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马启代 于 2014-10-9 23:03 编辑
马启代:诗人是自己哭给自己听的苦孩子
——马启代在西木诗歌研讨会上的发言
(马启代在激情洋溢的发言)
刚才,徐敬亚先生对西木的整体创作和精神原型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剖析和解读,其激情和见解依然饱满、锐利,给人洗涤和摇撼。作为西木的朋友和两本书(注:《中国当代优秀诗歌赏析》和《病孩》)的第一读者——因为这两本书都是我主编的“长河文丛”中的书目,我在这里首先要表示感谢,感谢今天在座的各位师友,第二要表示祝贺,祝贺西木既有不错的创作成绩,还有良好的人缘,有这么多人来分享他的快乐,让人羡慕。这好像是套话、官话、俗话,但也是真话。因为这么一位诗人,内心这么悲苦,怀着自己独特的追求,多年来默默地工作、生活在校园里,一面承受规则和习俗,一面保持着内心的诗意,这非常不容易。写到一定层次,加上环境本身的影响,要有所突破,除了天赋、勤奋等条件,的确需要内心有足够的坚韧和定力。但西木生活在西部古凉州这片具有悠久文化积淀的热土上是幸运的。在连古城采风时我就感受到了,来到武威感受就更强烈。无论是马踏飞燕,还是鸠摩罗什,众多的寺庙,深厚的宗教气息,还有这次没能到的天梯山石窟,无不给我梦牵魂绕的想象。我来自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但这里也是我们古老文明的一个源头,是又一个重要源头。这几天,我感受到有不同的气流在我灵魂内部交汇、升腾。据此而论,生活在这里的诗人是幸福的。同时我们可能被历史赋予一定的希望,也是责任,尤其像西木这样具有悲情底色的诗人,也是沉重的。
今天,我没准备多说赞美的话,大家坐在这里,就是对他的肯定,他已经走进了创作的大门,已经有了一定的海拔,技艺套路也练过了不少,手艺活儿也做的不错,我们用一些很美的辞藻给予赞美也不为过。但我还是不想用那些在我看来飘忽不定的词来做简单无益的发言。特别对于西木的《病孩》,因为是我作的序,对《病孩》本身的分析,我在这里就不想多说了,要说的我在序里似乎已经说过了,徐敬亚先生刚才在讲话中也肯定了我的一些分析和看法,就是说,西木是一位具有史诗冲动的诗人,同时也是具有家国情怀的诗人。他热情、冷视而坚韧,数十年坚持歌唱,灵魂却有着无边的苍凉,要面对精神的黑夜和绝望。因此他的诗句才发出光亮,偶尔有耀眼的电闪雷鸣,他的燃料是他的血,他说:“我的血,是积攒在体内的灯油”,所以,真正的诗人是暗夜的持灯人。这一点,无论如何都值得赞美,这种写作体现了中国文学所缺乏的在场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西木的写作更多的带有自生性特征,也即源自诗人本性的、天然的、与生俱来的禀赋,但体现出“为良心写作”、“干预写作”和“血性写作”的美学向度和价值追求,我个人喜欢,也认定这样的写作非常需要肯定,当然,这没有排斥其他写作追求的意思。在这样的时代,诗歌是灵魂在命运之火上被烘烤时发出的尖叫,而诗人是自己哭给自己听的苦孩子,西木是一个精神和灵魂注满苦水的人,有所坚守,才显示出信仰的高贵,在精神荒漠化的时刻,我们在共同捍卫心灵的绿洲。
自然,西木的写作从更高的意义上讲还有一些问题。我们没有必要回避一个诗人——特别可以视为朋友的诗人,其创作的缺点和短板,缺点和短板是上帝对人类的规定性,关键是我们敢不敢于反省和正确对待。何况对于这样一位诗人?徐敬亚先生今年在赤峰学院讲座时说过一句话,他说:“我的缺点是我优点的一部分”。其实,一句真话胜过一万句赞美,尽快赞美不仅仅对于初学者,即便对于可称之为大师的人也是重要的,但我还是想捧出自己心窝子里的话来说,只有这样的话才有温度,才让人觉得心里踏实。因此,我说的话,是从我个人的、真实的、友情的角度出发的,希望西木重视,也不必太重视。写作恰如修持,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自悟和磨砺是必不可少的,有些东西是无法说清的,无法说清的,往往在高僧那里正是真谛所在。故而所谓研讨只是交流的一个方式,何况有些缺憾是必然经历和无法缺少的。诗人的写作是一生在平衡木上的舞蹈,比如你嫉恶如仇,文笔粗粝才可能有力量,但同时会被别人指证为内敛不足,但你写得足够沉静,往往又显示出经验和内功的虚弱,且带来曲高和寡的境况,因此,凡事有度,作为自然之子的诗人,又是万物之灵,一辈子都活在精神和情感的极限边缘,舞蹈的破绽自不必说,但要想舞出水平和境界,需要克服自己的短板。讲到这里,我所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西木具备成为优秀诗人的素质,比起当下一些诗人,包括一些著名诗人,他的《病孩》、《影子》等长诗已经让他可以无愧诗人这一称号;他的芜杂、粗疏、凌乱,以及在小诗写作上的缺乏构思和凝练,长诗写作上的内在逻辑不清和整体掌控的气脉不足,这一切好像更多地与手艺与经验有关,只要足够用心,都是可以逐步克服的;但在自己已经制造出的艺术高度面前,西木更需要跨越的是思想和精神的障碍,这也正是徐敬亚先生一开始发言就焦躁的原因,先生看到了希望,似乎又感到了失望。这一切自然是源于对西木和诗歌的恨铁不成钢。西木在意识层面需要启蒙和自新。下面,结合个人对诗和诗人的浅见,我简单谈三点。
