太阳纵队”：三位前驱诗人》中，对X小组和太阳纵队做了深入的分析，对于郭世英的死，诗人陈超写了这段话：“现代主义诗歌与浪漫主义诗歌主要的不同点之一在于，后者是单维地表达自我“情感”和情绪，而前者则将自我对象化，主要表达生存和生命“经验”(当然包括情感)，带有较浓重的自我对话的反思、分析乃至“命名”色彩。这些诗与前面提到的《一星期三天一天，两天，三天》一样，诗人将自我置身于一种“生存境况”中，经由对特定“境况”的书写，使文本获具了一定的超出个人性、具有生存概括力和揭示力的智性品质。孤独、内省、矛盾、分裂，乃至荒诞体验……如此等等现代主义诗歌的核心调性，在郭世英的诗歌中均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考虑到它们出现于上世纪60年代初的文化封锁和精神压制的时代，我们更会掂量出这种个体主体性觉醒的不可替代的价值。”
蝌蚪
女诗人蝌蚪是1987年的3月，用一把手术刀切断了自己的大腿动脉，她的死异常浪漫，多年后最终也陷入自杀的顾城说：“她死得真美丽。”
蝌蚪是著名诗人江河的女友，蝌蚪之死的场景被美化成为一种高贵的对爱情的献祭：“当江河来到她身边时，已经是血流满屋了，蝌蚪仍然微笑着，睁着美丽的大眼睛，似乎没有遗憾，仅仅带着肌体中的丝丝余热，很平静地走了。江河跪在她的面前，让她看够自己最后一眼，才痛心地替她合上那双美丽的大眼睛。”
两个引领中国诗歌新纪元的诗人是在这样的场景中相遇，正如三岛由纪夫切腹时，只允许川端康成一人来到他身边，这场景如此相近。而蝌蚪之死则是更为柔情、冷峻和令人同情的，我们甚至从中看到中国新诗浪漫主义的复活。
蝌蚪的遗作《家·夜·太阳》中写道：“宇宙原本有许多只太阳，如果你放弃自己的重心，那你将面对一个光辉眩目的世界。你听见一只破表滴哒滴哒的声音，外面已一片漆黑。如果你就是那只掉漆的破表，此刻不也很愉快的走来走去?”
这篇文章是写给江河的，这位写出了《星星变奏曲》(记得在大学校园，几个喜欢诗歌的朋友在聚会上，一位女生为我们深情地朗读这首诗，那是我们社团的第一首诗)和组诗《太阳和它的反光》的诗人，早已从一个人人读诗的狂乱的文学年代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如今谁还会说起他呢?而蝌蚪的死也几乎已被忘却，没有人会深究其意义。然而朦胧诗所开辟的道路，则更多地呈现出一种思想运动的痕迹：第三代诗歌的超越从文革结束后的释放压抑式的诗歌语言转变到更多层面的关注之中，甚至更加深入，诗歌的文本开始涉及西方现代诗歌中的存在与死亡的意义，我们从欧阳江河、翟永明、韩东、西川、顾城、海子、戈麦一路走来，到今天则是下半身、梨花体、春树的时代，诗歌文本的转换在中国经过一个短暂但潜在的哲学转变，正如从弗罗斯特、艾略特到艾伦·金斯堡、毕晓普，是经过了漫长的两次大战前后的哲学运动、美国民权运动以及萨特、伏波娃的左派思潮，中国的这种转变本身虽然是被迫的、受压抑的、在某种超于诗歌的力量之下做出的，但重回浪漫主义可能会是一个必由之路。蝌蚪之死至少开启了诗人在这种转变下的某种，诗人何为、诗人的审美、诗人的生死成为了新的命题。
海子
