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奥 登 在 中国
奥登的诗歌风格各异，诗体多样。他在30年代亲历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并为此写下了著名的商籁诗组《战时在中国作》(以下简称《战时》)。《战时》被称为“是奥登诗歌当中最深刻，最有创新的篇章，甚至也可以说是三十年代中最伟大的英语诗。”[①]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没有奥登的中国之行也就没有《战时》的问世，而中国的现代诗歌又因为“奥登”风的熏染而呈现出一派五彩斑斓的景观。卞之琳，九叶诗人等就都受过他的影响。在这里，本文首先爬梳整理他在中国的活动情景及《战时》的创作全过程，包括他在中国的接受与传播的始末。
（一） 奥登中国之行
在来中国之前，可以说奥登对中国一无所知。那是1937年夏初，奥登和小说家衣修伍德接受伦敦Faber and Faber和纽约 Random House两家出版社的邀约，写一本关于东方的旅行杂记。他们之前连亚洲都未来过，因为当时正值中日战争爆发，于是就选择了访问中国。他们以战地记者的身份于1938年1月19日出发前往中国，到六月底才回国，中国待了有四个月之久。
在西方许多观察家的眼里，中日战争不久将成为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世界大战。奥登他们的出版商特别指出，这本战地杂记要包括亚洲一个或几个国家。这次旅行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俩都觉得这是第二次机会，衣修伍德懊悔没有去西班牙，而奥登虽然参加了西班牙内战却一无所获。中国看起来充满希望，因而奥登说“我们将有一场属于我们自己的战争”。[②]
在伦敦到香港的路途中，他们经过埃及，印度洋。奥登分别作了五首诗：《航行》、《狮身人面像》、《旅行》、《澳门》和《香港》。其中《航行》是他在穿过印度洋的船上所写，诗歌表现出自己对选择旅行后的质疑，甚至怀疑是否“旅行者能在他的旅途中发现他一直寻找的‘乐土’”，但诗人又在诗中作了回答‘在风的肆意的触摸和海水的浮光闪动中都不可能找到‘乐土’。诗的第三节写道：“不，他一无所获，他也不想到达终点。旅行是虚幻的，虚幻的旅行是一种病。在这虚幻的岛上，心不能停止跳动也无法承受痛苦。”在这两行诗中，“虚幻”就出现了三次，旅行是虚幻的因为旅行者拒绝接受变化，轮船不止看起来像是一个虚幻的岛屿，更因为从道义的层面来讲，它是一个没有信仰的孤立的地方。[③]这是奥登诗歌的一大特点，就像他的爱情一样，总是开始绚烂夺目既而又转为虚无。奥登其人也就是这样一个矛盾体，一生追求爱又永远都在追求虚无中。奥登二人于二月十六日抵达香港，他们觉得那里非常丑陋。奥登犹为看不起英国殖民者，因为他们中曾有人就说中日战争不过是两伙土著之间的吵架而已。诗歌《香港》更为微妙地表达了他对这个城市的谴责之意，在诗中，香港——一个过于温和的社会，认为战争只是某种发生在台后，看不见的，又让人不快的事情而已。因此奥登斥责他们“离开家里一万里，她叫什么来着，扯旗山的军号吹灭了战士的火炮，一场战争从幕后轰的一声就来了。”[④]在香港逗留了十天，一种亦真亦幻的感觉始终伴随他们，直到抵达广州，听到天空中轰炸的炮声才得以确定他们真的到了中国。
