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年：写诗即贩毒

柏相

刘年：写诗即贩毒
——浅读刘年短诗《北京城》

　　据《南海寄归内法传》记载，百丈禅师在江西百丈山开法时，想选派他的徒弟灵佑去湖南大沩山广度后学以嗣续他的宗法。
　　可他的师弟华林善觉禅师不服，抗议说：“再怎么说，我也是忝居为首座，灵佑一个典座，怎么能去做住持呢?”于是，百丈禅师为了显示公平，就决定考试。他说：“如果你们谁能对著大众，下得一句出格之语，就选派谁去大沩山做住持。”
　　百丈拈题考试，直指著身旁的净瓶问说：“不能唤作净瓶，你们要唤作它什么?”华林善觉就指著净瓶说：“木楔！”接著，百丈要灵佑回答，谁知灵佑一脚踢倒净瓶，径直走出了佛堂。
　　百丈于是赞赏地说：“首座输给典座了！”于是灵佑就被选派去住持沩山，开启了沩仰宗的因缘，开创了河山一脉。
　　之所以提起这段禅学公案，是因为诗人刘年，是因为诗人刘年的短诗《北京城》，也是因为在当下的汉语新诗诗坛，也许只有他，才敢堂而皇之地在这首名曰《北京城》的短诗里，把“写诗”与“贩毒”相提并论！
　　在我的阅读视距之内，关于对“诗人”、“写诗”或“诗歌”的理解，做为“诗人身份”的刘年，总是很有“出格之语”的。
　　最先是刘年在其短诗《游大昭寺》里，把“诗人”诗性地描述成“苦行僧”，把诗歌诗性地描述成“挂在风中”的“经幡”，把“写诗”等同于“诅咒”。
　　其次是在其诗集《远》类似于自序的《最销魂是那首诗》的文章里，把“诗歌”比作“情人”，拿“诗人”与“局长”比对，将“写诗”与“打麻将”划归一类，赞同唐人“以诗取仕”，并说“当诗人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因为他们“一生和灵魂近距离接触”。
　　最后就是在这首名曰《北京城》的短诗里，他索性直接说：“写诗，即贩毒”！　
　　刘年将“诗歌”比作是挂在风中的“经幡”，虽然是“出格之语”，但也是他个人对“诗歌”这种文体的独特体悟与独特表达。
　　“经幡”也叫“风马幡”、“祈祷幡”，是藏族僧俗信众的精神世界与他们所信仰的神灵进行沟通的一种媒介物。藏族人认为：在灵气聚集之处（神山圣湖等），挂置印有敬畏神灵和祈求护佑等愿望的风马，让风吹送，有利于愿望向上苍神灵的传达和实现。
　　其实“诗歌”也具有这种类似的性质。其实“诗歌”也是人们欲图与这个世界进行精神交流的一种媒介。无论是写诗者还是读诗者，在饭后茶余或心灵小憩时选择写诗歌或读诗歌，都是为了让自己的情绪积压，包括期待希冀，都得到一定的释放或宣泄。
　　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单靠吃“米”活着，我们其实也需要吃一些“诗歌”，否则，我们的肉体虽然在日渐丰腴，而我们的灵魂则会日渐羸弱，甚至会被饿死。只可惜在当下，我们许多人都只是重视一日三餐的营养搭配，却无视我们的灵魂却在每天忍受着饥饿的煎熬。
　　刘年把“写诗”先是比作“诅咒”，接着比作“打麻将”，现在又比作“贩毒”，虽然也是“出格之语”，但同时也显示出了他对诗歌所应具有的功能认识的一个深刻变化。
　　一如言语的功能是有限的一样，诗歌的功能也是有限的。想凭借诅咒改变一些什么，想凭借一首诗就想改变些什么，这都很幼稚。诅咒是一种反抗，但更多的却是一种逃避。将写诗比作诅咒，其实就是这种逃避或者反抗的写作心态的一种潜性投射。而这种潜性投射，只会把诗歌与诗歌写作带上畸途，甚至带入一种危险。
　　而把“写诗”比作“打麻将”，这种心态就淡泊、平和、自然地多了，写诗其实只是一种生命的状态，一种活着的姿势，一种行走的背影。我们不该给它背负的太多。就像莫言说我只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人一样，诗人也只是一个会抒情的人而已。不过，与“打麻将”有所不同的是，“写诗”是一种精神活动或审美创造，而“打麻将”却仅仅只是一种单纯的时间消费。
