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陶发美 于 2017-3-15 15:51 编辑
易安在上,谁来攻擂?
陶发美
深圳中心书城的台阶不仅是一个休闲的地方,还是一个文化场所。一些文化名流常有光顾,或讲课,或公益宣传,或签售自己的书籍。2016年夏日的一天下午三时,女诗人余秀华穿着一件白底蓝花的连衣裙,在某出版社人员的搀扶下,晃晃荡荡地出现在台阶前,这次她是来签售自己的第三本诗集。看到她的第一瞬间我不禁感动,我即刻想到了一个词:“占领”。什么占领?女人的占领、诗人的占领。——一个女人对诗歌,或诗坛的占领,——一个女人以自己的诗情去占领这个世界。
余秀华算不算得是一个历史的“占领者”,暂且不论。不过,若从“占领”的意义说开去,华夏诗坛的女人地位倒是值得说的。
倚着时光往回走,如果以数量比较,相比男诗人,女诗人总是少的,也是很少的。然而,纵观诗史,杰出的诗歌女人时有出现,她们总能打破诗歌的男人属性。
先说说唐代的几个女诗人,如李治(季兰)、鱼玄机、薛涛等。她们几个都是美女,貌美是加分的。在古代,诗歌往往跟美女走在了一起,这是必然现象还是偶然现象,不太好说。这一点和现在不太一样,如舒婷、余秀华,她们毕竟不是靠了外貌,而是靠了自己的作品跑在了前面。当然,一个诗歌女性单靠外貌是靠不住的,才情还得放在第一位,还是要拿作品说话。我们还记得李治的四句诗:
至近至远东西,至深至浅清溪。
至高至明日月,至亲至疏夫妻。
四句诗,不是五言,不是七言,是六言,完全破了唐诗的律条;语言至简,似是平淡,却是点了夫妻关系的穴堂。鱼玄机是晚唐诗人,自幼聪慧,《赋得河边柳》是她十三岁所作:
翠色连荒岸,烟姿入远楼。
影铺秋水面,花落钓人头。
根老藏鱼窟,枝低系客舟。
萧萧风雨夜,惊梦复添愁。
这笔意之自信、情意之饱满,很难想象这是一位天才少女所作。还有薛涛要特别地说一说。在《全唐诗》里有四万八千首诗,薛涛就有八十一首,这个数字反映了薛涛非等闲之辈。有人甚至称她可与杜甫平分秋色。
她有一首《谒巫庙》:
乱猿啼处访高唐,路入烟霞草木香。
山色未能忘宋玉,水声犹是哭襄王。
朝朝夜夜阳台下,为雨为云楚国亡。
惆怅庙前多少柳,春来空斗画眉长。
从这首诗里首先看到了什么呢?就是她至少熟读了宋玉的《高唐赋》。《高唐赋》中有几句话:“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薛涛的诗里就有这段文字的精妙化用。与宋玉的赋比较,薛涛的诗完全不落下风,其诗境高耸、壮阔,很得江山社稷之气象,完全超出了一般女子的视界。据说,就是这首诗得到了当时的节度使韦皋的赏识,要举荐她做“女校书”。
有话说“自古红颜多薄命”,美女诗人也不例外。这几个美女诗人的人生不免沦落。鱼玄机初嫁不幸,被逼出家,后因打死一奴婢被处死,只活到二十七岁。李治是个道士,虽然活过了七十,也有说她的结局悲惨,因与叛将朱泚牵连,死于唐德宗的棒杀令。薛涛再有大才情,也因生计所迫,一度入乐籍,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个可以拿工资的歌妓。后来虽然脱了乐籍,却是寂寞无依,飘零无托。只是从诗说,一个人命运的坎坷反而构成了诗情的一部分,也是很珍贵的一部分、很本质的一部分。
当然,历史有它的宽怀品格。之于一个个诗歌女人,不因她们零落风尘,或一时的窘魄和颓唐而抛弃她们、埋没她们。
我写这篇文章的一个意思,就是设若有一中华诗人擂台,让历史上的美女诗人们来个比拼。要是将唐代的女诗人放在一起打擂台,擂主非薛涛莫属。凭美貌、凭才情,凭她所创造的艺术成就,她无愧于擂台上的一时“占领者”。
在古代,还有一个现象,就是一个女诗人的出现,往往有一个男诗人与之映衬。如李治与刘长卿、鱼玄机与温庭筠、薛涛与元稹。所谓映衬关系,或友情、或亲情、或爱情,也有说不清道不明的乱情。所谓的映衬关系,不是一律从高尚意义上说的,也不是一律从负面意义上去理解,而是要提示一下这一文学现象的人性表现。
所谓映衬关系,也让人想到早在东汉时期,蔡琰和曹操的关系。没有曹操,就会少了一个文姬归汉的故事。当然,也是曹操统一北方后的一次心动,或说,也是一个诗人情怀的促动,才想着要赎回蔡邕的这个女儿。这一赎,历史长河便有了不一样的文学波澜。曹操是大诗人,这蔡琰也不简单。甚至叫人想象,在曹操修建的铜雀台上,他们一定有过聚会,有过吹拉弹唱。蔡琰命途多舛,但诗才不凡,她的《悲愤诗》和《胡笳十八拍》也是东汉诗歌的一次悲情回响。可以说,她也是中华诗史上第一个杰出的女性“占领者”。
还有后来的南宋大词人陆游和唐琬,这一对情侣的映衬关系在沈园得到印证。他们的爱情是个悲剧,但也是一段诗词佳话。两人在沈园一遇,男的在园壁上题了一首《钗头凤》,女的也来了一首《钗头凤》。这确是一次日月交辉,堪称千古一和。这个唐琬的怆然出场,却也是一位诗歌女性的一次绝伦亮相。
