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及深化的三重呈现——新世纪十年诗歌印象(冯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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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及深化的三重呈现——新世纪十年诗歌印象(2012-07-25 20:55:24)转载▼冯雷 博客

标签： 新世纪诗歌祛知识化介入乡村文化

【良人按】这是去年参加21世纪中国现代诗第六届研讨会时提交的论文，会后发表在《星星》（下半月）2012年第5期。蒙投文兄不弃，亦收在《新文学评论》2012年第2期。

90年代末，以一场历史地标性的论战作结，中国诗歌似乎以兄弟阋墙的姿态匆匆跨入了新世纪。然而如果我们承认断裂式的文学史意识是一种浅见与偏颇的话，那么我们也就不得不承认新世纪诗歌是90年代诗歌探索的延续与发展。新世纪迄今已经十年，这十年来诗坛不可谓不热闹，这说明诗歌依然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同时也说明诗歌依然面对着许多问题以及分歧。的确，“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知识分子、民间、叙事性等90年代的许多话题已经过气了，新世纪诗坛又开辟了许多专属于自己的“开发区”。不过对于一些现象、问题的讨论也许还有待进一步深化。

一、众声喧哗与“祛知识化”倾向

政治规约的放松、市场化的展开、网络新媒介的博兴、对外交流的深入等等，多种因素的交织作用使得新世纪诗坛热闹非凡。在关于“新世纪诗歌生态”的问答中，大多数诗人都表示了谨慎的乐观。[1] 一方面，诗人们大多肯定创作环境的宽松、交流平台的便利，而另一方面，诗人们也认为诗歌创作的实绩并不让人满意。诚如有的批评家所言，这是一个有好诗人、好作品但却缺少大诗人和伟大作品的年代。现代汉诗的发展演变已经将近百年，然而直到今天，可以说诗歌的一些基本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早在白话诗的发轫期，胡适便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从古典诗歌演变为现代汉语诗歌，根本上讲是汉语本身发生了变化，比如双音词大量出现，比如对英语语法的借鉴与转化等等。对于现代汉诗的创作来说，检验作品良莠与否的，我想不仅是诗人对日常经验的艺术表达能力，更为内在的是诗人对于作为母语特性的体察，以及在这个前提之下，驾驭现代汉语的智慧与能力。就表达的诗性效果而言，现代汉语并不见得是一种十分理想的工具。郑敏先生在其备受关注的长文《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中集中讨论的就是语言与诗歌的问题，她甚至断言“当一句白话愈白愈透明时它的被掩盖、被压抑、被遗落的部分也必然愈大。因为当语言太透明时，反表达的作用必然大过表达的作用。”[2] 90年代“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之间的对立涉及到许多问题，其中比较核心的问题可以说便是口语写诗。“言文合一”、“我手写我口”是诗歌现代汉诗的理想。口语并非不能写诗，关键是口语是否“纯粹”、“纯净”？诗歌是否“到语言为止”即可而无需经过意象或是叙事等的转化？而事实是与其说这些问题在诗人们的创作中得以思考和解答，倒不如说这样学究式的发问被淹没在浩如烟海的写作和模仿之中。诗人当中不乏这样颇为自负的看法，“经过近百年的努力，现代汉语已经完全成熟。单就诗歌而言，我们现在说诗，不再需要说白话诗，也不需要说新诗、自由诗，我们只说诗，我们就知道我们说的是什么。”“作为一个用现代汉语写作的人，它写的不是现代汉语，又会是什么呢？只不过有人写得清楚，就被说成是‘口语’。相反，有的人写得不清楚，难道我们就应该说它是‘书面语’吗？所以我说，‘口语诗’作为一种风格被提出，是一个阴谋，是‘知识分子写作’对纯粹的、现代汉语的写作所立的圈套。”[3] 在这里，现代汉语抽离成一种先验的语言工具，“口语”和“书面语”的区别只在于“清楚”与否，只要把诗歌写“清楚”就是诗歌。这样的话，“口语诗”也就不再是一种风格，而应当成为一种历史追求，一种价值标准。

没错，翻看诗歌杂志或是浏览诗歌网站，我们不难发现，写诗原来是如此简单。2006年“梨花教主”的加冕与逊位与其说是一场由诗歌和网络的外遇而引起的全民恶搞，不如说是一场带有后现代戏谑色彩的诗歌底线保卫战。事实上，八九十年代之交，以于坚为代表的对口语的力挺是带有形式的意识形态色彩的。“清楚明白”与“晦涩难懂”的对立，表面上是行文表达的问题，而其实触及的是如何调和“白话”、“权力”与诗歌之间的龃龉。周作人曾批评早期白话诗“一切作品都像是一个玻璃球，晶莹透彻得太厉害了，没有一点儿朦胧，因此也似乎少了一种余香与回味。”[4] 这样评语对于今天的口语偏见来说也许还是太过温柔了吧。