先说第一点,就是写作的立场和态度问题,我认为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它关涉一个诗人与土地、与生活、与生命的关系。一个好诗人,我们要看他的精神底色是什么?精神支点是什么?就是说他在写作时要怎么写?刚才徐敬亚先生说的好,西木这位诗人,是那种苦涩的,精神带着悲凉的,带有悲悯性的一位诗人,那么这是他具备了成为好诗人、优秀诗人的基础。事实上,我与西木多次沟通过,西木要想往前走——好话我就不多说了,我们在长沙有过一次深谈,西木刚才在《病孩》成因的解释,在我听来好像说了假话,没有能把《病孩》所具有的价值、所达到的高度点出来。(徐敬亚先生插话:刚才就是说的这个问题,时代有病有什么不敢承认的?哪个时代没有病?你为什么羞羞答答的又说我不是针对这个、不是写这个呢?)。西木没有能够说出《病孩》具备的精神价值和意义,其实他的文本给我们读者的感觉不是这样,我想这不仅仅是接受美学的问题,我感到惊秫的是,他自己好像竟然没有意识到?
一开始接触到西木的诗歌,给我的第一影响,这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诗人,他走得非常远,和我的精神比较契合。刚才徐敬亚先生提出一个道场的问题和布道的问题。事实上,只有心灵相通、灵魂相通的人才能走成同道。你来到这个道场,也才能有所感受,有所感悟,有所领悟,这是一个思想家的领悟。西木要想往前走,必须要在这个道场里有所颖悟,有所反省,甚至脱胎换骨,这一点不能含糊,敬亚先生已经讲得很犀利了。我俩在长沙就谈过,在场的还有湖南诗人周伟文,因为我和西木同龄,我们童年、少年时期所接触的教育基本上都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东西,好多年来,我们按照别人为我们设计好的价值秩序来生存来思考来生活。这种驯化和洗脑的机制很完备,不但剥夺人的思考权,还降低人的思考力。如易中天讲的,不让人思想哪里会有思想?人类若只有一个思想哪是什么状况?有个叫高华的教授研究过这套机制,可惜很少人知道。有人说诗人就是抒写谶语的人,好的诗人他肯定具有预言性,他的灵感,他的灵魂的敏感,他与生俱来与人类的语言最本质的东西是相通的。所以我建议西木能够去除表象,因为长期在学校工作,学校给你生活提供了很好的条件,但同时教科书和文件也可能就限制了我们的诗性思维。诗性思维,除了诗意的感受力,其实要求一个诗人最终要是一位哲学家,具有宗教情怀,成为一位思想家。
一位诗人是要敢于说真话的,要敢于自由演说,如果我们的书写只是给这个世界增添一些无聊的喧嚣,那不是真正的诗人所要做的。我建议西木能从历史入手,因为我们只有不断追问真相才能在人文坐标上找到方向感。“真相”和“人文”这两点是构成我们历史观的基础。我刚写过一篇关于报告文学作家要有历史观的文章——这不是马步升先生在这里吗?他作为茅奖的评委,对当下作家的思想状况应当是很了解的。我认为中国作家,他的历史观非常重要,要想有正确的历史观,你必须首先要了解历史,用你自己的思想来穿透历史,也就是你看任何东西都要有自己的思考,不要轻易地相信,还要深挖已经固化的律条。正确的认识是建立在怀疑基础上的,这在艺术领域也不例外。这几天我听小说家许开祯的讲话,他对某些东西的认识已经通透了,因为他的价值观人生观已经通透了,西木写作上似乎是通透了,但是有些东西还不通透,这正是要抓紧解决的。当然,许开祯先生是写“官场小说”的,我要向他索要几本,因为还没看过,在这里就不好多说了。年初我在长沙曾建议西木系统阅读一些刊物和书,就是说他要系统的来了解真正的历史,然后要向那些最伟大的思想张开双手,这样才能慢慢的、整个的提高自己,这是第一点,说得多了些。
