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新诗流派大系》第四编目录
百年新诗典藏书系
中国诗歌流派网荣誉出品
出版：澳大利亚先驱出版社
“百年新诗典藏书系”编委会
顾问：郑敏、谢冕、刘福春、吴思敬、吉狄马加
主任：徐敬亚
执行主任：谭五昌、韩庆成、李海腾、李万家
委员：杨四平、刘川、大卫、方文竹、王正洪、李世俊、陈红为、宫白云、张无为
《百年新诗流派大系》
主编：韩庆成
执行主编：陈红为
副主编：王正洪、冷铜声、仲夏
海外总发行：（悉尼）澳大利亚先驱出版社中文部
台湾发行处：（台北）《创世纪》诗杂志
港澳发行处：（香港）香港先锋诗歌协会
《第三代人》诗群
【简介】
1981年7月17日，邓小平“有个青年诗人在北京师范大学放肆地讲了一篇话”，“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讲话，是新诗潮首要果实朦胧诗、干预诗从自由探索到陷于政治高压的转折点，悲剧命运自此不可逆转。1983年12月14日，胡耀邦召集人民日报、新华社、广播电视部领导谈话，防止“清除精神污染”“扩大化，引起思想混乱”，从而实际上中止了“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在以这两次涉及文艺政策的谈话为起止点的两年多时间里，朦胧诗、干预诗由盛转衰，逐步结束了引领现代诗启蒙、转型的历史使命。但我们也同时看到，正是在1982、1983这两年的时间里，伴随后现代主义理念传入中国，新诗潮的第二批果实——第三代诗歌，于地下悄悄酝酿、萌生，并在随后的1984、1985两年转向半公开状态迅猛发展。1984年夏天，安徽省文联主办的《诗歌报》创刊，在蒋维扬、姜诗元的实际运作下，这份以青年性、探索性为导向的诗歌报纸，发表了一系列在思想上、艺术上“反左”的理论文章，以及极具探索锋芒的诗歌作品，从而迅速成为第三代诗歌的主要发表阵地，推出了一大批当时默默无闻的第三代诗人，这些诗人中的佼佼者，成为今天第三代诗人的中坚。1986年，由徐敬亚发起，《诗歌报》、《深圳青年报》联合主办“现代诗群体大展”，第三代诗歌集体登上中国诗歌舞台。
《第三代人》，是第三代诗歌运动最早的群体。
据邓翔回忆，1982年国庆前后，四川大学胡冬（历史系80级）、赵野（外语系81级）、唐亚平（哲学系79级）、陈梁（中文系81级）4人从成都乘火车，南充师范学院中文系80级的万夏、朱智勇、甘建中、李雪明从南充坐汽车，与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79级的廖希、何卫东、王亚西、罗正强、陈丁，80级的马拉(郭绍才)、程宁、夏宜洪在重庆北碚汇合，有了一场持续几天的诗歌聚会。这次聚会中，第一次提出了第三代诗歌概念。据相关文章回忆，“第三代”最早由马拉于1982年6月提出（一说由廖希、马拉在聚会中共同提出），然后在这次聚会中讨论。讨论中大家基本认同了这个名称，决定编印一份《第三代人》诗刊，但最后一天由于诗歌理念的不同，论战后不欢而散。万夏回忆聚会时说，“第三代”这个词是从《别了，司徒雷登》一文而来：“帝国主义把希望寄托在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第三代”这个说法提出来之后，大家都觉得很高兴。
据赵野回忆，回到成都后，胡冬、赵野与成都科技大学的北望谈到这次聚会，北望也认为“第三代”这个名称好，三人遂于1982年11月前往南充师范学院找万夏、朱智勇，继续商讨编印诗刊事宜。1983年5月，北望、赵野两人到成都8所高校10多个学生诗歌艺术社团串联，后以成都科技大学、四川大学为主，发起成立了“成都市大学生诗歌艺术联合会”，主要成员有成都科技大学北望、邓翔、牛荒、李小瀛、茨冈（胡志强）、康柱（王康柱），四川大学赵野、唐亚平、胡晓波（胡冬因个人原因未再参与），四川医学院陈绍陟、曾朴，成都中医学院何念善，四川师范学院曾春、陶红，成都大学王谷，成都地质学院江济良，西南民族学院李从国等。北望指派本校李小瀛担任会长，赵野代表四川大学担任主编。1983年8月1日，《第三代人》第1期油印出刊，收入济坤（罗继坤）、赵野、翔（邓翔）、牛荒、郑欣、唐亚萍（唐亚平）、康柱、北望、欲穷（陈绍陟）、王玮、小谷、晓波（胡晓波）、向永生、沙亚瑟、李从国、闲梦（覃贤茂）等16位诗人的作品，北望撰写了《第三代人——代序》。
