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极少数的那边
--简谈方文竹近年诗歌写作
张建新
“全部写作,极致化的诗歌写作可分为三种状态:第一种是为所有人写作,或说,全人类都是你的倾听者。第二种是为部分人、少数人或极少数人,甚至为一两个人写作。第三种是完全为自己写作,自己是自己的倾听者。”这是方文竹在他的诗学随笔《抵抗的诗歌》一文中说的话,他还接着说:“第一种写作是神性写作,写作主体行使上帝的职能(何况人类不可能有共同的宗教信仰),对于目前的诗歌来说已经不可能。第三种写作是手淫式写作,或无异于痴人说梦。只有第二种写作才是正常的写作。”这就表明了方文竹独立的精神立场和态度:那就是站在极少数的那边。 在多年的诗歌创作中,方文竹一直锲而不舍地在诗歌领域耕耘着,坚持走在探索的前沿阵地,不断在诗歌创作中寻求“蜕变”。可以说,方文竹这几年的诗风变化是较大的,其中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从他的诗歌中,我看到了一个抒情时代的完结,取而代之的是叙事性的融入:“‘赶上了新时代’一边说着/一边翻箱倒柜/追溯是一副安静剂/从满库陈谷找回沿途的风暴/从手机信号找回当初的鸟鸣//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为什么 宝石的美月亮的美/偏偏走到了一起/为什么 至死也不承认/“天生就是一位钟爱万物的神仙”/要爱不爱 仿佛一生的臭脚/起不到一小点作用/一路花汁打湿了人世的浮尘/当站在山巅上狂歌一曲/已经掷下一块绝望的肉体石头//已经单独对河流说了一万遍/还是白说 不如练习做一缕波浪/夹着小半个地球快跑”(《记一位老人》)。关于叙事性,沈天鸿先生在《方文竹的实验》一文中说道:“仅仅是叙事,伤痕与思想就容易被排除,或者说很难得到体现。叙事性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何谓叙事性,简单地说,就是有叙事的性质,但不是完全的叙事。”以这样的认识来解读这首题为《记一位老人》的诗歌,不难看出,方文竹的策略正是如此,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位老人与嬗变时代的矛盾和碰撞,让我们感受到无奈和不适,这样的叙事策略几乎贯串了方文竹所有的诗歌。 现在很多诗歌都在关注当下性,但一些诗歌表现出来的都是游离于自我生存经验之外貌似真实体验的东西,依靠的是拿来经验主义,这种诗歌很容易陷入现实假面指向的沼泽。我比较赞同诗人世宾关于当下性的说法:“诗意不能靠与他们被日常培养起来的情感或“掌握他们社会的规范”结合来实现,它必须通过对现实生存的批判,必须通过对现实世界之外重新建立另一个世界,保持一种具有神圣性的精神在现实中生活、写作,并最终达到对完整性的发现和丰盈的体验。关于当下性的论述,还涉及一个人的本体的问题……当下性就体现在他与生活的周边的事物的关系,他依靠本体发言。”很显然,方文竹诗歌中的当下性体现在他所熟悉的生活中,他的思考也由此发散出去,因而这样的诗歌是真实可感的。比如他的:“他在这座小城里混不下去了/走漏了的消息比刀子还快//‘我没有愧对明月’/可是他居住的德胜街头大树干上/留下一个刀刻的人形//他要怀揣着它。赶忙去外地望明月 明月/天下明月一样圆/可是 当我去看他时/它分明是一只痰盂”(《皖东南(6)》)。 反讽是方文竹诗歌的另一个重要手段,在介入当下性的同时,以避重击轻、闪展腾挪的反讽手法,巧妙地彰显了他的对现实的考量和批判精神:“公务员说 行政村和村民组的划分/水茫茫一片 如何管理/个体户说 水产养殖民 抓住时机/投资回报一定不薄/记者说 产业结构调整经验足/该有一篇响亮的新闻报道吧/主人乡长正布置农业税渔业税/哥们啊我要多抠点给你们招待好/我 一个诗人 美学研究生/想起了诗的命运 美的无言和无用/捱到夜幕降临 月华初放 美景无限/无数圆月泊在水面/我有水中月啊 抓水中月 吃水中月/一阵狂叫 引来乡派出所巡警/我被抓去了,据说是流氓罪/‘水中月’原来是水乡的一个美女”(《几位朋友去水乡》),诗的最后两句戏剧化结果让人读后愕然,继而感觉如鲠在咽,但具体是什么卡在嗓子里,说不清楚。这样有着强烈变形、反讽色彩的诗歌,使我们在对现实的观照中感受到了内心模糊的对应,引发出内心的撞击与共鸣。 方文竹认为诗歌不是一种创造,而是一种寻找与发现,这与我的认识不谋而合。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诗歌的寻找与发现是在一定精神指向下的寻找与发现,也就是说作为诗歌创作的主体,作者的主观性在诗歌中同样重要,而不是像有些诗人提倡的诗人应该从他的诗歌里撤离,事实上,这样的提法近乎谬论,诗人怎么可能从他的作品中撤离?法国批评家茨维坦·托多洛夫在一篇文章里说到:“没有一种社会科学(或任何学科)能够完全避免主观性。选择某一组理论概念、而不选择另一组,这本身就已经包含了一种主观的决定,但不作这一选择,我们又一事无成。”作者或明或暗的主观性决定了诗歌方向,而有价值的主观性指向不吝是另外一种意义上创造。方文竹深谙其中道理,他的诗歌不是为了解决现实中的问题,而是发现问题,然后凸显问题,让问题自己开口说话,让读者参与思考,这就是他所说的寻找与发现。 纵观方文竹的诗歌作品,他的几乎所有作品大都沉浸在一种悲悯色彩的基调里,沿着现实生活的疾苦或悲剧事件这样的脉络推进,这与方文竹个人的悲悯情怀分不开,而这种悲悯情怀源自对世界苍生的热爱。在他的很多诗歌里,我都能看到一个穿行于现实世界各个角落里“梦游者”的身影,这些“梦游者”以一个旁观者或当事者的角色向我们展示了物质时代的某些特征:精神的游走、信念的飘移,在“梦游”中截取了一个个生活的现场,成为一种强有力的精神指控,比如他的长诗《暗斑》,以令人窒息的气息给我们提供了一幅混乱的生活场景的同时,我们更读到了隐藏在语言这个载体内核深层的震撼人心的灵魂拷问等多重意义,这样的“梦游者”更负载着灵魂的呼唤与回归的重任, 作为早在80年代就步入诗坛的特立独行的诗人,方文竹一直被深深的孤独感所笼罩,在这种来自于人类心灵本源的悲悯力量的撞击下,他力求以笔下的文字来进行灵魂的救赎、感召和呼唤存在之中的光亮,这本身就是一个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