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区文学•刊中刊《读诗》
十面埋伏
总第9期/刊《特区文学》2018年第3期
朵 渔《夜行》
徐 江：含混与诗
世 宾：一个人的极限及其可能
西 渡：行走在制度的荒野上
吴投文：夜行者的孤独自语
敬文东：试图去接近一种伟大
赵思运：是盲人在拯救迷途之羊
向卫国：“兴 / 成于诗”
韩庆成：失效的“朦胧”写作
杨小滨：另一种人间冷暖的观察
徐敬亚：过于强烈的情感妨碍诗的丰富性表达
夜行（徐敬亚推荐）
■ 朵渔
手心冰凉。真想哭，真想爱。
——托尔斯泰1896年圣诞日记
夜被倒空了
遍地野生的制度
一只羊在默默吃雪。
我看到一张周游世界的脸
一个集礼义廉耻于一身的人
生活在甲乙丙丁四个角色里。
我们依然没有绝望
盲人将盲杖赐予路人
最寒冷的茅舍里也有暖人心的宴席。
朵渔简介：
朵渔，诗人，随笔作家。现居天津，独立写作。
徐江：含混与诗
含混出现在诗中，首先是源于被迫，其次才是受思维模式的影响。无论诗的主人在写它时，是处于哪种状态下（有意为之，或是下意识）。
再暧昧的人，在日常生活表达中的首选项肯定是直接表态，然后才是屈从于暧昧的惯性，转入支支吾吾、拐弯抹角。落实到写作，便是进入隐喻、修辞，高级一点的则是进入寓言，或是像丹麦诗人汉斯•克•安德森（过去一百多年被错译为“安徒生”）那样，直接穿上童话的包装。诗人写诗，第一驱动力肯定不是来自性格中的被动性，含混无疑是一个经过成熟考虑的选择。
不是所有的修辞写作都具备含混性，修辞是一种追求雅致、但在现代生活中日益展露自我封闭特性的爱好。修辞所设置的阅读障碍，好多时候作者会误以为那是自己的匠心。西方诗歌里那些技艺高超的修辞写作者，他们对修辞的执着很大程度上，是想把母语读者引向一个复调的世界，同时用对修辞迷宫的兴趣，替换掉读者大脑中旧有的对格律的兴趣，这不是一个聪明的办法，但确实对大众有用。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有人用电子烟来分散资深烟友对尼古丁的依赖，其实电子烟的有害物质，据说比真实的香烟要多少数百甚至上千种。
含混所关联的是说出的内容。要么是想赋予内容一种更大的联想范围，要么是将含混本身作为一条线索，去串连那些本来不相干的部分，为什么串连它们？因为作者自己希望并认定它们有关系。效果如何？要看读者，也要看作者对反馈度的期许。
世宾：一个人的极限及其可能
题记引文“手心冰凉。真想哭，真想爱。”一下子把我们带入了一个极其丰富的个人世界：这是一个置身于绝境的人，在无路可逃的处境之下内心所爆发的情感力量，“哭”和“爱”两种情感的交集撑开了心灵的巨大空间。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历经沧桑的人在绝望（人力无法战胜）之中，依然不想放弃，依然想爱的内心；它的妙还在于这爱并非神力的那种无所阻挡的上帝之爱（旧约中的毁灭般的力量）或菩萨之爱（无法割断的流水般的慈悲），而是一种处于有限性的人在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绝境中，还依然存留的微弱——接近无法实现的祈愿。
在这种生命的体验下，来阅读朵渔这首诗就很好理解了。这首诗三段都在落实那绝望的生存情景，那丰富的个人，那绝境中依然保存的爱。
有意思的是这首诗引起了我的思考：这无疑是一个有德行的人，使他能行使他的德性的无疑是他的内心的意志力——一个缺乏意志力的人在困境中是会把德性遗忘的，在现实中我们看到太多这样的例子——这也是王阳明的“致良知”的“致”在现实中实施的艰难。问题还有：在一个有限性的世界，在一个彻底荒芜的世界，一个有德性的个体能得到张扬吗？在某种混世的文化中，那些活着的心灵只会一个个慢慢死去，直至最后消声灭迹。朵渔在这首诗的第三段用了“我们”而不是“我”，我认为用得很好，有如神来之笔。如果用“我”只是塑造了一个坚定者的形象，而“我们”却让这个有德性有毅力的人置身于一种不妥协的文化之中，使这坚守、这极限的生命成为可能。
