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抗的诗歌
0001 “与物为春”,庄子是真正意义上的农耕时代诗人。但由于后来理性的极度扩张,“主体——客体”的在世结构破坏了万有相通的诗意。少数天才体悟到了人与物的背离,因此海德格尔呼吁现代人要与世界“打交道”,即“烦”的处境。“烦”什么,“烦”在世界中,人在“烦”中。 “人与万物一体”,体现了维柯意义上的人类的原初诗性。因此,诗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禀赋,而是通过一种“神秘的回忆”(类似柏拉图),以达到灵肉统一的“天启”状态,并找回了自己。诗人找回自己的同时,也就找回了人类。“诗人是一个民族的代言人。”只不过,这位“代言人”是“不立文字”的。 世界之成世界亦即“世界化”是不能科学论证的,唯有诗人的“存在—语言”之思使“世界化”成为可能。 0002 包括诗歌在内,中国艺术的上等境界是道,或说道的境界也是诗歌艺术的境界。道是未穷尽的,也是说不清楚的,但在其看似任意之中又可以界定为四种境界:深。远。高。古。 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其实就是诗的思维。作为一个心灵的层次,道既是模糊的,又是及物的。“圣人含道应物,贤者澄怀味象。”(宗炳《画山水序》)这种“及物”与西方诗寻找“象征的森林”(波德莱尔)和“客观对应物”(艾略特)不同,中国诗的思维方式是“吾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吾心”(陆象山),主客不分,物我一体。 汉语的思维方式这种轻工具轻实体、重整体重功能,决定了中国的诗歌是一种现成的诗歌。并不是说中国文化就是诗,但中国文化的思维是诗性思维,它提供了汉语诗歌生成的依据和条件。 这就说明中国的诗歌更是一门心灵的艺术,她强调体悟、心领、意会,强调经验、体验、直觉。中国诗歌更是诗歌。在今天,“口语”派和“叙事”派无论如何“反诗”,但再“超以象外”也必“得其环中”——上述四种境界。只是诗的表现方式不同罢。我们天天说中国诗歌为“汉语诗歌”,我想,就是这个意思。当然,从大的语境来说,汉语诗歌、汉语诗人与“文化模式”是一种什么关系?稍有一点心智的人一看就会明白。 我一向认为,诗歌不是一种创造,而是一种寻找与发现。“天地有大美而言”,勿宁说,“天地有大诗”“隐”而不“显”。同时我还认为,属于民族的所有诗人都是在完成着同一首诗。但她又不是史诗,因为史诗是一种完成形态,真正的诗歌总是保持着她的未完成的永远的开放形态。我发现自己的每一首诗与同代人的诗歌都有一种互文性。 我的一位从未写过诗的朋友说得好,作为一个中国诗人是很幸福的,幸福就像面对一座开采不尽的富矿。或许他的“幸福”和我的“幸福”不尽相同。但我的“幸福”是显而易见的:我们有着楚辞、汉乐府、唐诗、宋词及新诗开创以来的一系列传统,有着经史百家和各种艺术的润泽有着“江山之助”有着汉语独特的表达方式。我们需要的是坚持生活、观察、阅读与思考的统一和融合,对母语的高度敬畏。任何人也逃脱不了“文化模式”。而“伪先锋”们一味拜倒在西方大师的脚下(当然,对于异域诗歌的了解借鉴是很有必要的——中国新诗在形式和内在形式方面挪用了西方诗歌),最终会“迷途知返”的。 诗歌之根在个人经验和中国经验的合一。 0003 词与物作为一个诗歌话题,即我们这个时代的一道巨型语码系统,加入了文化的语境之中。是谁赋予了诗人的话语权?在这里我总是想起了我的硕士导师张法教授常说的一句话:“有限性意识的自觉。” 诗人要做的不是创造,而是寻找与发现。通过发现而建构。荣格曾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 0004 在“众语喧哗”的时代,更要提倡一种“内敛”的诗歌和诗学。诗人急于发言的“在场”,使得“在场”本身大打折扣。诗歌的功能和诗人的本领在于以克制的“在场”唤起无以穷尽的“不在场”。“在场”和“不在场”都是具体的诗性事物。“在场”的诗人通过自己独到的“词汇库”纵横相交于“非在场”的隐秘世界。这个“相交”是血肉相连的。 “不在场”是“在场”的数倍甚至无数倍的诗性繁殖,它不仅沉积着过去,更孕育着未来,体现了诗人的灵心妙运。每一位杰出的诗人都是一座“富矿”。 诗人是能“聆听无底深渊的声音”的人(德里达)。 0005 从语言到语言,从而结成语言的链条;从词语的外部到词语的内部,从而形成词语内部的循环:这就是“诗到语言为止”“拒绝隐喻”。批驳它们,仅需维特根斯坦的一句名言:“想象一段语言就是想象一段生活。”