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的荒诞性】
诗人的任务是上帝赐予的，所以他要完成人世间的使命，就是写一部类似圣约翰预言的书。而诗的语言应该是“混沌性”的，以此来契合事物的混沌性，让诗中的“我”走到人性的末尾。诗人的作品，应该是揭示这种混沌性，并在自己的诗歌中审判人类，将诗歌作为法庭，审判人类的良知。
诗歌中就揭示了这种混沌性，以不同的视角阐释着事物的存在与毁灭，以【罗生门】式的叙述方式，编织着一个没有结局的结局，就好像在这个令人费解的世界里，所有我们前面已知的事实，到后面都会被彻底的颠覆，最终构成一串埃舍尔怪圈。这些圆圈之间存在着相互否定与肯定的多重关系，存在还是不存在？！在这里，一切都难以确定，在诗歌中人们所体验到的正是这个世界的荒诞。而迷宫一样的语言，则隐喻着世人的生命轨迹就是在“迷宫中自由穿行”。
在诗歌中，语言在存在与虚无的混乱中完成了一步步的哲学思考。按照存在主义来说，所谓时间、空间和因果性、规定性、个体性、结构性，都是人在与世界接触时主动存在的产物，是人的存在状态的反映。诗歌的语言，就是在不断的转换中，完成对存在与虚无的终极叩问，把关于形而上的哲学本体论的思考与重复性的混沌结合在一起。
“存在还是不存在？毁灭还是不毁灭？”这个本原性的问题随着语言的进展无边无际地漫延开来，所有的存在都立即为另一种存在所代替，存在仅仅意味着不存在。诗歌描绘的是存在与虚无混杂着的荒诞混沌世间，而又将这世界的荒诞，浓缩在了一个关于“性、梦幻与感觉”这些人类最神秘的领域里。
诗歌揭示了万物的规律，即“一切都在毁灭，万物皆流，无物常驻”的规律，这种规律实际就是无规律的体现。任何的形式都在变化，不可阻止的变化着，虽然最根本的东西不变，但是当事物变化时，早已从本质上变换，根本无法留下一丝过去的形式。在这个规律上，我们会发现自己的无能为力，所以这种规律注定是“悲伤”的。
一切都在毁灭，揭示了世界的荒诞性和不确定性。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潜意识里，我们都在质疑着这个世界的真实性，都在痛恨着这个世界的荒谬，只是我们没有发觉。而当我们在诗歌中完全迷失了支配着自己的所谓“逻辑定式”时，迷失了时间与空间时，我们获得的也许是对这世界最真实的感悟，虽荒诞但真实。
诗人的作品要揭露出这个真理，即存在是荒诞的。就像许多人的生活方式让他们怀疑自己存在的价值和目的，强烈的时间流逝感，时间成为了一种毁灭力量，让人感到一种“异类”感觉与他人的隔离感。比如在诗歌中，从一个事物又马上讲述另一个与之无关的事物，只是变动了一些细节，结果就变得迥然不同，以揭示事物的支离破碎性。在肯定了一个事物后马上又自我否定，事件间互相倾覆否定，这揭示了事物的颠倒错乱性。整体看来，这部诗歌镜像式地隐喻了存在是荒诞的。
存在与虚无是一个长久的哲学问题，而这个哲学问题的源头是人对于自己自身的否定以及对世界的否定，在否定自己以及世界的时候认识到自己以及世界的存在。而毁灭又把这种刚刚认识的存在摧毁，让人们更感觉到事物的荒诞和不确定性，当人们试图利用理性来认识一切的时候，这种荒诞感又使人觉得理性无能为力，而在理性之外又一无所有。事物的“毁灭性”让人们感到一种窒息，这种窒息源于对这个世界的真实感，而毁灭指出了存在的极度不合理、不正常，甚至颠倒是非、混乱无序，令人不可思议，不能理喻。
当人们发现不仅一切是荒诞的，生活也是荒诞的。而生活的荒诞性是人们在生活中把生命浪费在一成不变的无用功上，而这些事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实现毫无意义，他们已化为机器式的存在物，已失去了人的本质属性。在【传道书】中，所罗门王也无奈的说道：“虚空的虚空，一切皆是虚空，我见日光之下所作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不可捕捉的风，一切皆是捕风捉影”。
甚至连我们所认同的时间和空间的概念也是不确定性的。根据伽利略变换，空间是独立的，与在其中物体的运动无关，而时间是均匀流逝的，线性的。而人类对于时间的普遍理解则是通过时间与时间间隔，通过两个或多个的时间事件的发生，从两个时间点来感觉到时间的存在，这种感觉往往欺骗了人类对于时间真正概念的理解。而真正的时间概念让人类感觉到所理解的时间的荒诞，由此引发对自身和存在的怀疑性。