海子的死是异常悲壮和勇猛的，以至于知识界不得不长久地震颤于这种决绝之中。海子的死是一种纯粹的自我牺牲，纯粹的殉道，这在海子诗篇的意向之中，对自杀死亡的萨福、屈原、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以及保罗·策兰的崇拜都可以看出，向死而生，是海子作为一个文革后的中国诗人对人的存在意义高度关注的生存状态。
但这个时代的死亡似乎本应如同启示录般的政治预言，诗人死后的那个春夏之交中国发生了比诗人之死更为震撼的故事，以至于诗人柏华在一首纪念海子的诗歌《麦子》中，将海子塑造为广场绝食的预言家和领袖。但海子的死，要远比政治纯粹，流亡诗人廖亦武在《海子自杀》中写道：“回首当年，一个诗人的夭折同风起云涌的时局相比，实在是轻若鸿毛，因此，曾在新闻和文艺单位工作过的衆多诗人和评论家中，竟没有一个想起应该利用职务之便，登载一则消息，就连死者生前参加过的民间团体幸存者俱乐部的油印刊物《幸存者》也没有。在那诗人辈出的年头，诗人的自杀却纯粹是个人的事。”
可见，中国的开放、政治诗歌时代的结束，对于文人来说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争，中国的文化界没有做好面对这一突发事件的准备，没有想到诗人之死会这么早地到来。海子时代的诗人应该是中国最早一批能够自由阅读荷尔德林、萨特、叔本华的人，西方思想的突然解禁对于这些年轻人的冲击可想而知，海子深陷其中，而两种文化的战争也必然会有牺牲，我认为这就是海子死亡的文化背景。
但海子作品的独特和伟大，他的鲜活的而具有深远本土意义的诗歌意象，则使诗人之死最终成为了神化。他的抒情诗是直接的，短促的和温情的，但最能体现其宏伟才气的则是他对史诗文明的构建，也唯有他的史诗和大诗才能使他如此高高在上于同时期的诗人们中间：他的孤独与分裂不同于顾城，他是极善的，而他又仅仅蜷缩于自己果壳般的小空间中，在昌平那个小房子里，远至两河流域、印度次大陆、西伯利亚的诗歌帝国，已然使其成为无疆界之王。他的诗歌中也描绘了他对这一王位的肯定，而肉体的死，则多少来源于现实的挫败感。
海子死后，他的母亲没有得到任何安慰(今天也是，诗人的卑微是每个时代的耻辱)，那种现实让人目不忍睹，而他的死则敲响了纯粹诗性的晨钟，我第一次听到诗人自杀的故事，便是初中老师讲述海子之死，莫名感到一种神秘，那似乎是通向永恒之路，也是文学能够产生振聋发聩的声音的最直接的声源。
海子的死是一个必须经过长远的时间来沉淀与解释的事件，在这个解释过程中，无数中国诗人第一次被死亡的意义觉醒，于是诗人们不得不为海子之死去神圣化，解构主义也开始表现出其激进的一面，“饿死诗人”似乎成为了一种真实的讽刺而非反讽。但这一探索过程也开启了中国第三代诗人以降的诗人之死的序幕，这些人中，骆一禾是第一个走向了另一祭坛的诗人;廖亦武借海子之死描绘了一个时代的场景：“大约在海子队轨的同一天，我在武汉被人从背后捅了一刀，我撑起来，捂着伤口，对着凶手由衷、僵硬地笑。我确信我会长寿。借这一刀，我应证了我的灵魂与肉体都壮如种马。”他离开这个国家;2014年的自杀的卧夫生前沿着海子的足迹行进，记录海子的生命轨迹，修葺海子墓地，对海子的家人有很多照顾，但最终也选择了相同的归宿。
而据诗人马庆云先生称，陈超先生在自杀前的一段时间的授课里时常讲到海子，并对海子之死带有略微的批评。但那只是授课，多年前，陈超先生曾对海子做出如此评价：“现在，我知道海子之死，实际上完成了浪漫主义史诗的普遍生还。在海子的长梦中，他被继起的诗人包围，仿佛一个种族的诗歌大梦在他的氛围中升起。这种血缘幻象会以不同方式(甚至反对的)体现在未来写作的运转中……海子是得永生的。”