这说明一个问题，写作是需要文化支撑的，诗性的成立是需要现实（历史情境）支撑的。这也是在人类的历史文化中，神和英雄退席之后，“在没有英雄的时代，我只想成为一个人”是成立的，而“在没有英雄的时代，我就是英雄”是不成立的理由。
西渡： 行走在制度的荒野上
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依赖制度的体系，每个人都生存在制度严格规定的秩序里。这种生存状态约束人们的野性和本能，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众多便利：制度规定人们的行为准则，制度也规定如何处置越轨的行为，它让人越来越“文明”。但是，制度也限制人的可能，忽略人们的内在要求，特别是那些个人化的要求。朵渔这首诗写出了人在制度的荒野上的生存状态，那只在冬日夜晚默默吃雪的羊，就是这一状态的象征。“野生的制度”是一个矛盾的说法，本来制度是最人工的东西，野生的制度并不存在。诗人借此强调“制度”的自我增殖。实际上，在某种现代的逻辑下，制度获得了自我繁殖的能力，制度不断衍生出制度，构成了制度的网络、制度的丛林——钢铁水泥的城市建筑是制度的外显形象——这个丛林就是我们生存的荒野。第二节勾画了在此荒野中的人性状态，礼义廉耻不再与内心的要求相关，而仅仅是人扮演的角色，人和自己的行为割裂了，我们不能通过行为去判断一个人，也不能从“人格”出发去预判一个人的行为。第三节是诗人提出的希望，“盲人将盲杖赐予路人/最寒冷的茅舍里也有暖人心的宴席”。盲人是那些拒绝看见制度的人，最寒冷的茅舍则处于制度的荒野之外，所以盲人仍然有能力扶持我们这些高度依赖制度的人，寒冷的茅舍则在制度的荒野之外为我们提供了另外的温暖人心的宴席。
吴投文：夜行者的孤独自语
如何解读朵渔的《夜行》，确乎是一个难题。在诗的标题、题记、正文三者之间有一个极大的跨越，这正是此诗的张力所在，也是此诗结构上的一个重要特点。标题“夜行”是一个情景的呈现，大概也是诗人内心情景的呈现；题记引用托尔斯泰的圣诞日记，“手心冰凉。真想哭，真想爱”，符合一个有思想能力的夜行者的内心情景；诗的正文则是诗人内心情景的具体化。换言之，此诗大抵是一个思想者的孤独自语。可以想象，在一个无人的夜晚，诗人独享夜空的饱满，且思且行，没有头绪，内心不能宁静，压抑着对夜晚的恐惧。在此，恐惧是“无物之阵”，说不出具体的来由，这就是一个思想者的烦恼。然而，有什么办法呢？在充满恐惧的夜晚，他只有往前走，似乎只有这样，才能看清黑夜中隐藏的一切。
黑夜中到底隐藏着什么？随着诗的展开，真相在逐步暴露。对诗人来说，黑暗弥漫在他的内心，却是一种思想的力量，因此，他看得更为清晰。诗中出现的场景具有荒诞感，折射出来的却是世界的真实。在短短的九行之中，读者所见到的全是世界的枯萎，在枯萎之中也有一种濒临绝望而求取生存的勇气。所以，夜行者面临的是一个深渊般的险境，一切都在往下坠落，而盲人保持清醒，他“将盲杖赐予路人”，让路人避开坠落的危险。这是泄露在诗中的一线光亮，暗示着希望的火种仍然存在，这也是“我们依然没有绝望”的原因。人间也还有些许温暖，“最寒冷的茅舍里也有暖人心的宴席”，这如同远处的光，在吸引着夜行者前行的脚步。
读此诗，我无端地想起鲁迅的《狂人日记》，诗中似乎有《狂人日记》的余音。当然，诗人写作此诗的时候，恐怕只有他自己的困惑和愤怒，也有他对远方的向往。鲁迅说，“救救孩子!”而谁来拯救在黑暗中酣睡的人们？一个人在夜行中有他特别的内心图景，这大概就是诗人的敏感之处，他行走在黑夜里，而心中有远处的光亮。