因为此行是要写一本旅行杂记，所以他们每到一处，更多关注的是地方的市井人物，而较少去写这本书以外的诗歌。3月4日，他们离开广州来到武汉。当时的汉口是全国的交流中心，这里不仅聚集着政治，文化各界的社会名流，也汇集了各种不同肤色的外国友人。他们中绝大部分都是为关注中日战争而来，有的甚至为这次战争作出了卓著的贡献。奥登在这里结识了卡帕（Robert Capa）和约翰.弗尼赫特（John Ferhout）两位出色的摄影师，卡帕曾说“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离炮火不够近。”他用自己的相机为台儿庄战役等历史时刻留下了珍贵的记录。奥登二人还拜见了艾格尼斯.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这位集记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于一身的杰出女性。她在中国一待就是12年，其著作《中国红军在前进》、《中国人民的命运》等向世界宣传了中国的革命斗争，成为不朽之作。史沫特莱同奥登二人展开了诙谐、幽默的交谈，甚至还拿奥登脏乱的衣服开玩笑。不过谈话结束时她热心为他们访问八路军驻汉办公室写了介绍信。
在汉口，奥登他们参加了两次常规的记者招待会。由于当时英国政府对战争的不积极态度，他们感受到其他外国记者投来的敌意，犹如芒刺在背，因此他们总是急着解释自己不是记者，远道而来只为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事实上，他们不能确定自己的角色也不知道应该做什么，对远东的时事一无所知确又不得不对道听途说来的史实作出判断。在这里他们访问了蒋介石夫妇，奥登还有幸见了周恩来。然后前往前线，来到徐州后又辗转到了西安。一路上不停地遭到日机的惊吓，蚊虫和伤病的侵袭，但并未见到真正的战斗,倒是接触到各个阶层的中国人，这些后来都成为了奥登诗歌的素材。尤其是中国的战士，奥登通过对他们的描绘更深刻地刻画了战争的残酷和恐惧。4月14日，他们从前线返回汉口后，奥登就为一个死去的中国兵写了一首商籁诗：
他被使用在远离文化中心的地方，又被他的将军和他的虱子所
抛弃，于是在一件棉袄里他闭上眼睛 而离开人世。人家不会把他
提起。当这场战役被整理成书的时候，没有重要的知识在他的头壳
里丧失。他的玩笑是陈腐的，他沉闷如战时，他的名字和模样都将
永远消逝。他不知善，不择善，却教育了我们，并且象逗点一样加
添上意义；他在中国变为尘土，以便在他日 我们的女儿得以热爱
这人间，不再为狗所凌辱；也为了使有山、有水、有房屋的地方，
也能有人烟。[⑤]
他在4月21日的茶会上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朗诵过这首诗，后来却因为这首诗的译文而发生了一些小插曲。衣修伍德在战地日记中详细记录了这次茶话的经历：
今天，写完有关黄河的材料及一系列新闻报道后，我们又开始
了我们的社交生活，参加了一个在“终点宾馆”举行的茶话会。这
次茶话会是杭立武先生安排的，其意是想让我们会见一下在汉口的
一些重要的中国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都五个或六个一起坐在几
个小桌旁。每谈及一个有趣的话题时，这些主人们总会让我们颇受
感动。这次聚会无疑是非同寻常的。我们很荣幸地看到冯玉祥——
这位基督教徒将军出席了这次聚会。（据说他曾用灭火的水笼头给他
的全体官兵洗了圣礼。）冯不会说英语——也没必要说。他的沉默就
已足够了。他身材高大，是位仁慈的人中英雄。听了翻译给他的我
们的赞美之辞之后，他笑了。接下来，大家可就全然不管他了，都
用英语交谈起来，而他也仍然保持着微笑。不过特别奇妙的是，他
完全有资格呆在这儿，因为他也是位诗人，他常以农民的口吻写些
有关农村生活和战争的诗文。冯曾公然反对蒋介石，不过现在他们
已形成军事联合阵线——但到目前为止，国民党政府好象并没有对
他委以重任。
另外一些尊贵的客人中有当今中国的戏剧家田寿昌，翻译家洪