戈麦
1991年，戈麦自沉北京万泉河，这也是老舍先生“自绝于人民”的河水。
戈麦是海子的学弟，在他的诗歌意象中，很早就被这种敏感气质所感染，在诗歌《陌生的主》中，戈麦写道：“而他最终听从了命运的召唤：我将成为众尸之中最年轻的一个，但不会是众尸之王。”这几乎是一个预言，对自身，对诗歌——在众多人都已不知海子的时代，戈麦的死显然被忽视了。
戈麦写出了《玫瑰》、《鲸鱼》、《当你老了》这些名篇，但人们永远不知道他到底创作了多少作品，因为死前他销毁了全部手稿，就像十九岁便与一切(包括诗歌)决裂的阿尔图尔·兰波，戈麦的死是非常决然的。但在戈麦的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生命力，在于一种觉醒和坚韧，诗歌《没有人看见草生长》里，他写道：“总有一天，当我又一次从睡梦中惊醒/我已经永远生活在一根巨草的心脏”，而在《界限》中，他说“让田野装满痛苦，是不可能的……死是不可能的。”他的诗歌理念在于“会显现出犀利夺目的语言之光照亮人的生存……拓展心灵与生存的空间。”而最终选择的死亡，却是“将不可能变为可能。”
顾城
海子、戈麦与顾城的死都出现在齐邦媛所著的，向海外传播、介绍中国文学的作品《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文学》中。在“Death of the Poet”一章中，齐邦媛对诗人之死做了如下描述：“在当代中国大陆高度个性化的环境下，诗人更深层地表达了对诗歌和社会的态度。”
顾城的死带着一种残忍的原始气味，而顾城生前，性格和行为的极端化也加深了人们对其死亡意义的否定，从许多关于他的文章甚至台湾电影《顾城别恋》中，我们都能看到一个极度恐惧、任性甚至自私、疯癫的顾城。对于这些真实的顾城与他诗歌中童话意象的差距，我们能得出的结论只能是诗人本身包含两个极端对立的个性，如果说这与高更、海德格尔和毕加索身上带有的人性变态有相似的话，顾城的杀妻显然是更加可怕的。
我们不能褒扬他的死，但也不能以他的罪过来批判他的诗歌。直至今日，看顾城的两种眼光也给顾城打上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标签，一些中国作家把对这种残忍的不解，作为评判顾城的标志，比如写下《银城故事》的李锐先生，说顾城的杀妻与自杀使他认为顾城不是一个好诗人。但汉学家顾彬先生则称，顾城可能是中国最好的诗人。我认为，抛开性格的讨论，就顾城的艺术价值而言，他是出色的。
顾城引领了中国朦胧诗的发展和壮大，但在生前也曾抱怨自己的诗歌得不到认可，加之种种生活因素的影响，他的天真和个性使死亡成为了一种童话般的与命运的对话，他的自杀就像是他自己幻觉的扩大化。
顾城的诗歌中也很早地透露出死亡的意向，在《墓床》这首后来被民谣歌手万晓利改编的诗中，他写到：“我知道永逝的来临并不悲伤/松林中安放着我的愿望/ ……人时已尽，人世很长/我在中间应当休息……”面对诗人之死时，似乎有一种一语成谶的感觉。
海子、戈麦和顾城的死，人们将其归纳成海子的一句诗：“今天出生三只连体动物/在天之翅/在水之灵/在地之根”，而顾城之死之后的中国诗歌，开始进入解构化的高潮，人们对诗人之死似乎已经麻木，人们关注的文学开始离开幻想，进入更为直接的部分。人们因为对政治的抗争发明了解构主义，进而解构主义的失控对诗本身的高尚力量进行了嘲讽，这三位诗人死后，中国再也没有如此纯然的诗歌了。