“联合会”成立的5月，中央对中国文联原主席周扬3月7日提出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批判逐步升级；《第三代人》印出来的8月，“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已经山雨欲来。据邓翔回忆，1983年冬，在反精神污染运动中，“成都市大学生诗歌艺术联合会”和另一大学生跨校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被定性为四川两大精神污染现象之一，被迫解散，活动停止。作为后来“诗联”两位召集人之一的陈绍陟，同李小瀛、赵野、张光宇、阿黄（黄宇强）、叶绿等人商量，力主牺牲一人，将全部责任揽到自己一个人身上，保护“诗联”和已毕业离校的北望、邓翔、牛荒、唐亚平等人。赵野被学校领导找去谈话，《第三代人》从此处于停刊状态。“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止后，文艺环境开始好转，但由于《第三代人》核心人物之一北望和邓翔、唐亚平等79级成员大学毕业分配到外地，赵野一人孤掌难鸣，《第三代人》此后未再出刊。
1985年春，万夏、杨黎、赵野以“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名义合编《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设立“第三代人诗会”专栏，第二次打出“第三代诗人”旗号。专栏宣言简洁而响亮：“随共和国旗帜升起的为第一代人，十年铸造了第二代，在大时代的广阔背景下，诞生了我们——第三代人”。栏目收入杨黎、张枣、赵野、胡冬、李亚伟、万夏、邓翔、郭力家等第三代诗人的作品。
【作品】
城墙（外一首）／北望
随想·第一首（外一首）／赵野
一个汉子（外一首）／邓翔
悼亡（外一首）／唐亚平
我想乘上一艘慢船到巴黎去（外一首）／胡冬
思想者WK／牛荒
早熟的向日葵／济坤
土人／陈绍陟
伯明翰的橡树路／廖希
《他们》诗群
【简介】
1982年，山东大学哲学系78级学生韩东毕业，被分配到陕西财经学院工作。大学期间，韩东曾参与校云帆文学社的活动，后来文学社办的刊物被有关部门查禁，还因此影响到一些同学的毕业分配，他希望通过新办一个刊物，将大家重新聚集起来。在他的倡议下，一份叫《老家》的油印刊物在西安创刊。《老家》共编印3期，主要成员基本来自山东大学，如小君、杨争光、王川平、吴冬培、郑训佐等，西安本地有丁当，外地的有小海。
1983年10月，云南大学中文系80级学生于坚发起，与韩旭等18位同学共同创办银杏文学社，编印刊物《银杏》。
1984年夏天，兰州大学中文系80级学生封新城创办的《同代》诗刊创刊号，历时一年印出，发表了车前子、封新城、韩东、王寅、于坚、普珉、陆忆敏、海子、北岛、严力、牛波、陈东东等29位诗人的60余首作品和3篇诗论文章。因为封新城，因为《同代》，韩东与于坚相识。
很久以后有人说，《他们》至少有三个前身：《老家》、《银杏》、《同代》。今天看来，《老家》与《他们》血缘关系更深，《同代》更像是《他们》办刊方向的导师——办一份面向全国而不是某个圈子的开放性、兼容性民刊。后来，正是在这一点上，韩东与于坚发生了分歧。
据小海回忆，1984年夏，韩东以照顾母亲为由从西安调回南京。几乎同时，他想着要办一份新的刊物。刊物的名字，于坚取《红皮鞋》，乃顾取《诺尔贝》，小海建议继续叫《老家》，韩东最后取名《他们》。由于是铅印，费用较高，《他们》核心成员每人出资96元，相当于三个月工资。1985年3月7日，韩东主编的《他们》第一期出刊，印刷2000册。载有李苇、苏童、乃顾、马原的小说，于坚、小海、丁当、韩东、王寅、吕德安、斯夫、封新城、陆忆敏、小君、贝斯、王述平、陈东东、李娟娟等人的诗歌。
