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比人更高的山
——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访谈录之汪国真篇
访问者：姜红伟（诗歌史研究者，诗歌资料收藏家，八十年代诗歌纪念馆馆长）
受访人：汪国真（原暨南大学中文系78级学生，著名诗人、书法家、作曲家）
访谈时间：2014年8月16日上午8点6分
访谈形式：电子邮件
问：汪老师您好，请问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诗的？能否谈谈您最初的文学生涯？
答：京广铁路是中国铁路交通中的一条大动脉。从北京往南，途经的大城市有石家庄、郑州、武汉、长沙，最后一站是广州。
我最初的文学生涯同京广线上的三个大城市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三个城市就是北京、广州和长沙。
我的处女作是在广州上大学的时候发表的，我的第一首引起读者强烈回响的诗是在长沙《年轻人》杂志发表的。我决心走诗歌创作的道路是由于北京的《青年文摘》转载了我的诗，这次转载，使我意识到了我是有能力写出为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所喜爱的诗歌来的，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决定定向发展，不再写那些令我感到蹩脚的小说，而专心从事诗歌创作。或许直到今天，刊发我处女作的《中国青年报》那位叫梁平的编辑，刊发我第一首有影响的诗作的《年轻人》杂志那位叫谢乐健的编辑，以及第一次转载了我的作品的《青年文摘》那位叫秦秀珍的老师都没有意识到，没有这三次机遇，当年一个喜欢写作、名叫汪国真的青年，至今还可能默默无闻，但就在他们的举手投足之间，便成全了一个年轻人未来的事业……
一九七八年十月，我从北京踏上了南行的列车。就是这次南行，完成了我人生旅途的一个重大转折——我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年轻人，一跃成为令许多年轻人都羡慕的大学生。
暨南大学位于广州南郊，文革期间曾长期停办，一九七八年十月，暨南大学迎来了她复办后的第一批大学生。
暨南大学的校园是美丽的，波光潋滟的明湖、郁郁葱葱的桉树组成的林荫道、淡黄色的学生宿舍楼、外形很像蒙古包造型别致的学生饭堂，以及在广东高校中最为漂亮的游泳池，这些都给我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当时学校的董事长是廖承志，副董事长和董事则有霍英东、王宽诚、费彝民等知名人士，学校的校长是当时担任广东省副省长的杨康华。
一切仿佛在做梦一样，仅仅在半个月前，我还是一个常常被上夜班搞得疲惫不堪的年轻人，而今天当我置身于暨大校园里，望着南国处处一片生机勃勃的绿色，我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清新和轻松。让一切重新开始吧！我对自己说。
在全国有两所华侨大学：广东的暨南大学和福建泉州的华侨大学。或许是由于侨校的缘故，学校的校舍在广东的高校中恐怕是最好的，也比较宽敞。本可以住八个人的房间，一般只安排六个，剩下两个铺位，用来放同学们的东西。由于我们系的辅导员余金水是个比较负责和尽职的老师，经常来宿舍检查卫生，因此，整个中文系男女生宿舍的内务都相当整洁。当然，这和房间相对宽松有很大关系。
我们同宿舍的六个同学，三位来自广东地区，另三位中，一位是山东的，一位是福建的，我是北京的。如今，其中一位广东的同学和一位福建的同学都已先后去了澳大利亚。
在我们八二届中文系的男生宿舍中，在我印象里，我们房间是唯一没有住进海外生的房间，其他房间都有海外来的同学穿插其中，这只是一种凑巧罢了。
在我的大学生涯中，我的各科成绩大概要算是中等略微靠上，算不上优秀，但也不至于太落后，就学习成绩来说，我是最不引入注目的。太优秀或太差劲儿，都容易引起同学们的注意。
我最引人注目的恐怕是答卷的速度。每次考试我差不多都是第一个交了考卷背起书包出门的，两堂课的答卷时间，我常常在半小时左右交卷，而且各科皆然。不论在当时还是现在，我都不是一个把分数看得很重的人，但我也不愿太丢面子，这样一种精神状态，决定了我既成不了优秀生也成不了劣等生。