昌耀
昌耀的死在夹杂着病痛、贫穷、孤独，死时的奋勇一跃手臂上还带着输液瓶。
昌耀不属于我们这个时代，就像声称自己存在于二十世纪的李零先生一样，但他的生命和思想更为一致，他是在新世纪的末尾或伊始便选择了自杀的，但他的死应该算是文革时代诗人之死的余震。昌耀开始写诗的时代是毛泽东诗词专制的时代，也是郭小川、艾青被批判时代，同时也是朝鲜战争、冷战、大饥荒、大跃进的时代，但是在这样的时代下，昌耀几乎是第一个在诗歌中加入了一个个人的声音，无论是其诗歌语言中的爱的言语的呢喃，还是对大生命或巨人的赞美或预言，都已经将自我意识楔入了汉语的层层围墙之中。这时曾经写过我们生活的人除了昌耀恐怕就是遭受悲剧更凄惨的郭世英、张朗朗等人了，并且诗人永远不知道，这些诗在世界上将与阿赫玛托娃、帕斯杰尔纳克、维茨塔耶娃的诗歌拥有相同意义和价值，昌耀参与了最初的一次诗歌的抗争，并因《林中试笛》等诗歌被划分为右派，直到1979年才获得平反。
获得平反后，昌耀的诗歌依旧不能顺利的发表，这时中国的诗歌是快速的，是短促的，是短篇小说的模式和情趣，也是带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化和探索性的，昌耀的第一本诗集《昌耀抒情诗集》中，没有激荡的政治性和张扬的呐喊，而是一种受难者的谦卑，仿佛是用持久的沉默在塑造一个真实的纪念碑，而不是摧毁，更不是嘲弄。北岛因为自己“写不出小说”而写诗，而对于昌耀来说，诗歌则成为了一种生命的必然景象，是每一个思索背景必定呈现出的彩虹。但是昌耀诗歌在同时代的中国诗人中得到的呼应甚少，只有洛一禾等人曾经写过比较中肯的认可的评价。那是食指、北岛、芒克等人开拓出的朦胧诗时代，中国的诗歌出现了地下的繁荣。而这一时代的昌耀显然已经开始了自己灵魂的受难和生命的安息，其诗歌开始朝着史诗性和一种普世价值去探索，面对大西北的高原、土壤、莲花、大河、雄鹰、农民、经幡，昌耀的诗被民族化、原始化和纯粹化。面对这种语言的冲突，昌耀的诗受困在我们造就的这个充满动荡、唯利是图的世界，诗人走上了自费出版诗集《命运之书》的道路，这也许就是命运之书所展示的，我们中国的诗人必将承受这种连献祭都无法实现的命运。而诗人在诗集出版过程中，曾在多家杂志中写下序言“诗人只有自己起来救自己”，这许多次的违背诗歌的宗旨，这呐喊、抱怨甚至控诉，诗人将之说成是一种救赎，在我看来这和卡夫卡要烧毁自己所有的底稿、艾米丽·迪金森几次整理自己的诗稿但从不出版都是一样的，其目的不仅是救赎，更是一种牺牲。
昌耀的这种牺牲不仅燃烧着自己，还燃烧着与诗人同时代的所有人。诗人一生悲苦，在其生命的最后时期连同自己的身躯和情感一同推向了祭坛。诗人卑微地结束了自己的婚姻生活，卑微地诉说自己与两个女诗人的情感关系，卑微地抛下了自己未成年的小女儿，卑微地跳楼自杀终结了自己的生命。这似乎是一种天真，是一种被我们已经成熟的人所不齿的行动，但却是一种诗的行为。昌耀没有如拜伦所说：向着你的诗去生活，却如许多超越时代的诗人一样向着诗歌而死去了。但昌耀也必将死于自杀，虽然他几乎要死于疾病了!而这种死也证实了史诗最后的宿命性和悲剧性，是使我们不得不去直视的死亡。
小招
诗人小招写下了十万字的《永不磨损》，却最终磨损在家乡的桥下。