　　在当下的汉语新诗诗坛，刘年把“写诗”比作“贩毒”，我个人倒觉得这是最贴切的一个诗性概括了。
　　张无为先生最近在一篇名曰《二把刀厨艺与夹生饭快餐文学举隅》的文章里，对当下汉语新诗诗坛的一些流毒怪癖概括得还是相当精当的。不过，张无为先生只是从“选料、备料、配料以及烹饪等各个环节”来揶揄了一下当下诗坛某些作品诗艺之低劣，他还没有从人性、思想性、诗性修养以及诗心建构等角度对当下诗坛进行多维度的扫描。
　　在我个人的眼里，诗歌“诗技”的拙劣是可以原谅的，但“诗心”的“龌龊”却是无法容忍的。那些“这体”、“那体”等就暂且不说了，那些“这身”、“那身”等也暂且不提了，那些“屎尿”、“好乳”、“睡你”、“垃圾”等也无须赘言了，仅就当下许多文人的“犬儒性”、“哀怜相”与“失心疯样”，将来绝对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奇观。
　　鲁迅先生似乎曾经说过：画家可以画鱼虫，画花鸟，画天上飞的，画地下跑的，甚至可以画过去，画未来，画自己的幻想，但绝不可以画“大便”，因为它毫无审美印记可言。
　　诗人或者说作家，可以颂盛世，揭脓疮，描世态百相，述古今中外，议官商市井，抒魂魄毫微，但绝不可以制贩玷污灵魂伊甸或精神苑囿的流毒。
　　那些所谓的朝向阴暗心态、负向情绪与低俗意象的诗艺探索，其实是一种自我糟践、审美阉割或祸心妖魅。说得严重点，简直就是在人文犯罪。
　　如果按刘年的说法，“写诗”即“贩毒”，那么，“读诗”当然就是“吸毒”了，而“办诗报诗刊诗网”，似乎就是“开大烟馆”了。就当下的诗坛而言，刘年的这种说法，其实也并非虚言，也算是对当下诗坛乱象的一种较为准确的诗性判断。
　　当然刘年在这首名曰《北京城》的诗里，将“写诗”比作“贩毒”，绝没有对当下诗坛棒打一片的意思。
　　刘年其实在这首名曰《北京城》的诗里，只是在诗性描绘他自己个人内心的独特诗学审视。
　　从“人”、“男人”，再到“老男人”，这是刘年对他自己生理轨迹的一种迫性接纳。
　　从“能在人潮人海的三里屯认出死神”、“能触摸到繁花卷起的刀刃”，再到“半夜醒来，能把东三环的车流听成怒江”，是刘年对他自己独特的智性判断的一种诗化梳理。
　　从“北京，即寺庙”、“进屋，即出门”，再到“沉默，即偷渡”，这是刘年对他自己当下心理态势的一种重度宣泄。
　　从“活着，即修行”、“翻书，即翻越千山”，再到“写诗，即贩毒”，这是刘年对他自己人生行走方式的一种道化诠释。
　　在我看来，刘年的这首《北京城》，与洪烛的《在敦煌》可以相媲美，都是我近些年来视距之内同属上乘境界的诗性阅读享受，它们既都代表了中国汉语新诗灵性回归的一种方向，也都代表了中国诗人人格觉醒的一种自知，这些微末对中国新诗界而言，的确都是值得珍视和可喜可贺的事件。
　　当年佛学界江西百丈山的典座灵佑踢翻了净瓶，开启了沩仰宗的因缘，开创了河山一脉；如今诗学界委身于北京城的湘西诗人刘年，将“写诗”比作“贩毒”，在我的眼里，他也许就是灵佑的幻身，他也终将必然开创属于他自己的真正的诗歌创造的审美新姿态。
　　祝福刘年，祝福中国汉语新诗！
　
　　　　　　　　　　　　　　　　           （2015年3月9日清晨柏相于听石斋草就）
　　
▲附原作：


◎北京城

　　　　文／刘年


能在人潮人海的三里屯认出死神的人
北京，即寺庙；活着，即修行

能触摸到繁花卷起的刀刃的男人
进屋，即出门
台灯，即明月
翻书，即翻越千山

半夜醒来，能把东三环的车流听成怒江的老男人
沉默，即偷渡
写诗，即贩毒


　　　（——“中国好诗榜”2016年1月份上榜作品）

张无为

写诗即贩毒，是新感觉问好！

皿成千

一首诗没什么不可以，这样看全诗，很有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