“毁灭”不是虚无，而是对“存在”的否定，“毁灭”不在别处，它就包含在“存在”本身之内，并通过“存在”而显露出来，它是一种释放事物的本真存在的东西，是事物开始和毁灭的前兆。当人们意识到一切事物和事件的存在都只是变幻无常、擦肩而过的插曲，它们只是存在中的匆匆过客，而“我”也是万物的一部分，也会随着万物的毁灭而毁灭时，不由得就会感觉到一切都是荒诞，都是不确定性的，由此就会怀疑起一切来，就会失去一切的力量。
而宗教虽然会给人以力量，但这种力量又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宗教也是荒诞的。在对一切的怀疑中，人们看到了万物的生长和万物毁灭，而这种毁灭是“悲伤的存在”，是令人痛苦、令人心碎的。毁灭等于轮回，类似佛教所说的“轮回”和“转世”，而通过对世界的不确定性和荒诞性，我们可以看出，轮回不过是从一个荒诞到达下一个荒诞。在轮回的深处，形式和本质被通通打乱，所以轮回是很悲伤的，但又不可被阻止，所有的一切被一种不可知的力量操控着，这种神秘幽玄的力量就来自于上帝。
诗人的作品就是要让人们认识到这神秘幽玄的力量，即认识上帝。当人们不再关注外界，而转移到内心时，从“向外看”到“向内看”的时候，就会用自己的心来感应上帝的存在，来接近上帝。所以诗歌就是一座桥，建构着人与上帝的关系。这就是诗人的目的——让人类认识自己，让人类认识上帝。
【诗歌的神性】
在日常生活中，事物自身的本真纯粹之内质往往处于遮蔽状态，被主观性和时间所模糊，只有当事物受到偶然性的刺激，才会认识到自身的本质。而如何将事物从死寂沉沉的常规和习俗的沉重中解脱出来，从无意义的关系状态中提升出来，回归到母真的原始纽带之中，这是对诗人提出的一个重要任务。将事物从遮蔽中解脱出来，还事物本真，需要“神”的启示与感应。经由“神”的启示，感应到事物的最本真状态，感应到事物、人、自然、宇宙、神，感应一切存在之物的内在本质，进入到更加纯粹和完美的状态。
当事物摆脱了遮蔽性状态，便会获得一种永恒的平静，进入一个辽阔的王国。只有回归到最初的状态，回归本真，才能感应到一切存在的最初状态，才能认识神。正如【马太福音】中，耶稣曾说：“你们若不变成小孩子的模样，断不能进天国”。如果我们不清除自身的弊碍性，也断不能认识一切的存在。
当遮蔽被打开，事物获得了永恒的平静，在这样的平静中，一切运动都停息了下来，过去、现在和未来也成为了持久不变的一个时间。在平静中，感应到时间的停顿，进行更接近本质的思考。一切成了轮廓，一切成了形式，而本质的东西才是我们所能看见的，空间和时间的停顿，预示着遮蔽已经被打开，本质已经苏醒。所有被遮蔽的事物都已经消逝，都成为了假象，但这假象曾经又是何其真实，过去的虽然已经过去，但仍旧可以感应得到。
万物被打开，万物敞开，所有存在之物都恢复到“纯粹之物”，已经不同于曾经的状态，本质并没有改变，只是遮蔽被打开，形式恢复到了最初的样子，成为了永恒之物。它宁静安详，既与外物隔绝，又和外物有着一丝纽带，它包含自身，丰盈着一切的存在。而这种丰盈的存在，是通过“毁灭”来达到的，这种“毁灭”更趋于哲学上的毁灭，而不是物理上的。本质永远不会毁灭，它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也一直存在，所变换的毁灭的不过是它的形式，因为它要契合状态，形式并不会干扰它。而在不断变换形式中，却往往忽略了本质，注重了形式的存在，却不知本质的形式只是为了本质的存在而存在。所以，诗人应当透视形式，直接看到事物的本质，感应着存在和天命的召唤。
人类的自大，是认为自己将是此时此地的无限的存在者，属于这个世界的主宰，从而分裂了与万物的关系。而太多的宗教让人类失去了最纯粹的本真，只顾着在经文中寻找其存在的证据。宗教往往只是从此岸到达彼岸，而忽略了人的存在，无神论者又过于证明自己，刻意将神置于不可存在的谬误。二者都割裂了自身与万物的关联，一昧的证明另一方的价值。
诗人的任务，则是将一切的存在揭示出来，并不去增加一物和减少一物。此岸的存在虽然并不存在于彼岸世界，但是彼岸世界的存在恰恰是此岸存在的反向性存在，在我们所置身的现实尘世之中，通过揭示现象的存在，我们可以认识到混沌和模糊性，混沌和模糊可以显现出这个存在世界的不确定性和变动性。因而，人与万物都处于一种矛盾中，在这种矛盾中又互相依存，中国道家的阴阳学也揭示了这种存在关系。
人是无法自我超越的，所有的自我超越其实都是对自己的回归，回归到最初存在的“本质”，即人的真理。对于外部的外观世界的研究，远远比不上对内部世界的内观。一物开则万物开，事物的本质都是一样的，造物主造化世界时，用的都是同一个“点”，只不过是模子的不同罢了。诗人应该转移对内心不可见的领域的思索，在内外相合的心物沟通，此岸与彼岸的沟通中，将超验性的内质化为对经验的纯粹而绝对的内在性之中，使其化为内在感受性，即灵性的感受性。当进入灵性，不拘泥于障碍与极限的束缚，那么自身的肉身将不再是障碍和极限，在最为隐秘的内在意识深处，将会有一股甜蜜的创世味道。