最大的嗜好就是跑图书馆和阅览室，看我喜欢看的图书和杂志。我不完全清楚整个中文系学生的借阅图书情况，但就我们宿舍来说，我恐怕是借阅图书和杂志最多最勤的一个。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我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后。
或许在我的许多大学老师和同学眼里，我是一个有个性的学生，却不是个将来能有大成就的学生，因为当时我的表现实在太一般了。
当我的诗歌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回响后，我曾在街上先后碰到两位中学同学，他们告诉我，他们都曾和我中学的老师议论过这件事，现在出了名的这个汪国真，是过去咱们班上的那个汪国真吗？一位同学对老师说：“我觉得就是。”老师半信半疑地说：“是吗？他在中学的成绩不错，但也不是特别起眼啊！”
客观地说，我在中学的成绩可以称得上优秀，因为那个时候我倒不是看重分数，而是好胜，这种好胜的心理支配着我取得了远远优于大学时代的成绩。如果中学老师都心有疑问，那么在我刚刚成名的时候，我的大学老师和同学们恐怕也会有这汪国真不是那汪国真的疑惑。
我的老师们完全有理由对我今天的成功感到惊讶，只要看看我当初发表出来的作品的水平，就能够明白我当时会给老师们留下一种什么印象。
在我们进入暨南大学不久，系里的同学们自己搞了一份油印刊物《长歌》诗刊。由于这份刊物倾注了同学们的热情和心血，尽管它比公开出售的印刷质量最次的刊物还要差好几个档次，但同学们都很珍视这份刊物，也乐意把自己最得意的作品拿到刊物上发表。当时，我写了一组诗，叫《学校的一天》，这差不多是我当时能够写出来的最好的一组诗了，这组诗由五首小诗组成，这五首小诗分别是——晨练：天将晓／同学醒来早／打拳、做操、练长跑／锻炼身体好；早读：东方白／结伴读书来／书声琅琅传天外／壮志在胸怀；听课：讲坛上／人人凝神望／园丁辛勤育栋梁／新苗看茁壮；赛球：篮球场／气氛真紧张／龙腾虎跃传球忙／个个身手强；灯下：星光闪／同学坐桌前／今天灯下细描绘／明朝画一卷。
这组诗的稚嫩、直白和毫无文采可言是显而易见的，即便它出自于一个中学生之手，也谈不上是一组好诗，我今天看到的许多初中生、高中生寄给我的习作，都远比这一组诗强。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组诗居然能够发表，而且是一下全部发表在全国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中国青年报》上。
一九七九年四月十三日中午，我正在学校饭堂吃饭，系里的同学陈建平兴冲冲地告诉我：“汪国真，你的诗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你别骗我了，我从来没有给中青报投过稿。”陈建平不久前刚在《广州日报》上发表了一首诗，我想这次他大概是拿我打趣呢。“真的，一点不骗你。”陈建平一脸正经，一点开玩笑的意思都没有。“是什么内容的？”我有点半信半疑了，脑海里瞬间闪过种种猜测。“好像是写校园生活的，是由几首小诗组成的。”陈建平说。我开始相信陈建平的话了，我知道自己写了这样一组诗。
问：那个时候发表诗歌，对您有什么影响？是否一时间成为学校的风云人物？
答：那时默默无闻，后来我一出名，同学特别意外。我从来不显山露水，喜欢独自做事，很少参加学校的社团活动。那时朦胧诗很盛行，我没有刻意模仿这种风格，我写的诗都比较直白。发表的那首诗现在看更像是顺口溜。但是在当时给了我很大的鼓舞。这以后，我常跑去阅览室，记下各种报纸杂志的地址，把自己的诗作像撒网一样撒向全国各地的报刊，十有八九是退稿，3个月后换信封再投往另一家。
问：当年，您创作的那首《热爱生命》曾经很受读者喜欢，能否谈谈这首诗的创作、发表过程？
答：大学毕业后，我进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编一本《中国文艺年鉴》，就是把每年的文艺大事编写下来，分为文学、音乐、舞蹈、戏剧、电影等部分，我主要负责文学部分。业余还是不断地写诗、不断地投稿，不断被退稿。我觉得自己一事无成，只能算是一个文学青年，感情上也没着落。我对自己的未来感到有一种很大的不确定性，很迷茫。那时，我就写了《热爱生命》，抒发自己的感情，激励自己。