他的这本旅行小说的思想内涵要远远高于他的下半身主义诗歌，也更多地展示了他的思索的本意，展示一个底层诗人、流浪者、知识分子在本朝的所感所思。而这本书中，小招的才气完全地体现在对这个时代现实问题的认知与剖析中，从这本篇幅不短的遗作中，我们看到他的思索轨迹贯穿了对高层政治事件和对底层大众生活的共同关注之中，因为这部作品对某些故事的表达过于激烈，至今也未能正式出版。
作为一个底层青年，他的年轻的才气之巨大与他的生活之疲惫形成了鲜明对比，他的文学野性也侵染了他的生活态度，他的诗作是下半身的，生活态度也是如此，不羁放纵，最终非常疲惫，就像选择了远赴希腊参加民族解放战争的拜伦和离开法国远赴北非的兰波，他更加关注生活，而非死于幻象。小招的自杀是带有诗人气质的农村百姓的自杀，也是社会极度畸形化的一个体现，在他生前的活动中，与摇滚歌手何勇、不锈钢老鼠刘荻等人的交往则表明他对社会的一种无法忍受的态度，但我们不能以此认为他会试图通过死亡去唤醒什么，更不可能从中认为诗人具有何种对功名的野心，因为下半身主义的盛行从某种意义上就表明英雄时代已经消失了，尤其是在这个国家，不会出现死谏者，也没有圣坛。同样可悲的是，小招的死更多地体现了网络时代的价值庸俗化，当人们都沉寂于情人节的炒作、商家的减价之时，这一事件尤其轻微。
陈超
陈超老师自杀后，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把他看成一个纯粹的诗人，而非文化官员、鲁奖得主等等，他的自杀也是作为一个诗人而做出的抉择，这是对逝者的尊重。
11月2日，我参加了陈超老师的遗体告别仪式，大约有一千多人来为其送行，之中也遇到了许多诗人朋友，当然，网上最重要的报道是中国作协主席铁凝的到来，陈超老师的逝世相比于几天前陈子明先生的逝世显得更为重要，陈子明先生遭遇了媒体低调报道、封锁消息的冷遇，但这是否值得庆幸呢?还是我们的时代陷入了更大的对诗歌的误读和漠视，抑或是诗人早已远离了这个世界?
之前在与诗人、翻译家李寒先生的交往中，我们多次谈及陈超老师，我很早就准备撰写一篇文章，关于中国诗人理想主义的丧失以及诗人的生存状态，这让我觉得，在我们的时代，它远比关注死亡的哲学意义更为重要。
李寒老师作为阿赫玛托娃最好、最全面的中文译者，深受俄国白银时代诗人的影响，他的文字和生活高度统一，被迫离开作协后处于完全独立的状态，虽有许多媒体甚至央视进行报道，但他的言说仍时常遭受警察体制的干预，他的境遇让我对文化制度有过思索。陈超先生的死，也是在上午通过李寒的微博得知的，原文是：“早上，好友的一个电话，告诉我一位我最尊敬的老师走了，怎么会这样，挺坚强乐观的一个人，多少年都过来了，却选择了这样的方式解脱。他走了，老母亲、妻子、孩子怎么办?哀悼、痛悼，心如刀绞。”
接着，李寒老师开始筹办为陈超先生家眷(妻子;一位患病的儿子;老母亲，人们尚对其封锁消息)的捐助活动，他在微博中写道当年的梁小斌和精神病医院里的食指，这是中国的损失，是对文人的蔑视，因为我们更多地去关注了周小平、范曾，而不是那些最终站立在我们中间而死去的诗人。但昨天，李寒老师的微博内容便出现了这样的感慨：“生活在继续。几日没打理书店，有不少求购陈超著作的，没顾得上回复，甚至有书贩急了，问我们不卖是不是想囤积居奇?可笑!我们有自己打算，想把陈超著作捡点一下，看有几本，拿出来拍卖，所得书款全部交给遗属!”