深和现代著名诗人穆目天。一位叫陈叶云(未详)的女士极热情地同
我们谈论着妇女战时地工作……饭后，我们接受了当时中国最主要
的报纸《大公报》的采访。这位年轻记者有个外来名字迈克丹纳
（Macdonald）（由马东纳英化而来）这种西化的名字在中国知识分
子中似乎很常见。他仔细询问我们对于中国的道德，文化和建设有
什么意见？中国军队的情形如何？新型的中国妇女如何？我们都回
答的很模糊。但这没关系――因为在我们开口之前，他已经写好了。
与此同时，在另一张桌上，田先生出于对我们的尊敬，让洪先
生翻译他作的一首诗给我们，“信是天涯若比邻，血潮花片汉皋春。
并肩共为文明战，横海长征几拜伦？”
奥登不甘落后，也回应了一首商籁诗，这是他昨天为一个死去
的中国而写的。
……[⑥]
第二天的大公报（汉口）版用了差不多四分之一的篇幅报道了此次茶会，并刊载了田汉和奥登二人的诗歌。奥登诗歌的第二行原意为“被他的将军和虱子遗弃”在《大公报》上的实际译文，是洪深翻译的“无贵无贱，同已将他忘却”。但在《战地行》一书中，衣修伍德的记录说原文“太冷酷无情，甚至可能是一种危险的想法，（因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将军都不会抛弃他的军队。）因此，他们改成了‘穷人和富人站起来一起战斗’”。而后来的研究者大都援引了衣修伍德的说法，像卞之琳在《重新介绍奥登的四首诗》中就是如此。这与事实略有出入。
在汉口又停留了时日，奥登他们又去了东南前线, 临行时凌叔华还送了他们两把扇子，并在扇面上亲笔题诗作画作为纪念。在去前线的路途上，他们的生活条件变得异常艰苦，然而听着翻译过来的中国士兵的歌谣，做苦力的低吟和游击队员的号子时,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和心灵的摧残深深地震撼了奥登。他后来说：“中国同西班牙完全不同，众所周知，在西班牙，人们懂得过去发生了什么，而这又意味着什么。但中国是不可理解的，在这里除了打仗他们从不会想过尊重人的生命”。人道主义的关怀贯穿奥登诗歌的始终，因而在《诗解释》中，奥登借先人之口告诫说;“记住，只有尊重生命的人才能主宰生命”。
奥登二人于六月十二日离开上海，在日本稍作逗留乘船到温哥华，又去了纽约才回国。他回国后作了一两节讲座，就偷偷遛到布鲁塞尔开始《战时在中国作》的创作。九月底回到英格兰，又花了两个月时间开讲中国之行和发表反法西斯的演讲。之后，他收集整理了早期半打诗歌中的碎片，又拼合一些新的材料写成了《诗解释》。这是商籁组诗的补充，为他们的思想提供了许多理解说明。
奥登不愧是诗坛的顽童，战争在他的眼里也变得滑稽而荒诞。“战争就是去炸毁废弃的军火库时没击中，却炸死了一些年迈的妇人；战争就是拖着腐烂的瘸腿躺在马厩里；战争就是深陷囹圄还在想着别人的老婆；战争就是山上一大群疯狂的恐惧的人们向山脚下移动的个体开枪扫射；战争就是无所事事的等待，对着断线的电话大吼，过着没有睡眠、性交、洗澡的生活；战争是不整洁的，模糊的，绝大部分是出于偶然。”[⑦]不过，奥登又对战争进行了更深意义的拷问。他最后把这组商籁诗取名为《战时》就寓意深远，“奥登对‘战’字不加修饰，连冠词也不用，这就清楚地表明了他的意图：他的诗歌是关于战争本质和含义的寓言，是一种理论，一种伦理，而不是关于某一段具体的历史。”[⑧]事实上，这种对人类历史的考察在诗歌《西班牙》中就开始了，不过《西班牙》的态度是冷淡的，并没有得出什么道德意义的结论，在这组诗中伦理意义则清晰可见。奥登在诗中说我们是“尚未证明其价值的有希望的民族”，而历史不过是寻找“圣殿”的一种失败。中日战争就是全人类失败的产物，正如他在《诗解释》中说的一样，“中日战争简单的是一场大斗争的本地区的变种……都已使他们的全部生活深深卷入。”奥登描绘战争同时也采用了更多的细节和场景，例如空袭、手拿地图的将军、医院、死亡战士和外交官的聚会等等，这些都是在中国亲眼目睹的。但是诗歌最终回到思考人类广阔的困境的理论高度上来，这种“思念着那温暖赤裸的时代，本能的平衡和天真无邪的嘴对幸福的品尝”是徒劳；“我们为需要所迫，生活在自由中”表达了诗人对追求自由的强烈愿望。