否则就有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唯名论”之嫌。奇怪的是,越是简单的道理就弄得越是复杂起来了。 如果说,“诗到语言为止”,勿宁说语言到诗为止。一方面,诗由语言建构,诗的本质要通过语言的本质来理解;更重要的,另一方面,诗解放、敞开了日常语言并使语言成为可能,因此又可以说语言的本质必须通过诗的本质来理解。 词与物。语言是要打磨的,关键是她的暗示性和无穷延伸性。语言的变化,是因为它所表述的事物的变化。显然,主观上的“到语言为止”“拒绝隐喻”(诗)是一回事,客观效果上“到语言非止”“隐喻”(诗性)是另一回事。真正的诗非文字所能囊括,“目击道存”,“得意忘言”,真正的诗就是诗性本身。 诗在语言中让常驻者驻定。 诗人所要寻找的不是诗。诗人所要寻找的是诗性。诗人的灵感来自诗性。诗不是来自生活,诗来自诗性。 “诗性”,类似海德格尔意义上的“集合”。每一个词或在场的东西或存在物在表面上看来虽是最真实可见的,但实际上它却是无穷的不在场的东西的一个集结点(在场与不在场的统一)。如著名的“壶”的例子。壶之为壶,她的原初性,就在于它集合了许多与其相联系的东西:可以装入水、酒、奶,进一步联想到泉、雨露、解渴、提神、营养,甚至友谊、展览、祭神等,壶本身还有原料、制作、工艺等,以至无穷。海德格尔将之称为“天、地、神、人的共融”。 诗,无疑是使存在者入于存在之澄明之涌现的光亮中。也只有诗人才能在任何一存在物中体验和找到它所“集合”的无穷。显然,“到语言为止”“拒绝隐喻”的诗是“遮蔽”的诗,它使“存在”处于晦暗不明之状态。 0006 方法大于真理。真理在于阐释。“深度写作”是一部分诗人的追求,“拆解深度”的后现代是一部分诗人的喜好,其实,在一定的语境里,“拆解深度”的平面化也是一种“深度”。问题是,你通过什么方法或途径达到“深度”或“拆解深度”。多年来,汉语诗歌的一大误区就在这里。过河拆桥式的过分强调终极目标导致诗性(诗歌手段其实就是诗歌目的)的流失,带来的后果是各种非诗的泛滥、公共写作、阳光写作、概念解说甚至是诗歌准意识形态化。这个沉痛的教训还少吗? 诗必须是诗,虽然这是一句老话,但说在这个语境里,是何等的切题! 0007 写诗与年龄。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写诗跟年龄相关。还有一种说法:青年写诗,中年写小说,老年写散文。我不明白:写诗与年龄之间有什么内在的秘密联系?如果说有这种联系,那就排除了诗歌与个人经验、历史和内在体验的关联,个人成长史意义上的诗歌进化论也就一同破产了。一部诗歌史证明,许多大师级诗人越到老年越精熟。比如叶芝、米沃什、斯蒂文森等等。那些年岁大的人写不出诗来,只能说他的诗性已经干枯了。诗歌仅仅属于青年吗?其实,小说和散文是诗歌的放大和扩展。诗歌是一种基质。有“作家”认为:小说将写作者“抽空”了。有“作家”认为:散文将写作者“掏干”了。反过来也可以反驳说:诗歌将小说和散文“压缩”了同时也“曲隐”了,而这,更是美学的。可见,按照“青年写诗,中年写小说,老年写散文”这个逻辑,一个作者的写作能力越来越下降。事实上,老年更具诗性,问题是怎样去唤醒她。写到这,我自然转引大家都知道的辛弃疾的一阕《丑奴儿》:“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0008 经验主义的诗歌关注“此在”——人之生存,但“此在”实质上是“此之在”,即“此在”的本质性的展开状态。但诗人的“经验”理应弥漫着一种独特的宁静和普泛,没有任何的确定性对象性,经验的主体无人称代词“它”和不定代词“某人”,此种意味类似海德格尔的“畏启示无”(《形而上学是什么?》),“畏”和“无”均为“漂浮”。有趣的是,“漂浮”和“诗歌”有着一种美学上的对应性。 由此,“私人写作”的可证性得到了揭示。诗人以“私人”的身份而不是以广场身份和公共身份进入诗歌,最终,人类的普遍情感、存在者整体得以进入与呈现。 0009 在新华书店,当看到一家长为他读中学的儿子得意地购买《雪莱诗选》《普希金诗选》《莱蒙托夫诗选》等一大堆时,我不以为然。这位家长自然大为惊诧:“这么好的名著,错了么?”不错,当然不错!我的解释是:但是,这些名著是她的时代的产物,主要是文学史家研读的文本。这些年来,你知道诗歌发生的惊人的变化吗?因此,既要看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更要看西方现代诗人叶芝、艾略特、史蒂文森、帕斯、博尔赫斯等等。开阔视野,从小形成开放性的诗性表达和思维图式。 