据于坚回忆，《他们》第1期出刊后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也让韩东、于坚被《诗刊》邀请参加了“青春诗会”。按照计划，第2期由于坚主编，韩东将一堆诗稿转给于坚，于坚看后，感觉质量不行。“韩东认为《他们》是一个不断扩大的阵营，要把有才华的年轻诗人都吸引过来，而我更认同做一本同人刊物的想法。韩东寄来的一大摞稿子，我不喜欢，他又很坚持，我就把稿子退回去了，没编。后来基本上都是韩东编的……”
1985年9月，《他们》第2期出刊。由于第一期的火爆，第二期印刷了3000册。这期诗歌作者有雷吉、丁当、小君、于坚、李潮、王寅、小海、韩东，在“十一人集”栏目中有柏桦、张枣、普珉、徐丹夫、李苇、吴冬培、菲可、斯夫、裴庄欣、陆忆敏、陈东东等，小说作者有张慈、乃顾、苏童。
1986年，《他们》第3期出刊，本期为诗歌专号，改为油印，只印刷了200册。作者有小海、于小韦、小君、于坚、任辉、普珉、吕德安、韩东、丁当，还首次发表了诗歌评论——贺奕的《绝处逢生——由中国当代诗歌说开去》。
1988年出的第四期，1989年出的第五期，编选仍由韩东把关，不少具体事情如联系印刷、版面设计以及部分校对等均由于小韦主动承担。
1989年出第5期时，韩东才想起应该为《他们》写个宣言，于是第5期封二上，有了韩东撰写的刊首语《为<他们>而写作》：“排除了其他目的以后，诗歌可以成为一个目的吗？如果可以，也是包含在产生它的方式之中的。……‘他们’不是一个文学流派，仅是一种写作可能。……在目前的中国它是唯一的、纯粹的，被吸引的只是那些对写诗这件事有所了解的人。”从这期开始，《他们》从文学民刊改为诗歌民刊，作者增加了一批新面孔：刘立杆、大西、肖明、谷梁、赵微石、杨黎、唐欣、张弛、文钊、赵刚、阿白等。为规避1989年的政治敏感，这一期在封底印上了“1988年11月”的假出刊日期。
1990至1992年，《他们》休刊，经韩东提议出过两期名为《诗选》的打印诗集，第一期作者为朱文、小海、柏桦、刘立杆、吴晨骏、马页、于小韦，第二期是韩东、朱文二人合集。
1993年，经过几年的停滞后，中国继续改革开放，政治气候也开始宽松。韩东征求了大家意见，决定将《他们》继续办下去，由在宁的吴晨骏、朱文、刘立杆等人协助韩东编辑，《他们》第6期很快出刊。这一期作者有丁当、小海、朱文、刘立杆、于小韦、吕德安、吴晨骏、韩东、普珉、陈超、杜马兰、朱朱、刘磊、南嫫、陈寅、李冯、张枣。1994年《他们》第7期出刊，作者中增加了陈云虎、欧宁等几个新面孔。
从第8期开始，韩东提出由大家轮流坐庄担任责任编辑，从作者联系、作品选择到印刷、校对等事务全部由责任编辑负责。1995年出刊的《他们》第8期、第9期基本上就由吴晨骏、朱文、刘立杆三人负责。第8期的作者队伍是《他们》出刊以来最庞大的，新面孔有侯马、王陵、皮皮、洪蓝、张生、马非、李森、阿坚、唐丹鸿、杨雪帆、徐江、非亚、杜马兰、朱朱。第9期新面孔则有杨键、鲁羊、吕约、张柠等。
出完第9期，《他们》因故停刊。1998年5月，小海、杨克编选的《〈他们〉十年诗歌选》由漓江出版社出版。
四五年后，由于小韦资助，韩东等人又联络一批新作者创办了“他们文学网”（论坛），编网刊10期，两年后关闭。
《他们》对第三代诗歌运动及此后诗歌的深远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朦胧诗、干预诗担当的历史使命和道义精神的消解，把诗歌赶下了圣坛；二是对诗歌语言口语化的引领。虽然于坚后来对口语诗这个名称颇有微词，但《他们》主要诗人特别是韩东和于坚的创作，确实为中国诗歌找到了一个有别于朦胧诗、干预诗的语言表现形式。这种直白、简洁、日常、朴素的语言，至今畅行不衰，并不时掀起波澜。
【作品】
有关大雁塔（外一首）／韩东
尚义街六号（外一首）／于坚
犯罪心理学／封新城
房子／丁当
红色旅馆／王寅
美国妇女杂志／陆忆敏
猩猩／吕德安
日落时分／小海
鸽子／普珉