敬文东：试图去接近一种伟大
在诗歌中书写道德伟人，本身就意味着挑战。诚如康德所言，“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道德，浩淼深邃如星空，却仅仅存乎于私密的内心之中。如何让这难以捉摸的道德在诗歌中显形，除却诗艺要求之外，更重要是对书写者的心性考验。朵渔的《夜行》堪称一首书写道德的佳作。《夜行》设置的夜行场景，象征一个在法理制度之外的荒芜世界，一个生命须自治、自决的世界。诗歌开篇处的引子“手心冰凉。真想哭，真想爱。”，结尾处的“最寒冷的茅舍里也有暖心的宴席”，自然地暗示出两位道德伟人——因道德负罪感，舍弃庄园、离家出走，最终客死于途的老托尔斯泰和客居四川、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悲叹的杜甫。这个首尾贯通的文本空间与两位道德伟人的精神互涉，营造了一个自足的道德本体世界。接下来则是让道德伟人在这个世界里现身。“一只默默吃雪的羊”，与其说是出自朵渔的精心选定，不如说是它自动涌现了出来，可谓十分贴切。它既是基督教中道德献祭的象征，又是温驯善良者的本相；它的面容是那众多的面容中普通的一张，虽是一幅悲悯的苦脸，却有着一团和气的良善，这正是圣哲在人间的法相。它在朵渔的平静语调中显现出来，就像熟悉的人之间亲切的照面，细微处有深厚的感情，平淡处自有千钧之力。
赵思运：是盲人在拯救迷途之羊
朵渔的《夜行》内在的戏剧性结构充满了悖论。“制度”与“羊”，一个强悍而刚硬，一个柔弱而纯洁。面对遍地野生的制度，羊没有绝望，而是满怀希望，“一只羊在默默地吃雪”，似乎逆来顺受，其实是在坚韧地寻找着生命，羊吃的不是雪，而是雪中的草。《圣经》里说，我们都是神草场的羊，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朵渔笔下这只柔弱之羊，为我们带来了安静的定力。
而现实是，穿梭于世界的脸，一方面“集礼义廉耻于一身”，集中了体现传统文化驳杂的人格底色，其实“生活在甲乙丙丁四个角色里”，又是极其分裂的。这张“周游世界的脸”不是生气盎然的脸，而是蕴含着矛盾性修辞，犹如一只木偶，具有不同的面具和角色，这种表演性生存，是虚幻的、虚假的、分裂的、没有统一的主体。在人性的暗夜里，在制度的暗夜里，还有人在“爱着”，这种爱根植于个体内心，而不是外在的盲杖。“盲人将盲杖赐予路人”，这是戏剧化的关系，也是悖论。“盲人”的内心之爱，让庸常的众人获得夜行的勇气。
朵渔的很多精神资源来自苏俄文学，托尔斯泰内心的宗教感也深深滋养了朵渔的精神之境。朵渔笔下这个“盲人”形象同时也让我想起了高尔基笔下的丹柯。《丹柯》是高尔基1895年创作的一部浪漫主义作品。当时俄国正处于大革命的准备时期，在黎明前夕的黑暗中，高尔基创作了“丹柯”这一光辉的勇士形象，希望能照亮黑暗中人们的心灵，鼓舞人们摆脱奴役，追求自由。丹柯在阴暗的大森林中，毅然带领族人从被奴役的命运中逃脱。在寻找出路的过程中，面对族人的抱怨与质疑，他未曾放弃，体现了担当的勇气。而在最后，面临难以克服的困难时，为了能够带领族人走出森林，他毅然扒开胸膛，用心来照亮前方的路。然而当他带领族人走出森林后，族人欢呼雀跃，而他却倒在地上无人理睬，也揭示了这是一个悲剧式的英雄形象。
朵渔笔下的这个“盲人”，以凡人的姿态，默默地作着丹柯式的努力。因为摒弃了“英雄的传奇感”而更具有人间性和宗教性。这个“盲人”就像那只“羊”一样，在冷漠荒寒的文化语境下，“盲人将盲杖赐予路人”。盲人内心世界一片光明，而路人仍在精神与人性的暗夜中行走。是盲人在拯救我们这些迷途之羊。
向卫国：“兴 / 成于诗”
必须承认，这是一首颇费解的诗。本文乃强作解语，就教于作者和方家。