的确，诗人之死对于这样的世界尤其不合时宜，也更加让人痛心!我们也不适于去解读诗人之死了，这几天每晚都会梦到与陈超老师和诗人之死相关的画面，甚至在梦中惊醒，但现实的恐怖造就了某种我们生于这浮华时代的命运，这种命运在中国现代诗人身上终将呈现悲剧性。
结语
看到网络上铺天盖地的关于陈超老师的报道，不知天国中的陈超老师有何感慨?这种喧闹之中，人们会相信诗的力量吗?或者我们永远不会相信，我们的生命和环境是缺陷的，这种缺陷就表现在，孔子的一句“未知生，安之死”将死亡这一最为重要的哲学命题搁置了下来，对死者的尊重也成为了一种模式化的束缚，而今我们所奉行的唯物主义则是彻底地扼杀这个民族对死亡的崇敬。但对于诗人，死亡是一种传承;对于一个文化，死亡则是一种元素，没有“死亡观”就永远不会找到一种“时间观”和“历史观”，这或许是我们当代文化不能得以进化的原因。
附：改革开放后不完整诗人自杀名单
诗人蝌蚪(1954-1987)，女，原名陈洋，1987年3月的一天，在寓所用刀割断了大腿静脉，结束了人生。
诗人海子(1964-1989)，原名查海生，1964年生于安徽怀宁查湾，1989年3月26日在山海关卧轨自杀。
诗人方向(1962-1990)，1962年10月出生于浙江淳安县，1990年10月19日服毒自杀。
诗人三毛(1943-1991)，女，本名陈平，1943年3月26日生于四川重庆。1991年1月4日清晨自缢而亡。
诗人戈麦(1967-1991)，原名褚福军，1967年生于黑龙江省萝北县。1991年9月24日自沉于北京万泉河。
诗人顾城(1956-1993)，1956年9月24日出生于北京。1993年10月8日在激流岛自缢身亡。
诗人昌耀(1936-2000)，原名王昌耀，湖南省桃源县人，2000年3月23日，在肺癌的折磨中跳楼自杀。
诗人谌烟(1984-2004)，女，原名陈璐，1984年生于湖南衡阳，2004年6月3日晚23时左右服毒自杀。
诗人周建歧(1971-2005)，1971年生于河北省滦南县，2005年11月11日下午6点，在家中自缢身亡。
诗人余地(1977-2007)，本名余新进，1977年生于湖北宜都。2007年10月4日在家中割喉自杀。
诗人吾同树(1979-2008)，本名曾桓开，1979年12月生，广东梅州人。2008年8月1日在家中自缢身亡。
诗人荒流(1973—2010)，本名陈雪涛，西藏拉萨人，2010年4月16日下午用一条洁白的哈达上吊自杀。
诗人游复民(1954—2010)，成都温江人，2010年5月21日上午在乡下家中柴房自缢身亡。
诗人小招(1986—2011)，本名李建辉，1986年生，湖南会同人，2010年2月14日情人节在家乡跳桥自杀。
诗人卧夫(1964—2014)原名张辉，生于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长居北京，策划《诗歌长卷》等。2014年5月9日被发现死于怀柔大山中。
诗人徐立志(1990—2014)广东揭阳人。90后深圳诗人，曾被誉为打工文学接班人，于2014年10月1日坠楼身亡。
诗人陈超(1958—2014)生于山西省太原市，诗人、诗歌评论家、高校教授，2014年10月31日坠楼身亡。
原文地址：http://www.21ccom.net/articles/c ... 1104115717_all.html |
发表于 2014-11-4 1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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