七三年，农民是个可亲的字眼／于小韦
小脸相互寂寞／吴晨骏
冬夜的映射游戏／刘立杆
去青青的麦田／小君
1970年的一家／朱文
海上诗群
【简介】
1981年，在上海青年宫担任诗歌辅导班老师的王小龙，与蓝色以及辅导班学生白夜、卓松盛、沈宏菲、王依群、张真、默默、曹秉、杨斌华、伢儿等创办实验诗社，自印《实验》诗刊。这份前后出了35期的《实验》诗刊，是朦胧诗与第三代过渡时期一份具有典型意义和见证价值的民刊。曾有人把上海的《实验》与北京的《今天》相提并论，并把《实验》归为朦胧诗阵营，证据似乎是王小龙与北岛、顾城的直接交往。但现在看，《实验》与《今天》有着本质的区别，一是时间上，《实验》比《今天》晚了三个年头，而正是在《实验》创刊的1981年，与政治关系密切的朦胧诗已经被政治打压，一种新的诗歌需要出现；二是理念上，《今天》是标准的朦胧诗，而《实验》已经有了口语诗的萌芽，用王小龙的话说，就是俚语俗语都已入诗，诗歌从翻译语言、英雄语言、革命语言重新回到口语。但是，《实验》又与早期第三代诗歌有所不同，这种不同体现的思想上，王小龙的诗歌虽然已经口语化，但诗歌中仍然留有朦胧诗的理性、反思与意义追求。王小龙以及《实验》诗刊的作品，在语言上对第三代诗歌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1981年，孟浪、郁郁、冰释之三人在上海宝山创办同人刊物《MN》，这是上海第三代诗歌最早的群体。据孟浪回忆，他和郁郁、冰释之是小学、中学同学，在参加1978年夏天的高考前一年，曾有一起在文科班备考的经历，这让他们对文学产生了兴趣。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保持着频密的书信往来和会面交流，常常彻夜长谈，交换各自关于写作、阅读和思考方面的想法和进展，三人形成了一个没有命名的文学小团体。《MN》刊名是孟浪所取，它有三个“秘密”的来源和暗示：其一，意指“送葬者”（孟浪认为我们都是一个正在被否弃的时代的送葬者），取之于英文“送葬者”一词（Mourner）中文发音Mao Ne的拼音的两个起首字母；其二，受日本作家夏目漱石的小说《我是猫》中对“世纪病”的批判所吸引，故反问我们自己身处的当下“猫呢”？其三，还有美国剧作家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的代表作《热铁皮屋顶上的猫》（Cat On A Hot Tin Roof ）也被介绍进了当时的中国，我们奉为人性揭示与批判的巨制，我们也希望通过写作发现或创造我们时代的“猫”——那么，“猫呢”？这个命名反映了一群后“文革”热血青年文学抱负中的时代命题。《MN》一共出了5期，到1985年停刊。他们转而投入到整个上海地下文学圈群落性的民刊《海上》《大陆》的创办。
据郁郁回忆，散落在上海各处的文学民刊，如孟浪、郁郁、冰释之的《MN》，刘漫流、海客、天游等人的《广场》，默默和他的同人组成的《城市的孩子》，陈东东、陆忆敏、成茂朝、王寅等组成的《作品》，孙放、朱乃云、戴坚、董守春等组成的《舟》，以及另外一些情形相似的社团与人员，自然而然地达成了一个共识——为使有限的文学力量集中一些、有力一点，让思想艺术和精神追求得以更好地呈现，很有必要组成一个新的文学艺术群体，于是，“海上”诗群1984年在上海形成，《海上》《大陆》两份民刊也应运而生。
据海客回忆，《海上》诗刊由他发起，刘漫流命名，1985年3月创刊。编委五人：卜竹、海客、默默、孟浪、刘漫流，最初成员有天游、杭苇、王寅、陈东东、陆忆敏、成茂朝、方也、王泽生等。之后不断有新的成员加入，如郁郁、京不特、吴非、冰释之、阿钟、海岸、古冈、吴跃东、祁国、徐慢、刘晓萍等。《海上》共出刊4期，海客执编第一期，孟浪执编第二期，刘漫流执编三、四两期。1990年终刊号（第四期）为“保卫诗歌”，扉页上引用的是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的话：“哪有什么胜利可言，挺住就是一切！”表达出对特定时代中诗歌责任的理解。