第二点,要成为优秀诗人,必须正确面对传统。传统不知什么时候成了落后、守旧的代名词,而且延续至今?其实这里面混淆了许多概念、掺杂进许多意识形态的东西。如今提倡民族复兴,认识到要先文化复兴,其实这里面弄不好也有许多误区。权力者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复兴什么?如何复兴?里面夹杂着什么目的?单凭空洞的动员和简单的复古是做不到的。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不是不能倒退或停止甚至毁灭。那种认为人类社会一直向前走的想法至少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可能是不适用的。至少我们不能漠视人类对普世价值追求,例如民主和自由,包括言论自由。像写作一样,立足点、方向感不能错了。这应引起真正知识分子,包括诗人的警惕。这也是我提醒西木注意的,一个诗人对这些问题要有思考和看法。比如说,徐敬亚先生作为思想者,在那个年代为我们在诗歌艺术的黑夜中拓开了一线光明,一直是我们精神暗夜当中的一个灯盏。但是,我们往前走了很多的时候,发现弯路走了很多,反过头来我们怎样看待我们自身的传统,也是一个问题。我们既是传统的延续者,也是传统的创造者,总之我们是传统的无可推卸的承受者、承担者,传统既有集体意义上的部分,也有个人意义上的部分。这个话题可能有争议,因为我们的认知、觉悟、角度不一样,但我们呼吸在集体意义的那部分,自己的灵魂却在个人意义的那部分醒着。比如来到凉州,地域所作用于我们集体和自身的影响又具有特异性,也即文化的个性。我感觉这个地方是非常适于诗歌和思想生长的,这片土地辽阔,这里文化底蕴深厚,包容性强,被称为佛都,我的确用心灵都嗅得出味道。我们那里,儒家之外,佛教和道教相结合的也比较多。昨天我与张振国交流过,凉州是天生的宗教文化之都,它有宗教文化的根性血脉,这仿佛很天然,到这个地方感觉到河西文化的构成与东边文化是有明显差别的,所以容纳这么广博文化的地方,带有预知和前沿性感应的诗人,应当而且能够把传统变成积极的力量。徐敬亚先生说,你要活到份上,你要历练到份上,才能写出真正的好诗,这点我深有同感。
第三点,是一个小问题,也是一个大问题,就是语言的问题。韩东、于坚等倡导的第三代诗歌运动,特别86大展之后,虽有实绩,也有贻害,至今没有很好地总结。走火入魔的多,包括许许多多著名诗人,其写作,在我认为太多文字垃圾,显示着中国诗人集体的虚妄。西木的写作是真诚的,可惜这样的诗人的声音被全媒体时代的全民狂欢掩盖着。新世纪以来,产生了一些好诗,但诗刊上也出现了许多不好的倾向,很多人不是在写作,而是在恶搞,写作成了行为艺术,整个地把自己堕落成娱乐至死的合谋者、参与者,我们正在集体坐着高铁向“美丽新世界”狂奔而不知减速或刹车。人们生活在价值混乱的当下,内心混乱在所难免,诗歌艺术也是一样,文坛也是一样,官办的协会和团体扛着大王旗、多行龌龊事,但有一些默默的思想者,一些明白清醒的人,仍在生活中探索追求着,浊者自浊,清者自清,这几乎成为了常态。还是回到语言问题,我们现在的诗歌语言是什么呢?昨天晚餐期间我们欣赏了牛庆国的诗歌《交通事故》,它是以口语为主的,这个口语,不是口头语言,不是我们日常的口语,我们所说的诗歌的口语,肯定是诗性的书面语言,一位优秀的诗人他要有能力把民间生活当中的口语提炼成具有诗意的书面语言,而且在一定时间内成为一种标准,起到一定的示范、引导作用,我觉得这是一位优秀诗人必须努力的方向,尤其在当下要特别的注意,也是西木再往前走所要注意和努力的一个目标,而且是一生的目标。韩东曾把《诗到语言为止》发展到《诗到汉语为止》,有兴趣的诗友可以审视一下他的思考。另外,刘以林好像在一本书中谈到过惠特曼的例子,剖析过他成为北美大陆英语世界大诗人的情况。刘以林是位在诗学思考上值得尊敬的诗人,这样的诗人如今很少见。
此外多说一句,我们今天研讨的西木的诗歌主要是长诗,徐敬亚先生给了西木很高的评价。我对长诗一直心有期许但不乐观。实事求是地讲,堪称经典的汉语新诗的长篇我还没有读到,我个人认为汉语的现代性转化是个仍在发生的过程,尽管我们不加分辨地认为我们已处在后现代的社会——其实,我们的社会甚至还一脚陷在中世纪的泥淖里,你看看我们主流媒体上连篇累牍的谎言,你看看我们电视上夜以继日的娱乐狂欢,你再看看我们的家园正在发生的败落、甚至遭到的强拆。当然,一些有抱负的、优秀的诗人正在致力于长诗的创作。但由于我们精神的薄弱——按照杨炼在《什么是诗歌精神》中论述阿多尼斯时所注意到的,那种持续激活我们灵性和创造力的诗歌精神我们还不够丰沛,那种足以支撑起长篇形式的深度诗意和生命经验还很难凝聚。因此,我认为,从生存和表达的双层意义上,我们汉语新诗离伟大还有很大的距离,至少对于伟大的母语和古老的诗歌艺术我们应有这样的自觉和敬畏。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愿意关注并给西木、以及所有为汉语新诗奉献心智的人以掌声。
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些陋见,耽误大家的时间了,谢谢!
(本文根据2014年9月15日现场录音整理,略有删补)
马启代,漠西,徐敬亚,西木,韩庆成,张飞年在连古城老虎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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