要说“占领”,不能不说的是李清照。人事春秋,时势造化,成就了一代女中词杰。可以说,中华诗坛的女人们,若没有这位易安居士,必定减分不少。这位有着金石之清气的女子,其语优雅,其辞典赡,其情慷慨。她既能吟女儿之大调,更能着汗青之简笔。从女人“占领”的意义说回来,就凭她俯拾万物的能力,便早已将她之前的所有女子一一打下了擂台。她就像一尊忧郁的女诗佛,一直坐在中华诗坛的女子擂台上,迄今为止,也没有哪个诗歌女人能撼得动她。
这要说到现代诗坛了,不是绝对说现代的诗歌女星们没有过闪耀。但是,确实也还看不到有谁能与这位易安居士一比高下。李清照至今,八百多年了,竟然出不来一个合格的攻擂者。尤其从当下的写作风潮来看,这种希望更是渺茫。不少女性的写作堪忧。她们比较倾向的或淫妇式写作,或泼妇式写作,还有贵妇人式的写作。所谓淫妇式写作,就是乐于“以身相许”,写来写去不是卖春,就是卖性。一说写生活,就变成了性生活。本来,爱情题材是神圣的,但到了一些人那里则变成了“爱性”。所谓泼妇式写作,就是言语戾气太重,像个骂街女;所谓贵妇人式写作,就是脱离了泥土的芳香,背弃了一个民族的苦难和忧郁。什么诗歌呢?拼凑的多、生硬的多、寡情寡义的多。放到时光里看,现在的一些诗歌不是落入风尘,就是落入俗尘,很难出得来了。
我说这个问题,也不是要把比不了前人的原因完全归于上述因素。再说,拿今天的诗人与古代的诗人去比,是不是很合理?一是古代诗,一是现代诗,这好比吗?这能比吗?这好像都是难题。但我要说的是,借古说今,说什么“今”?那就是要看到,今日现代诗的历史地位是远远不及格的。
我看这个问题,是不是要有一点国际眼光。也就是看看外面世界的一些诗歌女人到底怎样表现。1945年,智利女诗人米斯特拉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女诗人获诺贝尔文学奖,她是第一个。她是草根出身,自幼家庭困难没有进过学校,幸运的是有一个做小学教员的同父异母的姐姐教她。这个女人还有一个幸运,本来194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是打算给得法国诗人、戏剧家保尔.瓦莱的,没想到在瑞士学院表决前夕,保尔.瓦莱去世了。人家很不幸,而米斯特拉尔却大幸,这个奖突然就给了她。为什么给了她?她是第二候选人,如果不是第二候选人,也就轮到别人了。人家称赞米斯特拉尔是一位有眼界、有胸怀、有博爱、有人道主义的诗人。再说一说波兰的辛波丝卡,她是1996年得的奖,是第三个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诗人。授奖辞里有一句话,称她“通过精确的嘲讽将生物法则和历史活动展示在人类现实的片断中”。
上面这两个诗歌女性的获奖是有一定启示的,那就是诗人的胸怀、情怀、视野,以及自然责任和历史感决定了其作品的价值。我们不是简单地否定当代诗歌女性的写作,而是要认识到,一个杰出的女诗人必须具有世界级的眼光;必须贯注伟大的母性,以及人性的思考;必须体现人类的历史精神和宇宙精神。那么,怎样才能做到这些呢?是不是又要说到我们的思想和艺术的修养问题?是不是又要谈谈哲学、宗教呢?是不是又要把问题归结到这个时代、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文化、这个体制呢?我看,在此可以不讨论这方面的问题。我拿诺贝尔奖来说事情,并不是要以诺贝尔奖为绝对标准来衡量当代中国诗歌,而是为了给今日中国的诗歌女性一些提示、一些反思、一些催化。
那么,有人会问:为什么不拿国内获奖的诗歌女性来说呢?这里的原因我之所以不说,或不想多说,是因为好多人已经说了。从官办奖项而言,早有质疑声不绝于耳。而民办奖项机制还在成长之中。米斯特拉尔有一个观点:“不要到集市中去寻找美,也不要将美带到集市中去。因为美是处女,她不会在集市上出现。”当那么多诗歌奖项熙熙攘攘地进入某种交易时,真正美的东西就不会有了?属于诗歌本然的东西也就消逝了。
我宁愿相信:在当代,真正杰出的诗歌女性一定潜藏于民间;我也宁愿相信:新一代的真正能有资格与一代女诗佛对垒的,一定有着美国修女狄金森一般的沉静和安然。
“易安在上,谁来攻擂?”
在东方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我们还在相信着、还在等待着、还在期望着、还在祈祷着一个,甚或几个伟大的诗歌女性的诞生。
2017年3月12日写于深圳在有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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