《海上》创刊不久，郁郁、孙放、默默发起的“天天文化社”于1985年4月16日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丽娃茶室”成立，由郁郁主持的《大陆》诗刊创刊号5月出版。《大陆》与《海上》不同，立足上海，面向全国，重点刊载各地青年诗人的作品。郁郁带着创刊号到杭州、南京发行，一时间，赢得了外地诗人的极大关注。1987年，《大陆》出版第三期后停刊。2004年复刊，通称“新《大陆》”，至2008年共出版四期。
继《海上》《大陆》之后，1987年，一土、醉权、羊工编有上海首部铅印诗集《上海诗歌前浪》。一土、醉权、海岸编有民刊《喂》，1988至1994年间共出版8期。
如果说王小龙是“海上诗群”的先行者，那么，孟浪无疑是这个中国最大城市诗人群体的精神领袖，他探索的勇气、深刻的思想、不屈的意志和无畏的行动，对这个城市乃至中国当代诗歌而言，都是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
【作品】
美丽的雨（外一首）／王小龙
连朝霞也是陈腐的（外一首）／孟浪
达夫先生／郁郁
手心洁白／刘漫流
点灯／陈东东
瞄准／京不特
下一站是冬天／天游
保卫孤独／默默
误会／冰释之
回避／古冈
隋梅／海岸
渔蚀／吴跃东
非非主义
【简介】
非非主义，全称非非主义诗歌运动，由周伦佑、蓝马、杨黎等为首发起，1986年5月创立于四川，主要活动地点为西昌、成都。《非非》早期的主要作者有周伦佑、蓝马、杨黎、尚仲敏、何小竹、梁晓明、余刚、敬晓东、李亚伟、刘涛、陈小蘩、孟浪等人，以先锋写作的反叛姿态引人注目。
非非主义的理论和诗歌作品主要在周伦佑主编的《非非》杂志和《非非评论》报上刊载。1986年—2009年，《非非》杂志一共出版12卷，每卷30万字至40万字不等；《非非评论》共出版了两期。
根据写作理念的演进，以《非非》复刊号的出版为标志，非非主义又可划分为“前非非写作”和“后非非写作”两个阶段。1986年—1989年为“前非非写作“时期，主要理论标志为反文化、反价值和语言变构，作品一般具有非文化、非崇高、非修辞的特点；1989年以后为“后非非写作”时期，其写作基点是：“从逃避转向介入，从书本转向现实，从模仿转向创造，从天空转向大地，从阅读大师的作品转向阅读自己的生命——以血的浓度检验诗的纯度”，倡导“大拒绝、大介入，深入骨头与制度”的体制外写作，在不降低艺术标准的前提下，更强调作品的真实性和见证性。代表诗人主要有：周伦佑、陈小蘩、蒋蓝、陈亚平、袁勇、邱正伦、董辑、龚盖雄、孟原、雨田、余刚、马永波、二丫、梁雪波、王学东、野麦子飘等。
后非非写作的诞生是对前期第三代诗歌哗众取宠、逃避责任倾向的强力纠偏，是第三代诗歌从破坏到建构的转折点，其“大介入”、“体制外写作”理念是在号召诗人秉持在野立场，对现实进行干预，因而可看做第三代诗歌主体觉醒的重要标志，并对网络诗歌时代干预诗歌的复兴产生影响。
【作品】
看一支蜡烛点燃(外一首）／周伦佑
听见鸟鸣／蓝马
海／尚仲敏
真理／梁晓明
钉子／蒋蓝
漂泊／陈小蘩
莽汉主义
【简介】
1984年春，万夏、李亚伟、胡冬、马松等在四川南充师范学院（今西华师范大学）创立“莽汉主义”，以非理性的反文化姿态和反讽、调侃的笔法，抛弃风雅、解构崇高，反对诗歌对世界进行主观美化，主张对生命意义的还原，是“莽汉主义”诗歌的鲜明标志。成员有胡玉、二毛、袁媛、刘永馨、梁乐、柳箭等。1986年“莽汉主义”解散，但作为一种艺术追求，“莽汉”写作及其影响，一直延续下来。