《战时》共分两个部分，前一部分以探索人类历史文明为出发点，认为人类历史是失败的历史，骁勇善战的骑士“坐在办公室里偷窃”,变成了“法律和秩序的赞颂者”；神明的诗人“歌声不再来”，“他拥抱他的悲哀象一块田地”。而失败的种种都是因为人类缺乏作出正确选择的能力。因此诗的后一部分以中日战争为证，展示了人类错误选择带来的恶果：战场上士兵“被他的将军和虱子所抛弃”；医院的伤员“各自躺着，彼此相隔如世纪”；而无家可归的农民“他们携带恐惧像怀着一个钱包”。奥登同时也肯定了我们自己的错误，“我们看到成千个面孔，为一个谎言所鼓动”，因为“不管他们如何蓄意为善，军队拿着一切制造痛苦的器械，正等着他们一句失误的语言”。奥登又一度陷入自我难以救助的困惑，他认可用暴力去争得自由，却又流露深深的遗憾。但是奥登在中国的士兵身上发现了希望的曙光，他“象逗点一样加添上意义，……以便在他日,我们的女儿得以热爱这人间,不再为狗所凌辱；也为了使有山，有水，有房屋的地方，也能有人烟”。这是奥登诗歌的另一主题，爱！他认为只有爱才能救赎苦难，而无名士兵虽死，却带来了爱和人类的繁衍。
（二） 奥登在中国的译介
中国对奥登的译介最早是在西南联大的课堂上，学者教授们出于对现代诗歌的兴趣，对奥登的喜爱而把他介绍给学生，如燕卜荪，卞之琳等，王佐良，穆旦，杜运燮等人在回忆中就都有提及。译介与传播奥登的鼎盛时期是在四十年代，这些当年的联大学子，业已长大成才，他们翻译介绍奥登作品或介绍外国学者对他的评价。有的更多是在自己的论著中介绍和引征奥登，从而有力推进了奥登在中国的传播。
1、燕卜荪、卞之琳：中国最早介绍奥登的先锋
威廉. 燕卜荪是在中国介绍奥登的第一人。他是应北京大学之邀来华讲学的，后因抗争爆发，随学生南迁到了昆明。他不仅是著名的评论家，同时也是一位诗人，还是奥登的好友。在西南联大讲授英美当代诗歌课程时，奥登自然被当作一位重要诗人介绍给学生。于是在西南联大的校园里，随处都可听到谈论奥登诗歌。杜运燮说：“记得当时‘文学青年’们谈论得最多的就是这几首名诗：艾略特的《荒原》与《普鲁弗洛克的情歌》；里尔克的《豹》与奥登的《战时》”。[⑨]他们有的甚至“完全为奥登所倾倒，以至于学他译他，有的人一直保持这种感情，一直保持到今天”。[⑩]杜运燮在他后来发表的两篇散文《我和英国诗》和《在外国诗影响下写诗》中，都分别叙述奥登当年怎样影响自己的诗歌创作，他具体列举了写作表现的“当代性”，现代主义的表现技巧和讽刺诗的幽默三个方面对他的吸引力，并且致力学习写这种风格的诗歌，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学者一致认为杜运燮最得奥登神韵所在。他在文中多次提起燕卜荪，认为西方现代主义诗歌能传进西南联大，燕卜荪起了显著作用。诗人们在后来的回忆中都有诸多细节记载：
“跟着燕卜荪读艾略特的《普鲁弗洛克》，读奥登的《西班牙》和写于中国战场的十四行，又读狄仑.托马斯的‘神启式’诗，他们的眼睛打开了――原来可以有这样的新题材和新写法！”[11]
的确，通过燕卜荪架设的桥梁，联大的学子们开始取法奥登、艾略特、里尔克等人的英美现代派诗艺。“我们对他所讲的不甚了然，他绝口不谈自己的诗更是我们看不懂的。但是无形之中我们在吸收着一种新的诗。”[12]燕卜荪无疑是为中国学子引进现代诗歌的功臣,姚丹曾对燕卜荪作过定论, “从某种角度说，如果没有燕卜荪，西南联大学生与世界――当然主要是英美――‘当代’诗歌的接轨要迟滞几年甚或不可能发生”。称他的意义“绝不仅止于顶着红通通的鼻子给同学们讲莎士比亚”，更在于“他对20世纪优秀现代诗人艾略特、奥登等人的由衷的推崇”。[13]