诗人的任务是揭示事物的本质，传递神的启示，所以诗人必将长久孤独寂寞。诗人必须坚守孤独，接受孤独，带领孤独去认识存在的价值。但是诗人不可言之孤独，孤独是诞生于对世界的抽离和反抗之中。在诗歌文本中，完全可以将万物状态准确地表达出来。
宗教的上帝与上帝是不同的，宗教只是对上帝的诠释，这种诠释是多角度的，但又是片面的，出发点是人而不是上帝本身，所以上帝拒绝任何解释，任何对上帝的解释都是歪曲。而人们往往混淆上帝与神的本质，神是总称，是所有的被造之“主宰”。神的主宰只限于所处的领域，归根结底神也是被造物，而上帝才是最根本的存在，上帝也就是造物主。我们在感官中无法“体验”到上帝的存在，只能通过非感官的精神感应，不过这种感应才是最能接近上帝的。所以宗教的上帝不是真正的上帝，只是被片面解释的上帝，所有宗教对上帝的解释都只是上帝的一部分而并不是上帝全有，也就是说宗教的上帝并不是上帝本身。
诗人应当在信仰上帝的时候摆脱上帝，在敬爱上帝的时候不屑上帝，对上帝的态度取决于诗人瞬时的状态。在写作的过程中，诗人要摆脱一切的题材，回归到日常生活呈现的事物，用思想和美的信念描写悲哀与愿望，用深幽寂静的真诚感应周围的事物、梦中的影响、回忆中的片段，一事一物皆能入文，但要保持着一颗真诚的心来体验这一切。
诗要表达的对象是我们周围的事物，是我们自己，除去表象还原事物本质。如同艺术家为了创造一件艺术品，不停的凿开多余的外壳，让里面的雕像显现出来。在艺术家的眼里，那块石膏本就是一座雕像，只不过被多余的东西掩盖住了而已。当达成恰当的比例，达到平衡之后，最本真的面目自然就会出现。因而，诗的对象除了包括自己的感受，还应该有神的声音，并超越一个年代的限制，使它走向永恒。诗还是哲学思考的好场所，诗体现了死亡和生命互为一体的真实性，探讨着生与死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对神的思索也是其源头之一。
诗人的语言应该有意无意的挑战主体思维，反叛构筑各种概念的语言。诗的语言逻辑可以不局限于连贯性和有序性，可以展现跳跃性、片段性、反逻辑性和反思维性，并且在一定状态下诗的语言可以反常识性，通过“沉默”的语言方式对传统语言观念进行突破。诗的语言可以不受语法限制，可以把所有的词意打乱，忽略主体性概念，以表现人的“主体和非主体”。诗的语言要表现出荒诞，同时在荒诞概念下对主体语言鞭策，质疑人的主体性，质疑人生意义的存在。
诗人要关注自己的内心，而不是将注意力放在解释自己的诗歌上。不要去过多的解释自己的诗，诗人当永不解释自己的诗，任何试图对自己诗歌的解释都是徒劳无益的，甚至可以说是对自己的诗的侮辱和亵渎。诗需要感应即可，沉默不语才是解释自己的诗的最好方式，伟大的诗人从来不去解释自己的诗，沉默才是诗歌交流的方式。
任何试图解释自己诗歌的行为都是一种愚蠢的冒险行为，怀着解释的意图去靠近诗歌，将自己写诗的感受做出说明，只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在诗人理性化的语言说明、阐释之下，诗歌本身的魔力会变得支离破碎，不再完整，人们反而难以感受到诗歌本身所具有的那种神秘的魅力。孤独是诗人必不可少的生存状态，诗人当把孤独奉若神明。任何诗歌和伟大的作品，都是源于无尽的孤独，孤独是每个诗人必须具备的一种状态。正因为任何诗歌和伟大的思想都是孕育在孤独之中，所以当这些伟大的作品在最初出现时，都是一个暴君。
从最外在的方面说，诗歌首先是语言上的转换，从重新定义词语的含义，到打乱一切固有的文本形式，而在诗歌中病句的运用也是合理的。时代已经搁浅了，在这个到处充满病态和虚伪的社会文化中，诗人应该用更荒谬的文化来取代荒谬，就像黎明和日暮更替般的自然。诗人蛰居在社会的某一个角落，冷眼旁观社会的同时，也在解剖着社会和每一个人。诗人要做的，就是把人们的面具揭下，让人们看到自己的本来面目，将社会的伤口展现给世人，在人们的惊叫声中放声大笑。真理本来就是让人们感到难受的，不可正视的，但是这才是真理的作用，就如同一个病人必须喝下苦涩的汤药，才能痊愈一般。
结语：
诗歌就是让人类认识自己、认识上帝。诗歌浸透着经过转换的传统哲学母题，充满了一种悲剧韵味，从万物的毁灭中认识到自己，认识到上帝。与神对话，看见了自己的存在。
—— 2016.2.6. |
发表于 2018-12-24 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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