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鸠摩罗什诗传》序
徐兆 寿
（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院长、教授、作家，甘肃省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
去年十月的一天，一个陌生的电话打来，因为近年来我耳朵神经受伤不能接电话，一般都是请电话者短信回我，这个也一样。接着，短信即来。是我阔别近三十年的同学西木(原名贾双林)，说他要出版《鸠摩罗什诗传》，请我作序。当然高兴，还有些惊讶。其实西木比我要高一级。那时我在武威师范写诗，他在教师进修学校写诗。他在那时已经有了诗名。一次他在学校搞活动，我们还跑去参加。是当时武威《红柳》杂志社的诗人董红等几位讲解诗歌。那可能是我人生第一次见到身边的作家诗人，颇有些激动。此后便到省城兰州西北师范大学读书，继续写作、留校工作。西木去了哪里，则杳然无信。后来在兰州遇见董红老师，便想起当年的西木。但他也来兰多年，对西木的去向不甚明了。一直到了微博微信产生，我从微博微信上忽然间看到了他的诗歌。原来他还在一直坚持当年的理想。当然，对他其它的事情则全然不知。他到底在哪里工作？生活如何？都无从知晓。现在，他突然间联系我，并请我为他作序，我当然不能拒绝，但也不能完全同意，我怕我不能胜任。我说，我先看看。他很快把诗稿发到我邮箱，并说要上兰州来看我。我说不用，大家都忙。他一定要上来，我坚持不让他上来。
那时，我正在到处宣传我的长篇小说《鸠摩罗什》，在兰州的时间很少，即使在，也是天天有会，难以见面。后来在武威见了一面，是在《鸠摩罗什》首发式前。他看了我一眼，说，变了，胖了。我则一眼就认出他来。大概我真的变了，他则仍然消瘦，仿佛当年的样子。因为活动马上开始，我未与他再说一句话，之后便不见身影。我当时有些懊悔，觉得有些怠慢老同学了，可又无暇见面。
我在杭州的机场阅读了一部分他的《鸠摩罗什诗传》，剩下的部分竟然无暇阅读。再后来也是在睡觉前从手机上阅读了他的一篇长文，大概是后记，讲了他对鸠摩罗什的诸种认识。说真的，看了他这篇后记后，我的感受是复杂的。一方面，我发现我对鸠摩罗什的研究，在细节方面还有待深入，他讲的有些资料是我未曾看到过的；另一方面，我与他以及武威的很多学者对鸠摩罗什的认识上可能还有一些出入。
比如，对于鸠摩罗什的认识。在杭州纯真年代书吧、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的几个研讨会以及十几场有关鸠摩罗什的演讲中，我在不断地回答人们的有关疑问中也慢慢地发现，我在长篇小说《鸠摩罗什》中写的鸠摩罗什并没有彻底地完成，而是随着认识不断地在发生变化。首先，在我最早的理解中，鸠摩罗什就是一位高僧大德，为中国带来了大乘佛学，翻译了数百卷佛经，改变了中国文化的走向。但是，我在重新解读魏晋那段时期的文化时发现，当今人们对那段历史文化的认识存在着很大的盲区。一是早在汉明帝时就已经引起了佛教，佛教对汉代诸王的影响是很深的，对知识分子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只是那时把佛和道混在一起，没有区别，所以佛教的影响往往被忽视；二是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朝代，并非我们现在大家所想象的那样——虽然国家混乱，四分五裂，但在意识形态方面仍然是儒家的天下——其实事实远非如此。五胡乱华之后，中国分为东晋与五胡之间南北对峙的书面，在意识形态方面也是如此。因为北方胡族多信佛教和其它宗教，儒家文化虽有深入，但才在发生作用。比如，前秦皇帝苻坚时用了王猛发展儒家，但是，苻坚自己却信佛教，发兵十万破了襄阳后迎请道安大和尚到长安译经，然后又发兵七万，破了西域三十六国迎请鸠摩罗什。在当时，鸠摩罗什就是整个西域的精神领袖，而西域的意识形态就是佛教，基本上是政教合一。这才能够解释清楚苻坚为何发兵迎请道安与鸠摩罗什的历史原因。是意识形态的缘故。后秦皇帝姚兴就曾说过，佛教乃“御世之洪则”。所以，在当时南方的东晋的意识形态是儒家文明（当然还有道家文化在起作用），而北方则主要是佛教。鸠摩罗什是当时世界上伟大的知识分子。从这个角度来理解那个时代的文化以及鸠摩罗什，才是真实的历史。这也可以解释吕光为何不允许鸠摩罗什去长安的原因。鸠摩罗什在哪里，当时中国北方以及西域的文化中心就在哪里。现代人把鸠摩罗什理解为一位方外人士（施蜇存先生就如此理解），理解为一位和尚（《高僧传》中其实也是如此理解的），在我看来都是错误的。这是我们首先把儒家文化作为正统，而把佛教文化作为方外文化来看待的，是不符合当时的历史真实的。有关这些，我在写作时也并未悟透，还存在很多误解。
