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楚人屈原，汉人司马相如，唐人皮日休，宋人辛弃疾，到清人方文，均曾在其诗赋里写到“愁予”。
“予”者，非“余”也，非“吾”也，犹“忧”也，故而“愁予”乃是同义复词而非动宾短语——姜亮夫先生坚持这样来理解。也只有这样来理解，辛弃疾的名句“江晚正愁予，山深闻鹧鸪”，才算得上是工稳的对仗。
如此开篇，并非跑马，因为辛弃疾的名句，居然精确地预言了郑愁予在生活和写作上的地理学。
1949年，郑愁予舟抵台湾，1958年，供职基隆港务局，1963年，兼职青年登山协会。
诗人进则游目大海，退则蹑足高山，其间所为，大海之诗则愁予，高山之诗则忘我，大海之诗则入世，高山之诗则出世也。
来读郑愁予的大海之诗，水手也罢，船长也罢，热带也罢，海湾也罢，岛屿也罢，林丛也罢，花蜜也罢，亦实，亦虚，亦具象，亦隐喻，每每令人想入非非。
这套关于“航行”的“能指”系统，经郑愁予点化，忽而变成关于“情爱”的“所指”系统。“你有海上的珍奇太多了”。诗人手段高，狸猫，比太子还俊俏。
水手和船长，是阳性的、主动的，破开了波浪；热带、海湾、岛屿、林丛和花蜜，则是阴性的、被动的，捂住了裙裾。“如雾起时，/敲叮叮的耳环在浓密的发丛找航路；/用最细最细的嘘息，吹开睫毛引灯塔的光”。可参读《如雾起时》《小小的岛》《船长的独步》《贝勒维尔》和《水手刀》。
郑愁予的大海之诗，大都完成于五十年代前期；而其高山之诗，大都完成于六十年代前期。从“江晚”到“山深”，从主体的“愁予”到作为纯客体的“鹧鸪”，辛弃疾只用了十个字，郑愁予却用了十个春秋。
自1957年开始，郑愁予先后结识多座高山：志佳阳大山、南湖大山、大霸尖山、玉山、大屯山及大武山。出世，忘我，则没有辛弃疾，只有鹧鸪，也没有郑愁予，只有啄木鸟、蜂鸟、白鹤、浮凫和白云。“恋居于此的云朵们，想是为了爱着群山的默对——/彼此相忘地默对在风里，雨里，彩虹里”。可参读《云海居》《卑亚南蕃社》《北峰上》《努努噶里台》《霸上印象》和《雨神》。
大海之诗缠绵得厚了脸，热烈得过了头；高山之诗则澹泊得丢了心，超越得走了神。奈何万千读者，只欲做俗人，不欲做高人，每每传诵大海之诗而闲置高山之诗也。
郑愁予的这些作品，无论写山写海，均堪称婉约派，时人名之“愁予风”。
愁予风的最佳代表，却无涉山海，乃是一阕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闺怨词，对，说的就是《错误》：“我打江南走过/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开落/东风不来，三月的柳絮不飞/你的心如小小的寂寞的城/恰若青石的街道向晚/跫音不响，三月的春帷不揭/你的心是小小的窗扉紧掩//我达达的马蹄是个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
可见所谓愁予风，既有汉语之旧，旧而能新；亦有古典之熟，熟而能生。
活水来自哪里？非生也，非熟也，非新也，非旧也，定然来自生与熟的夹缝，新与旧的间隙，来自胎与釉的依违。
可知愁予风乃是中国风，甚至乃是中国风的平方或立方。《错误》以外，还可参读《天窗》和《情妇》。
然则，在各种场合，郑愁予均否认其为婉约派，亦未自供其为隐逸派。诗人或认为：其在儿女以外，亦能写风云，山水以外，亦能写仁侠。
风云之诗，可以勉强例举《边塞组曲》和《燕云集》；仁侠之诗，可以直接例举《衣钵》《秋盛，驻足布朗街西坡》和《山间偶遇》——这三件作品还不到深入研究的时候，笔者只欲说明，前一件作品完成于台湾，后两件作品完成于美国。
考察郑愁予履痕，其于1965年暂歇诗笔，1968年移居美国，1979年重燃诗情。故而至少有两个郑愁予：台湾郑愁予，美国郑愁予。台湾郑愁予以诗织锦，直追李义山或温飞卿；美国郑愁予灵性渐泯，理性渐滋，去肉而存骨，完成了若干仁侠之诗，亦完成了若干枯禅之诗，好比打了很大折扣的杜工部或王摩诘。
郑愁予的高山之诗，已触禅机，不料终成大端于爱荷华大学和耶鲁大学。
诗人自谓颇有“至诚心”，颇有“深心”，独缺“回向发愿心”，还是不免落于小乘。
末了，如果非要在这里测试“思想性”这个指标，那么台湾郑愁予会被扣分，美国郑愁予会被加分，那又怎么样，后者免不了远逊于前者的总分。
思想之于诗，性情之于诗，孰轻孰重谁能教我？ 你让鹅心想起天龙八部的女人 |
发表于 2019-2-6 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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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2-7 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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