据万夏回忆，在诗歌界流行“朦胧之争”的时候，我们写的诗让很多人不喜欢，觉得我们像是流氓在写诗。1983年冬的一天，胡冬告诉我说人家说我们的诗是他妈的诗，我说我们就叫妈妈的诗。那天半夜，胡冬半夜爬起来写了一首《女人》，用的全是极尽侮辱的词。第二天早上，我们看到之后都觉得太棒了，从此开始天天在家炮制这种用粗话写的诗。我把诗寄给在重庆的李亚伟、马松他们，他们看了之后都目瞪口呆，也开始写这种诗，并且引发了很多追随者。开学过后，我们在南充开诗歌朗诵会，我们学校写诗的和不写诗的人都被震惊了，他们觉得这场朗诵会更像是一堆谩骂，有几个人当场站起来攻击我们说：“像这种诗，我一天能写30首。”可是后来，好多反对的人觉得这些东西恰恰是他们需要的，都开始写这种诗。写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想出个集子，胡冬说取名叫《好汉》吧，我说不如叫莽汉，“莽”的繁体字是两只手抓三条狗，非常之凶猛。我一开始写“莽汉诗”，纯粹是想写一种生活状态，但几个月之后，我就开始觉得不自然了，好多诗都好像是为了口号而去写，感觉很做作。我的外表给人的感觉很粗糙，然而在我的内心里面有很细腻的一面，而李亚伟和马松是骨子里面的硬汉，后来如果没有他们的坚持，光靠我和胡冬这两个中途撤退的家伙，“莽汉主义”也不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
李亚伟执笔的《莽汉主义宣言》说：以捣乱、破坏来炸毁封闭式或假开放的文化心理结构，莽汉们老早就不喜欢那些吹牛诗、软绵绵的口红诗。莽汉们本来就是以最男性的姿态诞生于中国诗坛一片低吟浅唱的时刻。莽汉们如今也不喜欢那些精密得使人头昏的内部结构或奥涩的象征体系。莽汉们将以男性极其坦然的眼光对现实生活进行大大咧咧地最为直接地楔入。在创作过程中，莽汉们极力避免博学和高深，反对那种对诗的冥思苦想似的苛刻获得。在创作原则上坚持意象的清新、语感的突破，尤重视使情绪在复杂中朝向简明以引起最大范围的共鸣，使诗歌免受抽象之苦。一首真正的莽汉诗一定要给人的情感造成强烈的冲击。莽汉诗自始至终坚持站在独特角度从人生中感应不同的情感状态，以前所未有的亲切感、平常感、及大范围连锁似的幽默来体现当代人对人类自身生存状态的极度敏感。
也有批评者这样形象地评价“莽汉派”：目的有三：找远方，找酒，找女人。如今，80年代的莽汉们，在远方浪迹，在酒中发疯，在女人的色欲中写起剧本。有的依旧风骚，有的早已经跟这时代一样，在讨论诗歌是否小众后，甚至羞于谈起诗歌。
【作品】
苏东坡和他的朋友们（外一首）／李亚伟
本质／万夏
醉／马松
他和烤鸭／二毛
决斗／胡玉
圆明园诗群
【简介】
1984年7月，北京一批青年诗人成立“圆明园诗社”，自办诗刊《圆明园》，后期办有《黑洞》。主要成员有黑大春、雪迪、大仙、刑天、戴杰、殷龙龙、刘国越（隐南）、萨百聪、刘清正、周易等。参与诗社活动的有顾城、芒克、贝岭、吕德安、阿曲强巴，以及音乐人侯德健、程琳等。诗社成立后，多次参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师范学院、北京林学院等院校举办的艺术节、诗歌朗诵会等诗歌活动。继《今天》之后，这群北京青年诗人聚集在一起，试图重振新诗。
圆明园诗社没有自身的审美体系。它在诗界产生的影响，主要来自诗群中风格迥异的个性化诗歌的存在。诗社成员自印的个人诗集有《圆明园酒鬼》《梦呓》《隐痛》《断壁》《海水与沙漠》《C小调钢琴曲》等。
据大仙回忆，黑大春当时在福海一带借到一间农民的小屋，在这里喝酒写诗，这里成了圆明园诗社的象征。不过，黑大春家在中关村，我们经常在中关村活动，由于离高校比较近，我们经常去校园朗诵，那时每个诗人必须得会朗诵，否则没有人气，当然是背诵，不是念诗。中关村外，圆明园诗社还有一个重要的活动区，就是六铺炕，因为诗社社长戴杰和师爷刘国越住在这里，这里几乎就成为圆明园诗社的大本营。一帮写诗的整天在这里喝酒碴诗，大半夜的经常去人定湖对着夜色和湖水嚎叫我们最喜欢的诗句。1985年4月5日，圆明园诗社策划的现代派诗歌朗诵会在北京林学院举行，学校礼堂坐满了校园和社会上的诗歌爱好者。当时，正是诗歌大面积降临的年代——“随便扔块板砖就能砸到一个诗人”。朗诵会上，北岛、芒克、多多、严力登台奉献佳作，袁可嘉、郑敏、吴思敬、唐晓渡、刘湛秋、杨匡满、江枫等到场助阵，“台湾三杰”之黄植诚、谢雨辰也来捧场，而后来成为歌手的蔡国庆把他初出茅庐的新歌奉献给了朗诵会。