正是由于燕卜荪的推崇，联大学生对奥登的喜爱，才有了后来“奥登”风在中国四十年代诗歌创作中的兴盛。王佐良在《一个中国新诗人》中详细记述道：“在战争的初期，图书馆比后来的更小，然而仅有的几本书，尤其是从外国运来的珍宝似的新，是用着一种无礼貌的饥饿吞下的。……但是这些联大的青年诗人并没有白读了他们的艾里奥托与奥登。也许西方会出惊地感到他对于东方文化地无知，以及这无知的可耻，当我们告诉它，如何地带着怎样地狂热，以怎样梦寐的眼睛，有人在遥远的中国读着这二个诗人。在许多下午，饮着普通的中国茶，置身于乡下的农民和小商人的嘈杂之中，这些年轻作家迫切地热烈讨论着技术的细节。高声辩论有时深入夜晚”。
而另一位后来为奥登在中国的介绍和传播作出巨大贡献的主将就是卞之琳。他在北京大学上学时就接触过奥登的诗歌，他在回忆中曾说叶公超是第一个引起他对二、三十年代，晚期叶芝，左倾的奥登等英美现代派诗风兴趣的人。卞之琳后来在翻译奥登的《战时在中国作》的前言又强调道“至少在当代英国诗人中，译者最喜欢的也就是他”。这位当年的学生变成了联大的教师，不难猜测，卞之琳对奥登的喜爱在学生中自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杜运燮后来在他的文章中就说起：“1940年，卞之琳先生从四川到昆明西南联大任教……因为我爱写诗,也爱读他的作品,常去请教,当然也是我的老师……卞之琳到了联大后,校内冬青文艺社请他做过一次题为《读诗与写诗》的讲演，那时听众很多”。[14]唐祈也明确指出“西南联大的大学生诗人穆旦、郑敏、杜运燮都喜欢卞之琳的诗，袁可嘉还是他的学生，并表现出卞诗的影响”。[15]
2、四十年代的期刊对奥登的传播介绍
奥登在中国的译介到了四十年代已经得到全面展开，译介内容从他的诗歌创作到理论著述，十分丰富。一九四三年《大公报》第七十七期的文艺副刊刊登了潘际、垌节二人翻译的《现代世界的文学》，文章在论述两次大战间的文学特点中介绍了奥登诗派并称赞他们对于语言的锤炼，“似乎爱选用那些只有发挥到最高境界的时候美丽的形象和语言，一个形象或语言是由中性的甚至丑陋的元素组成的，而不是由那些本身美丽的元素组成的”。不过，四十年代译介奥登集中在几大刊物上。这大致分为两个时期，初期主要是《明日文艺》和《时与潮文艺》。由明日社创办的《明日文艺》旨在介绍国外诗人的风格，卞之琳翻译的奥登《战时在中国作》的五首诗最早就发表在它的第二期上，中国第一个翻译奥登诗歌的应该是洪深，他即席翻译了那首《一个中国兵》，那么卞之琳应该是继他之后最早翻译奥登诗歌的。与此同时，杜运燮也在《明日文艺》开辟的“海外文讯”专栏中，介绍奥登的诗艺特征，深刻剖析他的“临床”的方法，并第一次引入“轻松诗”的概念。另一个刊物《时与潮文艺》的创刊更是极大地丰富了当时的文坛，它的创刊词中写道：“《时与潮文艺》的主要对象是世界文学，所以我们对世界文学名著，对中外的作家，将逐个加以分析和批评，对于外国作家的作品，我们要以超出一般水准的译文，把它介绍过来”。杨宪益翻译的奥登诗四首,就发表在《时与潮文艺》的二卷三期上，因为资料的缺失，暂时无法考证是奥登的哪几首，不过可以肯定的说，在当时翻译奥登诗歌并刊载了的确只有他和卞之琳两人。《时与潮文艺》的二卷二期上刊载了赵瑞蕻的《回忆诗人燕卜荪先生》，文中他分析联大学生之所以青睐奥登是因为“‘荒原’到底是冷落辽远了，他们这一代从‘荒原’回到社会与工厂，从远日点回到炽烈的近日点，而伟大的是他们看出了人类不可避免的悲惨的屠杀――战争的影子，早已落在他们底诗篇上。”他还极地称赞奥登一派的诗风，称他们是如“烟雾深处的警笛”。紧接着在四卷一期上，又发表了杨周翰的《奥登――诗坛的顽童》，这是最早介绍奥登的诗学论文。杨周翰全面介绍奥登的诗歌技巧，诸如居高临下的取景高度，意象的选择等等，他把奥登的“滑稽和讽刺”,“观物的角度”，“侦探癖好”，“喜好紧张和刺激和新奇”都归之于他的“顽童本性”，认为奥登诗歌的独特之处，就在于技巧的成熟中夹杂一点“孩童的天真”。