其次，鸠摩罗什在凉州的生活。历史学家在今天是难有作为的，因为他们受到考古学的羁绊，非得找到相关的实物或者当时的文字记载才能重新解释历史，司马迁式的合理想象被废止了。司马迁在讲述五帝的时候，大多是以传说来写作，很多东西都是靠儒家（孔子）对他们的想象而进行的虚构，但我们认为是真实的。那么，鸠摩罗什在凉州的史料是很少的，如何进行合理的想象与虚构便成了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与武威的学者们的理解可能有出入。我在写作长篇小说《鸠摩罗什》时，有一个想象，那就是当时武威是整个北方文化最为兴盛的地方，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中心，北方的士子们都逃避战乱到此，传播儒家文化，儒家文化自然兴盛，同时，道家文化应当也有一定的传播。研究五凉文化的学者们大都是持此观点，但鸠摩罗什如何与这些文化发生关联的呢？这既是吕光没有大兴佛教的一个原因，同时也是鸠摩罗什来到异域产生文化碰撞时的一个黑洞。我想，他到凉州后一定遭遇到了强大的中国文化的碰撞。所以，他学习汉语、学习儒学尤其是道学，这为他后来在长安的译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这里，便有一个问题产生了，鸠摩罗什是如何看待中国文化的，同时，在武威的士子们又是如何看待从西方来的佛教的。文化的融通便在这里产生了。历史空白的地方，恰恰是文学开始的地方。这就是我在小说中虚构的部分。
最后，是有关鸠摩罗什破戒的问题。有些史书中说他有三次破戒，西木也认为有三次，但我只用两次。在我看来，一个人的思想与境界是随着修为的提高而不断提升的，鸠摩罗什也一样。当下的很多人写作鸠摩罗什都是要把鸠摩罗什写成一个人。这从现代派大师施蜇存先生开始的，当代有不少人也如此写。这其实是一种先入为主的写作，并非真正去理解鸠摩罗什。要写鸠摩罗什，就要真实地进入鸠摩罗什的内在去写他。一旦有了这样的想法，那么，我们就立刻发现，我们得从佛法的角度去解释这个人，而不是以我们现代人的思想去解释他，甚至批判他。如果这样，就可以完善地解读他的两次破戒了，能理解他的很多话了。第一次破戒是被逼的，是必须经历的，但第二次破戒就不同了。从《维摩诘经》的角度来理解，就是布道弘法的开始，就不是我们普通人理解的那样。那么，吞针事件和舌舍利的形成就顺理成章了，否则，就都变成妄语。所以说，不读佛经，就无法理解鸠摩罗什的精神。这是一个太简单不过的道理，但被太多的人忽视了。
因为这些原因，我肯定与西木兄的写作会产生不同的理解。所以我在考虑了一番后委婉地拒绝了他，但他最近又坚持让我作序，我便只好接受他的邀请，写下这些文字。此外，在我看来，弘扬鸠摩罗什精神也存在多种维度，我的理解也仅仅只是一种维度，不是唯一正确的。它对我来说，是真理，但对别人来说，可能不是，我也不强求别人接受。历史上的种种解释，也是不同的维度。所以，西木兄的理解，也是维度之一。从这个意义来讲，我非常愿意为他写下一些文字，并助其传播。
最近几天，我在手机和电脑上阅读完了西木兄的《鸠摩罗什诗传》，虽然存在与我上述所讲的一些分歧，但仍然被其诗情和对鸠摩罗什以及佛教的信仰所打动。
鸠摩罗什在翻译佛经时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即佛经在印度是被唱诵出来的，他也想让佛经在中国以汉语的方式被唱诵出来。这就是他翻译佛经的最高意旨，所以，他选择用意译，将佛经中的意思用最美的汉语翻译出来，且能够唱诵，至少诵读起来朗朗上口，有韵律。如果直译，就不会有这样的效果。当然，直译可能是更接近佛经本身，但也有可能是离题万里。比如《金刚经》《心经》（鸠摩罗什译版）等，都基本上是以四字为主，读起来有汉语的韵律。这是我在写《鸠摩罗什》时没有发现的，是后来研讨佛经时慢慢悟到的。