首先是“野生的制度”所指为何？我认为是打开此诗的关键所在。“野”本为郊外、野外，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相当于民间或民众，同时相对于朝庭或庙堂。子曰“礼失求诸野”，即是这个意思。中国的文化为“礼”“乐”文化。“礼”在古代即是“制度”，有形的曰法，无形的曰德曰礼。“礼义廉耻”首先是德，但有时比法更为严峻。所谓“野生的制度”大约就是由主体文化和地方文化的共同影响而约定俗成于民间，偏重于“德”的规范或“礼”的体系（但不乏“法”的效能），它“约定”了所有人在履行其全部社会角色（“甲乙丙丁”）时的规矩/规范。
再说礼乐的“乐”。这是一个奇妙的字，它一体二用，既是“乐”（yue），也是“乐”（le）。“礼”是约制，让人因失去的自由而痛苦；“乐”（yue）是放纵，让人因感官和心灵的解放而快乐。二者相辅相成，一体二面，这就是中国人的精神辩证法——孔子（这个也曾“周游世界”的人）又有话说：“……立于礼，成于乐。”而且有意思的是，外国的先知老托尔斯泰竟也说，“手心冰凉。真想哭，真想爱”。这些精晓辩证法的人，知道夜空之下为何有“一只羊在默默吃雪”？知道那个夜行之人为何“依然没有绝望”？因为路边有“盲人”递过“盲杖”——这盲人的东西看起来似乎无用；因为前方“最寒冷的茅舍里也有暖人心的宴席”。
总之，此诗虽无“乐”（yue），却有大“乐”（le）存焉；此诗虽无“乐”（yue），而在那时那地，只要“诗”成便也是“乐”（yue）。想想，孔子放在前面的三个字是：兴于诗。虽然“兴”是起点，“成”是终点，但两者在螺旋循环中重叠在一起。所以，“成”既是结束，亦是开始，即另一个层次的“兴”。
不过，一切都需要前提：“一个集礼义廉耻于一身的人”。
韩庆成：失效的“朦胧”写作
这是一首写冬天的诗，从诗的引言看，可能写于圣诞节前后；这又是一首写夜的诗，写一个人夜行时的所见和所想；这首诗后来还收入了作者的诗集《最后的黑暗》。于是，冬天，圣诞，夜，黑暗，构成了这首诗的背景。
有了这个背景，就有助于我们对这首新世纪的“朦胧诗”的理解。诗中看上去散乱的意象，就多少有了一些逻辑关系。如首段的夜、制度、羊，因为制度遍野，羊便沦为“吃雪”的牺牲品。第二段的脸、人、角色的意象演变，表现的是一个由近至远的观察过程，核心是“礼义廉耻”四个字。首先，东方的“礼义廉耻”与西方的“圣诞”在这首诗中构成一种对峙关系；其次，在我们熟知的现实中，或者说如作者诗集名“最后的黑暗”时代，“礼义廉耻”这四个冠冕堂皇的字，则只不过是一种讽刺，一个反衬，是对首段实况的障眼法而已。
第三段有了转折，诗的基调从夜的黑暗转向明朗，但是，我们为何没有绝望，盲人为何要将将盲杖赐予路人，仅有“最寒冷的茅舍里也有暖人心的宴席”作为答案显然还分量不够。诗的引言中作者借托翁之口说出的“真想哭，真想爱”，或可看作一个补充，但也略显苍白。
最后谈一点对这类“朦胧”写作的看法。在新媒体时代，这种不明不白不痛不痒的诗歌写作，这种看不到“典型”事实的理念化的写作，似乎已经（至少是正在）失去其应有的效力。臧棣新世纪以来对时事的直接干预式诗歌写作，或可看作一个旁证。
杨小滨：另一种人间冷暖的观察
基于对于历史苦难的共同承担，中国诗人常常与俄罗斯文学有一种特殊的亲近。这首诗又是一例，在起首处就引了托尔斯泰日记中的话。托尔斯泰对于“冰凉”的感受与本诗中“雪”和“寒冷的茅舍”的意象相呼应。日记中“真想爱”的表达也与诗的末句中“暖人心”的话语相连接。这里，冷和暖就形成了一组矛盾而共生的力量，而这也是“圣诞”这一日子所带来的意味：寒冷的冬天和热闹的宗教节庆结合在一起。同样，诗题“夜行”也蕴含着两种互相抵牾的元素：一是“夜”，即令人窒息的黑暗笼罩；二是“行”，也就是在如此压抑的环境中寻求出路的行动。与标题相应，首段的背景描绘就强化了夜“被倒空”的空虚，或甚至真空般难以呼吸的境遇。“野生的制度”有点矛盾修辞的味道，以文明之外的“野生”来界定文明的制度，凸显出“制度”本身的反讽。而羊吃雪的场景既营造了荒凉的效果，也增加了荒诞的意味。从第二段开始，出现了某种拯救的契机。因此第三段总结了“没有绝望”的主题，但我们发现拯救是来自“盲人将盲杖赐予路人”，甚至可以说，是绝望者自己（而不是救世主）奉献出了希望。无论如何，结尾的温情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祛除整首诗的寒冷，仍旧是一个问题。