四十年代后期，伴随《中国新诗》和《诗创造》的创刊，译介奥登至此形成一个高潮。《中国新诗》第二集上再一次刊登了卞之琳译的《战时在中国作》的五首诗，在诗的前言中，他评说奥登的诗歌“亲切而严肃，朴实而崇高，允推诗中上品”，同时还兼顾介绍了十四行诗的押韵方式。卞之琳深入浅出的阐释为读者理解奥登诗歌起到抛砖引玉的功效，加之诗歌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都引起了知识分子的共鸣，如诗歌对农民的刻画“而从土地取他的颜色”，“歌颂他们植物式忍耐，动物式可爱”；描写士兵的苦难更加力透纸背，他们“一条绷带掩住了每个人生活的所有” ，“用命在远离文化中心的城市，遭受了将军的及虱子的遗弃”，等等。奥登的这种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关怀感染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因而在当时影响颇大。杭约赫的《复活的土地》就直接引用了诗歌中的“有山，有水，有房子的地方也可以有人”，并模仿“给大家增加了意义如一个撇点”。曹辛之（即杭约赫）在《最初的蜜》的后记中就写道：“……在当时国统区的诗坛影响很大，奥登的诗风引起了许多青年人的兴趣，我也是其中之一。”杜运燮，穆旦等人后来在《诗创造》中发表的诗歌差不多都有奥登的影子，因此在当时的中国现代诗歌中，出现了一种活泼的，广泛的，流体美的诗风，与艾略特的“荒原”之风，里尔克的沉静之美相得宜彰，丰富了现代诗歌的内容。
《诗创造》一共十二期，除了第十期和十二期分别为翻译专号和诗论专号之外，其他的大多是诗歌创作。穆旦，杭约赫，辛笛等人就在这上面发表许多诗歌，其诗风处处显露奥登的影响。唐湜在《诗的新生代》（发表于《诗创造》第八期）就说道：“一个浪峰该是由穆旦、杜运燮们的辛勤工作组成的，一群自觉的现代主义者，T.S艾略特与奥登、史彭德们该是他们的私淑者”。唐湜还在《诗创造》上作了评论辛笛《手掌集》的文章，认为辛笛是把中国传统的诗词文采与欧洲艾略特、奥登们的新风格结合得最好的诗人，并且在文中还介绍《手掌篇》的引子就是奥登的诗。一九四八年四月的翻译专号上刊登了陈敬容翻译了史彭德著的《近代英国诗一瞥》，文中称赞奥登“如今是用英语写诗的人们在技巧上最成功的一位”。在十二期中，李旦又翻译了《史彭德论奥登与“三十年代”诗人》，详尽阐释奥登他们的诗艺，“在他们的诗里就选用了许多从机械，贫民窟及周遭社会环境而来的意象，他们表现的倾向是要使自己浸淫在他们所生存的社会全部的感觉里。他们的诗注重社会性，也曾为这社会的病态而抑伤，它想从心理学与左派政治当中寻求社会的治疗。”文中同时借批评家像格里孙（Geoffrey Gigson）和莱纳(Kathleen Kaine)对奥登的评价，奥登不是没有缺点，但这些缺点“并不妨碍奥登成为当代一个伟大、渊博的诗人”。文中还以奥登的《新年书》和《暴风雨》为例，形象地论证奥登“无疑是他所来往的诗人中最优秀的一个，他对现代与形式有可惊地鉴别力，最要紧的，他还有伟大的天赋能把极端飘逸的观念与感觉融置在语言里”。在这一期的《编余小记》中，编者介绍了译者与他们所译介的作家和诗人。奥登自然成了他介绍的主要对象，“艾略特与奥登是现代英语世界里的最主要的诗人”，“现代英诗从贺浦金斯经艾略特到奥登有一个奇异的发展，前两人的辨证的联想在后者的诗里竟成了尖锐的政治诗”。诸如这种对奥登、艾略特等人的译介在当时都有很大影响。自李金发的《弃妇》开始，波德莱尔，魏尔仑就一直成了中国诗人的偶像，诗人们纷纷译介学习他们。到了四十年代，西方现代诗的译介转向了奥登、艾略特，诗歌主题不再局限于个体情感，而是将人置于社会、文化语境，探讨人生价值、个体命运、个人心态，并且把个体与社会、民族、时代结合起来，从而实现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诗型转化。