据殷龙龙回忆，戴杰是圆明园诗社社长，此人最早追随黄翔，崇拜超人思想，但是诗风过于直白。雪迪原名李冰，生于1955年，是圆明园中年龄最大的诗人。雪迪文笔细腻，诗歌充满唯美和玄奥，其散文诗倍受诗人刑天的推崇。大仙是个才华型诗人，他是最晚加入圆明园诗社的，曾经一口气说出300句唐诗，把一向自负博学的诗人菲也惊的目瞪口呆。黑大春的诗浪漫、唯美，刑天的诗具有现代主义风格。
隐南执笔的“圆明园诗社”《艺术自释》中说，圆明园诗社的成员们无论从生存状态到艺术风格，都不尽相同。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形成流派。唯一把他们聚集起来的，是他们对于诗歌的热爱，是当时中国诗坛的压抑状况。
孟浪、徐敬亚认为，圆明园诗群是北京继“今天”之后产生了较大影响的前卫诗人群。
【作品】
圆明园酒鬼／黑大春
威金人旅馆／雪迪
暴雪／刑天
听蝉／大仙
疯狗／戴杰
整体主义
【简介】
整体主义由石光华、宋炜、宋渠、杨远宏、刘太亨、张渝等创立于1984年7月，早期作品结集于《汉诗：20世纪编年史·1986》和“86大展”。诗群主要活动时间在1985—1989年之间。
整体主义诗人中，石光华、杨远宏集创作和评论于一身，宋渠、宋炜兄弟专攻写诗，八十年代曾共同创作共同署名。
《整体主义艺术宣言》宣称：艺术的永恒与崇高在于它不断地将人的存在还原为一种纯粹的状态。无论这种状态是生命自身的回忆，还是对于无限的可能性那种深刻的梦想，都将人投入了智慧的极限，即情感的、思辨的、感觉的，甚至黑暗河流底部潜意识的等各种灵性形式聚合成的透明的意识，这种状态同时又显示为既无限孤独又无限开放、既内在于心灵又外在于生命体验。对于这体验而言，所谓现象与本质、主体与客体、自我与宇宙、瞬间与永恒……等逻辑主义或语言学的分析范畴，都将因丧失确定对应而被艺术拒绝。在艺术建构的历史，这种体验必然地显示为自洽而自在的实境，并以此与人的完善、与整体性存在同构，完成宇宙、人、艺术三者的认同，使生命逾越海德格尔所绝望的完整的孤寂。作为具体存在的个人，亦将通过进入和领悟这种艺术实境，在不同意义和程度上超越自身的有限性和主体性，获得直接向生命存在开放、向整体趋近、生成的可能性。在这个意蕴结构中，人表现为自身创造过程，艺术活动也才彻底地被把握为纯粹的创造。因此，整体主义艺术不排斥任何形式和方法的艺术向度，它只是要求任何艺术实在结构都应该从经验的、思想的、语义的世界内部，指向非表现的生命的领悟——深邃而空灵的存在。
【作品】
远村／杨远宏
炼气士／石光华
好汉 ／宋渠宋炜
雨舞（节选）／刘太亨
登高（其一）／宋炜
新乡土诗派
【简介】
1987年，湖南诗人江堤、彭国梁、陈惠芳发起“新乡土诗派”运动，坚守“传承民族血脉，重塑精神家园”的宗旨，提倡“坚实、简约”的风格，围绕“两栖人”和“精神家园”主题创作具有乡土特色和时代印痕的新诗作品。主要成员有吴新宇（吴昕孺）、姚振函、指纹、庄宗伟、吕宗林、宫哲、唐朝晖、匡国泰、胡述斌等。
“两栖人”是指“暂居”城市的农民子孙，他们的父辈祖辈仍生活在乡村；“精神家园”是指永恒的人性家园，是现在时态以“两栖人”为代表的精神处于悬置状态的人类，依据自己的生命需求构筑出的一种精神模型，是对朴素、清贫、真诚、善良的美德的回溯。因此，在城市崛起、乡土没落的时代，新乡土诗派诗人往往具有批判意识，其独具的精神基因和艺术追求，形成了比较鲜明的流派风格。
新乡土诗派先后编辑出版了《世纪末的田园》《家园守望者》《重返家园》《男人河》《两栖人》《流浪的根》《新乡土诗派作品选》等诗刊和诗集。湖南《诗歌导报》曾开辟“湖南新乡土诗群专版”，举办“中国新乡土诗大展”和“世界华人新乡土诗大展”，在长沙组织召开首届新乡土诗研讨会，推动新乡土诗派的创作和理论建设。
【作品】
在平原上吆喝一声很幸福／姚振函
一蔸白菜在刀锋下说／陈惠芳
茶青色的池塘／彭国梁
姐姐的村庄 ／吴新宇
待归／江堤
神性写作
【简介】
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毕业于北大的三位诗人——海子、骆一禾、戈麦相继猝然离世。也正是在这80年代和90年代之交，中国猝然告别了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不可逆转地堕入物欲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中国社会如此，中国诗歌也不能幸免。