读书应该忘却一些什么。现象学、现代解释学:“去敝”,胡塞尔的“悬搁”“加括号”“直观”等。形成崭新的文化——心理结构。诗歌和诗人亦应作如是观。我更多注意的是“诗人的诗人”。 一个时代的诗人都在共同写作同一篇文本。因为一个时代的诗人面对的是同样的语境和创造平台。 0010 我近期的一些诗歌习作突然又出现了以前的标点符号。这不是一个小小的变化,它不仅带有叙事性,注重与世界和生活的亲和性。同时,口语化的习惯表达(不同于流行的“口语诗”)促使在生活丰盈了诗的基础上,又使诗丰盈了生活。诗不是封闭的。诗,就是诗。同时,诗,又不是诗。 诗的视域由此扩大,或说,世界视域的扩大带来了诗的视域的扩大,由此我在诗中转变为世界在诗中或诗在世界中。 0011 “诗歌消亡论”。这是一种早已不新鲜的伪问题。何为“消亡”?何为“消亡论”的视角和根据?它的语境和理论预设又是什么? 应该区分诗歌与诗性。诗歌和诗性合二为一。诗歌作为一种表达的文本和人类自身存在的一种确证显然来自诗性。人作为文化(符号)的动物,永远离不开诗性。诗歌会“消亡”吗?请看雨果的回答: “这差不多是说:不再有玫瑰花,春天已逝去,太阳不复东升,搜尽各地草原也无一只蝴蝶,月光暗淡,莺啼将近,雄狮声咽,苍鹰入巢,峰峦隐迹,俊男俏女与人间无缘,生死不足挂齿,母爱绝踪,人心泯灭,长天也告哀逝。”(《威廉·莎士比亚》“艺术与科学”)因此,雨果送给“消亡”论者一句话:对艺术的本质何其无知! 除非世界消亡了,大地和人一起沉沦,晦暗不明! 0012 中国诗歌传统中,关于诗歌的负面的经典性风貌所作的经典概括性的词语有一大堆:嫩弱。浅。妍冶。轻巧。寡味。讦直。质直。淫侈。补假。凡俗。平美。拘忌。鄙促。鄙质。靡直。靡曼。繁芜。芜漫。峻切。淑诡。……诗歌本身的发展使得一些传统的铁律失效,不仅如此,有些因素(观念、范畴、标准、词语等等)还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丑化为美,负面化为正面,消极化为积极,腐朽化为神奇,非诗化为诗,……且慢!正是“非诗化为诗”大有文章可做!“把诗写得不像诗”成为八十年代以来许多诗人特别是实验意味较强的诗人的主要诉求。顺理成章,以上列出的这些“贬”义词不少会发生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而“褒”起来了。 诗是一种创造。审美要求鲜活。因此,诗的概念自然要跟上时代和诗歌自身的发展和变化。略举几例:“补假”成就了艾略特的《荒原》,而王家新、张曙光、钟鸣等也有大量这方面的成功尝试。“淫侈”“芜漫”等成为一些实验诗人有意堆砌废话的激情之作。“浅”“凡俗”“鄙质”更是口语诗歌的追求目标。 范畴本身也成为了文本。 诗歌范畴好比德里达的“印迹”。问题是,我们不仅要有橡皮,还要有铅笔,创造和建构是主要的。 0013 诗歌到底有没有“质性”?看起来这是一个颇传统、陈旧的一个问题,可是至今我们也绕不过它。 “质性”是胡塞尔分析“意向本质”的一个成份。质性,即事物的内在规定性,按照胡塞尔的解释,指那种“使表象成为表象,使意愿成为意愿的东西”,也即是说,“质性”一旦消失,“表象”和“意愿”就不复存在了。还可以这样认为,某一种事物之间的共性,就是它们之间共同具有的“质性”。 可见任何事物都有它的质性,诗歌也不例外。 作为差异诗学和相对主义诗学,后现代理论似乎宣扬一种开放诗学。当代诗歌中:解构,口语化,个人化写作,女性诗歌,……这是一个诗歌观念急剧变化的时代。一个流派有一个流派的诗歌,甚至一个诗人有一个诗人的诗歌。诗歌似乎只有“家族相似”,而没有“族长”。 一些人相信诗歌的“减法”,诗歌的附属成份越减越少,就像贞女一件件地脱除衣饰,最后的部分也袒露了还叫“贞”女吗?这最后的部分,就是贞女的“质性”。我们也可以对诗歌的“质性”作如是观。诗歌的“最后部分”,即“质性”可以改造与变换,但却不能没有;否则,诗歌就不复存在了,也难逃始乱终弃的悲剧。这里特别需要提醒的是,“质性” ≠“这是诗的”、“诗家语”等,否则,为诗歌发展作出贡献的“非诗”或“非诗主义”就不好理解。诗歌不能缺少对自身的怀疑与反叛精神,主流诗歌观念往往遮蔽了诗歌的真相。回到诗歌的内部吧,质性潜藏于诗歌历史的深处。 诗歌的“质性”就是那种使诗歌成为诗歌的东西。诗歌的“质性”是一首诗歌与另一首诗歌之间共同的“血脉”与“精髓”,它们在一首诗歌与另一首诗歌之间相互流通、变换与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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