《热爱生命》先投给北京的一家刊物，没有采用，又投给四川的一家刊物，还是没有用，第三次是投给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追求》，终于被采用了，很快又被1988年第十期《读者》作为卷首语，同一期的《青年文摘》也转载了。这首诗，很快引起关注。
80年代末，我在《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等刊物上，发表了一些诗作。有读者给我写信，大意是说，有一天偶然看到一首诗很喜欢，就抄在了本子上，没注意作者是谁。过了几天又看到一首好诗，又抄下来。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突然发现自己抄的好多诗居然都是同一个人写的，这个人就是汪国真。
问：在您的诗歌创作道路上，尤其是出版诗集的过程中，请问谁最早给予您很大的帮助？
答：北京太平桥中学的一个老师，看到有学生上课不听课，总在底下抄诗。回去之后，就跟她爱人说了这事，她先生是学苑出版社的编辑部主任孟光，很有职业敏感，觉得这么多学生连课都不听抄诗，如果出版的话，恐怕会成为一本畅销书。孟光就做了一个调查，得到的反馈是很多人都在找汪国真的书。后来孟光打听到我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就找到我单位美术研究所一个叫做王鲁豫的博士生，王鲁豫不认识我，后来又通过和我同部门的李世跃才找到我。那是1990年。
我一听说有出版社要给我出诗集，觉得像天方夜谭。在90年代出版诗集是非常困难的，一般出书的渠道跟现在一样的，第一，作者自费出版，第二，作者包销多少册以后，出版社给你出版，就这两个渠道。 学苑出版社给我开了三个条件：最高的报酬、最快的速度、最好的装祯。有这么好的事情，我当然答应了，我一直都想出诗集。当时我在报刊发表诗，十行给40元，学苑出版社给我80元，翻了一番。
问：您的诗歌被广为流传，近年并被翻译为韩文、英文、日文、意大利文等，您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答：大致有这么几个原因：一，通俗易懂；二，能引起共鸣；三，经得起品味。另外，我的诗歌从生活中来。有一次我见到心理咨询医生张伯元，他说，医生的医术是否高明是从病人那里来的，如果一个诊所三个医生，哪个医生的病人多，那他一定是医术最高明的。我写了一首《旅程》：意志倒下的时候/生命也就不再屹立/歪歪斜斜的身影/怎耐得秋叶萧瑟晚来风急/垂下头颅只是为了让思想扬起/你若有一个不屈的灵魂/脚下 就会有一片坚实的土地/无论走向何方/都会有无数双眼睛跟随着你/从别人那里/我们认识了自己。这首诗就是医生告诉我的。有一年我应朋友之邀去杭州，他说，西湖再美，看多了也就那么回事。我也写进了诗里：到远方去/到远方去/熟悉的地方没有景色。
同时诗歌也用于生活中。一个女生拒绝男生，用了我一首诗。我不知道自己的诗还能解决这种问题。原来她用的是我写的《请你原谅》：阳光纵然慈祥/也不可能让每一棵果树都挂满希望。女生把自己比喻成“慈祥”的阳光，男生被比喻成了“果树”。
我的创作没有这样的初衷，但是很多人从中读出了生活。很多学生对我的诗非常熟悉。有一个男生拒绝女生同样用了一首诗的题目，用的是《给我一个微笑就够了》。
问：当年您拥有大量的诗歌读者，时隔多年后，大家都很关心您的近况，能否请您谈谈？
答：很多人在问我忙什么，我忙的事情可能和大家想象的不太一样。我在做另外一些事情，一是作曲，给中国历代诗歌谱曲，谱了四百多首，录制了一百多首；还做了一些事情，就是歌唱祖国，已应邀为山西、四川、河北、河南等省写歌作曲。有时候不一定我写词，但一定是由我来作曲。我的很多精力放在音乐领域。写诗少了，主要时间写书法，做音乐。 （选自姜红伟编著书稿《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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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4-27 1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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