因为早逝，他们被称为永远的北大诗歌青年。他们的诗歌风格虽不尽相同，但建立在浪漫精神之上的神性，是他们的共同点。
另一个共同点是，他们生前都未受到应有的重视。逝去后，这三位20多岁的“诗歌青年”的作品，都因诗坛和读者瞩目而在90年代被三联书店以“诗全编”方式出版——《海子诗全编》（西川编），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骆一禾诗全编》（张玞编），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戈麦诗全编》（西渡编），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
批评家这样评价他们的创作——“所有海子与骆一禾的写作成果，都可以纳入诗歌神学的形而上框架：这个概念最适当地指称了先知所企及的各种严重事物，但它并不意味着对传统神明的屈从和跪拜，恰恰相反，这神学是对人的生存根基进行终极追问的体系，或者说，是针对世界之暗的一种极端的精神反抗运动，它聚集着人的全部怀疑、智慧、勇气和激情。正是基于这样的立场，他们开辟着对世界之暗进行审判的悲痛事业。”（朱大可）“戈麦是一个久被忽略的重要的汉语诗人。他的一切诗学努力都在试图恢复汉语的诗意与神性，提升语言的想象力，无限敞开语言的可能性。他的作品显示了关于生命、关于人性、关于人与世界的关系的犀利思考，以十分强大的感性力量，逼迫我们用灵魂去触摸戈麦命运历程里所经受的巨大创伤与恐惧，去倾听他对于生命与自由的热情呐喊。”（西渡）
谢冕说：“海子以后，没有什么诗歌让我们动心了。整体的水准很高，甚至更多。但是，写作的平庸化、垃圾化、破碎化也很严重。诗歌的语言应该是非常精美的，但是，我们现在诗人的语言很粗鄙。最严重的是，诗性的丧失，诗歌精神没有了。”流沙河说：“除了徐志摩、戴望舒、海子少数几个人写的，新诗有多少可以反复读，可以进入典籍的？很少。”
虽然也有诗人对海子的诗歌不以为然，但并未影响从学院到民间的众多理论家、诗人、读者对海子作品的热爱，其广泛性、强烈性和持久性，在中国现当代诗坛已成为一种现象，且绝无仅有。
有人总结海子（亦可推及骆一禾、戈麦）的创作：呈现在海子诗中的世界无疑是一个理想化的世界，它顽强地群临于这个世界之上，其光芒照见了这个世界的荒谬和黑暗。他的浪漫精神不是对浪漫主义的简单复归，更不是中国传统的庄禅之道的发扬，而是从生命元素和主体意志出发，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所体现的形式文明的清算和扬弃。他的诗歌道路始终处在现代主义的重重包围之中，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坚持诗歌精神和主体意志，坚持原始生命对现代世界的抗辩，是一种孤独而悲壮的英雄主义行为。
在他们猝然离世即将30年之际，至少有一点启示分明呈现在编者眼前：神性写作和浪漫精神的死难，为中国诗歌乃至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八十年代”划上了悲壮的句号。
众神从此弃我们远去。
【作品】
祖国（或以梦为马）（外二首）／海子
灵魂（外一首）／骆一禾
圣马丁广场水中的鸽子（外一首）／戈麦 |
发表于 2019-2-17 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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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2-17 14:17
发表于 2019-2-17 21: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