后期的另外两个刊物《文学杂志》和《文艺复兴》上也多有对奥登的译介,介绍的方式也多种多样。《文学杂志》的二卷二期上刊载了王佐良的《一个中国新诗人》，他通过对穆旦及“九叶”诗人的回忆来记述奥登的影响；唐湜则是在讨论九叶诗人的诗歌风格中探求奥登诗艺所在，一九四八年他在《诗创造》上写了评论辛笛《手掌集》一文,又在《中国新诗》的三、四集上发表了《穆旦论》,文章当中多处论及奥登,《文艺复兴》三卷三期上又刊载了唐湜的杜运燮《诗四十首》的书评，他将奥登纳为心理分析诗的代表。在同期上还刊载了萧乾的《英国文坛的三变》，文中也有对奥登诗歌的介绍；袁可嘉则是在介绍奥登的诗歌时，上升到诗学理论的高度对奥登的诗歌分析评论，提出了著名的“新诗戏剧化”的理论，为中国现代诗歌的建设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袁可嘉是著名的诗人和理论家，四十年代他先后在天津和上海《大公报》星期文艺、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和《文学杂志》、《诗创造》、《中国新诗》等刊物上发表过文章。奥登是他主要介绍的外国诗人，也是他诗歌理论建设的有力支撑。他的《论诗境的扩展与结晶》最早发表于一九四六年北平《经世日报》的文艺周刊上，文章举奥登的《冬天的布鲁塞尔》为例，具体讨论诗境的结晶在诗歌中的应用，它由远趋近对冬天的严寒，街景的萧索加以描绘，最后把自己对无家可归的难民的身后的同情寄托于一个意象：冬天抓住他们当歌剧。而在另一篇文章《诗与晦涩》中，袁可嘉称赞奥登是“二十世纪人类所引以为傲的几位出类拔萃的现代诗人”。他还以解读奥登“这是破坏错误的时间”为例谈到，奥登完全摆脱历史，只从日常事务的巧妙安排，而得综合效果。这种看似简单意象的拼凑，实则暗含强烈的讽刺，意义深远。文中还对奥登构造意象和运用隐喻明喻的特殊极力赞扬，比如：“你等着像逗点”、“他拥抱悲哀如拥抱一块土地”等等，这些比喻意象不但新奇到令人吃惊的程度而且从诗情发展的配合，或使诗境扩展，或使诗境结晶。一九四七年，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刊载了袁可嘉的《从分析到综合》，他用“从分析到综合”这两个相对的名词来概括现代英诗发展的过程。随后又在《文学杂志》二卷三期上发表了《现代英诗的特质》，两篇文章相互补充，将现代英诗的面貌完全展现，从时间的角度而言，他认为一九二0到一九三0的艾略特象征多于玄学，而四十年代的奥登现实性是突出的特质。奥登对现代都市文明所带来的贪婪无耻，奢欲自私，及现代人的懦弱无能无不有尖刻锐利的批评；从形式的发展来看，现代英诗发展到综合而采取诗剧的形式，这样现代诗人的社会意识可以得到充分的发挥。文章也谈到奥登的“社会综合”的两个因素，一是人间的互爱，二是对神的向往。因此奥登“总是在几乎穷尽的批判了现有的社会病态之后，更把改善现实的责任放到普通个人的肩上；‘忏悔’，‘团结’，‘行动’是诗人在剧终所开的三帖药方”。袁可嘉紧接着又发表了《新诗现代化的再分析》（1947年5月18日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诗的戏剧化》（《文学杂志》三卷一期）和《新诗戏剧化》（《诗创造》十二期）三篇文章。袁可嘉认为杜运燮诗歌中的比喻的构成是受奥登的影响，他举杜诗为例，精辟地分析我国新诗的现代化特征，并提出“新诗戏剧化”的观点。他将诗歌戏剧化分为三类，奥登是“活泼的、广泛的、机动的流体美的最好样本”，被比较外向的诗人采用，并且以诗歌《小说家》为例概括了奥登诗歌特点：“总是从对方的心理着手，而借思想的跳动，表现的灵敏来产生轻松，愉快”。