所以，在我看来，若能以诗歌的方式写一部《鸠摩罗什诗传》则是再好不过了，没想到西木兄竟完成了。西木兄之前的诗，在微博与微信上偶尔也读到，仍然有1980年代的遗风，家国情怀较为浓厚，且追求格言式的写作。这是我较为熟悉的诗风。他的诗与80后和90后诗人的诗有着很大的不同。80后多倾向于戏谑、反讽、后现代一些，90后诗人则多写日常的无聊。两代人因没有了伟大的时代精神的引领，也少有对人类终极价值的追问，当然也少有对时代深刻的反思，所以产生不了伟大的情怀。之所以如此说，是要说明一点，只有西木这样仍葆有理想主义精神和家国情怀的诗人，才有可能去书写鸠摩罗什。同时，从西木的后记来看，他有一些佛教情怀，当然，他的修行到底到什么程度我看不出来，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对佛教的敬畏和对鸠摩罗什的热爱。这是他写《鸠摩罗什诗传》的精神动力。最后是情感动力。大概与我一样，同为凉州人，始终有为家乡书写的冲动。鸠摩罗什便成为我们报答家乡的法门，所以，他以自己擅长的方式写了这部了不起的诗歌。
过去，那些伟大的先贤都有诗歌来颂扬，尤其是在人类最早的诗史中表现为甚。如《诗经》《尚书》中对华夏一些先祖的诗颂，《荷马诗史》对古希腊英雄的歌颂，目前发现的人类第一部诗史《吉尔伽美什》完全是创世英雄诗史。在少数民族中，也有不少这样的诗史。这是人类伟大的诗歌传统。它们都诞生于一个民族对自己先祖或英雄的崇拜，由此而完成了民族文化的初创。这种传统在后世慢慢消失了，因为对历史的描绘让位于历史书写，如《史记》。同时，在这种带有日常性的历史书写中，原来那种对英雄的崇拜也渐渐消失。现代以降，大众崛起，个体精神得以释放，人性获得空前的力量，而神性在逐渐式微，所以，英雄不再产生，不再被歌颂，而且即使要书写英雄，也让位于小说。诗歌的那种神谕般的精神被掩埋，诗史成为历史遗产。
西木兄的这一次书写，使我惊讶地看到诗史的灵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在试图恢复久违了的诗史传统。也许他自己都未曾意识这一点。他之所以在书写鸠摩罗什时产生了这样的书写冲动，主要在于他所书写的人物鸠摩罗什拥有诗史书写的可能性。鸠摩罗什虽不是英雄，但他是伟大的圣贤、尊者，值得被歌颂。所以，在这里，我要特别赞扬西木兄的这次尝试。
当然，说到这里，要顺便说一下凉州的学者、作家们。五凉文化的传统在历史上始终未断，绵延至今，使得凉州文脉从魏晋以来始终有传人。五凉文化在历史上独树一帜，不但如陈寅恪先生所讲的保存了中原文化，为隋唐盛世提供了文化遗产，而且在汉传佛教的传播上称得上是当时的一个中心。唐时的边塞诗不仅多产生于凉州（广义来讲，凉州文化的地理当包括今天的河西走廊），且诗人中有李益、阴铿等大家。宋时多战争，记述不多，但元时有西藏萨迦派宗教领袖萨迦班智达和八思巴，是他们从凉州把藏传佛教传到了蒙古帝国，改变了蒙古人的心性，且由此改变了世界的进程。明时，修建了武威文庙，并被誉为“陇右学宫之冠”，人才辈出。清时则有张澍、牛鉴、李铭汉、李玉锴等大学问家。除了这些留名于史的人物，凉州人才犹如大河一般源源不断，为地方和国家贡献了力量。到当代，凉州为全国输送了各方面的人才，在文化艺术界有很多人享誉全国，如李鼎文、赵燕翼、郝润华、尹伟先、雪漠、叶舟、王登渤、史生荣、古马、阎强国、唐达天、陈玉福等。同时，在本地也有一批学者、作家、艺术家在默默地耕耘，在研究凉州文化。我接触过的有西夏文化学者孙寿龄，凉州文化学者冯天明、罗文擘、王其英、李林山、张生文，作家李学辉、许开祯、孙悟祖、赵旭峰，诗人谢荣胜、西木，书法家翟向永，画家陈石、李恒才，作词家杨玉鹏等，真可算得上是人才济济。这在甘肃文化界是少有的文化盛景。由于武威没有像样的高等学府，这些学者基本都是凭着对家乡文化的一腔赤诚在坚持研究和书写，是很不容易的。没有他们，凉州就变成了文化的沙漠。所以，在这里，也借西木兄的这本诗传，向这些学者、作家、艺术家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愿更多的人研究、书写、传播鸠摩罗什以及凉州的文化！
2018年2月12日夜于西北师大 |
发表于 2018-5-3 0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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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5-3 1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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