对口语的强调并不意味着诗人们对语言自身的重视和自省。民刊、博客、个人化，这些的确使得诗歌更加民主化、更加繁荣了，但是同时也降低了诗歌准入的门槛，回避、简化了许多诗歌必须要直面的问题。好诗“光有新意还不够，还要有思想情感与表现形式的完好统一。就是说，诗中的意思与情感，必须取得意象、情境、形式、节奏、语言的有力合作，和谐融合在一个有机整体中。”[5] 诗人们把注意力更多地投向了现实经验，强调感受、情感、构思，但是节奏、声音、形式等一些基本问题却不大瞩意。“有些诗的意思本来不错，但语言与形式感不强，我们只好割爱，特别是那些每行超过六个音节的诗，大多不在选择之列，因为即使在西语中，诗行超过六个音节的好诗是很少的，更何况是汉语诗歌。”[6] 许多诗人爱把诗歌比作是一种“手艺”，手艺的高下好坏当然离不开自身的摸索，而在此之外，对前辈“艺人”的学习、继承也是非常重要的途径。而由于历史对“自由”的误读，诗歌经验的传袭更多地体现在对经验世界的介入，而诗体建设意识则几乎成为绝响的“广陵散”，鲜有诗人问津。这从近些年诗歌界呈现出的热点话题便可见一斑。无论是“底层”经验、抗震救灾触发的诗歌写作热潮，还是“中产阶级的下午茶”与“新红颜写作”所引起的讨论，都离社会问题更近，而离诗学问题更远。于是，一方面诗歌、诗集、诗刊、诗会的数量越来越多，但是另一方面，千篇一律的作品不在少数，诗歌在赢得自由的同时似乎并未回报时代以杰出的作品。诗歌的一些基本问题依然没有摆脱瓶颈。与诗坛的繁荣相伴的是诗歌的“疲软”，众声喧哗的诗歌“热潮”下掩映的一种不温不火的“祛知识化”的倾向。当然，这种倾向的由来和教育体制、文化偏见、时代风尚等多种因素都有牵连，而不能简单地责备诗人浮躁、懒惰。只是说诗坛的热闹并不见得让人多么欣慰吧。

二、诗歌“介入”与“纠偏”

诗歌的“介入”问题堪称是新世纪诗坛“八年来的一件大事”。围绕“介入”问题的讨论肇始于2003年左右开始出现的“打工诗歌”、“底层经验”写作等现象[7] ，中途还衍生出诸如“诗歌是否已经成为中产阶级的下午茶”、“抗震诗歌”等不少相关的新话题，众多诗人、学者纷纷投身到这场论证之中，直到最近仍有回响[8] 。

文学的“介入”问题最初表现为一个社会学话题，从社会公理道德的角度博得响应与支持，进而上升到写作伦理与诗歌伦理的高度。关于这类诗歌，肯定者立足于人道主义和关心现实的立场上看到了它的优点，而质疑者则站在美学立场上，警惕“题材决定论”的回潮。讨论当前诗歌的“介入”问题，不能忽视近年来产业结构调整和社会转型所引起的阵痛这一大的历史语境。可是，“介入”并不是一个新题目，“感时忧国”一直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而在新世纪初年，“介入”之所以重又凸显为一个问题引起大家的重视，不能不说与当前诗歌创作的态势有着直接的关系。

新世纪初的诗歌总体上沿袭了90年代诗歌的“个人化”特色，诗人们描述个人生活、个人趣味和个人记忆，这本无可非议。但是诗人们表达上的重复性反而造成了“个人化”的丧失而逐步走入了表达的困境和焦虑之中。艺术需要创新和改变，诗歌长久地沉湎于私人生活的体悟与语言锤炼的游戏，甚至形成一时之风尚，被人讥为“自杀路上的小文人诗歌”[9] ，这样的风气无疑需要警惕和调整。而“打工诗歌”、“抗震诗歌”的兴起以及对“底层经验”、“民生关怀”等特殊题材的关注不妨视为是一次诗歌自发的调整，是对纯诗探索的一种反拨或警醒，是开放诗歌趣味的一种努力。重新接纳现实经验世界的丰富性，重新赋予诗歌以一种包容的胸怀，用诗歌的方式来表达、参与对公共话题的言说，以一种返回集体的方式重新达到个人化的表达。这也说明，诗歌要处理的问题很多，比如语言，比如形式，其实“介入”与否并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还是写诗要遵循诗歌的基本规律。西默斯·希尼在论述诗歌的力量时指出“把它的力量说成是首要意义上的一种纠正的模式——作为宣布和纠正非正义的代理人——正在恒久地得以显现。但是在释放这一功能的过程中，诗人面临着轻视另一规则的危险，这种规则将诗歌纠正为诗歌，为它创设自身的范畴，清楚地通过语言手段建立威严并行使威力。”[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