3、新时期的译介与传播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偏重，文学译介也明显的带有政治色彩，欧美作家作品译介突然减少。诗人们对奥登的译介自然也沉寂了，但是诗人们并没有减少对奥登的热爱。穆旦在这一时期翻译了奥登的55首诗歌，这仅仅是出于喜欢而根本没有想过有发表的可能。拨乱反正以后，文学译介工作迎来了又一个高潮。1985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查良铮（穆旦）的遗作《英国现代诗选》，其中就收录了奥登的这55首诗，包括《战时》27首和《诗解释》等，主要是奥登中期的诗作，这也是奥登诗歌中的精华部分。八十年代初，卞之琳翻译出版的《英国诗选》中也选译了奥登的四首诗，他还在后面写了《重新介绍奥顿的四首诗》一文，文章当中极力赞扬奥登的多才多艺，“他不但能写严肃诗，而且能写轻松诗或打油诗，既能写应景作，又能写流行曲，都可以得心应手而别出新意”。1983年，杨宪益译的《近代英国诗钞》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他也选译了奥登的三首诗，分别是《看异邦的人》、《和声歌辞》和《空袭》，这是不是他四十年代发表在《时与潮文艺》中的难以断定。此外，孙玉石、张同道等人的诗学研究中也对奥登诗歌风格予以介绍。九十年代以来，对奥登的译介更是受人瞩目，周钰良的《英国现代主义文学：诗》一文中再一次介绍和肯定了奥登诗歌的现代派风格，王佐良在编选《英国诗选》中收录了奥登的六首诗，虽然都是英语诗歌，但是他用中文加注，并且对作者和作品作了详细的介绍，这样不但能让读者理解诗歌，又能不失毫厘领略到原诗的风貌。奥登作为英美诗坛的主将，越来越受关注不置可否，陈超著的《当代外国诗歌佳作导读》和刘守兰编著的《英美名诗解读》中，既有对奥登及其诗歌的翻译介绍，还有对诗歌的分析解读。有的甚至是对已有译文的诗歌的重译，比如《名人录》、《战时》第18首和《美术馆》等，译文加入了富有时代气息的现代语汇，赋予诗歌新的时代特色。2004年第5期的《世界文学》还作了一个奥登的专辑，青年诗人北塔翻译了奥登的诗八首，分别有《冬天的布鲁塞尔》、《澳门》、《1938，香港》等等，北塔还写了文章《从艾略特看奥登》一文，比较分析了奥登的知识分子特点。在这一小辑中，还刊载了英国詹﹒芬顿著鲁喜福译的《奥登的魅惑》，此文曾发表于2000年4月13日的《纽约书评》，他全面评价了奥登的诗和散文。从引征的资料中不难看出，奥登在中国的译介发展之迅速，但也应该看到，我们对他的译介还很不够，他的诗歌和理论都没有完整的译本，要想他的译介与研究在中国成为一门显学尚需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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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3-15 1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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