徐敬亚：过于强烈的情感妨碍诗的丰富性表达
沉郁，是朵渔独有的、丑陋而倔强的诗歌表情。
读他的诗，总感觉字与字仿佛堆积着、呻吟着，如一个人咬牙、挺颈，与下坠的石头顶逆着、僵持着……一股彻骨的寒冷，一种大爆裂前夕难耐的煎熬。
过于强烈的定向情感，一定妨碍或伤害了诗歌丰富性的表达。因为诗的本质是犹豫的、不明确的、逐渐显影的，如同一个试探者永远陷入不断涌现、比对的选择途中。敏感的朵渔不会不知道这个道理。但是他执拗着，无能为力地勉强保持着平衡。有时，他甚至无奈地放纵这种尴尬的情感，如同一个无处可逃的越狱者突然间放声大笑，如那篇历史代言人般的赤裸裸的《2006年春天的自画像》。
本期我所选的《夜行》，是他的一种典型诗意方式，但并不是朵渔最好的表达。
我想重申一个我一直坚持的观点：作为批评者，我非常不喜欢甚至讨厌当下的某些批评模式。为数众多的批评家们不是在赏析诗歌，而是像加盖公章一样对诗进行文化阐释。他们一眼就认出了诗人使用了什么手法，然后富有涵养地进行一番诗歌抚摸之后便扬长而去。似乎他们只负责分类并张贴文化标签，而并不承担对诗进行审美欣赏。在这种批评模式下，一首诗的价值竟然与诗的好坏、优劣、香臭几乎毫无关系。我是说：使用同样手法的诗在审美层面上形成的天壤之别，总是被残酷忽略。
对于这首诗，批评家们最应该告诉读者的是，为什么朵渔在2012年的诗中，使用了“古老”的朦胧诗手法——如前所说，几近于自虐的情感已使朵渔到了忽略诗歌表面技巧的地步。更重要的原因是：“夜行”并不是真实的生活场景，它本身属于一种抽象的意念型诗意。因此朦胧诗简略的象征方法可能更适合于它。
其次，批评家也应该告诉读者这首诗在技术操作层面上的得失。
如果从朦胧诗的象征角度看，这首诗并不难懂，甚至构图非常清晰。第一节写孤独的受虐者（羊），第二节并列了三类施暴者（脸、礼义廉耻、甲乙丙丁）。第三节是路人在接受了盲杖之后赶赴夜宴。这首诗在象征的总体设计上没有问题，是合格的——但，仅属合格而已，表现并不完美。
全诗过于冰冷，也过于生涩。大部分内容只能说勉强完成了整体的象征构想以及意念的连接。如“野生的制度”，以抽象喻抽象，所指不清。如第二节并列的三类施虐者，逻辑关联不足。总的看，全诗缺少灵动、柔软、透明的意象和图景。其实，“一只羊在默默吃雪”，是个非常有弹性的意象。同样，“盲人将盲杖赐予路人”也很有宗教方向的扩展空间。但全诗受到抽象诗意方式的限定，已经在节奏与语感上失去了拓展可能。此外，结尾明显偏弱，即使“盲杖+夜宴”两个温暖点，仍然无法抵挡前两节造成的巨大黑压。这个“光明尾巴”不算成功。相反，题记中托翁的那10个字：“手心冰凉。真想哭，真想爱”，倒字字惊心，弹跳有力！ |
发表于 2018-6-6 1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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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6-6 17:14
太伤脑细胞了。
发表于 2018-6-6 19: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